邢中有

中国体育用品制造产业转移问题研究

邢中有

我国体育用品制造产业转移的发展历程可以划分为依托全球价值链承接体育用品制造产业国际转移，依靠对外投资进行体育用品制造产业国际转移，凭籍国内价值链实施体育用品制造产业国内转移、国际转移等具有不同的特征的3个阶段并。产业政策是推动我国体育用品制造产业转移的制度性动力，产业结构是推动我国体育用品制造产业转移的结构性动力，产业竞争是推动我国体育用品制造产业转移的主体性动力。尚未构建完整的国内价值链、产业所在地政府的阻扰、为承接产业转移过度竞争、中西部地区缺乏承接的具体规划、中西部地区承接转移能力有限、产业原有痼疾的负面影响是当前我国体育用品制造产业转移所面临的问题。为此本文提出了依托体育用品专业市场建立NVC、中西部地区以特色体育产业园区承接转移、中西部创建良好的产业转移环境等促进我国体育用品制造产业转移的对策。

体育用品制造产业；产业转移；发展历程；动力机制

近几年来我国学者以其敏锐的“问题意识”，开始初步探索体育用品制造产业转移这一前沿理论命题，取得了一些研究成果，但是客观评价仍有不足：（1）既有研究成果主要研究我国体育用品制造产业转移的概念、内涵、作用［1-3］，但对于我国体育用品制造产业转移的发展历程、特征、动力机制、发展现状及存在问题极少涉猎。（2）主要针对国际产业转移［1］、全球价值链［3］背景对我国体育用品制造产业转移进行研究，对于“走出去”战略和构建国内价值链背景下实施体育用品制造产业转移的研究几乎处于空白。针对以上研究现状，本研究结合“走出去”战略和构建国内价值链的背景对我国体育用品制造产业转移的发展历程、特征、动力机制、发展现状及存在问题进行研究，同时提出了一些促进我国体育用品制造产业转移的对策，由此对政府相关机构及组织设计与实施更具实效的产业转移促进方案提供理论借鉴与参考。

1 我国体育用品制造产业转移的发展历程及特征

1.1 我国体育用品制造产业转移的发展历程

我国体育用品制造产业转移依据发展的时间序列主要可以划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依托体育用品制造产业全球价值链（Global Value Chain，GVC）承接体育用品制造产业国际转移。自20世纪70年代起，由于欧美发达国家先后步入到人口老龄化社会、导致劳动人口数量减少，加之企业工会力量日益强大在与资方的薪资待遇的博弈过程中成为优势博弈方，因而欧美发达国家体育用品制造产业逐渐丧失劳动力比较竞争优势。在此背景下，欧美发达国家体育用品制造产业开始构建体育用品制造产业全球价值链（GVC），将亚洲等具有劳动力比较竞争优势的发展中国家纳入其中，自身作为链主进行治理。我国以1979年福建莆田兴建NIKE代工（OEM）厂为发轫，开始通过建体育用品制造产业全球价值链（GVC）承接欧美发达国家的体育用品制造产业国际转移，并逐步发展成为体育用品制造的“世界工厂”。第二阶段是实施“走出去”战略进行体育用品制造产业国际转移。进入到21世纪，在代工（OEM）过程中逐步扩大和提升自身规模和技术实力的行业巨头如安踏开始在ASEAN（东盟国家和地区）投资设厂，开始筹谋布局进行IPD（Integrated Product Management，整合生产研发），力求通过IPD手段，整合全球优势资源，优化体育用品制造生产研发环节，提升企业技术水准，并优化产品结构，特别是产品研发设计和生产策略，从而使产业在一定程度上摆脱劳动力等生产资料成本的刚性约束，创造更高的企业价值。第三阶段是依托国内价值链（National Value Chain，NVC）实施体育用品制造产业国内、国际转移。有学者依据产品价格和市场占有率两项指标将产品的国际竞争力划分为9种类型：HP-HS（高价-高质）、HP-MS（高价-中质）、HP-LS（高价-低质）、MP-HS（中价-高质）、MP-MS（中价-中质）、MP-LP（中价-低质）、LP-HS（低价-高质）、LP-MS（低价-中质）和LP-LS（低价-低质）［4］（见图1）。当前欧美日等体育用品制造强国走的是HP-HS市场竞争方式即产品高端路径的高质型竞争。长期以来我国体育用品加工贸易依托生产要素成本比较优势，实际上主要走的是LP-MS及LP-LS市场竞争方式即产品低端路径的低质型竞争。因此，为谋求转型升级，我国体育用品制造产业开始逐步构建国内价值链并依托国内价值链推进体育用品制造产业国内转移。另一方面，由于全球价值链和国内价值链之间具有内在联系性，国内价值链的构建与拓展有助于完成产业升级、带动关联产业发展和进行产业国际转移的全球化战略［5］。

