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键词： 思想政治教育；思想政治教育话语；话语转换路径

摘要： 话语问题是思想政治教育的内生性问题，决定性地影响着思想政治教育的效果。思想政治教育的话语转换，就是教育者根据时代背景和教育情景的特点和要求，根据受教育者的需要和习惯，调适和改变自己原有的话语方式，用受教育者更愿意和能够接受的话语来表达和传递教育内容，以增强思想政治教育的吸引力和实效性。当前思想政治教育话语的路径转换主要包括：政治话语的学理化，学理话语的通俗化，通俗话语的趣味化，以及书面话语的口语化，刚性话语的柔性化，熟悉话语的陌生化等。

中图分类号： G641文献标志码： A文章编号： 10012435（2016）04039707

Key words：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discourse；discourse transformation path

Abstract： The discourse problem is the inner nature of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which has a decisive influence on the effect of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The discourse transformation of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refers to that educators according to the characteristics and requirements of the era background and educational situation， according to the needs and habits of educatees， adjust and change their original mode of discourse， and deliver education content with the words which educatees are willing and able to accept， to enhance the attractiveness and effectiveness of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Nowadays， in the path of the discourse of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mainly includes： political discourse to theory， theoretical discourse to popularization， popular discourse to interest， and written discourse to colloquialism， rigid discourse to flexibility， and familiar discourse to strangeness.

话语问题是思想政治教育的内生性问题，这个问题处理得好不好，直接影响着思想政治教育的效果。[1]为了更加贴近受教育者的需要和特点，教育者要自觉地对自己的话语方式进行调适和转换，以实现与受教育者的话语对接。

一、思想政治教育话语转换的特殊重要性

思想政治教育在通常情况下是用话语来进行的，而个别情况下的非话语的运用也必须与话语相联系。话语的运用是一个复杂的工程，其中重要的一个问题是话语的转换。思想政治教育的话语转换，就是教育者根据时代背景和教育情景的特点和要求，根据受教育者的需要和习惯，调适和改变自己原有的话语方式，用受教育者更愿意和能够接受的话语来表达和传递教育内容，以增强思想政治教育的吸引力和实效性。

话语转换是思想政治教育话语运用中的应有之义。因为，思想政治教育者用话语来表达和传递思想时，它的表达已是属于思想的“第二次”表达，即经过了转化的表达。思想理论观点的形成需要话语表达，这个表达属于“第一次”表达，它的唯一要求是清晰准确地表达出这个思想观点本身。它所面对的是思想本身，它要处理的是特定思想与其语言表达的对应关系。而思想政治教育的话语是在此基础上的第二次表达，即将已经形成的思想理论经过话语的转化，来向教育对象进行传播或传递，因此它所面对的主要不是思想本身，而是教育对象，它所要处理的是思想内容、受教育者的需要和话语表达三者之间的关系。好的教育者不能简单地照本宣科，而是必须根据受教育者的情况和需要，调整表达思想的方式，实现从第一次表达的原初话语向第二次表达的新话语转换。

思想政治教育的原初话语是作为其教育内容的思想理论本身的话语，比如理论著述的话语，政治文献的话语，学科体系的话语等。在宣传教育过程中，这种话语需要根据教育教学的需要作出调整和改变，改变后的就是教学话语或转换后的新话语。沈壮海提出过思想政治教育的“内容Ⅰ”和“内容Ⅱ”，以及从前者向后者的转换。[2]81他认为，学科内容有其内在的逻辑结构，据此逻辑而呈现的内容是原有内容即“内容Ⅰ”，出于教育教学需要而编写的讲义内容则是转换后的内容即“内容Ⅱ”。将这样的提法运用到思想政治教育的话语及其转换中来，就可以将思想政治教育的原初话语称为“话语Ⅰ”，将面向教育对象而转换过的话语称为“话语Ⅱ”。其实，从思想政治教育的“内容Ⅰ”向“内容Ⅱ”的转换本身就包含有从“话语Ⅰ”向“话语Ⅱ”的转换，而且某种意义上可以归结为这种话语的转换，因而内容本身毕竟是更稳定的。

