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光贵

（中共云南省委党校、云南行政学院党史教研部）

习近平谈到好干部的标准时指出：“好干部要做到信念坚定、为民服务、勤政务实、敢于担当、清正廉洁。”为此，他要求党员干部 “严以修身、严以用权、严以律己”及 “谋事要实、创业要实、做人要实”。研究杨善洲精神，在今天就特别具有重要意义。

一、杨善洲以实际行动诠释了为民务实清廉的真谛

杨善洲精神充分彰显了共产党人为民务实清廉的价值追求，对开展好教育实践活动具有重要现实意义。杨善洲同志60年坚守共产党人的精神家园不动摇，60年忠诚于党和人民的事业不懈怠，60年践行党的宗旨不褪色。他的身上，充分彰显了共产党人为民务实清廉的价值追求和优良品格，生动侄释了高原情怀和大山品质的 “云南精神”，是广大党员干部践行马克思主义群众观点和党的群众路线的榜样，是开展教育实践活动的生动教材。

（一）杨善洲同志是执政为民的典范

其一，把群众的利益摆在第一位。

杨善洲始终把群众的利益摆在第一位。他自己住油毛毡房，把砖瓦房让给新来的技术人员；他把工资偷偷拿来安排炊事员为大家改善伙食，自己却吃粗茶淡饭；他常常拿出自己的工资为困难群众买粮、购种子、添置衣服被褥；发生水灾时，他停建保山地委办公楼，将建楼的钱用来救济群众；他不肯为自己的家人农转非，却主动为家在农村的科技干部家属转了城镇户口……这种毫不利己、专门利人的精神，就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精神，就是共产主义精神。

其二，直接工作在群众中。

杨善洲的办公室里，有200多本基层调研笔记。他担任地、县领导30多年，大部分时间都在乡下跑，顶个草帽，穿双草鞋，碰到插秧就插秧，碰到收稻就收稻，帮路过的人钉过马掌，教工地上的年轻人打过石头。中央领导和省委领导去视察，他正在田里和农民一起劳动，浑身沾满了泥水。他除了开会，很少待在机关，大部分时间跑乡下，跑基层。他开会大都是在田间地头开现场会。传达上级指示，他都是直接把上级的政策文件宣传到群众，解释给群众。杨善洲每次下乡，都把锄头带在身边。据给他当过11年秘书的祝正光回忆，杨善洲时常和农民群众一起下地干活，他有一半时间在基层。杨善洲还常说，与农民群众一起劳动是了解基层、了解农民疾苦很重要的方式，和农民在一起了解到的情况最真实。1965年的一个早晨，一个头戴竹叶帽、脚穿草鞋的矮个子出现在施甸县某人民公社：“请问你们公社的领导在哪里？”见来人一身农民装扮，接待员答：“领导不在！”来人听了没作声，转身下了村子。后来才知道，这位农民模样的人正是县委书记杨善洲。因为一直保持着淳朴的农民本色，杨善洲被百姓亲切地唤作 “草鞋书记”。保山当时下辖5个县，每个乡、村都留下杨善洲的足迹。

其三，为群众排忧解难，舍己为人，不求丝毫报答。

群众的事无小事。60年代初期的三年困难时期，老家施甸的父老乡亲来向身为保山县委副书记的杨善洲反映困难，杨善洲立即连夜走60多公里路赶回老家，将家里本来也同样困难、已所剩无几的百多斤包谷全部拿给了村里吃粮特别困难的困难户。一位老农流着泪说：“善洲啊，你把包谷都给了我们，家里老老小小一大堆，他们怎么过啊？”杨善洲说：家里不够吃，我去借！朱家兴，曾是大亮山林场的职工。1997年7月，他突然昏迷不醒，经检查患肝硬化。医院发了病危通知书，家人负担不起昂贵的医药费，六神无主地痛哭着，开始准备后事。杨善洲闻讯找到主治医生说：“只要对病人有用，要什么药尽快去调，医药费我负责！”两个月后，朱家兴的病好转了。2.6万余元的医疗费，全部是杨善洲一人掏的腰包。

