葉　煒



元和七年議與唐德宗至武宗時期的貨幣政策
——從韓愈、元稹兩篇文章的繫年問題談起*

葉煒

“錢重物輕”是唐後期的經濟難題，憲宗元和七年(812)議是關於貨幣政策的一次大規模討論。本文從議狀格式着眼，重新探討韓愈、元稹兩篇文章的繫年問題，論證這兩篇文章爲元和七年議之議狀，以豐富對元和七年議的認識，並進而探討元和七年議與唐代貨幣政策的調整，提出元和七年議是唐後期貨幣政策調整中的重要一環，此後三十餘年的貨幣政策，都與元和七年議存在着相當密切的關係。

關鍵詞： 唐代貨幣集議錢重物輕元和中興

一　唐代集議詔敕與議狀的格式

我們要討論的兩篇文章，分别是韓愈的《錢重物輕狀》和元稹的《錢重物輕議》，在唐代的文書分類中，它們屬於“議狀”或“奏議”，有時也徑稱爲“議”，是唐代集議參加者意見的書面形式。與唐代其他公文一樣，議狀的撰寫也有一定格式。二十世紀九十年代，中村裕一先生在《唐代制敕研究》中，以韓愈、權德輿的兩篇議狀爲例，探討了唐代奏議的公文格式問題。他認爲，通過這兩篇議狀，大體可以確定唐代奏議的公文格式，包括題名、詔敕、結銜議曰以及結尾的“謹議”等。*中村裕一《唐代“議”の文書的考察》，見《布目潮渢博士古稀記念論集： 東アヅアの法と社会》，東京，汲古書院，1990年。又見中村裕一《唐代制勅研究》第三章附節三“議の文書的考察”之“議式”，東京，汲古書院，1991年，頁552—555。

權德輿《昭陵寢宫奏議》開篇云：“右，奉進止，寢宫在山上置來多年，曾經野火燒爇，摧毁略盡，其宫尋移在瑶臺寺左側。今屬通年，欲議修置。緣舊宫本在山上，原無井泉，每緣供水稍遠，百姓非常勞弊。今欲於見住行宫處修造，所冀久遠便人，又爲改移舊制。恐所見未周，宜令中書門下及百僚同商量可否，聞奏。”與上引詔書相對照，顯而易見，權德輿議狀開篇所云，就是該次集議詔書的內容。接下來，纔是權德輿個人意見的表達，“朝議郎守尚書司勳郎中、知制誥、雲騎尉、賜緋魚袋臣權德輿議曰： 臣聞古宗廟之制，……謹議。貞元十四年月日”。*《權德輿詩文集》卷二九，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頁451，452。

右，奉進止，寢宫在山上，置來多年，曾經野火燒爇，摧毁略盡，其宫尋移在瑶臺寺左側。今屬連年，欲議修置。緣舊宫本山上，元無井泉，每緣供水稍遠，百姓非常勞弊。今欲於見往行宫處修造，所冀久遠便人，又爲改移舊制，恐所見未周，宜令中書門下及百寮同商量可否聞奏者。守右補闕王仲舒議曰： 伏詳敕旨，……謹議。*《文苑英華》，北京，中華書局影印，1966年，頁4053上。

再舉一例。據《資治通鑑》唐憲宗元和六年(811)“秋，九月，富平人梁悦報父仇，殺秦杲，自詣縣請罪。敕：‘復讎，據《禮經》則義不同天，徵法令則殺人者死。禮、法二事，皆王教之大端，有此異同，固資論辯，宜令都省集議聞奏。’”*《資治通鑑》卷二三八，北京，古籍出版社，1956年，頁7685。時任尚書省職方員外郎的韓愈參與了集議，議狀收入了韓愈文集，題作《復讎狀并序》，文如下：

元和六年九月七日，富平縣人梁悦爲父報仇殺人，自投於縣請罪。敕云： 復讎殺人，自有彝典。以其申寃請罪，視死如歸，自詣公門，發於天性，志在徇節，本無求生；寧失不經，特從減死。宜決杖一百，配流循州。由是有此議。右，伏奉今月五日敕：“復讎，據《禮經》則義不同天，徵法令則殺人者死。禮、法二事，皆王教之大端。有此異同，必資論辯。宜令都省集議聞奏者。”朝議郎、行尚書職方員外郎、上騎都尉韓愈議曰：“伏以子復父讎，……謹議。”*劉真倫、岳珍《韓愈文集彙校箋注》卷二七《復讎狀并序》，北京，中華書局，2010年，頁2827。下簡稱《校箋》。參見馬其昶《韓昌黎文集校注》卷八，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頁592，593。下簡稱《校注》。

通過以上兩例，可以更爲清楚地了解唐代議狀的格式。我們在這裏强調的是，唐代的集議，是以頒佈召集集議的詔書開始的。唐代集議的議狀，也包括該次詔書的內容，一篇完整的議狀，當由引述該次集議的詔書開始，以表明撰寫此議狀的理由與正當性。

