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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析冯玉祥的“丘八诗”

2016-11-19高珊

广西教育·C版 2016年9期
关键词:冯玉祥抗战

高珊

【摘 要】冯玉祥的“丘八诗”,大多反映军队生活、抒发军人情感,在抗战诗坛上产生过较强烈的反响。从内容上看,冯玉祥的“丘八诗”鼓舞了我方民众的抗战士气;从艺术风格上看,“丘八诗”吸取了民间旧形式的特点,力求通俗化、大众化,利于传播。

【关键词】冯玉祥 丘八诗 抗战

【中图分类号】G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450-9889(2016)09C-0124-02

取得过赫赫战功的名将冯玉祥,非常重视读书和写作,曾写过很多通俗白话诗,他称其是“丘八诗”,周恩来曾赞誉此诗体:“丘八诗体为先生所倡,兴会所至,嬉笑怒骂,都成文章。”“丘八”是“兵”字的拆解,说明冯玉祥的诗歌创作大多反映军队生活、抒发军人情感。“七七”事变后,他力主抗战,虽肩负繁重的军事政务,还是以极大的热情投入到支援抗战的宣传工作中去,很多鼓舞抗战的歌谣就此出炉了。

一、“丘八诗”的内容

从内容上看,冯玉祥的“丘八诗”包含了以下四个方面:

(一)记叙将士在对敌斗争中智勇双全的表现,歌颂他们不畏牺牲的坚定信念

朱自清认为:“一般诗作者描写抗战,大都从侧面着笔。”即用民众的叙述视角来表现我军的英勇,而作为一名亲身经历了无数次血与火的洗礼的军人,冯玉祥对前线上战士们所经受的残酷考验和他们的坚强意志都有着切身感触,当他在歌谣里称赞着这些将士们的时候,一方面是为了激发更多人对英雄的敬佩,从而亲身投入到战争中去,另一方面也是作为一个高层将领,表现出对自己部下的尽职尽责的表彰。

例如《张庆余将军》一诗:“我们不怕死不怕伤,/唯有拼命才能打胜仗。/我们是死里求生,/我们是向强盗抵抗。/胜一次固然光荣,/败一次亦绝不沮丧。/我们抱定了牺牲决心,/直打到敌人投降。”(《攻克敌旅司令部》)将士们秉持着为正义、为国家而战的强大自信和自豪感,愿以个体生命换取胜利的悲壮和豪迈让人震撼。战争吞噬着无数的生命,可一些抗日英雄早将生死置之度外:“日本如不早悔改,/一千一千把命毙!/六千万人拼我四万万五千万,/各死六千万人看谁完!”诗中对日军的诅咒夹杂着激愤的情绪,甚至是以庞大的生命数量为沉重的砝码,来增强对于取胜的自信。

(二)揭露、斥责侵华日军的种种劣迹、暴行,赞颂社会各阶层民众多种多样的抗战义举,从而唤起大家共同抵御外敌的民族自尊心

“寇军到南京,/杀我五万人。/血腥闻数里,/尸体如山横。/邪恶竟至此,/举世皆震愤。/我们牢记仇,/我们牢记恨。/若不将寇除,/禽兽亦不如!”(《五万人》)如此震慑人心的惨况,每个有血性的中国人都会感觉到深刻的耻辱和愤怒,诗人记录了事实,继而发出激昂有力鼓舞,号召民众将满腔的怒火转化为一致抗日的坚定决心和豪情。冯玉祥在诗里一次次发出这样的呼唤:“同胞啊!/快起来啊!/我们若不报血仇,/简直不如狗和猪!”(《蚌埠》)