图1 出口产品的9类国际竞争路径［4］Figure 1 The 9 types of international competition path of export products

1.2 我国体育用品制造产业转移的特征

一是从体育用品制造产业转移的路径来看，前期是单一的“国际→国内”的体育用品制造产业转移路径。进入到中后期，随着我国体育用品制造产业逐步进入到产业生命周期的成熟期，表现为产业开始注重技术创新、提升产品科技含量、实施品牌战略并进行国际化发展，导致出现了“国内→国际”“国内东部→国内内陆”“国际→国内内陆”等多条体育用品制造产业转移路径。二是从体育用品制造产业转移的主体来看，前期主要是NIKE等体育用品跨国公司作为体育用品制造产业全球价值链的治理者，通过直接投资建厂或是引导自身的国际代工厂在我国投资建厂，以及通过外贸订单诱导我国外向型本土体育用品制造企业产生，在中后期，我国体育用品制造产业通过体育用品制造产业国内价值链、全球价值链在中西部地区和ASEAN（东盟国家和地区）进行产业转移。三是从体育用品制造产业转移的基础环境与条件来看，在前期吸引NIKE等体育用品跨国公司进行产业转移的诱致因素主要是我国所具有的劳动力、土地等生产要素的比较成本优势。在中后期吸引体育用品跨国公司进行产业转移的是基础设施配套齐全的体育产业基地逐步建立、产业上下游链条布局完善、政府实施有效产业政策等能够促进外部规模经济形成的因素；国内体育用品制造企业进行国际产业转移则是受到市场需求、政府政策、地理区位、有效规避国际贸易壁垒，以及通过国际产业转移获得产业前沿技术、国际营销网络等因素的作用及影响。

2 我国体育用品制造产业转移的动力机制

图2 我国体育用品制造产业转移的动力机制三维分析模型Figure 2 The 3D analysis model of dynamic mechanism of Chinese sporting goods manufacturing industry transfer

当前，我国体育用品制造产业的生产成本、交易成本的形成和动态变化受到产业政策、产业结构、产业竞争等诸多方面因素影响，产业政策、产业结构、产业竞争对我国体育用品制造产业转移的发生、发展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因而可以视为我国体育用品制造产业转移的动力机制。从产业竞争层面来看，通过产业转移直接降低构成产业的微观主体——企业生产及交易成本，由此成为推动我国体育用品制造产业转移的主体性动力。产业政策、产业结构、产业竞争所形成的制度性动力、结构性动力、主体性动力相互影响并共同推动我国体育用品制造产业转移（见图2）。

2.1 产业政策层面的动力机制

2.1.1 国家层面产业政策

依据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瑞典经济学家Myrdal（1957）所提出的地理二元经济结构理论，大国在经济发展过程中，由于“回波效应”与“扩散效应”必然导致出现发达地区与落后地区［6］。当前，我国中西部各省人均GDP与城市化率主要集中在2 000-4 000美元、40%-50%区间，从工业化阶段而言，中西部各省主要集中在工业化中前期水平，东部各省主要集中在工业化后期及后工业化水平。目前经济相对落后的中西部地区业已成为制约我国社会经济实现整体飞跃的瓶颈，如何促进中西部地区经济发展，推进我国经济发展格局的战略性调整，实现各地区均衡协调发展已成为我国国家层面产业政策制定和实施的战略重点。例如《关于加快发展体育产业促进体育消费的若干意见》（国发〔2014〕46号）指出：“建立区域间协同发展机制，形成东、中、西部体育产业良性互动发展格局”。在这些政策及意见指引下，我国东部体育用品制造产业的生产、加工、制造及组装环节向中西部地区转移步伐加快、规模不断扩大。

