尧山壁

1976年5月到束鹿县组稿，正逢县里开会纪念《讲话》发表三十四周年。第一次听说当年在延安参加座谈会的一百名代表中就有这县三人，公木、方纪、任桂林，大概在全国两千县中是绝无仅有的。难怪称河北文化强县，1958年誉为“诗洋画海金束鹿”。与三名作家比肩的还有三名艺术家，赵望云、任率英和丁果仙。一位作者神秘地告诉我，方纪回老家了，敢不敢去看望？我激动得跳起来，岂止敢去，还巴不得呢。方纪老家佃士营在城东三里，几乎一溜小跑赶去的。十年没见，面前的方纪衰老了许多，但是精神还好，风度依旧，满头乌发，腰板也还挺直，只是右腿残疾，偏瘫语迟，脸上写满了沧桑。

初中时我就崇拜方纪，被他的《老桑树底下的故事》引上了文学之路。我的家乡隆尧与束鹿相距不过百里，只隔一个宁晋县。小说中的土地改革我也经历过，生活和语言大体一样，两相对照，从中领悟到从生活到艺术的门路。高中时这种迷恋进一步加深，1956年被称作“文艺的春天”，北京召开知识分子大会，大张旗鼓地宣传“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文艺界气氛活跃，反映到学校，就是电影多了，文学期刊多了。邢台一中建于原北方大学原址，有个很大的阅览室，方纪的名字在报刊上出现最频繁，他写了大量有关三峡、岷江、金沙江的组诗和散文，篇篇热情奔放，才华横溢，显示出一种独异的艺术魅力。

教科书上书，诗与散文是姊妹艺术，而长相迥异。方纪却能一手散文一手诗，玩得神采飞扬，有几篇描绘少数民族风情的散文，兴之所至，往往跳出一段精彩的民歌或新诗，别开生面，这一手对我后来的写作方向影响深远，我们几个同学常常在报刊上寻找他的足迹，无限向往之。1957年长江文艺出版社出版了他的诗集《不尽长江滚滚来》，第二年作家出版社出版了散文集《长江行》，我都千方百计邮购来，逐字逐句地欣赏，把魂儿都勾去了，高三时还懒得复习，几乎放弃高考。至今还觉得，表现长江的诗文，不论之前李冰的《巫山神女》，还是之后刘白羽的《长江三日》，还是方纪的川味浓郁。

1958年动员高考，我报了天津的河北大学，图得是河大有顾随，天津有方纪，方便追随。开学后顾老的课听了，方纪难得一见，等呀等呀，等到是一沓批判他《来访者》的讲义，同时受批判的还有管桦的《辛酸地》。姚文元《论？骉来访者？骍的思想倾向》，发表于《文艺报》1958年第二期，帽子大得吓人，诸如“宣扬人性论”“丑化社会主义”“丑化共产党员和党的领导”。找来原著一读，讲述一个知识分子与一个女艺人的爱情故事，看不出姚文元所说的问题，倒觉得文字很美。又找来另外几篇，《园中》《晚餐》《开会前》，都发表在《新港》1957年八、九月，都是表现城市普通人的生活，使我这乡下人感到题材新鲜，更看不出什么“倾向”。我想起方纪在长江诗文大获成功后，先后受到周总理、毛主席接见，当面听到“百花齐放要放，百家争鸣要争”的指示，会后发表了一篇文章《让鲜花开放满园》，说作家要“学习神农精神，尝百草而明医道”。没想到刚刚尝了一口，就吃到了苦头。