其四，为群众谋利益，言行一致，表里如一。

退休后上大亮山种树，也一样是为了履行诺言。杨善洲曾这么解释自己种树的原因：“在党政机关工作多年，因工作关系没有时间去照顾家乡父老，他们找过多次，我也没给他们办一件事。但我答应退休后帮乡亲们办一两件有益的事，许下的承诺就要兑现。至于具体做什么，考察来考察去还是为后代人造林绿化荒山比较现实。”

杨善洲坚持人民至上，爱民至深、为民至诚，始终把自己的根牢牢扎在群众之中，始终把心贴在群众的脉搏上，始终把老百姓的事看成头等大事，始终把群众的冷暖疾苦挂在心上，努力为群众办实事、解难事、做好事，坚持和群众吃在一起、住在一起、干在一起，用实际行动贯彻和体现我们党一切为了群众、一切依靠群众，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群众路线，用实际行动践行了 “只要生命不结束，为人民服务就不停止”的诺言。

（二）杨善洲同志是求真务实的典范

其一，不怕困难，艰苦创业。

他任施甸县委书记的时候，施甸条件非常差，县委办公的地址就在一个废弃的寺庙内，有5间简陋的空房子。直到1963年3月，在寺庙的大殿召开县委扩大会议，大会主席台只有一张老式的办公桌和一把三档椅。他带领当地人民，经过几年的奋斗，使施甸由一个一穷二白的县，有了起色，逐步走上了正轨。当时，施甸坝区一直栽种 “二旱谷、白紫杆”，山区种植 “沙阳谷、矮中青”等稻谷品种，亩产只有300到400公斤。经过杨善洲的努力，引进 “台北8号”，亩产达900公斤。1966年，全县种植 “台北8号”2万亩，粮食获得好收成，有力缓解了粮食紧张的问题。在全县推广坡改梯基本农田建设中，杨善洲总结经验，艰苦创业，1965年，全县的基本农田达到了29.23万亩。在杨善洲的领导下，施甸的茶叶、蔗糖业、畜牧业、棉花种植业也得到了较大发展。从1963年到1965年，施甸的小学由191所增至1132所，1965年，杨善洲创造性地提出创办半工半读的简易小学，全县共创办简易小学505所，就读学生15020人。在施甸奋斗的日子里，杨善洲领导全县植树造林，到1967年止，累计营造华山松6100亩，云南松、核桃、黄柏、桉树等1200苗，建苹果园1个。由此，他产生了植树造林、善待自然的意识。今日的大亮山林场，当初什么也没有。创业之初，没有办公设施，他带领职工用油毛毡、树枝、草料搭建房屋；没有生产资料，他到街上捡拾果核育苗，他捡拾畜粪作肥料；没有基础设施，自己动手制作。身为地委副书记和 “四清”工作总团副团长，不论下乡到哪里，他都坚持与群众同吃、同住、同劳动。在任地委书记期间，“善洲办公室除了办公桌椅、文件橱和两只沙发之外，壁上挂着蓑衣、雨帽、行军水壶，采集的麦穗、包谷，地板上放着板锄、条锄、镰刀、斧头、铲子、砍刀、嫁接刀等农具。”

