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思含　岳凯华

人文关怀与现实观照
——刘醒龙中短篇小说阅读札记

◆刘思含岳凯华

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刘醒龙从事文学创作至今笔耕不辍。1984年，他以一篇知青题材的小说《黑蝴蝶，黑蝴蝶……》崭露头角，紧接着就开始了“大别山之谜”系列作品的创作，其魔幻色彩及地域风情，颇有当时风靡文坛的“寻根文学”的一般意味。由于受童年接触的民间传说、神话故事的影响，刘醒龙这一时期所着力关注的对象还是大山深林、风俗传奇，优势和缺失正如其自述:“这是尽情发挥想象力的时期，完全靠想象力的支撑，对艺术、人生缺乏具体、深入的思考，还不太成熟。”20世纪90年代以后，刘醒龙的创作随着时代的变化而有了新的创作迹象。此时，中国的社会改革已进入关键时期。此时的广袤农村在经过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刺激的快速发展之后进入了相对的缓慢发展时期，而国有企业的改革正成为人们关注的重点。随着改革的不断深入，旧体制的弊端虽逐渐暴露，新体制却不能迅速有效地实施，各种负面效应一时醒目凸显，和时代发展紧密结合的刘醒龙创作恰切地反映了这些问题，面对社会转型时期利益与诟病并存的状态，尤其青睐在改革中苦苦挣扎的底层百姓，因为他意识到“艺术就是要用最简单的形式，最浅显的道理给人最强烈的震撼和最深刻的启示”①。现实的魅力，强有力地感染和刺激着刘醒龙，他逐渐走出了往昔的迷惘和沉重的苦闷，日益明确了自己中短篇小说的写作立场。以《村支书》为开端，刘醒龙创作了《凤凰琴》、《挑担茶叶上北京》、《威风凛凛》、《秋风醉了》、《农民作家》、《恩重如山》、《分享艰难》等反映现实生活的小说，从此坚实地扎根于现实生活的土壤之中，将笔触直指现实生活的各个角落:下层民众的生活百态、基层干部的权力斗争、官场上的黑暗腐败……在对现实场景最质朴的描写中，表现出对底层人的精神和社会现实的双重关怀。

事实上，早在刘醒龙创作轨迹没有发生转折之前，《黑蝴蝶，黑蝴蝶……》就已经切入了“人”的问题上，引导大家思考如何实现“人生价值与永恒”的问题。“大别山之谜”系列小说，虽说氛围奇幻，想象大胆——神秘的美女现羞，长着长尾巴的年轻人，神狗灵提，奶奶为死去的孙子招魂——但其中也已经有了对愚昧、自私的人性的批判。在转入现实主义创作之后，对人的关注一直贯穿其中短篇小说之中，始终关注生命，关注人的生存意义。

我们看到其转型之作《村支书》中一贫如洗、身患重病的农村干部方支书，为了修缮村里年久失修的水闸，不顾自己日益恶化的身体状况，骑着自行车十八次跑去城里的财政局，困难重重，处处受气，才终于要来了五千块的修缮款，却不料文村长背着他偷偷给了乡财政所用于还债。在一天夜里值班的时候，方支书为了堵住漏水的水闸，抱着棉被跳入水中，最终以身殉职。一个质朴、勤劳、可敬、可爱的乡村干部形象展现我们面前，但贫困却导致了方支书的悲剧。改革虽然让一部分人先富了起来，但农村奔小康的步伐始终是滞后的，贫困无可避免地成了会“吃人”的怪物，但物质的匮乏并没有削减方支书生命的强度。面对不顾村里困难依然挪用修缮款和在外地做生意偷税漏税的文村长，坚守乡土岗位无私奉献的方支书给予读者的无疑是一种正能量的传递。这种人格，在《凤凰琴》中的一群同样贫苦的农村民办教师身上也有体现。界岭小学在大山深处，条件非常艰苦，村里长期没钱给教师们拨发工资，余校长和他三个孩子的温饱问题都难以解决。尽管如此，余校长和其他几名老师依然每天都坚持领着学生们升国旗，二三十个离家远的同学甚至食宿也安排在余校长家。在敬业奉献的同时，余校长和其他老师们私心里也都藏着一个公开的秘密，那就是尽快转正成公办教师，“日日夜夜对转正的渴望，早已化为心灵之癌，成了永远得不治之症”。经过漫长的等待和艰苦的奋斗，甚至是相互之间的勾心斗角，他们终于得到了一个转正的名额。但一个转正名额真正到来的时候，大家竟然又都相互谦让起来，因为他们发现已经离不开这个地方，已经抛不下这份寄托。置身在如此令人落后的教育境况中，余校长们安贫乐道、甘于奉献的精神怎能不给人希望?从对方支书和余校长们的刻画中，我们可以看出刘醒龙用道德的力量去增强人格的魅力，树立起一面面道德理想主义的旗帜，来表达自己对于理想人格的美好期盼。

