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清平　韦姗杉　黄鑫

摘要：左江花山岩画以其多方面的独特性在中国乃至世界岩画中独树一帜。在岩画分布区域及其附近地区——左江右江流域发现的大量考古遗存，为岩画的研究提供了宝贵的资料。左江花山岩画和左江右江流域同时期考古遗存之间，在文化内涵、具体元素、反映的社会性质和族属信息等方面都具有很多相同或相似之处，这种关联性对研究岩画产生的历史背景、年代、族属等问题具有重要意义。

关键词：花山岩画；考古遗存；左江右江流域

一、前言

左江和右江是分别位于广西西南和西部的两条主要河流，二者至南宁宋村三江口处会合，汇入邕江，流域面积近52000平方公里。左江右江流域地形地貌构造复杂，气候宜人，动植物多样，优越的自然环境为当地人类文明的发展提供了良好的条件。其中，左江及其支流明江两岸，群山绵延，峰峦叠翠。在沿江及其附近的陡峭崖壁上，分布着一幅幅用赭红色颜料绘成的古岩画，当地人民称之为“花山”崖壁画。左江花山岩画因其独特的地貌环境、雄伟宏大的画面、独特的岩画图像符号、独特的岩画语言传达方式、独特的人文历史文化背景等特点，在中国乃至世界岩画中独树一帜。目前左江流域已调查发现89个岩画地点，其中左江岩画点有79个。所有岩画图像总数达5000多个。其中宁明耀达花山岩画在临江一面长221米、高约60米崖壁上绘了近2000个岩画图案，是世界最大的单幅岩画遗址。

同时，考古工作者通过不懈的努力，在左江右江地区先后发现了一批地下考古遗址，并对部分遗址进行了发掘，获取了大量文化遗物。这些考古发现为我们进一步弄清左江右江流域古代文化的发展面貌、发展序列等问题提供了宝贵资料。那么考古遗存与岩画之间的关系如何，一直是学术界很关心的一个问题，这关系到岩画研究的进一步深入开展。

这几年，为支持左江花山岩画文化景观申报世界文化遗产，笔者有幸主持了广西壮族自治区文化厅、文物局委托的多项申遗课题，对左江流域进行了细致的考古调查，并选取部分遗址进行了试掘，对左江右江流域新石器时代至汉代考古遗存进行了系统的梳理，收获颇丰。本文拟对左江右江流域考古遗存与左江花山岩画之间的关联性问题进行一些讨论。

二、左江右江流域新石器时代至汉代考古遗存

据现有材料和实地调查可知，左江流域发现新石器时代遗址30多处，包括洞穴遗址、岩厦遗址、台地遗址、山坡遗址等类型，涵盖新石器时代中、晚期。其中左江流域新石器时代中期遗存大致可以分为两个类型。一类以舍巴遗址一、二期，无名山遗址一期为代表，该类遗存具有地方特色，以螺壳堆积为主，陶器极少，多打制石器，磨制石器也制作粗糙，大量存在斧锛类毛坯，蚌器较多，有锯齿刃蚌器、穿孔蚌器、双肩蚌铲、蚌刀、蚌器半成品及废料等。经济生活以采集渔猎为主。另外一类以敢造遗址一期，江西岸遗址一、二期为代表，该类遗存文化面貌与顶蛳山文化大致相同，属于顶蛳山文化类型，主要为螺壳堆积，发现较多的陶片，从残片分析器类应该以深腹、圜底的罐釜类为主，火候不高，多为夹砂陶，多饰绳纹；存在一定数量的蚌器，穿孔蚌器最有特点；墓葬流行屈肢葬；经济生活以采集渔猎为主。晚期遗址数量众多，呈现出多种不同的文化面貌。第一种是受到顶蛳山文化的影响、但又有自己独特面貌的宝剑山A洞洞穴遗址一期类型；第二种是属于顶蛳山文化的敢造二期江西岸三期类型，文化面貌与顶蛳山文化基本一致；第三种是以冲塘遗址、何村遗址、江边遗址为代表的冲塘何村类型；第四种是以歌寿岩为代表的歌寿岩类型；第五种是以那淋遗址、同正遗址为代表的那淋类型。