其二，从实际出发，开拓创新。

杨善洲认真贯彻抓好经济建设这项党的中心工作。他时刻牢记党关于到本世纪末实现工农业年总产值要翻两番的奋斗目标。他说：保山地区要完成这一任务，需要花很大的力气，要开动脑筋，做艰苦的工作。现在我们地区经济建设发展的速度落后于附近地州，要迎头赶上，加快发展速度。保山地区有90%以上都属山区，为使山区农业生产尽快发展起来，他在实践中创造了 “三尺两面沟，两季大丰收”的耕作方法；坝区推广了大春和小春拉线条播的种植方法，促进了山区和坝区农业的同步发展。从60年代初他任县委书记开始，直到80年代末期，保山地区一直被省上列为农业生产主产基地。原中共中央总书记胡耀邦曾于1980年和1986年先后两次视察保山，当得知保山的板桥公社的水稻亩产最高到了850公斤，个别田块甚至到了900公斤时，胡耀邦高兴地说：“这产量很不错，在全国已领先了。”1978年 “京国92”杂交水稻在板桥试种成功，他马上组织全区五县的领导和群众到板桥参观学习，迅速将这一品种向全区推广。1978年至1981年，保山地区的水稻单产在全省一直排在第一，1980年，国家农业部专门在保山组织了农业生产的示范现场会。从此，保山获得了 “滇西粮仓”的美誉。

杨善洲认为，山区在抓好粮食生产的同时，应充分发挥山区优势，开展好茶、林、畜为主的多种经营。80年代初期，为解决全区农民的脱贫致富问题，杨善洲非常重视产业结构的调整，他根据保山的实际现状总结并归纳了使农民尽快富裕起来的三条经验：即，一是多种茶，二是多植树，三是多养畜。从1981年至1987年，全区共发展茶叶50多万亩，涌现出了大量的种茶典型和 “万亩茶园”，当时，全区仅茶叶一项每人收入在100元以上的生产队有2593个，占了25%。为促进养殖业的发展，他倾尽全力积极组织有关部门大量引进外地优良牲畜品种，并制定扶持政策鼓励农户增加养殖数量，使全区农村养殖行业直到现在还是当地农民家庭经济收入的重要来源之一。植树造林对农业生产发展的重要意义，老书记有着较为宝贵的经验归纳，他说过：“山上多种树，等于修水库，雨多它能吞，雨少它能吐”；“山上没有树，水土保不住”；“山上毁林开荒，山下一定遭殃”。因此，他对植树造林和对林业的管理十分重视，几乎每一次下乡都要到林区去检查，并制定了严格的管理措施，同时还要求把林场和养殖业以及林粮间作、发展果园结合起来，以期走出一条 “长期、稳定、持久、发展”的路子。

其三，为群众做好事办实事，奋斗不止。

虽然，在他任职期间，保山的林业发展在全省已属领先的地区之一，但他仍然感觉到自己的工作没做到位，因此，决定要在有生之年，由自己亲自参与，做出一块林业发展的样板来，将全区的林业迅速发展上去。于是，1988年退休后，他主动放弃城市优越的生活条件，带领家人和群众扎根大亮山义务植树造林。杨善洲在大亮山义务植树造林20多年，逐步建成了占地面积5.6万亩的林场，他带领林场职工修建了26公里的林区公路，架设高压线路15公里，逐步改善了林场的生产生活条件。他把建林场与造福群众结合起来，每年无偿给每户村民提供林柴，为6个自然村修通了公路，为8个自然村架通了生产生活用电，促进了当地群众脱贫致富。他常常替困难群众买粮食、种子、衣被，先后向省外灾区和为地方经济社会发展捐款20多万元。2009年4月，他将活立木蓄积量价值超过3亿元的大亮山林场经营管理权无偿移交给国家。

杨善洲坚持真抓实干，把求真务实的政治品格在实践中身体力行，一生之中把全部心思和精力用在干事创业上，对定下来的事情就雷厉风行、抓紧实施，对部署了的工作就狠抓落实、一抓到底，在难题面前敢于开拓，在矛盾面前敢抓敢管，在风险面前敢担责任，把贫穷落后的保山地区建成全国闻名的 “滇西粮仓”，退休后的20多年造就了大亮山的莽莽林海，做到了 “干革命就要干到脚直眼闭”。