但在《白菜萝卜》中，刘醒龙却表达了相反主题。农民大河为了给在黄州城打工的弟弟小河帮忙进了城，以一个农村人的眼光观察着这个城市。在城里他见到了形形色色的人和事。靠买菜为生的弟弟小河，摆地摊儿卖衣服的佩玉，收保护费的黑道地痞虎儿，捡破烂儿的同乡松柏，被丈夫抛弃后做妓女的初恋周玲，妇女们为了鸡毛蒜皮的事情互相辱骂、警察和地痞相互勾结，小河睡了王立的老婆，老实的松柏攒够钱去嫖娼……商品经济使得城市处处都是机遇，生机勃勃，但伴随而来的享乐主义渐渐腐蚀了人心，金钱至上使得人们的传统价值观发生扭曲，精神丧失，道德退化。“现在这社会，哪个也搞不清哪是好，哪是坏。”刘醒龙为此感到无奈和担忧。同样的忧虑，也出现在《孔雀绿》和《黄昏放牛》等小说中。因为贫穷，劳模吴丰祥受社会风气感染加入了偷卖工厂设备的行列。脚踏实地的农民胡长升，目睹村干部卖假化肥欺骗村民，私分上级分发的捐赠衣物，为收税明夺暗抢，公益事业无人问津，麻将之声处处能闻。贫富差距不断扩大，人们面对金钱和利益开始不择手段的攫取，改革的发展换来了传统道德的丢失，刘醒龙担忧、无奈。他将这样的精神状态赤裸裸地展现出来，用最平实的叙述狠狠一击，不加评判，好恶任由读者判断，这无疑又有某种担当。事实上，刘醒龙对于人的关注并不仅仅止于此。除了对道德品质好坏的讴歌与批判之外，他还对人的生存境域与发展状况给予了善意的关怀。

他笔下的人物，大都面临着精神和利益的对峙。究竟是利益战胜了精神，还是精神打败了利益?很多问题是不能用好与坏来简单评判的。对于处在边缘来回游走、在内心挣扎中存在的人们，刘醒龙不乏客观的批判，但更多的是一种温和的体恤，以一种极为细致的写实主义笔法，切实表现“当代文学中久违的那种关于人的命运的主题”，显得极为可怜而悲壮②，这一点在《分享艰难》里体现得尤为透彻。孔太平是西河镇的书记，他一心一意为西河镇人民谋福利，资建小学、办养殖场发展乡镇企业、签订《村规民约》整顿治安、得知教师境遇困苦他寝食难安，村子发生泥石流他也想尽办法筹钱安置灾民，亲力亲为，呕心沥血。而在矛盾重重的环境下，为了达到目的，他又不得不采取一些阴谋诡计。为了发放教师工资，瞒着公安局设计将他们收缴的12万罚款转给教育系统，又从中克扣4万块放入镇委会;为了保住西河镇的经济命脉，处处包庇养殖场场长洪塔山，以至于洪塔山强奸了他的表妹田毛毛他也忍气吞声;为了自己的仕途，与赵镇长、段书记明争暗斗。“谁叫当了这管着几万人吃喝的官呢”，一句话道出了心底许多的辛酸和无奈。正是言语间的宽容，使《分享艰难》受到了许多批评，认为作者对玩弄权术的灰暗现实以承认的态度，但刘醒龙在一次对话中毫不避讳地反驳了这些批评，“清官文学很喜欢解民于倒悬，实际上只是一剂虚妄的心灵鸡汤”。面对进退两难的人性挑战，基层村官孔太平有所失衡，在盘根错节的现实问题面前有些许迷茫，但这是实实在在经历着的改革困惑时期的现状，无论是对这种现实还是现实中人们存在的真实状态，刘醒龙都不予回避，而是给予公正表达。他所要“分享”的“艰难”，也并不是指贪官污吏的艰难，而是改革大潮中的社会责任。这种责任，应该是落在每个人肩膀上的，而不仅仅靠官员③，“分享艰难”也就“不只是对孔太平的描述，也是对当下时代的呼吁”。这突出的当然是一种“道德化”立场和伦理化手段，其实隐含的是作家的一种“渴望重新成为社会价值代言人的欲望”，这样“既向大众表明了自身的关怀姿态，又隐含了他们对于主流意识的迎合心理”④，因此受到一些质疑也就在情理之中了。