二　關於韓愈、元稹兩篇議狀的繫年問題

明確了唐代議狀與集議詔敕的關係，可以幫助我們對唐人的某些相關文章有更爲準確的認識。下面分别來看韓愈《錢重物輕狀》、元稹《錢重物輕議》。

《韓愈文集彙校箋注》卷二七《錢重物輕狀》：

右，臣伏準御史臺牒、準中書門下帖奉進止： 錢重物輕，爲弊頗甚。詳求適變，可以便人。所貴緡貨通行，里閭寬息。宜令百寮隨所見作利害狀者。臣愚以爲錢重物輕，救之之法有四： ……謹録奏聞，伏聽敕旨。謹奏。*《校箋》，頁2835—2836；《校注》，頁595—596。

關於這篇文章的寫作時間，學界目前一致的意見認爲作於穆宗長慶元年(821)九月。理由是這時候朝廷舉行過一次關於“物輕錢重”問題的集議。《資治通鑑》卷二四二：“自定兩税以來，錢日重，物日輕，民所輸三倍其初，詔百官議革其弊。戶部尚書楊於陵以爲：‘錢者所以權百貨，貿遷有無，所宜流散，不應蓄聚。今税百姓錢藏之公府。又，開元中天下鑄錢七十餘爐，歲入百萬，今纔十餘爐，歲入十五萬，又積於商賈之室及流入四夷。又，大曆以前淄青、太原、魏博貿易雜用鉛鐵，嶺南雜用金、銀、丹砂、象齒，今一用錢。如此，則錢焉得不重，物焉得不輕！今宜使天下輸税課者皆用穀、帛，廣鑄錢而禁滯積及出塞者，則錢日滋矣。’朝廷從之，始令兩税皆輸布、絲、纊；獨鹽、酒課用錢。”*《資治通鑑》，頁7799—7800。《新唐書》卷五二《食貨志二》略同，北京，中華書局，1975年，頁1360。馬其昶先生《韓昌黎文集校注》認爲，韓愈“此狀大率與於陵議合”，*《校注》，頁595。故繫此文於長慶元年。目前學界影響較大的幾種韓愈文集的整理本，如《韓愈全集校注》、《韓昌黎文集注釋》、《韓愈文集彙校箋注》均沿襲此説。*分見屈守元、常思春主編《韓愈全集校注》，成都，四川大學出版社，1996年，頁2448；閻琦《韓昌黎文集注釋》，西安，三秦出版社，2004年，頁371；《韓愈文集彙校箋注》，頁2839。陳克明先生《韓愈年譜及詩文繫年》，也是將此文繫於長慶元年。*陳克明《韓愈年譜及詩文繫年》，成都，巴蜀書社，1999年，頁617。

韓愈《錢重物輕狀》繫年的長慶元年説並非始於現代學者，宋代以來便有此説。南宋方崧卿《韓文年表》將此文繫於長慶元年。*吕大防等撰，徐敏霞校輯《韓愈年譜》，北京，中華書局，1991年，頁103。清人方成珪撰《昌黎先生詩文年譜》，是清代韓愈詩文編年考訂上的集大成之作，關於這篇文章的繫年，方成珪繼承了方崧卿的觀點。*《韓愈年譜》，頁171。對《昌黎先生詩文年譜》性質的判斷，見《韓愈年譜》序言，頁8。方崧卿以後，長慶元年説一直延續至今，未見懷疑，幾成定論。

之所以產生這樣的錯誤判斷，或與對唐代議狀的格式不夠了解有關。

同樣的問題，還出現在學界對舊題元稹《錢重物輕議》的判斷上。元稹著有《元氏長慶集》一百卷、《小集》十卷，到了宋代只存六十卷，且編排已非原貌。*參萬曼《唐集敍録》，北京，中華書局，1980年，頁235。《錢重物輕議》這篇文章，並不見於六十卷《元氏長慶集》，而是見於《文苑英華》卷七六九，題名《錢重物輕議》，作者元稹。

右，臣伏見中書門下牒，奉進止，以錢重物輕，爲病頗甚，宜令百寮各隨所見，作利害狀，類會奏聞者。臣備位有司，謬總邦計，權物變弊，職分所當，固合經心，自思上達，豈宜待問，方始啓謀？臣伏以作法於人，必求適中，苟非濟衆，是作不臧。所以夙夜寘懷，重難其術。伏奉制旨，旁采庶寮，臣實有司，敢不知愧。既不早思所見，上沃聖聰，今乃備數庶官，肩隨奏議，無乃失有司奉職之體，負尸位素飱之責。況道謀孔多，是用不集，盈庭之言，自古所知。至於業廣即山，税徵穀帛，發公府之朽貫，禁私室之滯藏，使泉流必通，物定恒價。羣議所共，指事皆然，但在陛下行之，有司遵守。利害之説，自足可徵。若更將廣引古今，誕飾詞辯，有齊畫餅，無益國經，恐重空文，不敢輕議。謹議。*《文苑英華》，頁4047上。

