田建民

《一觉》是鲁迅《野草》系列散文诗的第23篇，即最后一篇，写于1926年4月10日，与《淡淡的血痕中》一起发表于1926年4月19日出版的《语丝》周刊第75期。

鲁迅在《？骉野草？骍英文译本序》中说：“奉天派和直隶派军阀战争的时候，作《一觉》，此后我就不能住在北京了。”{1}其实，鲁迅的《一觉》是在第三次直奉战争之后，张作霖与吴佩孚联手攻打冯玉祥的国民军时所作。第一次直奉战争后，张作霖在政治上联合段祺瑞与孙中山建立了“反直”的三角同盟。1924年9月，直系江苏军阀齐燮元与皖系浙江军阀卢永祥爆发了江浙战争。张作霖以援助卢永祥为名，借机组织“镇威军”，向关内挺进，第二次直奉战争爆发。张作霖以巨额军费策动对吴佩孚不满的直系将领冯玉祥倒戈，并承诺打败直系军阀后奉军不入关。于是，冯玉祥发动了“北京政变”，把所部改称“中华民国国民军”，囚禁了直系首领曹锟。直军溃败后吴佩孚带残部逃亡河南鸡公山。随即，张作霖、冯玉祥等推段祺瑞为“中华民国临时执政”。此时，张作霖把“奉军不入关”的承诺置于脑后，带兵入关控制京津地区并乘势南下，占领了江苏安徽。盘踞浙、闽、苏、皖、赣的直系军阀孙传芳等请吴佩孚出山共同反奉，吴趁势打出“十六省讨贼总司令”的旗号，于1925年10月发动反奉的“第三次直奉战争”。趁直奉大战之机，冯玉祥的国民军控制了直隶、河南、陕西等地。在此情况下，直奉军阀又把冯玉祥的国民军视为心腹大患。1926年1月，张作霖与吴佩孚讲和罢战，联手攻打冯玉祥的国民军。吴佩孚沿京汉铁路北上，占领直隶和河南，张作霖则以进攻郭松龄残部为借口向关内进军。日、英等国也策应奉直军挑起“大沽口事件”，奉直军很快逼近北京。4月9日，鹿钟麟派兵包围了执政府和吉兆胡同段祺瑞住宅，第二天发布公告驱逐段祺瑞并电邀吴佩孚入京主持大局。4月15日，国民军退至南口，奉直军进入北京。《一觉》作于1926年4月10日，正是国民军岌岌可危，段祺瑞执政府垮台之日。鲁迅说的“奉天派和直隶派军阀战争”应该是冯玉祥的国民军与张作霖、吴佩孚的奉直联军的战争。所以诗作中写的飞机对北京城的轰炸应该是奉直军的飞机对国民军的轰炸。

《一觉》写自己在战乱与危险中抓紧时间编校青年作者的文稿，从这些文稿中看到了青年们的觉醒和反抗，由此感到欣慰和鼓舞，于是把改革社会的希望寄寓在这些可爱的青年们身上，对他们的觉醒和反抗给予热情的赞颂。与《野草》所收的其他散文诗相比，《一觉》在行文风格和创作心态上有很大的不同。就行文风格来说，《野草》系列散文诗中诸如《墓碣文》《影的告别》《死火》等，主要用象征的手法，以梦幻式的奇崛意象和极具张力的语言形成隐晦蕴藉的风格。而《一觉》则以写实与抒情为主，没有太多的深奥难解的象征，在行文风格上显得相对平实。就创作心态来看，《野草》系列散文诗大多表现的是诗人的孤傲、愤激甚至绝望的心态和情绪。如在《秋夜》中我们体验到的是诗人的孤傲与无奈；在《过客》《复仇》《复仇》（其二）中我们感受到的是诗人精神文化的荒原感和对不觉悟群众“怒其不争”的愤激之情；在《这样的战士》和《希望》中，表现的是“无物之物”布成的“无物之阵”和“空虚中的暗夜”这些笼罩在诗人心头、无法摆脱和驱散的旧传统文化和旧习惯势力阴影或幻象的包围和威压下，诗人感到四面受敌，时刻处于“反抗绝望”的短兵相接战斗状态。所以，孤傲、悲壮、决绝和“怒其不争”的愤激，是鲁迅在这时期的作品中表现出的普遍的心态和情绪。而《一觉》是在极端残酷险恶的战乱环境中创作的，但鲁迅却表现出了少有的从容、平静与坚定。这说明鲁迅已经从五四落潮的失望、孤独、茫然、焦虑甚至绝望的心态中逐渐走了出来，摆脱开那些空幻的精神阴影和幻象，直面现实的社会人生，以一种更切实的方式来战斗。正像有研究者所说：“在《颓败线的颤动》后，随着中间‘七个梦的逐渐醒来，《野草》渐渐失去了此前绝望、紧张、反常因而也是幽深的封闭氛围，回到了开放的、日常的世界，写实手法逐渐增多，到这最后一篇《一觉》，不难发现，那‘在日光下发乌金光的‘窗外的白杨的嫩叶、‘比昨日开得更烂漫的‘榆叶梅、‘书桌上的苍白的微尘、等待编校的青年们的文稿、青年赠送的《浅草》《沉钟》的代启示……《野草》竟是如此细密的写实！这些都说明，一个新的文本空间和精神空间早已在《野草》内部形成，到《一觉》时，《野草》该结束了。”{2}