（三）杨善洲同志是廉洁奉公的典范

其一，秉公用权。

认识杨善洲的人都知道，他从来不开 “后门”。1981年的一天，一位转业干部找到杨善洲，想借着两人是老相识的情分，请他帮忙分配到城里工作。杨善洲当场就毫不留情地回绝了：“你怎么首先想到的不是工作，而是你个人的私利！”1988年，刚上大亮山时，杨善洲17岁的二孙子与他一起上山种树，并与林场签订了五年的合同。工作满三年，孙子觉得太苦，离开了林场。杨善洲严格按合同执行，自掏300元替孙子交了违约金。他说：“身为领导干部，我应该带个好头。我相信我们的农村能建设好，我们全家都乐意和8亿农民同甘共苦建设家乡。”不管是同事、同乡、家人还是朋友，杨善洲都坚持秉公用权。

其二，慎重用权。

从保山到杨善洲的老家施甸县姚关镇大柳水村有100多公里的路程。在任期间探亲，杨善洲一直坚持自己买公共汽车票坐车到施甸县城，然后再徒步回家，从来没用过一次公车。1964年杨善洲任施甸县委书记，组织上提出把他爱人转为城镇户口，他谢绝了。1978年，上级组织部门有通知，地、师级干部，家在农村的妻子、母亲、不满16岁的子女可以转为城市户口。当时已是地委领导的杨善洲家除大女儿外，都符合进城条件。当组织部门将他家 “农转非农业人口”的报告打上去时，他却坚决要求撤销报告。他说：“很多领导干部的家人都是农村户口，这个特殊还是别搞，再说，我相信我们的农村能建设好。”后来，他二女儿通过个人努力考上了公办教师，施甸县里特意叮嘱杨善洲的秘书说：“请你一定要告诉杨书记，他家老二是自己考上的，和我们没有关系！”1982年，保山地区中专招考，杨善洲的三女儿落榜了，她恳求父亲：“爸爸，要是明年还考不上，你能给我安排个工作吗？”杨善洲严肃地对女儿说： “不行！我没有这个权力。”

其三，廉洁用权。

杨善洲廉洁用权，表现在：一是严于律己。他本人除了为群众办事外，更是淡泊名利、两袖清风。他说：“造林是义务，分文不取。我既不是林场场长，也不是支书，就是一个义务植树人。”杨善洲一辈子保持艰苦朴素和艰苦奋斗的革命本色，一辈子吃苦在前，一点不享受，将艰苦朴素和艰苦奋斗的革命精神发扬到了极致。他担任县委领导时，常年住在十多平方米的小屋里，一张木桌，一张板床，一副草席；穿的总是一身发了白的灰色中山装，夏天草鞋，冬天胶鞋，被称为 “草帽书记”“泥腿书记”。他上大亮山创办林场，没地方住，就带领大家用树枝、草料搭窝棚。他在窝棚里一住就是9年。他说：“共产党人就是自找苦吃，这是共产党人的职业病。”二是对党员干部的廉洁用权严格要求。杨善洲提出：“地委是党的机关，要告诉机关所有干部，不能为那些只图个人利益的人，开方便之门。”有一次在龙陵县调研，在县委食堂吃饭一共花了6.5元，他立即命令秘书回去结账。杨善洲认为，“不能占基层的便宜”。三是严格要求家属子女。大亮山林场周波说，2002年，杨善洲妻女有急事，用了林场的两次车，杨善洲都坚持交了汽油费，一次370元，一次800元。他说：“我的家属子女坐林场配给我的车要开车费，为什么呢？购买车子是办公用的，不是接送家属子女的，虽不在领导岗位了，但原则仍要坚持。你当领导有小车用，那些买不起车、买不起摩托车的人只得走路，所以权也不能乱用。”