《分享艰难》之外，知青题材的《大树还小》也招致了一些抵制，开罪了大多数当年的下乡知青。秦四爹是秦家大院扎根的农民，知青下乡时与女知青文兰相爱，但同行的知青们逼着文兰承认是秦四爹强奸了她，最终秦四爹被诬陷入狱，多年后文兰也含泪自尽。回城之后小有成就的白狗子，再次来到秦家大院，却只为故地重游，想在依然贫困的秦家大院办纪念上山下乡三十周年大型晚会来纪念自己短暂的苦日子，更是在乡亲们面前炫耀自己年轻貌美的情人，却不料这个为了贴补家用、不得不进城打工的情人，正是当年下乡时救过他命的老朋友的女儿。小说颠覆了读者对知青的一贯认识，书写了许多许多知青人口的心灵和生存现实，同时也表达了对扎根农民生存状态的关怀——都说知青下乡手无缚鸡之力遭到当地农民的欺辱，殊不知其中多有肆意的妄加揣测。若单单感怀知青下乡的苦不堪言，那对于祖祖辈辈扎根乡土的农民而言，他们是否更承受着无法消解的苦楚呢?

除去人文关怀，作为“现实主义冲击波”代表人物之一的刘醒龙，其中短篇小说创作中还蕴含着一层现实关怀的价值取向。这就是说，在人的精神状态以及生活百态的表象之下，刘醒龙对现实境况有着深刻的把握和透析。

“血脉在乡村一侧”⑤的情怀，使刘醒龙最关注的必定是农村状况。《村支书》在歌颂方支书的同时，体现出来的是改革浪潮中农村发展所面临的普遍问题，农村成了城市发展的牺牲品，贫穷笼罩的乡土上演了许多悲剧的命运;《凤凰琴》中除了有奉献和奋斗着的民办教师们，还有爱芬这样的悲剧人物，为了不错过转正考试，刚生完孩子几天就淌过冰冷的河水参加考试，结果落下残疾，在床上度过了凄苦的余生。这背后所揭示的，是不合理的人事制度对人的毒害和摧残。

此外，刘醒龙的父亲一直担任乡镇干部，官场生活的经历也给了他创作的灵感。因此，在他的小说中也涌现出一批批农村底层官员。刘醒龙善于描绘这些人的生活图景，在简单的故事叙述中洞悉官场制度以及农村权力关系网络中的种种弊病。在曾获得鲁迅文学奖的《挑担茶叶上北京》中，东河镇丁镇长按县里指示，让每个村上交两斤冬茶。茶叶从来都是春天和夏天采摘，冬天采摘是违反自然规律的，茶树极有可能冻死，各村长一猜就是上面在想新点子要给更上面的人送礼。石家大垸的村长石得宝，一方面必须完成上面的任务，一方面又不愿村民吃亏，最后不得不设计欺骗精心照料茶树的父亲采空了自家的茶园。在《分享艰难》里，县里唯一有希望进入亿元级的金家坳村是靠造假烟维持的，因为和段书记的权力斗争，西河镇镇长孔太平也去县里四处活动。在《棉花老马》里，吴奇和妻子在半夜接到恐吓电话后，被反复询问是否在什么时候收了别人的贿赂而没有替别人办事。

