收容教育所：失足女的噩梦之地

为了偿还交罚金和贿款所欠下的债务，性工作者在释放后往往迅速重操旧业，这与收容教育的初衷完全背离，并促生了警方与性产业之间复杂的利益链条。

从1984年上海建立第一所收容教育所至今，收容教育制度已走过了30多年。

收容教育所是一个什么单位

据历史资料记载，1949年11月21日，北京市第二届各界人民代表会议通过了《关于封闭妓院的决议（草案）》。政府一举封闭了北京市所有的妓院。但执政者很快发现，“暗娼、野妓”成为新的管理难题。一份1952年7月的不完全调查显示，当时北京城有350名“野妓”，其中包括近一半原来的妓女，此外还包括女招待、国民党高级军官的小老婆和被判刑的反革命分子家属、歌女、舞女。

1984年9月，经上海市政府批准，正式成立了上海市妇女教养所，具体管理业务由市公安局治安处负责。1987年，上海、北京、武汉、大连、西安等城市尝试开办卖淫嫖娼人员收容教育所，把原来只对卖淫妇女进行收容教育的做法，扩大到了嫖客，在一定期限内实行边教育、边劳动、边治疗性病的办法。

“收容教育所从此分为妇教所和嫖教所。”一名收容教育研究者说。在1988年公安部召开的收容教育工作座谈会上，上述5城市经验被加以推广，公安部要求各地积极筹建收容教育所。凡是劳教场所比较空闲的地方，要主动与司法部门协商，开辟收容教育所。座谈会还要求“一个省、自治区要重点建设好一、二个所”。此后，收容教育所的范围被扩大到“每个大一点的地级市都有一所”，上述收容教育研究者还这样表述。

截至1992年6月，全国建立了111所收容教育所，收容2万多人。收容教育的成果可谓显著，据部分省、市收容教育所追踪调查，解除收教人员的改好率平均为75%左右。据媒体报道，1987年至2000年全国累计收容教育30多万人。2005年，收容所继续增加到200余所。但也是从此开始，收容教育出现了萎缩的势头。

作为最早成立收容教育所的城市，上海市2004年规定，第一次嫖娼的，以拘留、罚款为主，不再收容教育。收容教育的嫖娼者对象主要是嫖娼后患性病的，以及第二次嫖娼被抓的。2005年，全国有10所一级收容教育所，但其中3所的收容人数都已不足1000人。在2005年和2006年，安徽、江西先后关闭了辖区内的所有收容教育所。到了2007年，全国收容教育所已不超过150所。

为偿还罚金重操旧业者多

一名不便具名的收容教育研究者了解到，收容教育减少的部分原因是经济利益，“抓获卖淫嫖娼一次可以罚款5000元，有些公安机关为了‘创收’，不去收容卖淫嫖娼人员，而是多次抓获多次罚款”。

“在实践中，与公安人员有良好关系的嫖娼卖淫者，可能就不被收容；没有良好关系的，就要被收容。嫖娼卖淫人员能够缴纳罚款的，可能就不被收容，交不出罚款的，就要被收容。”2013年黄海波嫖娼事件发生后，有媒体评论称。

据中国性工作者机构网络平台人士透露：“一线城市执法相对文明，警方往往为了完成工作量而抓人，不乱收罚款。二、三线城市的乱罚款问题严重，收容教育甚至成为一个重要的寻租工具。”

华北某大城市一家性工作者服务组织的负责人称：“2012年以来，警方对性工作者收取的罚金与日俱增。2012年以前花1万－2万元就可以出来，2012年以后要花4万－5万元。”

有媒体记者采访了解到，性工作者阿琴（化名）在一次性交易中与客人发生冲突，遂报警。在派出所里，她向警方讲述了事情经过，并在笔录上签了字。但她没有留意到，这是一份供述卖淫嫖娼行为的笔录。等她醒悟过来时，已经接到了行政拘留15天的决定书。“当时警察问我有没有3万块钱，我觉得花3万块钱买15天太不值了，于是就没交。”进入拘留所后，警察在第二次做笔录时，再次提示她“这次办出去需要交5万元，否则就要去收容所再待半年，从那里办出来就要10万元了”。

某NGO组织（非政府组织）的负责人均表示，为了偿还交罚金和贿款所欠下的债务，性工作者在释放后往往迅速重操旧业，这与收容教育的初衷完全背离，并促生了警方与性产业之间复杂的利益链条。