由於《文苑英華》編撰於北宋初期，且此文標明爲元稹所作，故後代整理元稹著作集時，多將其補遺收入。明萬曆中，馬元調魚樂軒刻《元氏長慶集》有補遺六卷，《錢重物輕議》收録於補遺卷二。今天學界通行的幾種元稹文集均收此篇，分别見於冀勤點校《元稹集》外集卷二、楊軍《元稹集編年箋注》(散文卷)“元和十五年”條、周相録《元稹集校注》補遺卷二。*分見《元稹集》，北京，中華書局，1982年，頁651；《元稹集編年箋注》(散文卷)，西安，三秦出版社，2008年，頁486；《元稹集校注》，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年，頁1458。其中《元稹集》未將本篇繫年，而《元稹集編年箋注》、《元稹集校注》以及卞孝萱《元稹年譜》、周相録《元稹年譜新編》均將此文繫於元和十五年(820)八月。*卞孝萱《元稹年譜》，濟南，齊魯書社，1980年，頁324。周相録《元稹年譜新編》，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年，頁185。他們的理由都是引用《舊唐書》卷一六《穆宗紀》的記載，元和十五年八月“辛未，兵部尚書楊於陵總百僚錢貨輕重之議，取天下兩税、榷酒、鹽利等，悉以布帛任土所產物充税，並不徵見錢，則物漸重，錢漸輕，農人見免賤賣匹段。請中書門下、御史臺諸司官長重議施行。從之”。*《舊唐書》，頁480。

八月，中書門下奏： 伏惟今年閏正月十七日敕，令百寮議錢貨輕重者。今據羣官楊於陵等，伏請天下兩税、榷酒、鹽利等，悉以布帛絲綿任土所產物充税，並不徵見錢，則物漸重，錢漸輕，農人且免賤賣疋帛者。……又羣官所議鑄錢，或請收市人間銅器，令州郡鑄錢者。……欲令諸道公私銅器各納所在節度、團練、防禦、經略使。……請令門下中書兩省、尚書省、御史臺并諸官商量重議聞奏。從之。*《册府元龜》，頁6003下—6004下。《舊唐書》卷四八《食貨志上》頁2093，2104；《唐會要》卷八四《租税下》(頁1825)、卷八九《泉貨》(頁1936)均有記載，但《舊唐書》和《唐會要》都將賦税、鑄錢二事分開，不如《册府元龜》的記載完整準確。

這次集議，包括賦税、錢幣等兩個討論事項，時任尚書省祠部郎中、知制誥的元稹是有議狀的，即《中書省議賦税及鑄錢等狀》：

中書門下奏，據楊於陵等議狀，請天下兩税榷酒鹽利等，悉以布帛絲綿等物充税，一切不徵見錢者。右，據中書門下狀，稱應徵兩税，起元和十六年已後，並配端匹斤兩之物以爲税額，不用計錢，令其折納。仍約元和十五年徵納布帛等估回計者。伏以兩税不納見錢，百姓誠爲穩便。或慮土宜不等，恐須更有商量。……右，據中書門下狀，欲令諸道公私銅器各納節度、團練等使，令本處軍人鎔鑄。其鑄本請以留州、留使錢年支未用物充，待一年後鑄銅器盡勒停。其州府有出銅鉛可以廣鑄處，每年與本充鑄者。臣等……以前據中書門下奏，請令中書、門下兩省重議可否奏聞者，臣等謹議如前，謹録奏聞，伏候敕旨。*《元稹集校注》卷三六《中書省議賦税及鑄錢等狀》，頁971— 972。

元稹所議賦税、鑄錢二事，以及所引中書門下狀都與《册府元龜》中書門下奏請集議的文字相符合，故《中書省議賦税及鑄錢等狀》纔是元稹元和十五年八月集議的議狀。

那麼，《錢重物輕議》是不是也是作於元和十五年呢？答案是否定的。我們還是看《錢重物輕議》開篇：“右，臣伏見中書門下牒，奉進止，以錢重物輕，爲病頗甚，宜令百寮各隨所見，作利害狀，類會奏聞者。”這可見前引《册府元龜》所載元和七年詔令，顯然，此處元稹所引，與元和十五年討論没有對應關係，而是對元和七年二月詔的縮寫。縮寫或爲元稹所爲，也可能是中書門下牒轉發詔書時的簡化。總之，《錢重物輕議》當繫於元和七年，而不是元和十五年。