从理论上讲，思想政治教育的话语转换有两种：一种是由于内容本身的转变而引起的话语转换。如果思想政治教育的内容发生了重大的转变，特别是内容体系发生了重大转变，那么话语当然也随之改变。这种话语的转换本身就是内容转换的一部分。恩格斯曾经说过，科学上的每一次划时代的发明和发现，都伴随着术语上的革命。这其实就是话语上的转换。这种转换往往具有根本性。另一种是在内容本身没有发生大的改变的情况下，出于教育教学的需要而实行的话语转换。这种转换实质上是教育者所施行的话语调整，以使其更加适应于当下教育的需要。

在这两种情形中，对我们来说更重要的是第二种，即调适性转换。因为，我们这里所讲的话语转换有一个前提，那就是话语所要表达的思想内容本身的稳定性，是在共同的思想内容的基础上如何选择更好的话语表达的问题。因此，在这里话语转换并不意味着抛弃原有的话语。这里有一种程度上的区别和伸缩空间。而程度上的大小是与宣传教育的直接与间接有关的。在直接教育的场合，完全可以适用第一种话语。比如，对于党内的教育特别是干部教育来说，原原本本地学习马克思主义，学习党的领袖有关论述，这里基本不存在话语转换的问题。因为本身的目标就是让党员干部原原本本地掌握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话语和我们党的基本话语，并用这套话语来表达思想和认识。但如果是对党外普通民众的宣传教育，特别是对那些不熟悉和不习惯马克思主义和党的语言系统，甚至对这些话语有一定逆反心理或偏见的群众，只能进行间接的甚至渗透式的教育。在这样的情况下，思想政治教育者就不能照搬原有话语，而必须加以转换，使之成为更容易为人们所接受的话语。

但是，不论是直接宣传还是间接宣传，不论是在怎样程度上需要话语转换，对于思想政治教育者来说，首先必须熟悉掌握原有的话语系统，在此基础上才能谈得到话语的转换，也才有可能实现从这种话语向另外话语的转换。

二、思想政治教育话语转换的基本路径

谈到话语转换，必须涉及从什么话语向什么话语转换的问题。这个问题应该属于话语转换的路径问题。转换的路径是多种多样的，并不是只有一种路径。对于不同的路径大家可以有不同的概括，本文认为基本的路径主要有以下三个方面。

1. 政治话语学理化

思想政治教育是以一种以政治思想为核心的宣传教育活动。不论思想政治教育的内容有多么广泛，政治内容都在其中居于核心地位。政治内容当然是由政治话语来表达的，因而在思想政治教育话语中，政治性话语是不可缺少的，也是不能回避的。

政治话语本身也有自身的存在价值和独有魅力。政治话语表达政治话题和政治内容是恰当的，并无不妥之处。这种表达最直接，最明确，也是自然而然就形成的。对于关注政治特别是热心政治的人们来说，使用政治话语是理所当然的，他们并不排斥。我们党有自己的一套政治话语，它是我们党的性质、宗旨、纲领、路线、方针、政策的直接表达。这套话语系统十分严谨讲究，只要看一下我们党的文件，看一下领导人的讲话，就会发现这种政治话语有其自身的逻辑和艺术，具有自身的魅力。文件中每一句话，每一个表达，都经过反复推敲和打磨，力求得到最准确而又最恰当地表达。可以说，党的文献在文字表达上所下的功夫，远远超过普通人的写作和学者的著述。因此，党的政治话语并不是粗糙而没有魅力的东西。只要去翻看一下就会发现，其中还有一些十分精彩的表达。因此，轻视甚至轻薄党的文件语言是完全没有道理的。

那么，为什么又要对政治话语进行转换呢？

首先，并不是所有的群众对政治都密切关注，事实上多数群众对政治不太关注，不太敏感。对于那些并不关注政治，与政治保持着相当距离的人来说，只用政治话语开展教育就很不够了，而且存在着一定的话语错位。他们认为政治与己无关，因而对于政治话语提不起兴趣。政治是社会公共生活的领域，政治话语与日常话语有所不同，对许多人来说有相当的距离感。很多人只是生活在日常生活中，用日常话语来表达思想愿望，而对于政治化的说法难以准确地理解。

