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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探析

2016-11-19熊美云

红广角 2016年4期
关键词:共产国际陈独秀

熊美云

【摘 要】陈独秀是一位在中国近现代史上做出过重大贡献,有着重要影响而又十分复杂的历史人物。关于他的一生,矛盾和误解很多,通过不断解密的相关档案再次探析关于他的三次“右倾机会主义”大让步,我们将重新认识这位中国历史上的重要人物。

【关键词】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共产国际

1926年,国民党二大、中山舰事件、整理党务案这三件事情于中共和国民党内都产生了非常重要的影响。于个人而言,陈独秀在这三件事件中身陷泥潭,争议颇多,解密档案公布之前学者们认为陈在这些事件中犯了“右倾机会主义”错误,作出了退让。解密档案公布后,笔者重新还原这三件事,以期对陈独秀的“右倾机会主义”有更客观的认识。

一、“政治上的大让步——国民党二大”再探

关于陈独秀所谓的“在国民党二大上的政治上大让步”是其“右倾机会主义”的表现之一这一说法,出自周恩来1943年春在重庆中共中央南方局干部会议上所作的报告《关于一九二四至二六年党对国民党的关系》。在报告中,周恩来提出,有关国民党二大的问题上,陈独秀为首的中共中央向国民党右派、中派作出了“政治上的大让步”。周恩来的具体说法如下:

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前夕,我从汕头回广州,和两广区委书记陈延年同志、苏联派到广东的国民党和政府的顾问鲍罗廷商量。当时,我们本来确定的政策是打击右派,孤立中派,扩大左派。我们计划在大会上公开开除戴季陶、孙科等人的党籍,在中央执委中我们党员占三分之一,少选中派,多选左派,使左派占绝对优势……当时在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代表中,左派占了绝对优势,实现上述计划是完全有保证的。等了好久,中央来电不同意。更可惜的是中央居然在上海与戴季陶大开谈判,请戴季陶等回粤;为了争取右派回粤,还特地拍电报到广州把大会延期一个月,等候他们,对右派采取完全让步的政策……在选举中,向右派作了极大的让步。结果,三十六个执委中,共产党只有七个,比我们原来计划的少了将近一半……所以结果成了右派势力大,中派壮胆,左派孤立的形势。这是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对国民党右派、中派的第一次大让步。这是政治上的大让步。①

由于周恩来是事件的参与者和知情者之一,因此他的上述报告分量很重,所造成的影响也很大,以致于今日仍然有学者引用他的报告来力证陈的“右倾机会主义”错误。于当时来看,周恩来的报告确实有一定的可信性,但是也应该看到当时的信息沟通之不完善,致使很多问题得不到确切的证明。现在再看解密档案,就能完整地掌握当时的整个事件经过,给予我们更好的判断。

根据公布的解密档案,在1925年3月孙中山逝世后,陈独秀其实已经认识到,没了孙的领导,国民党右派没了顾忌活动更加猖獗了,中共不能再寄希望于国民党的醒悟,中共必须掌握主动权。在给全党的通告中,陈独秀要求各地应尽力扩大国民党左派,并且解释说:将左派数量扩充了,我们在第二次国民党全国代表大会中才有和右派竞争选举的可能。此时我们在国民党中还是极少数,倘不能乘此时机将左派扩充有力,不独第二次选举要失败,即平时亦无法压迫中派使其必须与我们合作。①这份通告足以说明陈的初衷是正确的,合理的。

但现实是,中共中央对国民党二大的积极政策被鲍罗廷否决了。鲍罗廷写给加拉罕的电报中报告:国民党代表大会议事日程已排定,新的中央委员和候补委员的初步名单已拟定,代表大会筹备活动计划也已制定。我们将制定决议案和宣言,并向国民党中央委员会提出。对右派的态度依然如故,这决定了代表大会上的力量对比。关于在将来的国民党中央委员会中的共产党员人数问题曾一度发生争执,中央提出七人,我表示反对,为的是不吓跑中派和不无谓地刺激右派。一致同意最低限额——4人,其余的根据代表大会间中国整个局势而定。②

上述电报证明了不同意多选共产党员进国民党中央领导层的是鲍罗廷。尽管陈独秀与鲍罗廷因为意见不一致而各自争辩,但是当时的中共和共产国际是上下级的关系,鲍罗廷是共产国际的代表,所以陈最终只能妥协地“尊重”了鲍罗廷的意见。因此要说妥协,也只能说当时中共的地位没能让它有反抗和争取独立的权利,妥协也属无奈之举。而鲍罗廷虽作为共产国际代表,但是毕竟他不是时刻在中国,对中国情况的认识自然很有限,因此他对中共中央的领导未必符合中国国情。总之,在国民党二大前,联共(布)、共产国际和其驻华代表之间已基本达成共识,即要注意团结,“防止国民党分裂”,而如何能做到这一点,只能采取一定的退让策略了。