《錢重物輕議》的作者，也是一個問題。議狀中“臣備位有司，謬總邦計，權物變弊，職分所當”云云，顯示作者當是管理國家財政的重要官員，這與元稹身份不符。其實學者對此已有覺察，楊軍先生認爲：“詳其語氣，乃負責賦税之臣僚。故疑此《議》乃代人作。時在元和十五年八月。元稹時任祠部郎中知制誥。”*《元稹集編年箋注》(散文卷)，頁487。由於認爲此議狀作於元和十五年，所以雖有疑問，但楊軍先生還是認爲任職中央的元稹“代人作”。周相録先生更進一步，認爲此文元和十五年作於長安，“從文章語氣看，作者當是‘謬總邦計’之大臣”，“文必作於是時，元稹從未‘謬總邦計’，如非代作，定爲僞文”。*分見《元稹集校注》補遺卷二，頁1458；《元稹年譜新編》，頁185。吴偉斌先生也在認爲此文作於元和十五年的前提下，提出文字內容與元稹祠部郎中知制誥的身份不符，此文不是元稹所作，作者可能是楊於陵的同僚。*吴偉斌《元稹詩文辨僞録集》，《南京廣播電視大學學報》2015年第1期。其實，若將此議狀繫於元和七年，問題就清楚了。元和七年，元稹任江陵府士曹參軍，這與“備位有司，謬總邦計”相差甚遠，這幾年中，也未見其替中央官代筆的記録，且元稹遠在江陵(今湖北荆沙市)，替中央官代筆的可能性比較小。因此，我們認爲，此篇當非元稹自己的議狀，也不太可能是元稹爲其他中央官員代筆，《文苑英華》卷七六九所記作者有誤。《錢重物輕議》並非元稹所作，這或許纔是《元氏長慶集》未收此篇議狀的根本原因。

三　元和七年之前的唐代貨幣政策

上文探討了唐代議狀的格式，强調了議狀文字與集議詔書之間的對應關係，並通過議狀的格式，確定了韓愈的《錢重物輕狀》和主管財政官員的《錢重物輕議》均作於憲宗元和七年，是元和七年羣臣討論“錢重物輕”問題的書面意見。這豐富了我們對元和七年議的認識，有助於對這次集議及唐代貨幣政策調整的理解。

憲宗時期，財力有所充實，但一系列削平藩鎮的戰爭對國家財力消耗量很大，同時“錢重物輕”的問題依舊。據目前所見資料看，憲宗時期是唐代貨幣政策調整最爲密集的時期，十五年間先後出臺十九項政策，這些措施大體可以元和七年議爲界限，分成兩個階段。元和元年(806)至元和七年間，主要是對舊有措施的沿用和强調。元和元年二月“甲辰，以錢少，禁用銅器”。*《舊唐書》卷一四《憲宗紀上》，頁415。次年二月，重申江淮地區的鉛銅，須在諸道觀察等使與知院官共同管理監督下、由州府收買；四月，再次强調禁鉛錫惡錢。*分見《唐大詔令集》卷一一二《條貫江淮銅鉛敕》，北京，中華書局，2008年，頁584；《舊唐書》卷一四《憲宗紀上》，頁421。元和三年、六年，分别“於郴州舊桂陽監置爐兩所，采銅鑄錢”、“於蔚州置五爐鑄錢”。*分見《舊唐書》卷四八《食貨志上》，頁2101；《舊唐書》卷一四《憲宗紀上》，頁434。元和三年增爐鑄錢之前，全國每年的鑄錢量爲12萬8千貫，新增七爐年每年鑄錢約2萬5千貫，達到了15萬3千貫，增加了近20%。*《舊唐書》卷四八《食貨志上》，郴州舊桂陽監置爐兩所“每日約二十貫，計一年鑄成七千貫”，頁2101；《新唐書》卷五四《食貨志四》作“以兩爐日鑄錢二十萬。天下歲鑄錢十三萬五千緡”，頁1389，則增爐之前天下歲鑄錢爲12萬8千貫。同頁又記蔚州“以五爐鑄，每爐月鑄錢三十萬”，三十萬錢合300貫，則每爐年鑄錢3600貫，五爐年鑄錢1萬8千貫。即便增加了不少，但比起玄宗天寶年間“一歲計鑄錢三十二萬七千餘貫文”的數字來，*《通典》卷九《食貨九·錢幣下》，頁204。尚不及一半。銅錢仍舊不足，故元和六年二月，沿用德宗政策，再次下令錢帛並行，規定“公私交易，十貫錢已上，即須兼用疋段”。*《文苑英華》卷四三五《賑恤百姓德音》，頁2205下。以上政策，無論加鑄銅錢、禁止惡錢，還是錢帛兼行，均爲前代舊制。