左江流域发现的先秦至汉代考古遗存数量不多，主要以墓葬（岩洞葬、土坑墓）、遗址为代表。先秦时期岩}同葬有宝剑山A洞洞穴遗址二期、更洒岩岩洞葬、八角岩岩洞葬等。总体来看，左江流域先秦岩洞葬的主要特征表现为：随葬品有陶器、石器、骨器等，以陶器为主，磨制石器次之，有双肩石器。陶器流行圜底器、圈足器，器形多样，类型复杂，以罐、釜、钵为主；以夹细砂陶为主，有少量泥质陶或近泥质陶；陶色不均，以红褐、灰褐、灰黑、黑为主；纹饰以细绳纹和素面为主，有少量刻划纹、戳印纹等，有相当部分在罐类器的口至肩上部涂抹一层很薄的细泥浆，将原有的细绳纹覆盖。左江流域先秦至汉代土坑墓规模都比较小，随葬品都较简朴，出土遗物数量较少，为实用的铜器和陶器，青铜器主要有矛、斧等兵器和碗等生活用具，陶器主要为硬陶罐，烧制火候比较高，饰方格纹地戳印纹。器物组合都为铜兵器+生产工具+生活用具。先秦至汉代时期左江流域的遗址较少，只有龙州庭城遗址和无名山二期遗存。其中庭城遗址主体堆积是汉代一座带有军事性质的城址，发现了大量的建筑遗迹，出土了包括筒瓦、板瓦、瓦当等在内的大量文物。

右江流域到目前为止已经发现的新石器时代遗址有50多处。按遗址.性质来分，可分为台地、洞穴、岩厦、山坡等类型，时代涵盖了新石器时代早中晚三个阶段。早期遗址数量极少，目前经过发掘确认的只有百达遗址早期1处。中期遗址数量较多，根据文化面貌，大致可以分为定模洞类型、革新桥类型、鲤鱼坡类型。晚期遗址众多，可以分为感驮岩一期类型、福兰类型、八六坡类型、坎屯类型、大龙潭类型等。

右江流域发现的先秦遗址数量较少，能够确认的只有那坡感驮岩1处（二期），从内涵上看，属于夹砂绳纹陶文化系列。先秦墓葬有两种类型，一类是土坑墓，一类是岩洞葬。岩洞葬主要有武鸣岜旺、敢猪、岜马山、独山等四处。从随葬品的情况看，右江流域先秦岩洞葬可分早晚两期。第一期年代在商周时期，包括岜马山和敢猪，陶器是以红褐夹砂陶为主，器表大部分打磨光滑，极少有纹饰，流行在圜底下加固足，三足器基本不见，带耳器比较多见，壶、罐类比较发达，圈足的豆、盘及带耳杯比较有特色，施同心圆弦纹的纺轮数量不少，陶器体量变得比较高，直领、垂腹器几乎消失。石器大部分磨制精致，质地坚硬，色泽温润雅致，有肩石器基本消失，流行长条形或梯形的斧、锛、凿，刃部锋利，锋部多磨成三角形或梯形；玉器以装饰品为主，块、环、玉片等轮廓多为圆形；青铜器有三角援戈一种。第二期年代在战国时期，主要代表有独山，文化面貌已经突变，陶器仅见敞口圜底釜一种。石质工具和兵器不见，代之以大量的青铜器。右江流域的先秦土坑墓，主要有武鸣马头元龙坡西周至春秋墓350座，田东南哈坡战国墓1座、大岭坡战国墓1座，武鸣马头安等秧战国墓86座，田东锅盖岭战国墓2座。此外，在田东北土岭曾发现战国墓2座。其中最重要的当属武鸣马头元龙坡西周春秋墓群、武鸣马头安等秧山战国墓。右江流域的先秦土坑墓墓地安排有序，墓葬排列比较整齐，基本没有叠压打破关系，多为窄长的竖穴土坑墓，长宽比多在4：1以上，没有规模较大的墓，墓葬的填土多经夯打，墓底均未设腰坑。单座墓葬随葬品普遍不多，各墓之间随葬品数量多寡不悬殊，而且无随葬品的墓葬比例大，不见大型的墓葬。随葬品以青铜兵器、工具和陶器为主，铁器罕见，器类简单，没有一定的组合规律。无论年代早晚，一般都有陶器。兵器多剑、矛、镞、钺，陶器以夹砂陶为主，器类单一，多是圜底的釜、罐类。有地方特色的器类多，如叉形器、圆形器、匕首形剑、桃形镞、针、锄形钺等青铜器及敞口深腹圜底罐、敞口圜底釜、敞口平底钵、小口罐、圈足壶、圈足碗、圈足杯等陶器。