《检查》里,当两个中国女子在候车室被日兵轻薄和侮辱时,难民们愤怒了:“女人遭受此侮辱,/同胞见者起公愤。/一声怒吼如雷响,/齐同倭奴把命拼!”下层劳动人民面对侵略者,毫不畏惧,一些有一定身份地位的人也同样如此,如《山西二绅士》中的两人“甘愿饿死以成仁,/不肯对敌把头低”。在冯玉祥的笔下,抗战不分性别,平时只操持“小家”的女性也能成为抗战大军中的一员,她们或在战场上杀敌:“发枪射击不容情,/打死一个伤两个,/勇武堪称女英雄。”(《女军人》)或在后方慰问和照料伤兵,像《周夫人》中投身医院作看护的周夫人,无微不至地照料将士们的生活,被冯玉祥称颂为南丁格尔式的伟大女性。而向来被视为弱者的儿童,也为抗战做了许多工作。抗战时期有一个著名的孩子剧团,经常在广播电台或者收容所进行宣传,十分优秀。冯玉祥在《孩子团》里夸赞了这些苦难的孩子们无惧艰苦、“抗敌救国不示弱”、“各地同胞都欢迎”的杰出表现。

冯诗给我们展现了一幅幅感人的民众抗日图:在生死荣辱的选择面前,在民族危难之时,各阶层民众都抱定了“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的决心。

(三)揭示日本军队内部弥漫的厌战情绪

冯诗多处指出,侵华战争只不过是由少数野心家发动的,而很多日本士兵在背井离乡、饱尝侵略的恶果同时,越来越厌战。“日本兵,来打仗,/最堪痛苦是受伤。”(《日本伤兵》)那些负伤的日兵遭受了日本军队的头目们种种诸如枪杀、火葬之类惨无人道的处理,冯玉祥在同情和呼吁他们应该奋起反抗的同时,也在唤起我方军民的信心:日军不但对外发动侵略战争,对待自己的将士也冷酷无情,这样的“不义之师”终会覆灭。很多日兵都对战争的目的和后果疑虑重重,对前途感到无比迷惘,诗里借用一个日本旅长的口吻:“有一个旅团长亲口承认,/他已经心惊胆寒:/弟兄都问为什么对中国打仗?/打完了又怎么办?”(《敌兵反战》)冯玉祥清醒地认识到,不是每个日本人都是天生残暴的侵略者,实际上当时很多日本士兵都有对于战争的悲观、厌战心理。当然,他写这些诗歌的最终目的还是为了给中国军队和民众树立心理优势:日本的军队实际上军心涣散,并不可怕。

(四)痛斥和批判一些汉奸的丑恶嘴脸

冯玉祥还以锐利的笔锋为投枪,击中了一些在抗战中遭人唾骂的汉奸。《菜花黄》刻画了汪精卫投敌前的阴险言行和投敌后的汉奸奴颜,预言了他最后一定不得善终。《姓殷的》从题目就看出冯玉祥对殷汝耕其人的不屑,嘲笑他“当初原图富贵久,/到头燕菜吃几口?/卖国贼名留万世,/人人笑骂下流狗!”劝这个“傀儡”悔改:“我盼悬崖早勒马,/洗心革面仍英雄。”

可以说,冯诗抒发的绝不仅仅是诗人个人的情感,更是当时民众普遍的情感。在严峻的现实面前,诗歌里没有表现出任何悲观和失望,就算是自己的爱将与亲人牺牲,诗人也没有表露出个人烦恼和哀愁,而是化悲愤为精神力量,鼓舞着每一个不愿做亡国奴的人为这场神圣的民族战争而贡献自己的力量。

二、“丘八诗”的风格

冯玉祥的抗战诗歌在艺术上吸取了民间旧形式的特点,力求通俗化、大众化,利于传播,其风格概括如下:

(一)语言风格通俗易懂,大量明白晓畅的口语入诗,有新闻文体的特征

冯诗的口语化倾向非常明显,在战时,可以起到很好的宣传、传播作用。当然,从诗歌的角度看,一些完全没经过修饰、与日常语言没有区别的诗句的审美意味就略显平淡浅薄,如“到去年九月底为止,/一共逮捕了四五千民众;/十二月间,/又抓了四百多名,/另外二百多作家,/都被判处了重刑,/许多有价值的书报,/一一严加查封。”(《抓反战者》)这样的诗句,如果不是因为分行,等同于新闻,没有什么诗意,也没有多少审美效果和想象空间。为了急于反映某个事件或者描述某一个很有现实意义的场景,以牺牲诗的审美效果为代价,这种急功近利的行为在当时的很多歌谣中都存在。冯诗中类似新闻文体的诗句还有很多,如:“事后详细调查,/我们五百三十二人被杀掉。/可是假如大众不起来抵抗,/三千五千也是难保!”(《大杀敌人》)诗里用类似新闻体般准确、冷静、客观的方式进行“报道”,虽看似未抒情,可令人震撼的数字浴血而出,惊心动魄,很难不让读者“动容”。

(二)运用“赋、比、兴”等表现方式

大部分抗战“丘八诗”的结构都是铺陈叙事+抒情(或议论),从篇幅上看,似乎更加偏重于叙事,但实际上是为了因事生议、缘事抒情。诗歌的叙述应该说是非常生动的,特别是描写作者熟悉的战斗场面时,对于战况的前因后果、战士心理的微妙变化、战斗场面的紧张刺激,都绘声绘色,颇为跌宕起伏。不管是描述军民如何英勇抗日的场面,还是反映日军内部的动摇和怀疑,在将事情描述过后,冯玉祥都会归结出极为类似的论点:所有民众都应该觉醒起来、团结抗日,而且我们一定会取得最终胜利,如“新年已来,/最后胜利稳在我手!”比,即“以彼物比此物也”,《打蜈蚣》一诗中,以毒虫蜈蚣的性状与凶残的日本侵略者作比,并嘲笑了二者最后都会被消灭的结局:“一足踏中。/头已粉碎,/身尚摇动,/一分钟后,/死骸寂静。/为何踏死?/恶毒逞凶。/日本军阀,/与此正同”。兴,“先言他物,以引起所咏之词也”。冯玉祥在四川坐车时看见菜花正开,又黄又香,就提笔写了一首揭露汪精卫丑恶面目的《菜花黄》,开头先写“时当二九天,蜀道菜花黄;/灿烂真悦目,风来阵阵香;/此花有傲骨,胆敢战风霜”,抒发了诗人对于祖国河山的热爱和对菜花黄的傲骨的赞美,并以菜花黄引发联想,将汪精卫的无耻行为与之相比照,最后指出:“呜呼!汪精卫!不如菜花黄!!”冯玉祥这些应用了比、兴的歌谣与其他一些口号式的诗相比较,有比较鲜明的形象性,诗人的情感不再完全借由喉咙吼出,而能够较为婉转含蓄地通过恰当的意象来传递。

(三)十分注重韵律和节奏

歌谣的流传必定会对其音律有的严格的要求,朗朗上口的句子才利于传播。冯诗的韵押得比较频密,基本上每首都有韵,配合这些歌谣风格的激越和豪迈的气势,韵脚多押响亮的“江阳”韵或者“中东”韵,例如“日本兵,来打仗,/最堪痛苦是受伤。/受了重伤无处运,/挨苦等死口直嚷……”这首诗就有“仗”、“伤”、“嚷”、“丧”、“葬”、“亡”、“肠”、“抗”、“当”等字押韵。而《打蜈蚣》一诗中的“毒虫蜈蚣,/头部亮红……凡我同胞,/痛须思痛……”就有“蚣”、“红”、“缝”、“风”、“中”、“动”、“凶”、“同”、“众”、“痛”、“虫”等押韵,基本上是隔行押韵。在语音上,还使用了一些拟声词来突出语言的直观性、形象性、生动性,如“飞机嗡嗡嗡!/炸弹轰轰轰!”之类的语句经常出现,不仅形象地模拟了音效,也极好地烘托出了紧张的氛围,营造了紧迫的战斗局势。

【参考文献】

[1]冯玉祥诗选[M].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2

[2]朱自清.新诗杂话[M].北京:三联书店,1984

【作者简介】高 珊(1980— ),女,广西桂林人,桂林师范高等专科学校中文系讲师,研究方向:基础写作和现当代文学。

(责编 刘健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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