元和七年以前的新政策有二，一是針對傳統使用銀作爲貨幣的嶺南地區，元和三年六月規定“其天下自五嶺以北，見采銀坑，並宜禁斷”，“五嶺以北，采銀一兩者流他州，官吏論罪”，*《舊唐書》卷四八《食貨志上》，頁2102；《新唐書》卷五四《食貨志四》，頁1389。不過一年以後，此制即廢，政策影響有限。更有意義的是元和三年六月敕：

泉貨之法，義在通流。若錢有所壅，貨當益賤。故藏錢者得乘人之急，居貨者必損己之資。趨利之徒，豈知國計，斯弊未革，人將不堪。今欲著錢令以出滯藏，加鼓鑄以資流布，使商旅知禁，農桑獲安，義切救人，情非欲利。然革之無漸，物或相驚。已日之孚，在乎消息。天下商賈先蓄錢者，宜委所在長吏，分明曉諭，令其收市貨物，官中不得輒立程限，逼迫商人，任其貿易，以求便利。計周歲之後，此法遍行，朕當别立新規，設蓄錢之禁。所以先有告示，許其方圓，意在他時，行法不貸。*《唐大詔令集》卷一一二《條貫錢貨及禁采銀敕》，頁584。時間據《舊唐書》卷一四《憲宗紀上》，頁425。

元和三年詔書的意義，在於提出了一種理解、解決錢重物輕問題的新思路，即在現有銅錢總量難以增加的情況下，着眼於流通領域，認爲如果現有銅錢不能進入市場流通，便會加劇錢重物輕。即“泉貨之法，義在通流。若錢有所壅，貨當益賤”。這樣，新的解決辦法是“著錢令以出滯藏，加鼓鑄以資流布”，“天下商賈先蓄錢者，宜委所在長吏，分明曉諭，令其收市貨物”，並“設蓄錢之禁”，以行政手段迫使商人手中積蓄的貨幣流入市場。憲宗的思想來源何處，目前難以確知。我們提出一種可能性，這或許與白居易有關。理由如下： 第一，白居易持有類似的思想。在德宗貞元十六年(800)應進士科禮部試策中，白居易提出，“布帛之賤者，由錐刀之壅也。苟粟麥足用，泉貨通流，則布帛之價輕重平矣”。*朱金城《白居易集箋校》卷四七《禮部試策五道·第五道》，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年，頁2862。永貞元年(805)冬至元和元年(806)春，白居易在準備參加制舉的備考文章中，再次表達了類似主張，“方今天下之錢日以減耗，或積於國府，或滯於私家”。*《白居易集箋校》卷六三《策林二·息遊墮》，頁3469。關於白居易的備考制舉時間，參付興林《白居易散文研究》，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7年，頁129，130。可見，白居易對貨幣問題的某些思考，正是從貨幣流通角度着眼的。*白居易對貨幣問題有較多思考，全面的研究參侯厚吉、萬安培《白居易的貨幣思想述論》，《中南財經大學學報》1990年第2期。第二，從時間上看，白居易在元和二年十一月入翰林爲學士，元和三年四月拜左拾遺、依前爲翰林學士。*丁居晦《重修承旨學士壁記》，見洪遵輯《翰苑羣書》上，知不足齋叢書本，葉42B。《舊唐書》卷一六六《白居易傳》，頁4341。元和初年，是唐代翰林學士在政治中作用比較突出的時期，白居易作爲皇帝決策的核心參謀顧問人員，其思想很有可能影響憲宗。當然，也有一種可能，是憲宗認爲白居易的思想與自己有一致之處，而將其引入決策圈。*“盩厔尉、集賢校理白居易作樂府及詩百餘篇，規諷時事，流聞禁中。上見而悦之，召入翰林爲學士”，見《資治通鑑》卷二三七唐元和二年十一月條，頁7646。