另外，据不完全统计，在右江流域还发现了20多件先秦时期的器物，包括玉和铜两种，种类有鼓、卣、戈、斧、钺、锛、矛、剑、刀、匕首等。

右江流域汉代遗存较少，主要有西林铜棺墓、西林铜鼓墓、南宁三江口汉城等。

根据研究，左江右江流域属于共同的考古文化圈，从新石器时代早期开始两地的文化面貌就具有很多相同的特征，到新石器时代晚期和先秦时期文化面貌进一步趋同。

三、左江右江流域考古遗存与

左江花山岩画的关联性

如前所述，左江右江流域从新石器时代开始就属于一个大的考古文化圈，存在大量的考古遗存。笔者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进一步分析认为，这些考古遗存与花山岩画之间存在多方面的关联。

首先，左江右江流域大部分新石器时代晚期至汉代考古遗存与左江花山岩画是同一族群遗留下来的遗产。

骆越是先秦时期活动在我国南部地区的越人的一支。关于其活动区域文献有较多的记载。《旧唐书·地理志》说：邕州宣化县（今南宁）“水在县北，本牂牁河，俗呼郁林江，即骆越水也，亦名温水，古骆越地也”。“水在县北”，就是指在宣化县即南宁北，当是今之右江，也就是说骆越水即右江。明人欧大任《百越先贤志》自序中说：“牂牁西下，邕雍绥建，故骆越地也。”也就是说邕雍绥建各地都是骆越地。清人顾炎武《天下郡国利病书》说：“今邕州与思明府凭祥县接界入交趾海，皆骆越也”。《后汉书·马援列传》说，马援“于交趾得骆越铜鼓”，东汉交趾管辖范围相当于今越南北部红河三角洲一带。《后汉书·任延传》提到东汉建武初年任延做九真郡太守时，“骆越之民无婚嫁礼法”。东汉九真郡，相当于今越南清化、河静两省及义安省东部地区。从上述文献来看，骆越人活动中心在中国广西左江——邕江流域至越南的红河三角洲一带，大体相当于左江右江流域、邕江——郁江流域、海南、越南北部红河流域。在广西境内，相当于骆越活动范围的应是邕江——左江、右江流域。骆越活动的时代大致是从战国至东汉时期。我们可以认为，新石器时代晚期至汉代左江右江流域内出现的具有地方特色的古代遗存当为骆越或者其先民所创造。如前所述，左江右江流域新石器晚期开始呈现出共同文化圈的特点，这种共同的文化圈，其文化特征具有鲜明的地域特点，有别于其他地区，应该是特定族群所创造的。考古发现和研究表明，骆越之地的新石器时代文化以贝丘文化和大石铲文化为主要特征，流行夹砂绳纹陶，陶器以圜底器和圈足器为主，生产工具主要为有肩石器，墓葬盛行单人一次葬，葬式为各种类型的屈肢葬，并有部分具有地方特色的肢解葬等。该区域先秦岩洞葬和武鸣马头元龙坡等地出土的遗物，与广西南部地区新石器时代晚期文化有着十分密切的关系，如均流行圜底、圈足的夹砂绳纹陶器和有肩石器，在陶器纹样、装饰手法和陶石器的形状上几乎一致，说明它们属于同一文化类型中的不同发展阶段。由于地域和时间上的相对一致性，我们可以据此判断，左江右江流域新石器时代末期和先秦时期的遗存为骆越或骆越先民所创造。