一棍既起，乱棍打来，方纪身陷重围。而且屋漏又遭连阴雨，反右倾又找上头来，新账旧账一齐算。方纪还挺得住，在文艺方向上很自信。当年他在延安《解放日报》任文艺组长，亲耳聆听毛主席《讲话》，解放后从《天津日报》文艺部主任，一路上升到市文化局长、文联主席、市委宣传部主管文化的副部长、市文委书记，被称作党的文艺路线在天津的解释人，事到如今，这一切该如何解释？闭门思过，写了一首诗：“行年已四十，犹在犯错误，人生既满百，八十当何如？见人羞遮面，埋头苦读书。遇事方识人，知过意乃舒。岂当墙上草，但效风前竹，杜诗最有味，把卷快一读。”市委书记王亢之是老朋友，与他和梁斌并称“冀中三杰”，看了心疼，出面保护，强调不要对一个作家“残酷斗争、无情打击”。劝他不必闭门思过，到工厂去，换一下空气，先后去了造纸厂、电子厂、钢厂。《人民文学》1960年十一月发表了他的《第一千炉好钢》，第二年十月又以显著位置发表了散文《挥手之间》。文友们拍手相庆，说方纪终于突围了。《挥手之间》大题材、大手笔，以白描手法，朴实语言，刻画了毛主席在历史转折时刻，大智大勇赴重庆谈判，博大胸怀，从容神态，以及领袖与人民群众呼吸相通的情感，尤其拨动亿万人民神经的那个挥手动作，简直是神来之笔，精彩之极，堪称近代散文一篇经典，一些段落至今我还背得出来。小说创作遇阻，回归散文，此时的方纪已过不惑之年，生命和感情结出了绚丽的艺术之花，《桂林山水》《端溪行》，标志着方纪的散文艺术达到了巅峰时期。

同住一座城市，共饮一条海河水，却无缘相见，有时我就在市委门口转悠，万一碰上呢。一次还贸然进去，找到宣传部，一位女同志说，方部长好久不来了，连办公桌都撤了。头两年演苏联电影，《复活》《白夜》《战争与和平》，方纪刚访苏回来，上演一部解说一部，记录下来就是一篇影评，给影院增加了不少票房。延安时期他自学外语，翻译过苏联英雄马特洛索夫、巴芙里琴科的事迹，写过高尔基、托尔斯泰的评论，发表在《解放日报》上。怪不得他写长江的自然风光和神话传说，单纯明了，行云流水，能读出普希金和屠格涅夫的韵味来。

1961年春，《来访者》和右倾问题得到甄别平反，方纪又回到天津文坛中心位置上来。第一次见到方纪本人，他代表市委传达周总理讲话，批评文艺界左的东西越来越多，作家不敢想不敢说不敢写，整日如临深渊，如履薄冰。鼓励大家放下包袱，大胆创作。那一天会场灯光明亮，有雨过天晴的气氛。方纪诗人气质，感情跌宕，语言动人，低沉时落地有声，豪放时笑声朗朗，把自己心里储存的阳光春风，吹洒到每个人心里，荡起层层涟漪。激动过后再看本人形象，相貌堂堂，黑边眼镜，身体笔挺，穿一件风衣，谈笑风生，引经据典，一派学者风度。

河北作家多不善言词，田间少气无力听不见，康濯磕磕巴巴湖南话听不懂，梁斌语速太慢供不上听，刘真说得太快像机关枪，刘流有病说话伸脖子张嘴喘大气，都羡慕方纪好口才。不论什么会，他一亮相必然突出出来，成为主角，众星捧月。那时我是个小作者，坐在后排，听方纪的发言是一种享受。一次在干部俱乐部走个碰头，不知所措，又不愿错过机会，临时冒出一句：“方部长，请教一下，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小说我看不懂。”方纪愣了一下，认真地说：“有人称为复调小说，没有统一意识，不同的价值观对话。不是主人公对世界说什么，而是世界在他心目中是个什么，强调自我意识独立性，同时表现性格的复杂性。这是一个叫米巴赫金的批评家的观点。”听得我目瞪口呆，觉得方纪好有学问。

天津是文艺重镇，文音美戏都在全国拔尖，那时中央音乐学院也在天津，海河广场开大会就拉喻艺萱唱歌，她是声乐系主任。康生、陈伯达常来附庸风雅，周扬出京第一站必来天津，常说喜欢远千里的人，方纪的才。一次周扬、远千里、方纪、陈春荣，四级主管文艺的副部长，齐集南郊西佑营大队一家农户座谈，方纪正在那里搞四清，人称“四进士”谈“四清”，一时传为佳话。