改革开放30年来，我国的国际经济合作战略已经从单向的“引进来”转变到“引进来”与“走出去”并举的双向资本流动战略。我国“走出去”战略包括产业转移在内的一系列对外投资以及经济合作业务。为有效推进“走出去”，我国政府出台了一系列的法规政策如《关于对国家鼓励的境外投资重点项目给予信贷支持的通知》（2004）及《关于投资体制改革的决定》（2004）等。在2003-2010年，我国对外直接投资年均增长速度达到57.6%，依据国际投资理论创始人Dunning（1981）投资发展周期（Investment Development Path，IDP）理论［7］，2010年我国人均GDP已达到4 000美元进入到工业化的中后期，也处于对外直接投资大于外国直接投资阶段的过渡期，依照发达国家的一般经验，我国在对外投资领域将取得突破性进展，因此我国对外产业转移规模与领域将日益扩大。

2.1.2 区域/部门层面产业政策

目前我国东部地区体育用品制造产业经营管理绩效综合水平明显偏高，中、西部整体偏低［8］。同时由于我国体育用品制造产业具有集中于东部广东、江浙、福建等省区的区域偏倚性特征，既不利于产业技术溢出效应发挥，更不利于全国一盘棋形成体育用品生产区域合作及均衡发展格局［9］。目前我国中西部的河南等具有劳动力比较优势的省份，开始着手制定有关承接国际国内体育用品制造产业转移的相关政策如《河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加快发展体育产业的意见》（豫政办〔2011〕8号）。同时《关于加快发展体育产业促进体育消费的若干意见》颁布后，中西部省（区市）更是加快制定出台相关产业政策，例如《重庆市人民政府关于加快发展体育产业促进体育消费的实施意见》（渝府发〔2015〕41号）明确指出：“抓住国内外体育用品业转型升级和产业转移机遇，加快引进和培育体育器材、运动装备等上中下游制造企业”。此外，在党中央提出“供给侧改革”的经济发展思路之后，体育行政部门和各级地方政府更加注重在体育用品供给侧进行改革和创新，促进有效供给和高效供给。

2.2 产业结构层面的动力机制

2.2.1 促进产业结构合理化

当前我国体育用品制造产业结构不合理问题日益突显，主要表现如下：一是拥有自主知识产权和核心技术的科技型体育用品制造企业所占比例极少，根据本研究对中国体育用品联合会130家会员企业的调查统计，目前企业生产技术属于尖端技术水平、先进技术水平、中等技术水平、初等技术水平的分别占被调查企业总数的17%、19%、51%、13%。二是企业产品技术及资本含量较低。根据本研究调查，企业产品属于初级资源产品占被调查企业总数的15%，属于劳动密集型产品的占被调查企业总数的55%，属于资本密集型产品的占被调查企业总数的20%，属于技术密集型产品仅占被调查企业的10%。三是由于产品同质化导致产业平均利润率水平低，根据本研究调查，目前市场竞争最为激烈的运动服饰产业近年来的利润率一直停滞在3%-5%的区间，产品效益结构属于低效结构。四是恶性价格竞争也容易导致整个体育用品市场演变为劣币驱逐良币的“柠檬市场”，不利于通过市场机制合理配置和利用产业资源。大西胜明（1999）指出：产业转移是一国产业结构调整的载体［10］。产业转移实质上是产业结构调整与升级，通过产业转移能够产生结构性动力促进要素投入结构和产出结构的耦合，从而促进我国体育用品制造产业结构合理化，带来产业发展所需的“结构红利”。

2.2.2 促进产业结构高级化

目前我国体育用品贸易高加工度化系数在“七五”“八五”“九五”“十五”期间分别为1.11、1.24、1.46、1.50，而同期普通制造业高加工度化系数达到2.0 以上，反映出我国体育用品加工贸易中的高附加值、深加工及精加工制成品所占比例较低［11］。同时我国体育用品制造产业对外贸易依存度一直居高不下，常年维持在60%左右。产业发展容易受到国际市场波动的剧烈影响，特别是在当前国际金融危机冲击导致全球经济复苏乏力、国际贸易摩擦不断升级的现实背景下我国体育用品制造产业发展面临更为严峻的挑战。一方面，我国是体育用品国际贸易大国，本研究对海关数据进行统计分析，发现2007-2012年体育用品加工贸易增值率（Processing Trade Appreciation Rate，PAVR）分别为70.3%、81.4%、73.5%、81.9%、84.7%、90.3%，呈现出增值率总体较低、增幅较缓的中低速发展态势，揭示出我国仍然是体育用品制造大国而非体育用品制造强国。中国经济目前处于新常态，其主要发展目标诉求就是促进产业结构转型升级，实现产业结构高级化。我国体育用品制造产业国际转移能够带来技术转移与外溢，从而使得我国体育用品制造产业具有实现产业结构高级化的可能性。另一方面，我国体育用品制造产业内的某些企业通过海外并购国际知名品牌、设立研发基地等产业转移方式能够获得产业先进技术，达成“技术外取”促进产业结构高级化的战略目的。