其次，政治话语相对于日常生活而言确实有其枯燥的一面。这是因为，党的文件虽然都有其重点所在和实际工作目标，但在话语表述上则讲究全面性，以避免在实际工作的片面性。因此，它不仅要讲一些新话，而且也要讲许多旧话，讲一些经常需要讲而讲过许多遍的话。有同志总结文件的起草工作说，文件的构成是三分之一的老套话，三分之一的新套话，加上三分之一的新话和连接词。这种说法未必十分准确，但它出自经验者之手也确实反映了一定的实际情况。这样，新老套话一起说，四平八稳，当然不会太生动。而且，政治话语尤其讲究准确，没有权威出处的话不能随便说，以避免误解和误会。因此，在政治话语上，准确性是第一位的，生动形象始终是第二位的。在许多情况下，为了确保表达的准确，只能牺牲表达上的生动。

最后，政治宣传重复得多了，人们会失去新鲜感和兴趣，甚至导致有些厌烦和逆反。[3]任何宣传，包括政治宣传，都不可避免地会有一定的重复。这种重复有两种目的和作用，一是重复能够加深受众的印象，使其有更多的了解和接受；二是重复有助于扩大受众覆盖面。因为对于一件事情的宣传工作，不论进行得多么广泛，通常也总会有一些没有宣传到的人。而为了让更多的人接收到政治信息，有时就需要多讲几遍。这样，在许多情况下政治宣传往往偏多。特别是在我们这样人口众多而又层次多样的国家，更是如此。经常有这样的情况：某种程度的宣传对有些人来说是合适的，但对另一些人来说已经过多了。对于这后一部分人来说，没有必要再次重复政治话语，而最好是实行话语转换。

另外，也有些人对政治宣传往往有某种戒备心理甚至偏见，认为出于政治需要进行的宣传教育往往有一定的水分，并不完全可靠。对于一些政治观点完全不同的人来说，更可能对政治话语有直接的抵触。

那么，政治话语应该向什么方向去转换呢？我们首先想到的是向日常生活转换，即实现政治话语的生活化。也就是说，打通公共生活与私人生活两个领域。这样当然是对的，对许多人来说是适宜的。公共领域并不是与私人生活无关的领域，政治问题并不是与每个人的个人利益无关的，而是有着十分密切的关系。我们说政治是经济的集中体现，并不是虚言。它与个人的经济利益及其实现密切相关。孙中山说过，政治是众人之事。只要把政治加以生活化的还原，就会发现它就是人群中实实在在的生活问题。由于有这种内在的联系，在这个基础之上，只要把政治话语加以生活化的表述，就易于让受众了解政治。

但我们这里重点强调的还不是这个方面，而是政治话语的学理化或学术化。之所以如此，一方面是因为政治话语的生活化已经是大家的共识，不必多讲了；另一方面，是考虑到现在的受众已经有较高的文化水平，特别是对大学生和知识者来说的，政治与生活的联系不成问题，仅仅从生活上去讲政治，他们会觉得不满足。因此，政治问题要上升到学理的高度，从学术上去把握和讲解，就更有说服力。大学生和知识分子重视学术，服膺学理，这是他们的长处。对他们来说，党中央说的话，党的领导人说的话当然是有政治权威，大学生也会承认这个权威。但他们会从学理上去思考更深一层的东西，想弄清为什么。因此，政治话题如果是让专家来发表意见，从学理上解说，用学术语言来阐释，就会收到好的效果。其实，对社会公众来说，让专家出场来解释，工作效果也都比较好。这一方面是由于专家是内行，他们是讲道理的，另一方面则是人们相信专家更为公正和客观。他们站在利益的局外，秉持学者的立场，具有客观性的追求，因而是值得信赖的。因此，近年来，电视节目中经常有专家出现，讲解人们所关心的问题。特别是当有重大政策推出的时候，或者发生突发性的事件而人们感到困惑的时候，就会请相关方面的专家做讲解。而不是像从前那样只由政治人物或思想政治工作者来讲解。这也可以说是新时期思想政治教育的一个新现象和新特点。