不過，從詔書“欲著錢令”云云的表述看，在元和三年，上述思想還僅僅是一種理論和設想。而且，這樣的思想在當時的決策層中，也並非共識。元和前期決策層的核心人員之一，翰林學士李絳在元和四年或五年，有《論內庫錢帛》一文，其“錢是通流之貨，居之則物以騰踴”的論述，*冶豔傑《李相國論事集校注》卷四，武漢，華中科技大學出版社，2015年，頁108；《全唐文》卷六四五擬名爲《請散內庫拯黎庶疏》，北京，中華書局影印，1983年，頁6536上。《資治通鑑》卷二三八將此事繫於唐元和五年末，作“絳嘗從容諫上聚財”，頁7682。既云“嘗”，當不一定是在元和五年，或在此前。又《李相國論事集》卷四此篇前後文均作於元和四年，故暫訂該文作於元和四或五年。顯然與元和三年詔“若錢有所壅，貨當益賤”的看法相左，即貯藏貨幣對物價的影響，二者意見截然相反。再有，從元和四年“陌內欠錢，法當禁斷”、元和六年“茶商等公私便換見錢，並須禁斷”的實際措施看，*分見《唐會要》卷八九《泉貨》，頁1933；《舊唐書》卷四八《食貨志上》，頁2102。也是與元和三年詔促進商業、鼓勵錢幣進入流通領域的思想不一致的。因爲所謂“陌內欠錢”，是指銅錢在實際支付時每貫可以減少若干文，仍充一貫價值使用，它是爲了彌補通貨的不足，民間交易中出現的貨幣流通形式。*參陳明光《唐代“除陌”釋論》，《中國史研究》1984年第4期。“便換”，亦稱“飛錢”，*《舊唐書》卷四九《食貨志下》，頁2121。“商賈至京師，委錢諸道進奏院及諸軍、諸使富家，以輕裝趨四方，合券乃取之，號‘飛錢’”。*《新唐書》卷五四《食貨志四》，頁1388—1389。便換、飛錢是類似匯票的匯兑方式，也是在貨幣不足以及政府禁止錢幣出境的情況下，民間爲了方便跨地區貿易而發明的。*參寧可主編《中國經濟通史》(隋唐五代經濟卷)，北京，經濟日報出版社，2000年，頁495—496。對以上兩種交易方式的禁止，是不利於民間商業交流的。“自京師禁飛錢，家有滯藏，物價寢輕”，*《新唐書》卷五四《食貨志四》，頁1389。禁止便換、飛錢，加劇了商人貯藏貨幣的情況，導致了物品價格的進一步下跌，這也與前引元和三年詔力圖促使錢幣進入流通領域的設想背道而馳。

四　元和七年議與此後唐代貨幣政策的調整

元和七年二月集議，正是在前文所述背景下，爲了解決錢重物輕問題而組織的大規模討論，“宜令百寮各隨所見，作利害狀以聞”。本文第二節，我們確定了《錢重物輕狀》、《錢重物輕議》兩篇文章是這次討論的文字。下面就以這兩篇文章爲核心，分析元和七年議與此後唐代貨幣政策的調整問題。

韓愈在《錢重物輕狀》中，提出了四點解決錢重物輕問題的措施：“臣愚以爲錢重物輕，救之之法有四： 一曰在物土貢。……今使出布之鄉，租賦悉以布；出綿絲百貨之鄉，租賦悉以綿絲百貨。……二曰在塞其隙，無使之洩。禁人無得以銅爲器皿，禁鑄銅爲浮屠、佛像、鐘、磬者。蓄銅過若干斤者，鑄錢以爲他物者，皆罪死不赦。……三曰更其文貴之，使一當五，而新舊兼用之。……四曰扶其病，使法必立。”*《校箋》，頁2835—2836；《校注》，頁595—596。四條中，有實質意義的是前三條，而這三條並没有太多新意。“物土貢”是針對兩税法徵收多以錢的問題，提出以土產代銅錢，以期減少貨幣的需求量。這樣的思想，德宗貞元八年宰相陸贄曾經提出，即“請兩税以布帛爲額不計錢數”。*《陸贄集》卷二二《均節賦税恤百姓六條》之二，北京，中華書局，2006年，頁735。第二條限制銅器的使用和鑄造，如前所述，是代宗、德宗、憲宗時多次使用的舊法。至於第三條鑄大錢，“以一當五”，是欲覆高宗“乾封泉寶”、肅宗“乾元重寶”之轍。在第二條中，韓愈對社會佛教信仰消費、占用大量銅資源的關注，並提出“禁鑄銅爲浮屠、佛像、鐘、磬”的建議，是有新意的。

元和七年五月：

兵部尚書判戶部事王紹、戶部侍郎判度支盧坦、鹽鐵使王播等奏：“伏以京都時用，多重見錢，官中支計，近日殊少。蓋緣比來不許商人便換，因兹家有滯藏，所以物價轉輕，錢多不出。臣等今商量，伏請許令商人於戶部、度支、鹽鐵三司，任便換見錢，一切依舊禁約。伏以比來諸司諸使等，或有便商人錢，多留城中，逐時收貯，積藏私室，無復流通。伏請自今以後，嚴加禁約。”從之。*《唐會要》卷八九《泉貨》，頁1934。又《舊唐書》卷四八《食貨志上》作“因兹家有滯藏，所以物價轉高”，“高”當爲“輕”之訛，參頁2111校勘記〔一三〕。

元和十二年，還有一項政策，是“禁私室之滯藏”的具體措施。《舊唐書》卷四八《食貨志上》：

又敕： 近日布帛轉輕，見錢漸少，皆緣所在壅塞，不得通流。宜令京城內自文武官僚，不問品秩高下，并公郡縣主、中使等，下至士庶、商旅、寺觀、坊市，所有私貯見錢，並不得過五千貫。如有過此，許從敕出後，限一月內任將市别物收貯。如錢數較多，處置未了，任於限內於地界州縣陳狀，更請限。縱有此色，亦不得過兩箇月。若一家內别有宅舍店鋪等，所貯錢並須計用在此數。其兄弟本來異居曾經分析者，不在此限。如限滿後有違犯者，白身人等，宜付所司，決痛杖一頓處死。其文武官及公主等，並委有司聞奏，當重科貶。戚屬中使，亦具名銜聞奏。其賸貯錢，不限多少，並勒納官。數內五分取一分充賞錢，止於五千貫。此外察獲，及有人論告，亦重科處分，并量給告者。*《舊唐書》卷四八《食貨志上》，頁2103—2104。