2.3 产业竞争层面的动力机制

2.3.1 拓展市场空间

目前我国体育用品出口国家数已累计超过110个，其中美国、香港、日本、德国、英国分别位居我国体育用品出口额前5位，占总出口额的比例高达65%，市场依存度极高［12］。由于后金融危机时代的负面影响持续不散、欧洲主权债务危机不断恶化、美国经济依旧疲软，导致我国体育用品制造产业受主要出口国市场需求萎缩的冲击严重。因此，我国体育用品制造产业目前面临着巨大的市场开拓压力。通过产业转移，在中西部地区就地生产、就地销售能够扩大内需，缓解国际市场需求不足对外向型体育用品制造企业所形成的发展危机。另一方面进行国际产业转移，开发亚非拉新兴市场，能够形成新的市场增长点。目前东盟、中东地区国家以及南美洲、非洲和东欧逐渐成为新兴的体育用品消费市场，具有很大的市场发展空间。因此我国体育用品制造产业特别是行业巨头需要积极向东盟等亚非拉新兴市场进行产业转移，抢占市场空间。

2.3.2 促进企业发展

我国体育用品制造产业市场结构的鲜明特征是构成我国体育用品制造产业主体的是中小企业。至2008年我国共有体育用品生产制造企业400万家，其中产值超过5 000万元的规模以上企业仅有40多家，占全部企业数2.13%。2009年我国体育用品制造产业的CR4为21.13%（产业中前4位企业产值总额占产业产值总额的21.13%）［13］。依据美国经济学家Louis J.Wells（1977）的小规模技术理论（The Theory of Small Scale Technology），由于我国体育用品制造企业普遍采用对设备及人员要求较低的小规模生产技术，从而导致企业国际化所拥有的比较竞争优势不在于技术与创新，而是主要体现为企业突出劳动力以及生产要素低成本的比较竞争优势，生产低附加值的劳动密集性产品，进而导致企业乃至整个体育用品制造产业缺乏技术、创新以及世界品牌［14］。Zucchella（2001）的研究发现，企业规模与诸如建立海外销售渠道、海外投资生产等形式的国际产业转移活动并不存在必然联系［15］。为获得生存与发展我国体育用品制造企业应主动出击，通过产业转移积极整合全球资源，增强自身比较优势，提升国际竞争力。另一方面，人口统计数据表明，当前我国东部地区已经进入到中度人口老龄化阶段，跨越过人口红利窗口期的刘易斯拐点，进入到“人口负债期”，导致当前东部地区体育用品企业生产经营面临着劳动力数量短缺和劳动力成本上涨过快的双重难题。与之相比，我国中西部地区刚刚进入到老年化社会，尚处于人口红利窗口期，劳动力成本及数量的比较优势仍然存在。而当前社会人口形态处于成年型社会的越南、印度尼西亚、孟加拉国等发展中国家，其劳动力成本仅为中国的15%-60%。因而东部地区体育用品制造企业为谋求自身发展，需要向我国中西部以及东南亚地区进行转移。

3 我国体育用品制造产业转移现状及存在问题

3.1 我国体育用品制造产业转移现状

（1）目前我国体育用品制造产业转移承接区域布局集中，主要呈现出向中西部国家级主体功能区（国家综合配套改革的试验区、国家级经济技术开发区、国家级高新经济技术开发区、国家级产业转移示范区、国家级体育产业基地）转移的趋势。其主要成因在于：一是目前我国实施以国家级主体功能区为核心促进区域经济发展的战略，这些功能区对其所在区域内的市场辐射带动作用强，从而吸引并承接了体育用品制造产业国际、国内转移；二是中西部的湖北、陕西、四川、重庆等省市高等教育资源丰富、高校及中等职业教育毕业人数众多、农村剩余转移就业人口较多、交通电力等基础设施完善、物流配送网络完备、员工生活成本低廉、体育用品消费市场相对广阔，因而这些省市的国家级主体功能区具备很强的后发优势吸引国内外体育用品企业投资办厂。根据本研究对“2015中国国际体育用品博览会”参会企业所进行的调查，目前已有一部分的国内外体育用品企业向中西部的国家级主体功能区及国家级产业转移示范区进行产业转移；约有90%以上的被调查企业表示以后进行产业转移优先选择中西部的国家级主体功能区，其中与上海、江苏、浙江相邻的安徽皖江城市带国家级产业转移示范区，配套基础条件好、具有政策优势的成都温江国家级体育产业基地是首选。