不久“文革”开始，方纪被从四清前线揪回机关批斗，听说老舍、邓拓自杀，当场失声痛哭，被造反派打倒在地。“四进士”一说成为罪证，打成天津文艺黑线总头目、周扬死党。有人向中央文革打小报告，说他传播张春桥三十年代在上海办的黄色小报，姚文元是叛徒姚蓬子的儿子。江青也正找茬收拾方纪，《挥手之间》机场送行，写了朱德、周恩来、王若飞，写了许多延安干部群众，唯独对她只字未提，是何居心？其实当时方纪也留意江青了，擦眼抹泪哭鼻子，动作像戏台上走程式，与整个会场气氛不协调，把她省略去了。没想到这女人怀恨在心，一朝没让她“露脸”，二十多年终于等到机会，莫须有的把批判梁斌等人的会说成“黑会”，一出《新时代的狂人》定为“黑戏”，杨润身等人交的党费是“黑金”，方纪是“幕后黑手”。2月21日她还在天津发表讲话，制造了一场波及全国的白色恐怖，二十六省市打“二黑”，捉拿“小爬虫”。一次讲话打倒了“冀中三杰”，打倒了“四进士”，逼得王亢之、远千里自杀，方纪下了大狱。

一个走南闯北的战士，一个游遍名山大川的诗人，一个出访过大半个世界的文化使者，一下子失去人身自由，方纪像一头关进笼里的狮子，暴跳、怒吼、抗争。说他反党反社会主义反对毛主席，简直是奇耻大辱。出身受苦农民，祖父牺牲在日寇屠刀下，十七岁进京当学徒，经谷牧介绍加入中国左翼作家联盟，参加一二九运动，奉命回乡组织抗日武装，任县委书记。七七事变后组织起一支百余人抗日游击队，从冀中一直打到淞沪战场。在八路军办事处工作，武汉、桂林、长沙到重庆，一直在周恩来手下工作。在延安党中央身边工作五年，抗战胜利转战热河、察哈尔、河北，最后接管天津，出生入死，枪林弹雨，身上没有一个污点，对党对社会主义对毛主席，爱还爱不够呢，何来“三反”？革命二十多年，没受过伤，没有被俘过，如今反倒成了自己政权的阶下囚，一关就是七年，批斗四百次，受尽酷刑，遍体鳞伤。更难忍受的是精神折磨，“永远开除出党”，图书字画洗劫一空。记录自己人生经历的长篇小说《暴风雨的年代》，酝酿三十年，计划一百二十万字，提纲和开篇二十万字初稿被抄去，像挖走他的心头肉。

漫漫黑夜，方纪常常想起周总理，他最懂艺术规律，最了解自己。1941年初学写作，写了一篇小说《意识以外》，受到批评。周恩来同志回延安时，写信鼓励他：“多为大后方写些东西，以便送出发表。”解放后因为与天津作家鲁藜有信件往来，1955年“反胡风”运动涉险过关，周总理点名借调他以《人民日报》记者身份，参加长江勘查工作，亲自接见时说：“抗日战争时期出了一部《黄河大合唱》，希望写出一个社会主义长江大合唱。”今天周总理不光保不了他，反而自身难保。江青在天津宝坻县小靳庄蹲点，发动社员写民歌，“批林批孔批周公”，给社员改名“克周”，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一代伟人也没熬过这个严冬，1976年1月8日逝世。监狱不让悼念，加紧弹压方纪，说他1961年贯彻周总理指示，编印讲话材料，是开“黑会”，编“黑书”，明整暗算。一次吃饭，竟然吃出了铁屑、大头针。方纪勃然大怒，绝食抗议，突发脑溢血。当局不得不暂停关押，遣送老家，交当地造反派管制。

故乡敞开胸怀接待它的儿子，在乡亲们眼里，他还是那个胆识过人的少年英雄。面对父老乡亲，方纪惭愧，当年母亲含辛茹苦，望子成龙。他家姓冯，起了个名字叫冯骥，他自己也想做个千里马。三十年前在延安写过一首诗，一匹小红马，“越过黄河，越过长江，正当奋力越过一条小溪时，在敌人的包围和追击中，被一颗子弹射中，向着黑暗的夜空长啸一声，翻倒在祖国的土地上。”今天倒成了谶语，手中的长枪变成了拐杖。住在堂弟家里，夜不成眠，忽然听到一声鸡叫，接着全村的鸡都叫起来。想起一首唐诗：“金距花冠傍舍栖，清晨相叫一声齐。开关自有冯生计，不必天明待汝啼。”是故乡在唤醒他冯生，不能消沉，黑暗不会太久，光明就在前方。自此给自己定了一条规矩，黎明即起，养好身体，迎接解放。每天围村走两圈十里路。早起迎着晨光出村东口，正转一圈，傍晚望着晚霞出村西口，倒转一圈，十里乡路上留下深深的一串拐杖印迹。乡亲们看着心疼，革命半生，落到这般地步。年轻人和孩子们想不了那么多，天天晚饭后凑到身边，听他谈天说地，说古论今。外出革命，风风火火，匆匆忙忙，难得这样安闲的日子，鸡鸣犬吠，人欢马叫，男耕女织，豆苗瓜秧，阡陌整齐，麦苗成行，像铺开了的稿纸，心里痒痒的，想起了写作，想起了未完成的《暴风雨的年代》。