敕書規定，私家儲存現錢的最高額度爲“五千貫”，過此額度者，限定時間“任將市别物收貯”。以貨幣購買商品存儲的規定，可以讓貨幣盡快進入流通領域。同時，還設置了相應的違規處罰辦法。政府希望藉此“禁私室之滯藏”、迫使貨幣流入市場，緩解“布帛轉輕，見錢漸少”的問題。從條文來看，規定是比較細緻的，但執行起來卻並不盡如人意。“時京師里閭區肆所積，多方鎮錢，王鍔、韓弘、李惟簡，少者不下五十萬貫。於是競買第屋以變其錢，多者竟里巷傭僦以歸其直。而高貲大賈者，多依倚左右〔神策〕軍官錢爲名，府縣不得窮驗”。首先，數額巨大的“方鎮錢”並没有像政策制定者希望的那樣流向普通商品，而是流向了房產，“競買第屋”，甚至租下整個里坊或街巷。其次，那些資產雄厚的富商大賈，以左右神策軍官錢的名義，逃避地方檢查追究。結果，“法竟不行”。*同上書，頁2104。“神策”二字原無，據《新唐書》卷五四《食貨志四》(頁1390)補。

以上可見，元和七年議之後的憲宗貨幣政策，整體説來都是從貨幣流通入手，以“泉流必通，物定恒價”爲目的，圍繞“發公府之朽貫，禁私室之滯藏”這兩方面而制定的。

憲宗以後，穆宗至文宗期間的貨幣政策，無論從理論認識還是從實際政策看，概況地説，還是對元和七年議“業廣即山，税徵穀帛，發公府之朽貫，禁私室之滯藏”的實踐。

憲宗元和十二年(817)，曾下令私家儲存現錢的最高額度爲“五千貫”，超過額度的部分，限時購物儲存。文宗大和四年(830)，同樣旨在“禁私室之滯藏”的規定又一次出臺，規定私家貯藏貨幣的額度是七千貫。*《新唐書》卷五四《食貨志四》記大和四年“詔積錢以七千緡爲率”，頁1390。十一月敕：

應私貯見錢家，除合貯數外，一萬貫至十萬貫，限一周年內處置畢；十萬貫至二十萬貫以下者，限二周年處置畢。如有不守期限，安然蓄積，過本限，即任人糾告，及所由覺察。其所犯家錢，並準元和十二年敕納官，據數五分取一分充賞。糾告人賞錢，數止於五千貫。應犯錢法人色目決斷科貶，並準元和十二年敕處分。其所由覺察，亦量賞一半。*《舊唐書》卷四八《食貨志上》，頁2105—2106。

相對於元和十二年制兩個月的處理時限，這次寬限爲兩年，且對二十萬貫以上的巨額財富，没有明確處理方式，這可能是吸取了元和十二年令無法貫徹的教訓而加以調整的結果。政策思路一同元和十二年，結果也和前者一樣，“事竟不行”。政府迫使貨幣流入市場的行政措施達不到目的，貨幣依然短缺，便規定“凡交易百緡以上者，匹帛米粟居半。河南府、揚州、江陵府以都會之劇，約束如京師”，但執行得也不如意，被迫放棄，“未幾皆罷”。*《新唐書》卷五四《食貨志四》，頁1390。

“業廣即山”、“廣山鑄之數”是元和七年、十五年議中都强調的，即壟斷銅礦、增加鑄錢。前文述及，元和六年鑄錢十五萬三千貫；到了憲宗末穆宗初，年鑄錢額爲十五萬貫；文宗大和八年“天下歲鑄錢不及十萬緡”。*分見《新唐書》卷五二《食貨志二》：“今鑄十數鑪，歲入十五萬而已。”頁1360；卷五四《食貨志四》，頁1390。爲什麼鑄錢額不升反降呢？李錦繡先生曾經對唐後期鑄錢的成本進行了估計，認爲唐後期政府鑄錢無利可圖，鑄錢與其説是財政收入，不如説是財政支出。*李錦繡《唐財政史稿》(下卷)，北京大學出版社，2001年，頁841。