（2）产业链条式、整体式、集群式转移的特征日趋明显。目前体育用品制造产业国内转移具有一个明显特点就是以行业内的龙头企业和大企业为核心，实行产业链条式、整体式、集群式转移，即龙头企业和大企业基于降低成本、贴近市场等方面的考虑，对体育用品制造产业的上、中、下游各个阶段的产品进行整个产业链的大规模转移，同时将研发、采购、销售、物流、售后服务等各个营运环节也转移过来。由于龙头企业和大企业社会化协作程度高，一家龙头企业和大企业投资往往会带动和引导一批相关行业的大量投资，形成“龙头”带“配套”，“配套”引“龙头”的良性发展格局。例如，由李宁（中国）体育用品有限公司牵头、湖北福力德鞋业有限公司、湖北动能体育用品有限公司投资组建的李宁（荆门）工业园是目前国内企业在中西部地区规模最大的产业转移项目。集群式转移则降低了转移的风险，因为不论是企业还是产业进行转移均需要考虑成本与风险问题，较之单个体育用品制造企业，以体育用品制造产业集群形式进行转移能够依托产业的多重效应降低企业转移的成本与风险。首先，体育用品制造产业内部集聚效应使得产业内企业间彼此临近减少了企业运输成本。其次，以产业集群形式进行转移能够维持产业内企业间的相互关联、协作分工的生产网络关系以及“信任”与“承诺”的社会网络关系，从而能够有效降低交易成本。再次，体育用品制造产业集群的外部规模经济效应，使得产业转移所需的区位选择以及配套设施成本等能够被产业内企业共同承担。最后，产业集群所具有的技术知识外溢以及创新环境优势能够降低产业内企业创新成本，单一企业转移则无法达成。根据本研究对“2015中国国际体育用品博览会”参会企业所进行的调查，约有70%以上的企业表示如果实施产业转移考虑进行产业链条式、整体式、集群式转移。

（3）产业转移尚未形成规模。李骁天及王莉（2007）曾指出：东部沿海地区的粤、苏、浙、闽、沪4省1市集中了我国76.38%的运动服装生产企业，79.74%的销售产值以及86.04%的出口交货值［16］。根据《2014年中国体育用品产业发展白皮书》2014年我国体育用品产业增加值达到2 418亿元，其中东部地区增加值约为2 000亿元，承接东部地区和国际体育用品制造产业转移的中西部地区其增加值总额仅为400亿元［17］。提示我国体育用品制造产业国内转移成效不足尚未形成规模。

（4）产业转移率不高。较之其它劳动密集型产业，我国体育用品制造产业转移率并不高，根据本研究对“2015中国国际体育用品博览会”参会企业所进行的调查显示，目前仅有30%不到的企业实际上进行过产业转移，远低于劳动密集型产业其他行业部门。例如有研究数据表明珠三角地区迁出的企业主要集中在五金、玩具、服装、制鞋、塑料等劳动密集型行业，在浙江省1 124家外迁企业中，服装加工、低压电器制造等加工制造业占68.1%［18］。

（5）产业转移的产品结构呈现失衡状态。根据《国家体育产业统计分类》（国家统计局局令2015年第17号）体育用品制造可以划分为体育用品制造、体育服装及鞋帽制造、相关体育产品制造三大类。根据本研究对“2015中国国际体育用品博览会”参会企业所进行的调查，目前国内企业所进行的体育用品制造产业国内及国际转移90%是以体育服装及鞋帽制造品类为主。