专家的解说中总会出现一定的学术名词和学术表述，这是不可避免的，也正是专家话语的重要特征。人们通过这些术语明白了事情本身的道理，就自然而然地信服了。当然可能似懂非懂，但这并不妨碍听众的信赖。而且有时正好相反，正是这样的术语在某种程度上的费解体现的学术权威性使人们对专家充满了信心。当然，必须注意一个程度和限度的问题。就是说，专家的学术术语不能太多，而是只占一少部分，起某种点缀性作用。因为毕竟专家不是在向同行说话，而是向公众说话。如果专家的话语完全是听众所不懂的学术话语，那就妨碍了受众的理解，也进而影响人们对专家的信任。

2. 学理话语通俗化

学术话语或学理话语在说理上具有优势，但是这种话语本身也具有两面性的，有些情况下它本身也需要做一定的话语调适，甚至向其他话语转化，特别是向通俗化话语转化。

在思想政治教育中通常会包括着一定的学理性的内容和话语。思想政治教育是讲道理的，而道理不仅是普通人在生活中得到的那种经验性质的道理，也有由思想理论家提出并经专家学者研究过的更深刻的道理。这样的道理就具有学术的形式和理论的形式，呈现为学理性话语。我们党的思想政治教育，不只是有一些政治思想和政治话语，而且也具有理论话语和哲学话语，体现出很强的学理性。这主要就是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话语。具有理论性和学术性话语的教育内容，这是我们党的思想政治教育的一大优势。这是马克思主义创始人理论水平的体现，也是后世马克思主义者长期以来学术成就的结晶。并不是任何一个社会或社会群体的思想政治教育都能够具有如此高层次的理论水平和学术化程度。思想政治教育内容以这样的学理性为基础，为我们增强思想政治教育自信提供了重要的支撑。而对于受教育者来说，他们能够学会一定的学术话语，并用以分析和解决问题，这也是他们学习乐趣和成就感的重要来源。

但是，学理性话语在面向大众时，也有其局限性。一是不够通俗，不易为人们所理解。有些术语过于抽象，习惯于日常思维的群众不易掌握。特别是现在微观经济学大行其道，其中有些术语远离日常语言，令人不知所云。而一旦被生活点破，又令人啼笑皆非。比如所谓“流动性”，其实就是“活钱”；所谓“量化宽松”，其实就是“印钱”。二是不够生动，有一定的枯燥性。学术话语首先讲究的是严谨，它的术语要有一定的概括性，要超越于具体现象之上；它的表达要尽可能完整严密而没有漏洞，等等。这样，它的生动性和形象性就必然受到影响。尽管它会有一种严谨的美或逻辑的魅力，但只有少数人搞专业人的才能享受得到，而多数非专业人士特别是普通群众是感受不到的。三是不够亲和，它是冷静的，但又是冷漠的，感性和情感不足，有时甚至还有一种高高在上的傲慢。特别是长篇大论的学术话语，似乎有一种要拒人于千里之外的味道。四是不够透明，它有时候会被个别所谓专家用来蒙蔽群众。有的人出于私人目的，故意把本来比较明了的问题弄得云山雾罩，以达到欺骗和愚弄群众的目的。由于这些方面的原因，学术话语对思想政治教育又有不利的影响。

学理性话语最初也是来源于实际生活，但它经过了学术共同体的加工和提炼，与生活语言拉开了一定的距离。而当这种距离不断拉大时，就可能使这些术语成为学院小圈子中的语言，而与生活之间形成一道鸿沟。比如哲学语言，特别是西方哲学派别的哲学语言，已经成为普通人根本无法看懂得的行话和黑话。马克思当年就尖锐批判过德国古典哲学的唯心主义思辨语言。马克思说：“哲学，尤其是德国的哲学，喜欢幽静孤寂、闭关自守并醉心于淡漠的自我直观……从哲学的整个发展来看，它不是超然通俗易懂的；它那玄妙的自我深化在门外汉看来正像脱离现实的活动一样稀奇古怪；它被当做一个魔术师，若有其事地念着咒语，因为谁也不懂得他在念些什么。”[4]120这样的学理话语就成为隔绝学术与生活的高墙。