1976年9月9日，随着低沉的哀乐，悲恸如决堤的洪水淹没中华大地，而且冻结成厚厚的冰层，沉重地积压在人民心上，喘不过气来。冀中平原上的佃士营村更是这样，难以接受现实，使方纪像孩子一样嚎啕大哭，毛主席与他还有着特殊的感情。1942年4月27日，刘白羽送到手上一张请帖，粉红色油光纸上，毛主席亲笔题字，请他参加延安文艺座谈会。那次讲话，一字一句地印在心上，使他茅塞顿开，成为一生创作的起点。第二年给中央机关墙报《轻骑兵》写了一篇稿子，传到毛主席手里，亲自为他修改，加了七十个字和一段话，又让艾思奇把改稿送给他。原件一直珍藏在身边，后来连同周总理的亲笔信，一起交给纪念馆。1957年3月8日，毛主席在中南海召见刘白羽、巴金、于黑丁和他，微笑着握住他的手说：“你是少壮派呦。”那年方纪三十八岁。

追悼会那天，天地同悲，大雨滂沱，方纪不打伞，也拒绝别人给打，在雨里一动不动地肃立了两个半小时，泪水与雨水一起倾泻，大会结束被人抬回家去，发起高烧。二十天后接到北京一封密信，抓了四人帮。方纪大吼一声，扔掉拐杖，高唱国际歌，破例喝了一瓶白酒。第二次发生脑梗阻，堂弟打电话，天津来车接走了。

第二年十月，问题彻底平反，方纪恢复党籍，恢复了活力，但是失去的健康再也没法恢复了。北京宣武医院脑外科专家开颅检查，十分惋惜地说，时机耽误，爱莫能助了。1978年召开全国文联理事会，我没资格参加，问梁斌。梁斌说，方纪一瘸一拐走上讲台，大家报以热烈掌声，像欢迎战斗负伤的英雄。可惜昔日口若悬河的才子，已经不能说话了，由广播员代读讲稿：《做一个身残而不废的老兵》。声声血字字泪，控诉四人帮迫害作家的罪行。

1984年11月27日的《人民日报》上，看到了方纪一篇文章《我的感谢，我的思念》，说自己对生活充满信心，床头张贴“刻苦锻炼”四个大字，坚持自己上下三楼。右手残废了，练习左手写字，像小学生一样锲而不舍，每天写二三十大字。写回忆文章，参加一些社会活动。春天应陕西省文联邀请，重返延安，会见了一些老朋友。还想再到四川去，看看阔别三十年长江的巨大变化，继续完成周总理交给的任务。读得我热泪盈眶，希望一切好梦成真，看到他更加精彩的长江诗文，看到一个更加神奇的方纪。

我看到过方纪的一些书法作品，“实事求是”“心怀千里志，不居一寸功”，对人生书道已有大悟，功力可具日月之痕，胜过许多的右手，被推荐为天津市书协名誉会长。1994年我去天津祝梁斌八十大寿，方纪拄杖在场。梁斌要介绍，方纪说：“不用，老相识了，陀思妥耶夫斯基。”相对一笑，笑得我涕泪肆流，感谢我半生远远追随的大作家，饱受摧残的脑子里还保留着我这个晚辈的影子。梁斌知道我正学书法理论，让我研究一下方纪的书法。当面没敢答应，因为这个课题太过沉重了。

后来得知，方纪截去一条腿，依然每天乐呵呵地写字。1998年4月29日逝世那天早上还写了两联：“倾耳无希声，在目皓已法”“平畴交远风，良苗亦怀新”。

责任编辑 刘遥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