（6）与NIKE的代工企业相比较，国内企业产业转移规模较少、速度过慢。例如2007年成立的江西广宥鞋业有限公司，是在中西部地区新建的NIKE代工厂，目前年产值规模在50亿元以上，李宁（荆门）工业园作为目前国内企业在中西部地区规模最大的产业转移项目其产值规模仅为30亿元。泰丰企业股份有限公司是台资性质的NIKE代工企业，在20世纪90年代初在广东设厂，1996年开始在越南设立工厂，2005年下半年，泰丰企业在越南生产的鞋类产品数量已经超过其在大陆的工厂，到2010年，泰丰企业大陆工厂的出货量仅占企业总产量的23%，越南、印度尼西亚、印度分别为企业总产量的51%、18%、8%［19］。根据本研究对“2015中国国际体育用品博览会”参会的安踏、匹克、贵人鸟等知名企业的调查，这些企业目前正在实施“走出去”战略在ASEAN（东盟国家和地区）投资设厂，但目前海外工厂产值仅占企业总产值的5%-10%。

3.2 我国体育用品制造产业转移存在的问题

（1）尚未构建完整的国内价值链。当前我国体育用品制造产业已嵌入NIKE等跨国巨头为链主的全球价值链。我国体育用品制造产业转移的本质是提升市场竞争力，因而会严重威胁NIKE等跨国巨头的市场利益，由此NIKE等跨国巨头会利用其掌控的全球价值链对我国体育用品制造产业转移行为进行抑制和阻扰。由此我国体育用品制造产业转移需要依托国内价值链来加以实施，即利用我国是体育用品制造大国以及潜在的消费大国的现实国情，通过国内价值链构建上下游产业配套齐全、企业合理分工与合作、具有结构优势和创新优势的产业价值链，从而充分利用我国的不同区域的劳动和土地的比较优势，形成较强的国际竞争力促进我国由体育用品制造大国迈向强国。然而当前我国体育用品制造产业只是在某些区域由某些产业龙头企业如安踏、李宁自行构建起小规模的国内价值链或初始形态的国内价值链，真正的能够整合我国整体优势、具有完整形态和功能的国内价值链并未形成。

（2）产业所在地政府的阻扰。一方面，对于某些地方政府而言，当地的体育用品制造产业是政府税收的重要来源以及安置当地劳动力就业重要的渠道，在我国现行的财税制度以及地方政府“锦标主义”政绩考核评价体系之下，如果体育用品制造产业对外转移则必然造成当地税源流失，财政收入减少，失业人群增多乃至产生“产业空心化”，在地方主义影响下，转出地政府对于体育用品制造产业转移会有阻扰行为。另一方面，在体育用品制造产业形成和发展的过程中，一些地方政府“有为而治”为扶持体育用品制造产业发展倾尽心力，当因产业发展环境不利于体育用品制造产业发展而导致向外转移，不再对当地经济发展、财政税收以及劳动力就业做出贡献时，转出地政府难免会有阻扰行为产生。

（3）为承接产业转移过度竞争。依据美国经济学家汤姆森、胡佛提出的产业梯度转移理论，当具有产业、技术和产品优势的高梯度地区产业向低梯度地区转移，可以为转移目的地带来要素投入、知识溢出、关联带动、结构优化、就业乘数效应等正效应。为了承接体育用品制造产业，中西部地区政府之间往往“比拼”出台各项优惠政策吸引产业迁入，例如对体育产业基地或体育产业园区进行高等级的基础设施建设，同时给予入园企业税费减免的各项优惠政策。但某些地方政府突破政策底线的“优惠”承诺往往难以兑现，企业经营活动的交易成本实际上较之转出地高。

（4）中西部地区缺乏承接的具体规划。《关于加快发展体育产业促进体育消费的若干意见》颁布后，我国全部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都制定颁布了相应的《实施意见》。本文对这些《实施意见》进行文本编码和分析，发现除西藏、青海、宁夏，其它中西部地区的省（自治区、直辖市）的《实施意见》中都明确作出了承接体育用品制造产业转移的规划意见，但是这些规划意见总体而言还缺乏针对性，只是宏观的规定了承接国内外体育用品制造产业转移的原则、目标、发展方向以及产业类别，但对于如何承接体育用品制造产业转移，并没有具体的实施规划意见以及政策保障意见。