鲍罗廷以及共产国际这一系列主张,对陈独秀产生了影响,进而也影响了陈处理中共与国民党关系的思路。1925年9月,共产国际指示中共中央不要在国民党内争领导职务。次月,维经斯基又提出共产党人不再占据国民党领导岗位。这接二连三的所谓“指示”,于共产党而言只有服从,于陈独秀而言有口难辩。陈的初衷是主张在国民党二大上争取中共更多的权力,但碍于共产国际和鲍罗廷的指导转为妥协策略,而这一转变过程是共产国际、鲍罗廷等人慢慢推动的,他们负有主要责任。

1926年1月1日至19日,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广州召开。大会的决议和宣言是由共产国际制定后向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提出的。在关于国民党中执委的选举问题上,陈独秀不得不根据共产国际及其代表的意见,最终同意作出让步。选举的结果是,在36名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中有共产党员7人,未达到三分之一。但在大会选出的中央执行委员和中央监察委员中,左派人士和共产党人还是占有一定比例的。另外,大会虽然对戴季陶主义进行了批判,但他仍被选为中央执行委员,蒋介石也在这次大会上第一次当选为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这个结果是共产国际所希望的,正如维经斯基所称国民党二大“表明党保持了团结”。③

关于共产党人在国民党二大上的得失,周恩来等人认为国民党二大选出的36名中央执行委员中,共产党员只有7人,未占到三分之一,这就是陈独秀退让的结果。但是,事实上共产党员的权力是增加了的,也正是因为共产党员在国民党中央党部中人数增加,影响扩大,才引起了国民党新右派分子的警惕和恐惧,这也是后来蒋介石制造中山舰事件和《整理党务案》的重要原因。

因此所谓的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表现之—在国民党二大上的政治上大让步实际上是不准确的,共产国际和鲍罗廷等须负主要责任。

二、“军事上的大让步——中山舰事件”再探

1926年3月,在蒋介石同国民党右派的共同策划下,一场针对苏联顾问和共产党人的事变在广州爆发,史称“中山舰事件”。为何说这一事件是陈独秀在军事上做作的一大让步呢?这里又不得不提到周恩来《关于一九二四至二六年党对国民党的关系》的报告:“蒋介石与右派勾结,打击汪精卫,向共产党进攻,向革命示威。这时谭延闿、程潜、李济深都对蒋介石不满,朱培德、李福林有些动摇,但各军都想同蒋介石干一下。如果这时党中央的政策是给蒋介石以有力地回击,毫无问题,事情是有办法的。但当时却采取了继续退让的政策,不了解蒋介石这时还没有足够的力量,他是不敢分裂的,却以为蒋介石是要分裂,就向蒋介石说这是误会。蒋介石于是趁机立即放了人,表示误会。这是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第二次向蒋介石的大让步。这是军事上的大让步。”①

在事件发生当天,作为事件的受害方之一的中国共产党立即作出了反应。中共广东区委书记陈延年及毛泽东、周恩来等人,向苏联顾问团提议采取强硬方针,动员在广东的国民党中央执监委员到肇庆集中,依靠当地驻防的共产党人叶挺独立团的力量,争取对蒋介石此举极为不满的第二、三、四、五、六各军,通电反蒋,指责他违反党纪国法,必须严办,削其兵权,开除党籍。②可见当时在广东的中共反应还是很及时,态度也是很坚决的。

事件的另一受害方苏联,当时在广州的代表是布勃诺夫,对于蒋介石这一突然袭击是始料未及的,甚至是手足无措的,当包围东山苏联顾问住处的士兵撤退后,布勃诺夫立即派人前去同蒋介石交涉,甚至后来要求亲自同蒋介石交涉。但蒋介石却在苏联代表面前扮演软弱的一面,用伪善的面孔蒙蔽他们。后来布勃诺夫得到情报说蒋介石可能要把他已经发生的事件继续下去,又有流言说蒋介石已经公开声明,他不愿同俄国顾问共事。布勃诺夫深觉情况非常严重,他立即召集了紧急会议,商议对策。经过一番讨论,最后决定对蒋介石采取让步措施,下决心撤掉俄国顾问团中不受蒋介石欢迎的苏联驻广州军事顾问团团长季山嘉、副团长罗加乔夫和拉兹贡的职务。③当然布勃诺夫决定对蒋介石让步的理由现在看来很荒谬:不吓跑大资产阶级。他仍然寄希望于国民党,或者说他更多的寄希望于国民党而非共产党。很显然,当时在广州实际指挥退让的,是布勃诺夫,而不是陈独秀,可以说陈独秀又一次做了替罪者。