其四，勤俭节约，率先垂范。

杨善洲提倡革命传统，他说：“有必要开展增产节约、增收节支的教育，还是要讲艰苦奋斗，要讲勤俭办一切事情；要讲对社会主义事业的奉献，不能只讲加工资，讲老有所养、不老也养。现在有的地方浪费现象很严重，几百元吃一桌，吃了一半就倒了。讲派头也是一种浪费。我认为坐什么车都可以，领导不要怕丢面子。”他在七十多岁时，自己去昆明，拒绝派车，他说：“以前群众去昆明很艰苦，现在交通改善了，想再坐坐车，体验下群众去昆明的感受。”他生前口头遗嘱说： “我死后，不接礼、不待客、不浪费、不铺张，悄悄地来，悄悄地走。”

其五，两袖清风，光彩照人。

1986年，姚关乡一位副乡长在杨善洲家看到他的老伴和女儿们因粮食不够吃只好用包谷掺在饭里时，这位副乡长当即让乡民政给老书记家拉去了两袋救济粮。杨善洲知道后批评了这位干部：“好多人家连包谷饭都吃不上呢，要接济比我们更困难的家庭。”他叫家里的人将粮食退了回去。从1970年到1986年期间，杨善洲家里连续3次遭遇了水灾，房子漏雨，后檐墙被冲得东倒西歪。施甸县是贫困县。担任大亮山林场义务承包人20年，杨善洲完全是义务，不要分文报酬。林场执意发工资，他只接受每月70元的伙食补助，随着物价上涨，1996年补助提高到100元。杨善洲为办林场争取资金300万元，按当时规定引进资金可提成5%到10%，杨善洲分文没要。他说：“引进资金项目是工作范围里的事，怎能拿提成？”杨善洲把大亮山林场无偿移交给施甸县林业局，县里决定奖励杨善洲10万元，也被他回绝。2009年底，保山市为杨善洲颁发特别贡献奖20万元，杨善洲将其中10万元捐给了保山一中，6万元捐给了林场和附近的村子搞建设。

杨善洲坚持以身作则，带头约束自己的行为，一辈子淡泊名利、两袖清风，从不乱用手中权力，“公家归公家、个人归个人”，面对公与私的抉择时，不管有没有监督，他都会毫不犹豫地选择公而忘私、大公无私。他从没吃过一顿免费的饭，从没让子女搭过一次公车，从没用公权为亲属办过一件私事，从没给亲友批过一张违背原则的条子，做到了 “捧着一颗心来，不带半根草去”。

二、杨善洲为民务实清廉精神产生的原因

生活在中国社会的杨善洲，年轻时候受到过中国传统文化观念善的一面的影响。一是 “民本”“爱民”思想的影响。如 《说苑·政理》记载，“武王问于太公曰：‘治国之道若何？’太公对曰：‘治国之道，爱民而已。’”《尚书·五子之歌》提出了 “民惟邦本，本固邦宁”的名言。管仲提出过 “以人为本”“视民如天”的思想。孔子创立了儒家爱民仁政的思想体系。《论语·学而》对 “爱人”的基本要求是 “道千乘之国，敬事而信，节用而爱人，使民以时”。孟子提出“仁政”学说，认为 “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并反复阐述了 “政在得民”的思想。中国传统政治文化十分重视培养官员的社会责任感，要求官员以天下为己任，强调国家和社会高于个人，强调个人的社会责任感和义务。如范仲淹的“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就是忠于国家、忠于职守、恪尽职守的典范。二是 “为政以德”思想的影响。孔子提出 “为政以德”的主张，《论语·颜渊》指出 “政者，正也。子帅以正，孰敢不正？”倡导为政要公正无私、光明磊落，要为民做事。《左传》中有 “德，国家之基也”的名言。中国历代有不少有关 “官德”的道德规范。三是 “重义轻利”思想的影响。《论语·里仁》提出“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论语·述而》说 “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儒家对利的轻视，目的是教育人们在个人利益与国家大义产生矛盾时，应当舍生取义，成就国家利益。《墨子》对节俭有具体的行为规范。上述思想及社会风气培养了杨善洲单纯朴素的善良情感。