学理性话语有必要向通俗化方向转换。这种转换有两种情况：一是对这种话语做出通俗性的解释和说明，以便于人们学习和掌握这种学理话语。比如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法中有些术语，在教育教学过程中需要老师做出一定的解释，以使人们有更好的理解。显然，这种转换是一种局部性的转换。二是直接用通俗性话语表替代学术话语，将学术话语消解于无形。这是一种全面性的话语转换。不论是哪种情况，都需要将学理话语通俗化。

通俗化就是将深奥晦涩的学术语言转化为受教育者所熟悉的简单明了的语言，使人们明白和掌握其中的道理。这种转换主要是将学术语言转换为非学术语言，特别是转换为生活化的日常语言。用人们日常生活中所熟悉的道理和语言来解说理论和学术的话语。当然，并不是所有的学术术语都同样难懂，也并不是要避免所有的学术术语。有些必要的和无法避免的学术术语，也可以为人们所接受，并成为人们日常话语的一部分。在这样的情况下，它就完成了自身的一种转换。

通俗化不只是一个简单的语言替换问题，而是一个对学术成果进行重新表述的问题。这首先就需要对学术成果有透彻的整体性的理解，只有在此基础上才能真正实现通俗化，同时又避免庸俗化。在这种转化中，思想的本质没有改变，思想的品格也没有变异，但它的形态改变了。而思想依赖于表达，当表达改变了时候，思想本身也很容易一起跟着改变。因此，通俗化本身随时伴着一种危险性，即庸俗化的危险性。通俗化与庸俗化虽只有一字之差，但具有性质上的不同。其基本区别在于，在对学术成果进行生活化和简单化的重新表述的时候，是否因此而降低了思想理论的品格，是否矮化和歪曲了原有的理论观点。通俗化的结果虽然降低了表述的复杂性和难度，但没有降低理论应有的品格和品质；而庸俗化则是将高级思想变成低级思想，将高水平的东西变化为低水平的东西，将高价值的东西变成低价值的。经过庸俗化的转化，正面的价值可能变成了负面的，崇高理想的变成了低俗的东西。现在有人很善于这样的“恶搞”，故意使通俗变成庸俗，以此嘲弄崇高、亵渎神圣，是值得注意的。因此，真正把理论通俗化，把学术话语转化为通俗话语，是一种创造性的劳动，是一种创新性的转化。

3. 通俗话语趣味化

通俗性话语自然是有益的，它特别有助于人们的理解和接受。但正像任何一种话语类型都有其优点和不足一样，通俗性话语也是如此。它一方面可能缺少一定的权威性。平常的东西，简单的道理，往往不容易引起人们的注意。过于容易而没有难度，对人的思维没有高一点的要求，没有一定的问题刺激，也会减少人们的兴趣。另一方面可能的不足之处，就是淡而无味。像白开水一样，虽然也能解渴，但总是没有大的味道。通俗的一般是比较平常和平淡的，平淡并不都是坏事，特别是高境界的平淡是很不易达到的。但是平淡也往往缺乏味道，而不易引起人们的兴趣。有的人讲话固然是很通俗，但是像一篇流水账，没有什么吸引力。这两种情况都需要对通俗化话语实现再转化，特别是实现通俗话语的趣味化。

我们看到，有些著名的演讲家和具有高超思想教育艺术的人，他们的通俗话语都不是平淡无味的，而是具有很强的趣味性。比如毛泽东，他的讲话和文章一般都是通俗易懂的，但同时也很有趣味，让人爱听爱看，具有很强的吸引力。