（5）中西部地区产业承接能力有限。一是我国中西部地区市场化程度相对较低，缺乏现代市场经济发展所必须的竞争意识、规则意识、诚信意识、契约意识，从而使东部地区以及国外投资者对于向中西部地区进行体育用品制造产业转移存在投资风险预期过大。二是中西部地区政府服务意识和服务能力欠缺，官僚主义作风浓重、“吃拿卡要”等寻租行为以及乱收费现象比比皆是，加之商务环境、法制环境以及社会治安较之东部地区存在明显的区域差异，从而事实上抵消了中西部地区所具有的土地及劳动力等生产要素成本优势。三是中西部地区虽然具有劳动力数量及成本优势，但是劳动力素质较低、职业技能差，同时专业技术以及管理人员缺乏。四是产业配套能力不足。目前中西部各省尚处于工业化中前期水平，许多产业部门特别是轻工制造产业还未得到有效发展，体育用品制造产业转移至中西部地区面临着产业配套能力严重不足的现实问题。五是物流基础较差。体育用品制造产业作为快速消费品行业，需要及时把握市场上的多样化需求，尽快地将产品销往市场。对于承接国际订单的企业或产业而言，供货速度往往是国际采购商要求最为严格的条件之一，目前中西部地区的物流成本因道路交通等基础设施限制以及地理位置距离远洋海港远等客观条件限制往往较之东部地区偏高一大截。对于物流成本占企业生产总成本15%-30%的体育用品制造而言，物流成本高成为制约中西部承接体育用品制造产业转移的“瓶颈”。根据本研究对“2015中国国际体育用品博览会”参会企业所进行的调查，有些东部沿海地区转移而来的体育用品制造企业在中西部地区其劳动力用工综合成本能够获得15%-20%的减幅，但是其物流成本却有30%-40%的增幅，交货周期较之在东部往往滞缓1周以上，因此也额外带来5%-10%的交货违约金支出。此外，中西部地区的物流外包服务较之东部沿海地区还有很大差距，物流效率也比较低。

（6）产业原有痼疾的负面影响。第一，许多东部体育用品制造产业转移的动因是因为这些产业大多属于处于“低端道路”的低成本型体育用品制造产业，产业发展面临着劳动力、土地等生产要素成本上升的刚性约束，在自主创新、品牌塑造等促进产业走向“高端道路”的创新型战略举措难以实施或难以在短期内见效的情况，政府采取“腾笼换鸟”产业转型升级政策，将这些低成本型体育用品制造产业转移至中西部地区，实现跨区域的要素整合与错位发展，然而产业原有的价值链低端化、企业中小化、创新模仿化等痼疾仍然存在，使得产业在中西部仍然难以获得可持续发展，所以东部体育用品制造产业在向中西部地区转移过程之中，需要强调产业升级。第二，在东部地区环境保护和惩罚力度越来越大的情况下，一部分体育用品制造产业转移至环境保护意识与力度不足的中西部，有可能对中西部地区的环境造成污染而不受或少受惩罚，减少了环境成本的支出。第三，当前我国体育用品制造产业面临着国际社会“血汗工厂”的指责，在东部的外向型体育用品制造产业更为严重。因而当东部体育用品制造产业转移至中西部也有可能将这些劳工保护不力的问题带入中西部。

4 促进我国体育用品制造产业转移的对策

4.1 依托体育用品专业市场建立国内价值链

对于完全嵌入体育用品制造产业全球价值链（GVC）的我国体育用品制造产业而言，从专注于国际市场转变为国际、国内市场并重，从实施外向型发展战略转变为内外双向循环型发展战略，需要依托体育用品专业市场这一载体构建和完善体育用品制造产业国内价值链（NVC）；对于部分既嵌入体育用品制造产业全球价值链又参与体育用品制造产业国内价值链的体育用品制造产业而言，需要借助体育用品专业市场实现对体育用品制造产业国内价值链各环节全面嵌入及治理。依托体育用品专业市场建立体育用品制造产业国内价值链的机理在于：（1）体育用品专业市场通过其自身独具的商贸服务优势，能够带动体育用品制造产业专业化的生产，由此促进产业内企业深化分工协作，同时体育用品专业市场的发展壮大能够吸引、聚集体育用品制造产业生产所需的国内外生产要素和“迂回”的中间产品，形成上游产品专业市场，由此与体育用品专业市场处于同一空间中的体育用品制造产业将会降低这些生产要素和“迂回”的中间产品的信息搜集以及跨区域采购所产生的运输、仓储等成本，进而提高了生产效率及其竞争力。（2）借助体育用品专业市场的信息搜集与传导优势，有利于体育用品制造产业改进其对国内与国际市场需求的应变能力，促进体育用品制造产业不断搜寻和获取行业最新技术知识与信息，推动体育用品制造产业不断进行技术创新。（3）以我国义乌国际商贸城体育用品专业市场为代表的一批国内体育用品专业市场通过多年发展已具有一定的国内、国际市场知名度、影响力、覆盖面，借助这些体育用品专业市场能够使体育用品制造产业及产业内龙头企业快速获得国内、国际营销网络渠道与平台，同时也有利于塑造品牌。