其实，鲁迅的这种心态的变化，是与他对青年人认识的转变并看到青年们的觉醒、反抗分不开的。鲁迅受进化论思想影响，一开始就把改革社会的希望寄托在青年人身上。他曾说他“一向是相信进化论的，总以为将来必胜于过去，青年必胜于老人”。{3}特别是在《新青年》的团体散掉了的五四落潮期，当年新文化战场上的风云人物陈独秀、胡适、钱玄同、刘半农等都如星云流散，使鲁迅产生了“两间余一卒，荷戟独彷徨”的孤独感。但他始终坚守启蒙的新文化阵地，把青年人看为新的战友，坚定地对旧文化和旧习惯势力进行批判和攻击。他支持和指导青年人的文学创作和文学活动，对浅草社、沉钟社、狂飙社、未名社等青年人组织的文学社团总是给予热情的鼓励和帮助。此外，他还以高长虹、黄鹏基、韦素园、韦丛芜等狂飙社和未名社成员为骨干组织莽原社并亲自主编《莽原》周刊。可以说，在五四落潮后的1922年到1926年，鲁迅由在新文化战场上“听将令”的“呐喊”助阵的边缘走上了中心或领袖的地位。当然，五四落潮后一些青年的消沉也曾使鲁迅感到失望。比如写于1925年1月的散文诗《希望》，就是“因为惊异于青年之消沉”而作。鲁迅在诗作中慨叹“难道连身外的青春也都逝去，世上的青年也多衰老了么？”不过，在“三一八”惨案中那些为民族与正义英勇捐躯的青年们，使鲁迅看到了青年人的“干练坚决，百折不回的气概”，使他改变了认为青年消沉的看法，也鼓舞他把切实的改革社会的希望寄寓在青年人的身上。《一觉》就形象地记录了鲁迅这一心态和思想情感的转变历程。

诗作全文由九个自然段组成，可分为三部分。前两个自然段是第一部分。鲁迅以从容平静的笔调来描绘飞机的轰炸，交代写作的背景，以引出下文。

飞机负了掷下炸弹的使命，像学校的上课似的，每日上午在北京城上飞行。每听得机件搏击空气的声音，我常觉到一种轻微的紧张，宛然目睹了“死”的袭来，但同时也深切地感着“生”的存在。

隐约听到一二爆发声以后，飞机嗡嗡地叫着，冉冉地飞去了。也许有人死伤了罢，然而天下却似乎更显得太平。窗外的白杨的嫩叶，在日光下发乌金光；榆叶梅也比昨日开得更烂漫。收拾了散乱满床的日报，拂去昨夜聚在书桌上的苍白的微尘，我的四方的小书斋，今日也依然是所谓“窗明几净”。

这里，鲁迅没有描绘和渲染飞机轰炸的危险、恐怖和紧张，而是平静地把飞机轰炸看成“像学校的上课似的”习以为常。鲁迅虽然也感觉到了“‘死的袭来”，但早已把死的危险置之度外，“而深切地感着‘生的存在”，即抓紧时间做自己该做的事情。描写飞机轰炸后一切又恢复了平静，自然界仍然生机勃勃，自己的书斋收拾一下也还是“窗明几净”。这里虽然带有反讽的意味，但也表现了其坚定的信念。那就是坚信这种人为的战乱与危险会过去的，人们只要觉醒而坚持反抗和斗争，这个黑暗的荒漠般的社会是会改变的。