那么，这种通俗语言的趣味性来自哪里呢？其中包括着什么要素呢？大致说来，一是思想性，有一定的思想内涵，这样思想的魅力就会体现在话语上。语言是思想的表达，离开了思想本身，话语就没有了灵魂。而只要是有灵魂的话语，即使再平凡和平淡，也是淡而有味的，是不平凡的。我们传统文化中很讲究写文章，特别是追求一种隽永的风格，就是淡而有味。当然这里的味不是思想，而是意境。二是幽默感，使人发出会心微笑。幽默感是什么不容易说得清，但它不是一种小的语言技巧，不是玩世不恭，而是热爱生活的，是生活智慧的体现。林语堂说过，智慧不足的人没有幽默，而只有滑稽；智慧刚好够用而没有富余的人也没有幽默，而只有一本正经；只有智慧足够而有盈余的人，才有幽默，因为幽默是智慧的自然流淌。这种说法具有启发性。三是形象化表达，运用形象思维来配合抽象思维，把抽象道理形象化。其中包括故事性叙述，有一定情节，说明一定道理。比如运用历史上或文化艺术中的典故。比喻也是一种生动形象的表达方式。古代的思想家们善用比喻来讲述哲理，留下很多名篇名言。同样，毛泽东也善用比喻，他的著述和讲话中有着大量的精彩比喻，给人以深刻启迪和教育。

不论是思想性、幽默感还是形象化，都是既可学又不可学的。一方面它们具有不可学的一面，带有一定的天生素质和智力特征的性质。并不是所有的人都具有思想家的潜质，或都具有比较深刻的思想能力；并不是所有的人都具有幽默感，即使是许多很有才华的人，其实也并不幽默；也并不是所有的人都能够做到语言形象化，因为有的人并不擅长形象思维。所有这些方面都具有不可学或不容易学的一面。但这并不是说，我们只能望洋兴叹，而没有学习进步的余地。多学理论多思考，自然有助于提高思维能力和思想水平。更加开阔胸怀，更深刻地体验生活，多接触幽默好玩的作品，自然也能增强自己的幽默感。至于形象化思维和表达的能力，也可以经过提高自己的文学艺术修养而有所提高。

三、思想政治教育话语转换的其他路径

以上所述是话语转换的一些基本路径。除了基本的路径之外，还有一些非基本的路径，也是需要注意的。比如书面话语的口语化、刚性话语的柔性化、熟悉话语的陌生化等等。

1. 书面话语口语化

书面话语与口头话语有明显的区别。书面话语是写在书上或文章上的话语，尽管也有人用口语化语言来写作，特别是文学作品，但作为正式的论著，通常其语言有规范性的要求，是与日常口语明显不同的。它要求用规范的术语和语式来表达，它讲究表达的专业性、逻辑性和严谨性等。教材虽然不是论著，但它的编写通常也是规范性的，使用的是书面化语言。可以说，它是一种特殊的书面化语言，主要是用大家公认的语言来严谨地表达理论知识，并顾及教学思路上的需要。有人称这种语言为“教材语言”或“教材话语”。这种教材式语言可以用于教材的备课，也可以用于学生的研读，但是不可以直接适用于课堂讲授。如果照本宣科，把教材语言在课堂上重复一遍，是不会有好的教学效果的。为此还必须转换为口语化的表达，化为课堂话语。这里面就有一种转换，是从书面语向口语的转换。

这种转换当然不仅限于课堂上。在其他场合的宣传教育中，特别是面对面的宣传教育中，包括利用媒体的宣讲中，都不能照搬书面化语言，而必须转换为口语表达。口语化表达具有多方面的优点：一是简明通俗。书面语通常比较冗长，话语构造比较复杂，而口语通常句式简短，能够有效减轻人接受难度和理解负担；二是生动活泼。书面语通常是比较严肃的，而口语则相对灵活，又带着语气，现场感强，便于与对象互动，能够活跃气氛；三是具有个性化风格。如果说书面语往往是统一的规范的，那么口头语则往往是多样化的。不同的人说话风格不一样，这些自然地都反映在口语表达中。而这些多样化的风格中，肯定会有一些特别受人欢迎的风格。另外，在用于宣传教育的书面材料的写作上，也可以采用口语化的方式。比如理论读物、辅导材料、报纸文章等，都可以口语化表达。当然在这种表达中，当然也要注意一定的规范性要求和艺术性。