事件发生时陈独秀还在上海,他对于事件的整个过程知道的并不多,事件发生一周后,他才开始从报纸上得到一些零零散散的信息,而对于真相究竟是什么他是不知道的,所以他对于蒋介石的“反共政变”除了感到震惊和惶恐外,还处在疑惑中。因此他对事变随机应变的指导实际上起不到任何作用。直到3月底布勃诺夫一行在上海和陈独秀交谈时才得知相关情况,可见当时中共内部的沟通也没能做好。陈独秀经过一番思考,于3月29日以中共中央名义向党内发出指令,指出蒋介石的行动是极其错误的,但他是受了右派的挑拨,事情不能用简单的惩罚蒋的办法来解决,而是要将他从陷入的深渊中拉出来。④陈独秀的这一指令很明显地是受了布勃诺夫一面之词的影响,还没能看清楚事情的真相。接着,陈独秀还在《向导》上发表文章,认为中山舰事件的策动者是“孙文主义学会为中心的国民党右派”,意即与蒋介石无关,而蒋采取行动,是由于误信共产党有倒蒋阴谋的谣言。在驳斥此谣言时,陈独秀又说了这样的话:“蒋介石是中国民族革命运动中的一个柱石,共产党若不是帝国主义者的工具,决不会采用这种破坏中国革命势力统一的政策!谁破坏革命势力统一,谁便是反革命!”⑤这也说明,当时陈独秀对蒋介石的认识与广东区委及俄国人一样,还把蒋介石当作“左派”,不过是听信了右派的谣言。

原本,事件既然已经由布勃诺夫代表莫斯科最高当局处理完毕,中共中央也就只有服从,无权改变了。但是问题就在于陈独秀还不想完全盲从,对布勃诺夫的话还是不放心,或者说他是吸取了过去对鲍罗廷那样的教训,所以决定了解事件的详情,再作出自己独立的判断,所以,他一方面决定派张国焘去广州“查明事件真相”(注:张国焘在后来论述这件事情时很明显地歪曲了事实),一方面等待莫斯科的指示,陈独秀甚至以个人名义,再次提议“由党内合作改为党外联盟”。所以布勃诺夫对陈独秀的“引导”实际上没有维持很久时间。4月中旬,中共中央收到陈延年关于中山舰事件的详细报告,这才对中山舰事件的前因后果和蒋介石制造中山舰事件的真正目的有了比较清醒的认识。因此,陈独秀改变了以退让求团结的态度,主持中共中央作出如下决定:(1)尽力团结国民党左派,以便孤立蒋介石;(2)在物质上和人力上加强国民革命军二、六两军及其他左派队伍,以便必要时打击蒋介石;(3)尽可能扩充叶挺领导的部队、省港罢工委员会指挥下的纠察队和各地的农民武装,使其成为革命的基本队伍。①

显然,从事后发展的情况来看,陈独秀的这些“进攻计划”并没能很好地实现,主要原因是当时中共缺乏独立的领导权,受制于共产国际,无法放开手脚做一番事情。

三、“组织上的大让步——《整理党务案》”再探

“中山舰事件”发生后,共产国际和中共的退让并没有使蒋介石心安,更没有使他改变对中共存有戒心的态度,他紧接着做出了更大的动作,开始策划新的阴谋,以便达到排挤中共,全面控制国民党党权的目的。1926年5月15日至22日,国民党二届二中全会在广州召开。会上,蒋介石借口改善两党关系,扬言为避免共产党在国民党内的力量发展引起“党内纠纷”,应有一个消除“误会”的具体办法。这办法就是他提出的《整理党务案》,主要内容是:共产党员在国民党高级党部任执行委员的人数不得超过各该党部全体执行委员的三分之一;共产党员不能担任国民党中央各部部长;加入国民党的共产党员名单须全部交出,等等。整理党务案事件发生后,陈独秀派张国焘、彭述之等人到广州,具体处理情形周恩来在《关于一九二四至二六年党对国民党的关系》里提到:“党中央仍采取机会主义的政策,并且派了彭述之、张国焘来指导二中全会的中共党团。在党团会上,讨论了接不接受整理党务案。彭述之引经据典地证明了不能接受。问他不接受又怎么办?他一点办法也没有,只说大家讨论好了。但当有人提出意见时,他又引经据典地说这个不行,那个错误。如此讨论了七天,毫无结果。后来张国焘用了非常不正派的办法要大家签字接受。这样,又作了第三次大让步,这是党务上的大让步。”②