对于战国至东汉时期的左江岩画族属问题，学者们多有论述，目前大部分学者的看法基本一致，认为是骆越人所画。因此笔者认为，左江右江流域新石器时代至汉代的考古学文化与左江岩画虽然在时代上并不完全重合，但我们有理由相信，这些考古遗存与岩画应都是同一族群所创造，即骆越及其先民所创造。

第二，左江右江流域考古遗存中很多内容是岩画所表现的对象，二者在具体文化元素方面具有很多相同或相似的地方。

岩画中的很多器物在当地考古遗存中能够找到原型，说明岩画与其它考古遗存之间具有很强的关联性。例如，岩画中的铜鼓、一字格剑、羊角钮钟、矛等图像都在左江右江流域考古遗存中能够找到。据考证，铜鼓图像见于35个岩画点，有250多面，一般画成圆圈状，圈内中心有日体，日体外有芒体，有的还画出晕圈，有的还画出鼓耳。根据王克荣、邱钟仑、陈远璋等先生的研究，花山岩画上的铜鼓图像可分为六种类型，分属于万家坝型和石寨山型铜鼓。而万家坝型和石寨山型铜鼓在左江右江流域发现很多，田东南哈坡A、B鼓和大岭坡鼓为万家坝型铜鼓，西林普驮四鼓与田东锅盖岭鼓就属于石寨山型铜鼓。一字格剑，在宁明花山和扶绥岜来山等地岩画中都有发现，这类剑在田东、田阳、靖西等地都有出土，如林逢剑、排楼剑、东邦剑、内江剑、壬庄剑等，它们首、茎、身一次铸成，圆首、扁圆茎，一字形格，扁身，梭形曲刃。矛在宁明耀达花山有所发现，相似的矛在左江右江流域发现不少。

又如，岩画中所表现的一些习俗在考古遗存中也能够找到。例如岩画中的龙舟竞渡图像反映了骆越人的文化习俗。左江流域岩画中，龙舟竞渡的图像不少。如龙峡第五处第二组、岩拱山第二组、宁明花山第三区第九组、第八区第九组、岩怀山（三洲尾）第二组、渡船山第四组、白龟红山第一组、岜赖山第二组，等等，都有龙舟竞渡的图像。西林普驮出土的石寨山型208号铜鼓上的龙舟竞渡纹饰也以实物的形式反映了骆越人的龙舟竞渡习俗。越人临江河湖泊而居，水上活动频繁。《淮南子·原道训》云：“九疑之南，陆事寡而水事众，于是人民被发文身，以象鳞虫。”《汉书·严助传》日：“越，方外之地，以发文身之民也……处溪之间，草竹之中，习于水斗，便于同舟，地深昧而多水险。”频繁的水上生活为其文化习俗打上了深深的烙印，不仅使越人“习于水斗，便于同舟”，为避“蛟龙”之害，而“披发文身”，而且以龙舟竞渡的习俗祭祀水神。

再如，岩画中众多的铜鼓图像是骆越铜鼓文化的生动体现。左江流域岩画铜鼓图像众多，见于35个岩画地点，计有254面之多。在花山岩画、高山岩画、岩敏山岩画、朝船头山岩画、棉江花山岩画等处的岩画中，画面中都有击鼓图像，表现闻鼓声而至者，由首领或祭师率领，在鼓旁、鼓下，或鼓之周围蹲足起舞，举行隆重虔诚的祭鼓礼仪。还有花山岩画、凌支山岩、龙峡山岩画、珠山岩画等，画的是一群膜拜者在鼓下或围绕着铜鼓举手歌舞的场面，反映了极强的“祭鼓”主题和作画主人崇尚铜鼓的特点。广西左江右江流域发现的大量铜鼓也表明，骆越人是一个崇尚铜鼓、大量使用铜鼓的民族。