2. 刚性话语柔性化

话语的属性中还有刚与柔的区别。我们也许不容易从理论上去界定和划分这两类话语，但人们通常在实际生活中能够感受到二者的区别。这两种话语并无好坏之分，不能说某种绝对好，另一种绝对不好。可以说各有其优点和不足，而且二者也可以相互补充、相辅相成。问题是把握好各自的度。刚性话语比较严谨严肃，比较正规，比较理智，也比较有力量，但如果用得多了，人们就会觉得不够温暖，缺少亲和力。同样，柔性话语给人以心灵的慰藉，感情上的温暖，能够抚慰人的心理，但如果用得太多了，也会让人觉得缺少阳刚之气，缺少穿透力。在实际的思想政治教育过程中，究竟用什么样的话语更合适，取决于当时当地的情况，取决于所面对的对象的特征和需要，并不能先验地加以确定和固守。

从通常的情况看，我们的教育内容表达还是刚性话语较多。因为我们在思想上是社会本位，不是个人本位，那么关于社会的方方面面的理论观点的论述，特别是那些追求理论严谨和严肃性的内容，往往显得刚性十足，给以人生硬的感觉。党的文件是思想政治教育内容的重要来源和文本体现，由于其自身的属性，往往也是严肃性有余，个性化不足的。特别是其中结论性和要求性话语较多，而论证性和说明性的话语较少。更不用说国家的法律条文了，那更是严肃严谨。因此，为了有效地开展这些相关内容的宣传教育，就需要对刚性话语做适当调适和处理，实现从刚性话语向柔性话语的转换。这并不是说所有的刚性话语都要不得，都要转换成柔性的。这既没有必要，也没有可能，而且事实上也是有害无益的。而是说，对某些表述进行适当程度的柔性化，使理性和感性，阳刚之气和温柔体贴之间有一个平衡。现在我们已经可以看到，党的一些文件中已经开始出现某些柔性的话语，虽然不多，但很突出亮眼，给人一种温暖感。比如在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文件中，就有一个很好的柔性词汇“涵养”。当我们说“打造核心价值观”时，就显得过于生硬，而当我们说“涵养核心价值观”时，就感觉舒适多了。

3. 熟悉话语陌生化

话语的熟悉和陌生也是一对矛盾。一般来说，思想政治教育需要讲人们所熟悉的话语。这一方面是教育者熟练表达自己思想观点的需要，因为只有用自己最熟悉的语言才能达到最好的表达效果。另一方面，这也是受教育者所需要的。只有用受教育者所熟悉的语言和话语，才能更容易地为他们所了解和理解。因而，要尽可能避免一些大家觉得陌生的话语。

但是，这并不是绝对的。过于熟悉的话语往往使人缺少新鲜感，缺少话语上的刺激，不容易引起人们的关注。而在熟悉话语中适当地增加一点陌生词语，就会起到很好的提醒和醒目的作用。对一些为人们所熟悉的说法加以改变，用另一种说法来表达，也能起到这样的效果。值得注意的是，陌生化有一种效果，就是能够拉开认识主客体之间的一定距离，使主体能以新的眼光重新审视那些司空见惯的东西。在太熟悉的环境中，人们往往物我合一、物我两忘，对许多事情习焉不察。而适度的陌生化则能使人们从中警醒过来，恢复判断力。

因此，有些情况下，当我们所进行的教育已经很多，甚至受教育者已经听得厌烦的时候，就应该更换表达形式，其中重要的一条就是由熟悉话语向陌生话语转换。用一些并不太常用的新语汇，新说法，来表达已有的思想观点，这样至少从语言上能起到令人耳目一新的感觉。有的同志认为，只要我们的观点没有改变，就没有必要用不同的话语来表达同样的东西。这当然并非完全没有道理，因为更重要的是思想更新，而不是人为地变换新名词，但道理还有另一方面，就是我们不能总是用相同的话语来表达相同的意思，而是要适当地注意话语更新，用话语的陌生化来激起人们的新鲜感和好奇心，从而提高人们的兴趣。

参考文献：

[1]刘建军.论思想政治工作的十八个转变[J].思想政治教育研究，2008（4）：1319.

[2]沈壮海.思想政治教育有效性研究[M].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08.

[3]刘建军，杨巧.创新思想政治工作的四个思路[J]. 思想政治教育研究，2012（4）：1419.

[4]中央编译局.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56.

责任编辑：陆广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