4.2 中西部地区以特色体育产业园区承接转移

体育用品制造产业进行产业转移需要良好的产业配套，由于特色体育产业园区具有良好的基础设施、政策及制度环境优势、上下游企业集聚所产生的集聚效应，因而体育用品制造产业进行产业转移需要以特色体育产业园区为载体承接转移。当前东部地区体育用品制造产业在积极探讨与中西部地区联合建立特色体育产业园区，如浙江与重庆进行探讨双方能否合作在重庆的一些国家级、省级开发区内以“园中园”形式设立特色体育产业园区，双方共同招商、利益共享、实现双赢。实施“园中园”等产业园区承接转移模式时，如何进行有效的利益分成是所面临的最大的现实问题，其涉及到相关财税体制的调整，需要国家对相关财税体制进行调整和改革，同时国家应以按生产要素投入比例分享利益为原则，指导合作双方进行利益分成。此外，国家还应鼓励东部地区特色体育产业园区与体育用品制造产业及其龙头企业在中西部交通、区位条件较好的城市、国家级承接产业转移重点地区以及资源富集区新建特色体育产业园区。

4.3 中西部创建良好的产业转移环境

（1）在中西部承接国际、国内体育用品制造产业转移时，中西部地区政府部门要确实转变政府职能，由管理型政府向服务型政府转变，加强政务环境建设、改进和完善服务方式，提高行政办事效率，树立诚信意识与形象，确实履行招商承诺并保障投资者的合法权益。同时要积极宣传，从而在全社会营造出“亲商”“安商”“富商”的创业氛围。（2）中西部政府需要强化政策创新，通过积极的制度设计来构建有利于我国体育用品制造产业转移的制度环境，从而增强地区承接体育用品制造产业转移的竞争力和吸引力，包括：各类产业转移激励政策、高端人才引进培养政策、设立技术研发机构政策、金融信贷扶植政策、知识产权保护与监督政策，完善产业基础设施建设，加强金融、中介等服务配套。（3）政府需要对政策中有关体育用品制造产业转移的条款制定出详尽的实施意见及实施方案、举措。（4）中西部地区政府需要抓好人才教育培养工作，根据体育用品制造产业用工特点有针对性地进行职业技术培训。（5）中西部地区政府需要强化交通基础建设，加快发展物流等影响体育用品制造产业转移的生产性服务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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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udy on Several Problems of Chinese Sporting Goods Manufacturing Industry Transfer

XING Zhongyou

The development course of Chinese sporting goods manufacturing industry transfer can be divided into the global value chain-based international sporting goods manufacturing industry transfer，the foreign investmentbased international sporting goods manufacturing industry transfer，and the national value chain-based international and national sporting goods manufacturing industry transfer with each stage having different characteristics.The industry policies are the institutional power to promote Chinese sporting goods manufacturing industry transfer，the industrial structure is the structural power to promote Chinese sporting goods manufacturing industry transfer，and the industrial competition is the subject power to promote Chinese sporting goods manufacturing industry transfer.Currently，Chinese sporting goods manufacturing industry transfer is confronted with the following problems：a complete national value chain is yet to be built，block of the local government，excessive competition for undertaking industry transfer，lack of detailed planning，the ability of central and western regions to undertake transfer is limited，the negative impact of previous problems with the industry.This paper puts forward some countermeasures to promote Chinese sporting goods manufacturing industry transfer which include：to build a sporting goods specialized market-based NVC，undertake transfer through developing characteristic sports industry parks，and the central and western regions create good environment for transfer.

Sporting Goods Manufacturing Industry；Industry Transfer；Development Course；Power Mechanism

G80-052 Document code：A Article ID：1001-9154（2016）05-0047-08

G80-052

A

1001-9154（2016）05-0047-08

10.15942/j.jcsu.2016.05.008

（编辑 刘英，任丹）

河南省2016年科技发展计划软科学研究项目“新常态背景下河南体育用品生产企业自创品牌的路径及其实施体系研究”（162400410142）。

邢中有，硕士，副教授，研究方向：社会体育，E-mail：xingzhongyouhn@126.com。

许昌学院体育学院，河南许昌461000 Department ofP.E.， University ofXuchang，Xuchang Henan 461000

2016-03-22

2016-07-2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