左江流域岩画人物形象与考古遗存中发现的人物形象也有不少具有共同性。据不完全统计，岩画目前所发现的人像占全部图像的95%以上。人像中的发式有披发、短发、辫发、椎髻4种。岩画中披发者较多，因发较长，散披于脑后、肩上，颈为发所遮，故头部画出来就成了梯形、方（长方）形或半圆形。西林普驮西汉墓出土的I式鼓纹饰上，也有披发者的形象，与岩画上的披发形象一样。另外岩画中大量的羽人像，反映了骆越民族对鸟类的崇拜，类似的形象在西林普驮西汉墓出土的铜鼓上也有。

第三，左江右江流域新石器时代晚期至先秦汉代时期部分考古遗存和岩画在内涵上具有一定的相同或相似性。

目前大部分学者认为，岩画是与壮族先民祭祀活动有关的遗迹，尽管在有关祭祀的内容方面各家看法不尽相同。我们知道岩画“不仅具有祭祀的性质，记录了原始初民的宗教祭祀仪式，而且本身就具有祭祀法器和巫术的功能”。不论从壁画中单个图像的造型来观察，还是从每幅图像的整体结构以及壁画绘制地点选择等方面来看，左江流域崖壁画都不同于普通的绘画艺术，具有浓厚的神秘性和神圣性，是一种特殊的文化现象，从文化人类学的视角来看，它是当时壮族先民精神生活的一种重要载体，包含了多重的内容，具有多种功能。广泛存在于左江右江流域的大石铲遗存也被认为是一种祭祀的遗存，具有多种功能。笔者觉得，左江流域岩画尽管与左江右江流域大石铲是不同的文化遗存，但作为一种精神生活的载体，它们所包含的多重内容和功能具有一定的相同或相似性，而且时间上基本衔接，表明生活在左江右江流域的壮族先民精神世界中，某些基本的信仰长时间没有改变，只是表现的形式有了变化而已。从内容和表现形式来看，左江流域岩画对大石铲遗存是有所继承和发展的。

据张亚莎教授的研究，岩洞葬等洞穴的选择与某些岩画地点的选择也具有某种相似性。

在左江右江流域发现大量新石器时代晚期至先秦时期岩洞葬，这些岩洞葬的文化面貌具有鲜明的地域特征，属于典型的土著文化。史前洞穴遗址中的墓葬是岩洞葬的原始形态，用岩洞作为埋葬死者的葬所，是早期人类穴居生活的反映，是早期鬼魂崇拜、祖先崇拜观念的产物。左江流域的岩洞葬应该也揭示了自然环境与神灵世界之间的某种神秘关系，其背后的思想根源与部分骆越人崇尚洞穴、追念始祖诞生地观念相关。因为岩洞与壮族在精神文化上的关系非常密切，岩洞与壮族的关系，不仅仅只是“岩洞葬”，还与该民族创世纪神话传说有关，甚至壮族的民族称谓，都与岩洞有密切关系。壮族先民在传统上不仅将本民族的起源点归结于山里的岩洞，他们还将自己的归宿指向山洞或岩洞。

左江流域相当数量的岩画点附近都有岩洞或者岩洞葬，应该是一个非常值得注意的现象，是否靠近岩洞很可能是某些区域选择岩画点的重要因素，应该反映出当时骆越人对这类山崖特有的岩溶洞穴保持着某种特殊的情感记忆。

从世界范围内看，岩画的选择地点多与墓葬所在地有关，岩画经常出现在墓葬周围或者作为墓葬的标记符号，这种现象是具有一定普遍胜的。由此看，也不排除左江岩画最早可能起源于广西早期岩洞葬符号记录习俗的原因，当然，中后期左江流域岩画的制作目的应该有重大改变，但因袭当地早期传统——用岩画记录重大事件的习俗既然已经存在，采用这一传统方法为新的目的服务，便成为一种自然而然的作为或者成为一种习俗了。