在鑄錢成本過高、限制私人貯幣難以貫徹的背景下，到了文宗後期，政府保證貨幣流通數量的努力，除了曾在蔚州置飛狐鑄錢院外，更主要的是在禁銅方面。禁銅令此前曾多次頒佈，但實施不利，文宗開成年間宰相李珏有言：“禁銅之令，朝廷常典，但行之不嚴，不如無令。今江淮已南，銅器成肆，市井逐利者，銷錢一緡，可爲數器，售利三四倍。遠民不知法令，率以爲常。”這樣，“縱國家加爐鑄錢，何以供銷鑄之弊？”也就是若不禁止民間銅器的鑄造和買賣，即使再多鑄錢，也會被銷錢爲器。因此，李珏提出“今請加爐鑄錢，他法不可”，前提是“禁銅之令，必在嚴切，斯其要也”。宰相楊嗣復更嘆曰：“但且禁銅，未可變法。法變擾人，終亦未能去弊。”*《舊唐書》卷一七六《楊嗣復傳》，頁4557。認爲禁銅令的貫徹是貨幣政策的當務之急，目的是國家壟斷鑄幣資源。

武宗會昌五年(845)七月“滅佛”後，“以天下廢寺銅像及鐘磬等委諸道鑄”，“天下士庶之家所有銅像，並限敕到一月內送官。如違此限，並准鹽鐵使舊禁銅條件處分。其土木等像，並不禁。……自拆寺以來，應有銅像等，衣冠百姓家收得，亦限一月內陳首送納，如輒有隱藏，並準舊條處分”。*《唐會要》卷四九《雜録》，頁1008—1009。被廢寺院和私家的銅像一律送官，但不禁土木等佛像，“滅佛”政策之經濟目的顯而易見。政府在獲得充足的鑄幣資源後，鹽鐵使以及諸道觀察使都開始鑄錢，“天下以州名鑄錢，京師爲京錢，大小徑寸，如開元通寶”，*《新唐書》卷五四《食貨志四》，頁1391。馬飛海總主編《中國歷代貨幣大系》之3，陳源、姚世鐸、蔣其祥主編《隋唐五代十國貨幣》收有背鑄“昌”、“京”、“洛”、“益”、“荆”、“襄”、“越”等字的開元通寶錢，或爲此時所鑄京錢和州名錢。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年，頁202—206，206—211，211—214，211—216，216—217，217—220，227—230。參洪遵《泉志》卷三“新開元錢背文”條，叢書集成本，767册，頁19下—20上。新舊錢並行，*唐朝本打算行新錢，廢舊錢，但没有實行。見《舊唐書》卷四八《食貨志上》，頁2106。基本解決了長期困擾唐朝的錢重物輕問題。若從長期貨幣政策調整的角度看，“滅佛”事件並不突兀，不過是元和七年韓愈建議以及敬宗、文宗政策的激進版而已。

簡言之，元和七年議之後的憲宗貨幣政策，整體説來是從貨幣流通入手，圍繞“發公府之朽貫，禁私室之滯藏”這兩方面而制定的。穆宗至文宗期間的貨幣政策，概況地説，還是對元和七年議“業廣即山，税徵穀帛，發公府之朽貫，禁私室之滯藏”的實踐。

五　結　　語

本文從議狀的格式角度，討論了韓愈《錢重物輕狀》和舊題元稹《錢重物輕議》的繫年、作者問題，認爲它們分别是韓愈和財政主管官員在憲宗元和七年(812)議中的書面意見。元和七年議的主旨是當時困擾統治者的錢重物輕問題，在充實了對元和七年議的認識後，我們進一步探討了元和七年議與唐代貨幣政策的調整問題，認爲元和七年以後至文宗時期的貨幣政策，從整體看，與元和七年議關係密切，是對元和七年議的實踐。而武宗會昌“滅佛”中的激進政策，其實也是在元和七年議以及敬宗、文宗相關政策的延長線上。這是文章的基本結論。此外，還可有以下幾點認識。

從文獻角度看，對唐代議狀格式的認識，有助於我們更準確地把握議狀、奏議類文獻的性質和內容。

集議是唐代的決策會議的一種形式，對元和七年議與此後至文宗、武宗貨幣政策的調整的分析提示我們，通過集議的方式，有助於不同層次決策者和執行者共識的產生，進而有助於政策貫徹的連續性、穩定性。

從唐代政治、制度變遷角度看，德宗時政策的猶豫、反覆，體現了面對驟然嚴重的錢重物輕問題，決策層還缺乏通盤認識。到了憲宗時代，元和三年詔中表達的對錢重物輕問題的新思考漸成上下共識，在元和七年集議後獲得了落實。元和七年議提出的政策成爲此後三十餘年貨幣政策的核心。思考元和政策、制度對後世的影響，有助於我們理解“元和中興”在唐後期制度史、政治史上的意義。

(本文作者係北京大學歷史學系副教授)

*本文是教育部人文社會科學研究規畫基金項目“唐後期以皇權爲主導的制度變遷研究”(批准號14YJA770017)的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