三至八自然段是诗作的第二大部分，也是诗作的主体部分。二、四两个自然段先概括地描绘诗人编校、清理青年作者们的文稿及由青年们的觉醒和反抗所引发的诗人的感慨。

因为或一种原因，我开手编校那历来积压在我这里的青年作者的文稿了；我要全都给一个清理。我照作品的年月看下去，这些不肯涂脂抹粉的青年们的魂灵便依次屹立在我眼前。他们是绰约的，是纯真的，——呵，然而他们苦恼了，呻吟了，愤怒了，而且终于粗暴了，我的可爱的青年们。

魂灵被风沙打击得粗暴，因为这是人的魂灵，我爱这样的魂灵；我愿意在无形无色的鲜血淋漓的粗暴上接吻。漂渺的名园中，奇花盛开着，红颜的静女正在超然无事地逍遥，鹤唳一声，白云郁然而起……。这自然使人神往的罢，然而我总记得我活在人间。

这里鲁迅说的“因为或一种原因”，可从其当时面临的危险处境和他即将做出的人生抉择来考虑。奉直军每日的飞机轰炸已使鲁迅“宛然目睹了‘死的袭来”，加之“三·一八”惨案之后，执政府当即通缉徐谦、李大钊、李石曾、易培基、顾孟余等人，认为惨案是由他们鼓动所致。此后的3月26日和4月9日的《京报》披露了执政府要再次通缉的进步人士名单，周树人名列其中。在亲友的劝说下，鲁迅于3月26日避居莽原社，三天后转到山本医院，后又到德国医院和法国医院避难。在生命和人身自由受到威胁的情况下，鲁迅认为有必要抓紧时间编校和清理那些积压的文稿，给那些青年作者们一个交代，免得发生意外，留下遗憾。此外，在残酷的政治高压和战乱的环境下，受到生命威胁的北京文化人士纷纷避祸南下。此前，鲁迅的好友林语堂应家乡厦门大学校长林文庆之邀，去厦门大学任文科主任，林语堂致函聘请鲁迅为厦门大学国学研究院“研究教授”。此外，鲁迅的学生、战友、情侣许广平大学毕业拟去广东省立第一女子师范学校任训育主任兼舍监，多种因素促成鲁迅决定离京南下。当时，青年作者们纷纷把文稿寄送给鲁迅，很大的原因是因为鲁迅正在主编《莽原》杂志，如果鲁迅南去厦门，就再也无法顾及《莽原》的编辑了。所以鲁迅要在离开之前对那些青年作者的文稿“全都给一个清理”。鲁迅从青年们那些不肯粉饰的文稿中看到了他们思想的变化和觉醒，即他们由原来美丽、柔弱、善良而纯真的思想和心灵，面对黑暗的荒漠般的社会变得“苦恼了，呻吟了，愤怒了”，在“风沙扑面，虎狼成群”的现实中“终于粗暴了”，变得坚强而起来反抗了。诗作中的“魂灵被风沙打击得粗暴”，是指在与黑暗社会的斗争中变得坚强而无畏。鲁迅在《华盖集·题记》中说：“我以为如果艺术之宫里有这么麻烦的禁令，倒不如不进去；还是站在沙漠上，看看飞沙走石，乐则大笑，悲则大叫，愤则大骂，即使被沙砾打得遍身粗糙，头破血流，而时时抚摩自己的凝血，觉得若有花纹，也未必不及跟着中国的文士们去陪莎士比亚吃黄油面包之有趣。”{4}显然，青年们那种与黑暗社会搏击反抗、有自己的意志和理想的灵魂，才是其真正所希望和爱戴的“人的魂灵”。作家愿与这样的灵魂接吻，即“我愿意在无形无色的鲜血淋漓的粗暴上接吻”。对这句话，李何林解释说：“并且愿意在他们不声不响地暗暗地（无形无色的）流血牺牲的粗暴（反抗战斗）上接吻。”{5}片山智行认为“‘无形无色过于抽象，很难把握住形象”。他同意李何林的解释并进一步发挥说：“‘反抗的青年们，就像在‘三·一八事件中倒在凶弹下的刘和珍那样，在‘无形无色（在军阀政权的武力镇压面前显的无力）中流着‘淋漓的鲜血。”{6}其实，这里的“无形无色的鲜血淋漓的”表达并不抽象，只是不能坐实地理解为是青年们“不声不响地暗暗地（无形无色的）流血牺牲”，或“在军阀政权的武力镇压面前显的无力”。这里诗人是用“无形无色的鲜血淋漓的”来形容青年们变得粗暴的灵魂。“鲜血淋漓”是诗人想象这些粗暴的灵魂，即起来无所畏惧地反抗的灵魂，在与敌人的搏斗中因受伤而变得鲜血淋漓。而灵魂又不是看得见的实体，所以即便是“鲜血淋漓”也是“无形无色”的。在诗作中，诗人否定了那充满士大夫情趣的虚无缥缈的空幻的世外桃源，就像他在《影的告别》中表示的：“有我所不乐意的在天堂里，我不愿去”“我所不乐意的在你们将来的黄金世界里，我不愿去”；而是实实在在地总记得自己是“活在人间”。所以他爱那些为改变黑暗社会切切实实反抗和斗争着的青年们，并愿与他们一起战斗。