而事实究竟怎样呢?根据苏联解密档案,陈独秀已经意识到了当时国共合作不能再以党内合作方式继续了,他也提出了希望中国共产党人全面退出国民党,国共两党合作方式也由党内合作转向党外合作。但是,陈独秀的想法并没有顺利通过。而共产国际方面,维经斯基也是同陈独秀类似的观点,认为共产党应该要准备改变与国民党的党内合作关系,而实行党外合作。但是共产国际其他人物以及斯大林却并不这么考虑。4月29日,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在讨论了外交人民委员部提交的关于中国问题的报告后,就国共关系问题作出专门决定。相关内容有:(1)认为鉴于国共破裂问题具有重要的政治意义,而这种破裂是绝对不允许的,因此必须实行让共产党留在国民党内的方针;(2)认为至少在共产国际例行代表大会召开之前,对国共组织关系做任何改变都是不允许的,而且对于国共两党来说都是危险的;(3)认为要让国民党右派离开(或将其开除出)国民党。(4)认为要在内部组织上向国民党左派作出让步,重新安排人员,以便基本上保持目前的组织关系。(5)认为如果在当地查明,主张在组织上同共产党人划清界限的运动很强大,并且两党关系有严重冷淡的危险,那就同意把这个问题尽快提交共产国际讨论。③

从上面公布的资料,可以很明显地看到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商讨”认为中国共产党应该以妥协来求得团结,不到万不得已是不允许共产党退出国民党的,共产党应该听从共产国际的安排。实际上当时的中共就是苏联与国民党交易的牺牲品。苏联和斯大林希望证明自己的对华政策是正确的,而蒋介石又给予了莫斯科丰厚的条件,帮助他们打击莫斯科最害怕的广东系右派,可以说他们之间是各取所需,而中共只是一颗棋子。在这事件过程中,陈独秀也负有责任,他对蒋介石看得并不清楚,他仍然相信是有可能争取到蒋介石的,他没有看到蒋介石此时早已是新右派,但这并不是主要的,他显然是苏联和共产国际的替罪者。

陈独秀在《整理党务案》事件发生后也做出过努力,这在他给共产国际的报告中很清楚:既然现在革命还不能没有民族资产阶级,当然不要试图马上就去推翻代表民族资产阶级的蒋介石。现在对国民党,“‘推翻蒋介石是左倾口号,‘拥护蒋介石独裁,则是右倾机会主义”。我们要在国民党的旗帜下,全力争夺小资产阶级和工农群众,在使蒋介石成为我们的同盟者的同时,努力排除他对国民党的领导。①从以上报告可以看出,陈独秀并不打算对国民党策划的《整理党务案》做无条件妥协。

但历史总是无情的。这些史实在后来批判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中被无情地掩盖了。陈独秀也因此背负了不该有的罪名。1927年8月7日在湖北汉口召开紧急会议(即八七会议)。会议在着重批判大革命后期以陈独秀为首的中央所犯的右倾机会主义错误时指出:(一)中央在国民党的关系问题上,完全放弃共产党独立的政治立场,实行妥协退让政策;(二)中央没有积极支持和领导农民革命运动,而受国民党领袖恐吓犹豫的影响,不能提出革命的行动政纲来解决土地问题……大会撤销了陈独秀总书记的职务。②目前,我们的教科书依然给陈独秀戴上了“右倾机会主义”的大帽子。

四、结语

根据对俄罗斯解密档案的分析和援引,关于陈独秀的上述三次大让步这种说法是不妥的,三次大让步或者说“右倾机会主义”发生的主要责任在于共产国际及其代表。陈独秀承担部分责任:比如在中山舰事件中陈独秀由于未身临其境,事后了解真相的工作不及时,听信了布勃诺夫的一面之词,没有看清蒋介石的真实面目,陈在《向导》上发表的文章,争议很大,很明显当时他是被布勃诺夫的一面之词引导了。在国民党二大和整理党务案中,陈独秀作为中共代表受制于共产国际,并未掌握主动权,因此决策权在共产国际,陈独秀及中共只能顺从,这是陈软弱的一面,但不是陈个人的软弱,是当时整个中共的软弱。我们无法回避那段中共因弱小而受制于共产国际的时期,也正是那段不成熟的时期告诉中共提高自身能力、掌握主动权、争取独立的重要性。

(作者系华南师范大学在读硕士研究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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