收容教育对象如何确定

《关于严禁卖淫嫖娼的决定》（下称“决定”）和《卖淫嫖娼人员收容教育办法》（下称“办法”）颁布实施以后，法律界在对卖淫、嫖娼人员进行收容时存在两种不同的意见：一种意见认为，对已治安处罚过，尚不够劳动教养（编者注：现已废除）的卖淫、嫖娼人员，不再进行收容教育，其理由是一人一种违法行为只能接受一次处罚——已治安处罚就不应该再收容教育，要收容教育就不能治安处罚；另一种意见则认为，可以由公安机关决定收容教育，理由是收容教育与治安处罚虽有联系，但性质不同。

《办法》说：“本办法所称收容教育，是指对卖淫、嫖娼人员集中进行法律教育和道德教育、组织参加生产劳动以及进行性病检查、治疗的行政强制教育措施。”

《决定》和《办法》都没有明确对收容教育的对象不能进行治安处罚的内容，反而规定对收容教育的对象只能在已治安处罚、但不够劳动教养的人员中选择。

有研究报告显示，在扫黄打非等集中执法行动中，低档场所的性工作者更有可能成为被执法的对象。2008年一项针对北京348名女性性工作者的调查显示，62%的街头性工作者曾经被抓捕过，比在固定场所内的性工作者高2-4倍。

该NGO组织曾对30名低档场所的女性性工作者和1名执法人员进行访谈，其中24名性工作者有过半年到一年的收容经历。依据被访者口述撰写的报告，披露了部分警察在拘捕和调查阶段对性工作者的执法行为，以及当事人在收容教育所中的遭遇。

由于现行法律中并没有明确规定卖淫嫖娼的证据构成，而在执法实践中，公安部门一般将两个要素作为认定的依据，即发生不正当性关系和存在金钱或财物交易。“由于公安机关取证比较困难，很难同时证明两者存在，往往采取违法的方式来取证。”工作人员通过访谈发现，“比如强行拍照，罔顾性工作者和顾客的人格尊严和隐私。”从现场被抓走后，性工作者和嫖客会被带到派出所或公安局，接受询问和调查。有性工作者表示，一旦被抓，必须在当地派出所把案件提交上级审核之前“采取行动”，否则很难改变被收容的结局。

被收容后如何进行教育

而一旦进入收容教育所，则意味着另一场噩梦。根据一名性工作者的叙述，自己进入收容教育所后，第一个月是军事化训练，必须坐在20厘米-30厘米高的小塑料凳上背诵教规（《收容教育所行为规范》），在这期间必须挺直腰，保持姿势不能动，这被称为“坐板”。“刚开始屁股坐得很疼，后来屁股上坐出了硬皮就不疼了。”她说。

剩下的绝大部分时间，被收容者必须参加劳动。据阿琴自述，她每天的工作就是“把四四方方的纸折叠整齐，然后装进四四方方的口袋里面”，但至于那到底是什么东西，所有的人都不知道，“上面全是英文”。她每天大概要工作7个小时，重复折叠1250个小纸袋和1300个大纸袋，“有时活儿要的急就得加班”。这样的劳动一般没有报酬，但能够获取积分，达到一定的积分可以减少收容时间，“于是大家都玩儿命干，可管教的说法常常不兑现”。一名收容教育所的执法人员在接受访谈时透露：“送进去的人在里面干的活，都是收容所的管理人员在外面接的活。利润百分之百是收容所里的，干活的人是一分也拿不到。”

有北京、上海的性工作者服务组织人士介绍，被收容教育的“小姐”，往往会被送回她们户口所在地的收容教育所，参加那里的劳动。有曾经被收容的性工作者透露：“河北、辽宁、山东等外地的收容所人太少了，就会花钱到北京来买，其中被送到辽宁的一个姐妹，每天做工在10小时以上。”

与劳动教养、拘留所和监狱等监管场所不同，收容教育所里的生活费等需要由被收容者自己负担。有受访者称，初进收容教育所时要一次性交纳1900元，其中包括“每月生活费200元”和“被褥、监服、脸盆等生活用品700元”。其他所有的生活必需品都要另外出钱购买，有受访者表示，收容教育所里卖的东西往往比所外要贵好几倍，在收容教育所关押的半年时间，通常要花费5000元到1万元不等。

此外，被收容者在收容所的行动受到种种限制，甚至如大小便也需要定时，有人因此患病。虽然她们允许通过电话、通信和会面等形式与外界沟通，但交流内容无隐私可言，还有一些收容教育所规定，会面时需要交纳一定的费用。

（《新京报》《21世纪经济报道》《财经》《中国青年报》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