诗作的五至八自然段中，诗人具体回忆浅草社、沉钟社青年们的觉醒、奋斗和反抗及自己所受到的感发、鼓舞，表达对这些青年人的敬佩和赞誉之情。

浅草社是几个四川籍文学青年林如稷、陈炜谟、陈翔鹤等联合河北籍青年诗人冯至于1922年夏成立的一个文学社团。出版了《浅草》季刊和《文艺》旬刊。1925年秋，原浅草社的几个元老联合东北文学青年杨晦，另组沉钟社，创办《沉钟》周刊。鲁迅曾称赞《浅草》季刊“每一期都显示着努力：向外，在摄取异域的营养；向内，在挖掘自己的灵魂，要发现心灵的眼睛与喉舌，来凝视这世界，将真和美歌唱给寂寞的人们”。称赞冯至是“中国最为杰出的抒情诗人”，{7}认为“沉钟社却确是中国的最坚韧，最诚实，挣扎得最久的团体。它好像真要如吉辛的话，工作到死掉之一日；如《沉钟》的铸造者，死也得在水底里用自己的脚敲出洪大的钟声”。{8}

诗作的第五、六两自然段是回忆与浅草社成员冯至的接触和诗人所了解的《浅草》《沉钟》杂志，并由此引发了诗人感情浓烈的抒情，即对这些青年人的执着坚韧的战斗精神的赞颂。诗人先记述冯至第一次默默地送给自己《浅草》杂志的情景。就在这默默中，诗人感到了这些青年人对自己的期望，也感到了他们反抗的热情、坚定与韧性。诗人感到青年人送他的杂志是多么丰饶的赠品！遗憾《浅草》不再出版了。称赞“《沉钟》就在这风沙澒洞中，深深地在人海的底里寂寞地鸣动”。诗人感叹：

野蓟经了几乎致命的摧折，还要开一朵小花，我记得托尔斯泰曾受了很大的感动，因此写出一篇小说来。但是，草木在旱干的沙漠中间，拼命伸长他的根，吸取深地中的水泉，来造成碧绿的林莽，自然是为了自己的“生”的，然而使疲劳枯渴的旅人，一见就怡然觉得遇到了暂时息肩之所，这是如何的可以感激，而且可以悲哀的事？！

野蓟即牛蒡花。托尔斯泰看到一株被轧得伤残了的牛蒡花还有一枝挺立着开了一朵小花，感叹其不屈的精神而写了小说《哈吉穆拉特》，鲁迅以此来象征“浅草”这些青年作者们坚韧不屈的顽强战斗精神。《浅草》创刊号的卷首小语说：“在这苦闷的世界里，沙漠尽接着沙漠，瞩目四望——地平线所及，只一片荒土罢了。是谁撒播了几粒种子，又生长得这般鲜茂？地毯般的铺着：从新萌的嫩绿中，灌溉着枯燥的人生。荒土里的浅草啊：我们郑重的颂扬你；你们是幸福的，是慈曦的自然的娇儿！我们愿做农人，虽是力量太小了；愿你不遭到半点而蹂躏，使你每一枝叶里，都充满——充满伟大的使命。”{9}在该期刊登的署名石君写的《曼言之一》中说：“散布于大地的：不是花卉，更不是树木，只是些不知名的小草。”{10}显然，浅草社同人是把他们刊物《浅草》，更进一步说是把他们的文学活动比喻为当时社会的精神文化沙漠上生命力极强、给人以绿意和希望的野草。也许正是这一点使鲁迅为之深深的感动，称赞他们是在“旱干的沙漠中间”，“造成碧绿的林莽”，“使疲劳枯渴的旅人，一见就怡然觉得遇到了暂时息肩之所”。这当然是非常值得感激的，然而，在整个社会的精神文化沙漠中，只有这样的一些“浅草”能带给人们一丝生命的绿意和希望，这又是多么可悲的啊！可以说，浅草社同人以极具生命力的“荒土里的浅草”来象征他们的文学刊物和文学活动，并赋予其“伟大的使命”，这与鲁迅产生了强烈的共鸣，鲁迅不仅在诗作中就路边的野蓟和旱干的沙漠中间的草木做了丰富的联想和浓郁的抒情，而且很可能是受此启发，把自己发表在《莽原》上的散文诗系列称之为“野草”并最后结集为《野草》出版。这无疑也是把自己的散文诗象征为当时精神文化沙漠中显示绿意与希望的生命力极强的不知名的小草。