第四，许多左江右江流域考古遗存与岩画一样，都是当时骆越地区社会复杂化进程的产物。

经过梳理研究可知，左江右江流域新石器时代早期就有了比较发达的考古学文化；到了新石器中期，遗址的数量逐步增多，出土的遗物也越来越丰富；到了新石器晚期，社会复杂化趋势更加明显，出现了以大石铲为代表的高度发达的文化。大石铲分布以左江右江交汇地带最为集中，器物形体硕大，器身扁薄，棱角分明，制作规整，许多器物无使用痕迹。石铲多以一定的形式排列，其中又以刃部朝上的直立或斜立排列组合为主，与之共存的其它质地的遗物较少。学者们普遍认为，包含大石铲的遗存是一种祭祀遗迹。从大石铲遗址的规模、器物及其摆放形态、器物组合、大石铲的生产等方面考察，会发现当时已经出现了礼制和明显的社会分化，出现了比较严密的社会组织结构，表明新石器晚期在左江右江区域已经出现了类似于良渚文化、红山文化、石家河文化、龙山文化的社会复杂化现象。先秦时期青铜文化更具地方特色，各种铸造铜器用的范的发现，表明本地已经掌握了青铜的冶铸技术。当地居民在吸收外来文化的基础上，创造了属于该区域自己的特色青铜文化。各种精美青铜剑、钺、矛、刮刀、镞等器物的出现，显示较高的青铜文化水平。墓葬随葬品出现了一定的差别，表明社会开始出现了贫富分化现象；巫术用器的发现（如铜铃、小石子），则暗示巫术思想是当时人们的精神准则；大量兵器的存在，表明战争是经常发生的事情。在感驮岩遗址还出现了牙璋。牙璋具有材料珍贵、外来和神秘的、技术含量高、耗费劳动量高、装饰繁缛、非生产性等威信品特征，应是被社会精英阶层所控制的专门化手工生产制作的，因此牙璋往往是作为祭祀主要礼器，具有彰显权贵身份和社会地位象征的功能。所有这些都表明先秦时期的左江右江流域社会复杂化程度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汉代也发现了龙州庭城遗址、无名山二期文化、南宁三江口汉城、西林普陀汉墓等遗存。龙州庭城遗址和南宁三江口汉城都规模不大，从发掘的情况判断，极有可能属于带有军事性质的行政机构。这种机构的设置，表明尽管中央政府的管理已经到达左江右江流域，但这种管理有可能是象征性质的。当地目前并没有发现大量汉代的典型器物，也没有文献记载汉代有大量移民迁入左江右江流域，所以可以推测，汉代的左江右江地区文化仍然是地方特色明显的骆越文化，前期已经具有复杂化性质的社会当没有太多改变。由此可见，左江右江流域从新石器时代晚期开始，社会复杂化程度越来越高，从简单复杂迈向高度复杂，相关考古遗存都是社会复杂化的产物。岩画独特地貌环境的选择、画面的布置、制作的方法，以及内容的表达都是在高度复杂化社会才有可能实现。由此可见，相关考古遗存与岩画以不同的形态，表现了相同的社会背景即当时社会已经高度复杂化。

四、结语

左江花山岩画以记录祭祀活动为统一的主题、以“蹲踞式人形”为基础符号词汇，以丰富的表达方式，生动地描绘了自公元前5世纪至公元2世纪之间聚居于该地的骆越族群的精神世界和社会发展面貌。从独创的岩画艺术语言系统、罕见的作画位置、巨大的画幅规模、作为历史见证的独特性、及其体现的人与自然的沟通来看，是中国西南和中南半岛区域岩画遗产中的杰作，也是世界岩画艺术的代表作。由于此前考古遗存的相对缺乏，人们对岩画的研究往往更多的是依据岩画本体来展开，有一定的局限性。随着考古工作的不断深入，在岩画分布区域及其附近地区——左江右江流域发现了大量考古遗存，如前所述，这些遗存为我们找到了考古遗存与岩画之间某种程度的关联，这种关联性体现在二者的文化内涵、具体元素、所表现的社会性质和族属等多方面。考古遗存与岩画之间关联性的研究不仅有助于我们进一步理解岩画产生的历史背景，同时也可进一步帮助我们深入研究岩画的年代、族属、内涵等问题，具有重要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