因为缺乏有力的监管约束机制，贪污腐败、以官跑官似乎已经成了一种人人默认的风气，在乡土之上横行肆虐，扭曲着人们的传统道德观念。文化馆系列《秋风醉了》更是惟妙惟肖地写出了官场“游戏规则”。王副馆长在文化馆代馆长三年之久，工作能力强，为文化馆的发展作出了很大贡献，“人都累脱了几层皮”，一直盼着能够转为正职。但县委常委冷部长却一直以配合上面搞改革为由任人唯亲，馆长换了一任又一任也没有轮到王副馆长。王副馆长一次一次代理馆长，在希望面前依然保持着极高的工作热情，出了不少点子干了不少实事，但在一次次地被打压之后，王副馆长彻底失望了，把权力、竞争甚至认真工作的想法都抛在脑后，每天回家养养花干干家务。但就在这时，“上面”却说“王副馆长这一年多时间内，各方面都成熟了，因此适合担任一把手工作”。至此，王副馆长终于明白了这官场独特的规则。在之后的工作中，他对人对事都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得过且过。即使有做再多事的能力，也不及在上级面前顺从乖巧不抢风头，人人想着如何讨好领导，分内的工作反而无关紧要，在权力关系中这是可悲的。《菩提醉了》、《清流醉了》也是如此，副馆长总是联合群众想逼馆长下台，接任馆长之后又会引起新一批人的不满，由此陷入无限循环的内部斗争之中，人人利欲熏心，争权夺利。几部小说几个故事，实际上是社会机关权力斗争的一个缩影。

刘醒龙因为执着乡土书写为人熟知。不过，对城市的打量和表现也让刘醒龙的中短篇小说创作比较醒目。城镇化进程给城市披上了一层神秘的面纱，热闹和繁华吸引着越来越多的乡下进城者，但城市的光鲜表皮之下也有着丑陋不堪的一面，这是刘醒龙笔下的城市生活。《音乐小屋》中万方进城做清洁员，看到的是“半空中飞舞的鼓鼓囊囊的塑料包装袋和怩怩扭扭的长筒丝袜，错字连篇的广告条幅和散开脊背像雪片一样飘飘荡荡的残骸”，“这座600万人拥挤在一起的城市里，许多家庭两三代人也还只有资格住在八九平方米的小屋里”，万方说不喜欢城市的白天，因为“光天化日之下城市的糟糕之处没个闪躲”。《城市眼影》里的武汉，人们“可以在车辆最多的解放大道上随意穿行”，“也可以在汉口绿化得最好的解放公园路旁随意小便”，“当然从市委大门左右各延伸两百米的地段除外”。而《白菜萝卜》里的大河，他看到了城市中的社会治安混乱，黑道势力横行，市民素质低下。有人认为乡土情怀使刘醒龙对城市的书写有了一种不善意的偏见，但事实上“他只是保持着对享乐主义和物欲追求的警惕，去寻找散落在表象之不为人知的另一面，好像是大城市里的拾垃圾者一般”。

不过，与中短篇小说创作不同的是，刘醒龙之后的《圣天门口》、《天行者》至最近的《蟠虺》这一类的长篇小说，一改往昔平实简单的生活型叙述方式，把自己的反思和批判放诸对现实—历史的对照之中，其中对人的生存和价值的继续探索和对现实更为有力的反映，也许更值得人们继续研究与深思。

［本文系湖南省研究生培养创新基地“戏剧影视文学专业人才培养基地”建设项目、湖南省教育厅和湖南师范大学教改项目“创新实践能力的培养与产学研用平台的搭建——以戏剧与影视学一级学科硕士点为例”、“戏剧影视文学专业创新人才的培养与教学实践平台的构建”阶段性成果］

注释:

①周新民、刘醒龙:《和谐:当代文学的精神再造——刘醒龙访谈录》，《小说评论》2007年第1期。

②陈晓明:《中国当代文学主潮》，北京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第561页。

③周新民、刘醒龙:《和谐:当代文学的精神再造——刘醒龙访谈录》，《小说评论》2007年第1期。

④洪治纲:《多元的律动1992—2009》，广东教育出版社2009年版，第88页。

⑤程世洲:《血脉在乡村一侧——刘醒龙论》，湖北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

［作者单位:湖南师范大学文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