诗作的第七自然段是引的《沉钟》的《？骉无题？骍——代启事》里的一段话：“有人说：我们的社会是一片沙漠。——如果当真是一片沙漠，这虽然荒漠一点也还静肃；虽然寂寞一点也还会使你感觉苍茫。何至于像这样的混沌，这样的阴沉，而且这样的离奇变幻！”这段话表明青年们在与社会黑暗搏斗过程中对黑暗社会的认识越来越深刻。“浅草”时期，他们还只是认为世界是“沙漠尽接着沙漠”的“一片荒土”。天真地希望他们撒播培育的“浅草”能长得鲜茂，负起灌溉这枯燥人生的使命。然而，到“沉钟”时期，他们却感到了比沙漠的静肃、寂寞更可怕的混沌、阴沉和离奇变幻！也就是说，“浅草”时期，他们是“绰约的，是纯真的”，而到了“沉钟”时期，他们却因更真切地感受到了社会的黑暗而“苦恼了，呻吟了，愤怒了，而且终于粗暴了”。他们的魂灵是在与黑暗社会的风沙搏击中被打击得粗暴了。

诗作的第八自然段是由青年们的觉醒和反抗引发的诗人的一段浓烈的抒情。鲁迅读着青年们那些抨击社会黑暗的富有反抗精神的文稿，感到了那些勇敢搏击社会黑暗的青年们的魂灵就屹立在自己眼前，看到“他们已经粗暴了，或者将要粗暴了”。即他们已经由愤怒而反抗或者将要起来反抗了。鲁迅爱这些因搏击社会黑暗而流血，因感到社会黑暗而“苦恼了，呻吟了，愤怒了”的隐痛的魂灵。正因为有这些青年在为了光明而不懈奋斗，才使得鲁迅觉得自己所处的不是毫无生气的寂寞昏寒的人间地狱，而是切实的“在人间，是在人间活着”。即给予了其与黑暗继续战斗搏击的勇气。

最后第九自然段是诗作的第三部分，也是全文的一个收束。鲁迅写不知不觉中编校青年们的文稿已经很长时间了，在文稿中感到的一个个青春洋溢的可爱的身影都“一一驰去了”，自己也从这些青年人带给他的兴奋和激动中冷静下来，那些可爱的青年们不见了，现实当中的自己在天色入夜中“但有昏黄环绕”，即冷静下来面对现实社会的黑暗，即便这些青年人已经觉醒了，反抗了，但最终的社会改革还是任重而道远。青年们该怎样奋斗，走什么样的路，会付出怎样的代价？……鲁迅不知不觉在这种冥想中做了一个寄寓青年人如何改革社会的一觉长梦，醒来发现“身外也还是环绕着昏黄；烟篆在不动的空气中飞升，如几片小小夏云，徐徐幻出难以指名的形象”。表明其在这“一觉长梦”中所思考的改革社会的思路和设想并未清晰，还像烟篆和夏云一样飘忽不定。这符合鲁迅这一启蒙思想家既坚定地坚持社会的启蒙和改革，又对启蒙与改革时时反思与质疑的一种特定的情感与心态。

总之，《一觉》写作家在战乱中编校青年们的文稿，看到青年们的觉醒和反抗而感到欣慰和鼓舞，由此使其从五四落潮的失望、孤独、焦虑甚至绝望的心态中走了出来，把改革社会的希望寄寓在这些可爱的青年们身上，对他们的觉醒和反抗给予热情的赞颂。

注释：

{1}{3}《鲁迅全集》第4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356页、第5页。

{2}汪卫东：《探寻“诗心”：？骉野草？骍整体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第125页。

{4}《鲁迅全集》第3卷，第4页。

{5}李何林：《鲁迅？骉野草？骍注释》，见《李何林全集》第2卷，河北教育出版社2003年版，第175页。

{6}[日]片山智行著，李冬木译：《鲁迅？骉野草？骍全释》，吉林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117页。

{7}{8}鲁迅编选：《中国新文学大系1917——1927》第四集，小说二集，上海文艺出版社2003年版，第5页、第6页。

{9}{10}《浅草》第一巻第一期，1923年3月25日，卷首页、第7页。

责任编辑 李秀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