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润

如果将1978年定为中国改革开放的肇始之年，那么1984年就是全面达成共识的破局之年。当改革事业遭遇停滞摇摆，“商品经济”、“姓资姓社”等意识形态层面的突破和共识很有必要，但制度创新更为关键，承包制和双轨制就是在1984年前后建立的两大基石，也是创业者风起云涌的时代背景。

改革的本质是利益重新分配。改革旧体制就意味着切割、剥离背后的利益集团，用更市场化的办法取而代之，其风险可想而知。承包制和双轨制的指导思想，是将存量改革转向增量改革、以增量改革带动存量改革的保守过渡方案。以市场经济的新体制将计划经济体制的内容冻结、封存，让它逐步衰落、消亡、更替，实现平稳过渡，将风险降到最低。毕竟中国的改革开放史无前例，没有成功先例可供参考借鉴，也无理论知识支撑，只有实事求是，从实际出发，坚持务实主义——这是改革开放的唯一理论，才能让改革过程变成一场可控的巨大试验。

一

在中国商业史上，1984年就是这样的关键时刻，也是值得纪念的伟大年份。

这一年柳传志40岁，在北京的寒风中“脚踏两只船”，以中科院的身份和资金，在不到20平方米的传达室内创办联想，每天带着同事像无头苍蝇一样倒卖冰箱、电子表、旱冰鞋甚至运动裤衩，还因为倒卖彩电被骗走20万元资本金中的14万元，简直就是灭顶之灾。在青岛，市二轻局科级干部张瑞敏被排挤，下放到荒芜安宁如坟场的破落工厂，“上班8点钟来，9点钟就走人，10点钟时随便在大院里扔一个手榴弹也炸不死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