在党的培养下，杨善洲单纯朴素的善良情感，一步步升华为坚定的共产主义信仰和爱党爱国爱人民，为这块哺育他成长的土地奉献一生的高尚情操。这是他一生为民务实清廉最深刻的原因。

（一）坚定的理想信念是杨善洲为民务实清廉的精神支柱

如前所述，理想信念是人们心灵世界的深层核心，它具有立命作用、定向作用、动力作用、支撑作用、提升作用、凝聚作用。有了崇高的理想信念，才会有人生远大的奋斗目标、前进动力和精神支柱。杨善洲自己说过：“随着觉悟的提高，我越来越觉得加入中国共产党是一种正确的选择。共产党的宗旨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入党后，我很快就找到了自己的方向。”宗旨意识明确、坚定，就是深刻学习马克思主义、信仰马克思主义，就是对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坚定信念。马克思主义信仰与宗教信仰不同，它只承认一个现实的世界，认为除了自然界和人类社会之外并不存在什么神灵世界或天堂地狱，因而主张在这个唯一的现实世界中追求有意义的人生，反对人们离开社会、离开现实世界去追求想象中的天堂幻境；马克思主义信仰以科学为基础，它本身就是关于社会发展规律的科学，既然是科学，它就要求求真务实、与时俱进；马克思主义信仰的精神境界和济世胸怀的崇高性、博大性是任何其他信仰不可比拟的，它追求的不是单个人的解脱，也不只是无产阶级自身的解放，而是全人类的解放。因此，信仰马克思主义，必然会为民务实清廉。在当代中国，对马克思主义的理想信念，集中表现为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想，坚持立党为公、执政为民。杨善洲由于对马克思主义有坚定的信仰，他才会有崇高的博大的胸怀，才会有坚定的思想和行动，才会为民务实清廉，才会有求真务实、与时俱进的精神。当然，也就不可能产生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享乐主义和奢靡之风。他常说： “我一生获得过很多的荣誉……但我最喜欢的还是 ‘优秀共产党员’这个称号。”

（二）爱民至深，为民至诚，永远把群众放在自己的前面

有了坚定的马克思主义理想信念就会产生鲜明的宗旨意识，就会自觉坚持党的群众观点和群众路线，就会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在杨善洲心中时刻牢记着一切为了人民群众、一切向人民群众负责、相信群众自己解放自己、向人民群众学习的观点。第一，杨善洲知道，一切为了群众，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这是党与群众关系中最基础、最根本、最重要的一条，是每个共产党员想问题、办事情的出发点和归宿。杨善洲说：“共产党的宗旨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远大目标是使整个中华民族富裕起来，这正是我一直想做的事。”他还说：“我一直认为我们的劳动人民很可亲、很可敬。”“我们干工作是为了群众的幸福，只要活着就有义务帮群众办事。”因此，共产党人要为群众谋利益，就必须向人民群众负责。杨善洲常说：“共产党人说话算数，不能糊弄群众。”第二，杨善洲知道，只有共产党员的奋斗是不够的，而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因此，他在工作中坚定地依靠人民群众。在大亮山的建设中，他紧紧依靠当地群众，从无到有，从小到大，才有那青山绿水。第三，杨善洲知道，人民群众是社会实践的主体，是党的力量源泉；人民群众也是认识的主体，人民群众的经验和知识是丰富的、宝贵的。因此，要做到一切为了人民群众、一切依靠人民群众，就必须坚持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注重调查研究。杨善洲一辈子在直接联系群众之中工作，夜以继日地调查研究，没有一点点形式主义。杨善洲说：“凡是农田建设上得快的单位，都有一条重要经验：领导上前线，亲自带着干，这是最有效的指挥。”他又说：“走路最能深入群众，一路走，一路看，一路问，和农民吃在一起，住在一起，干在一起，了解到的情况才真实。”他还说：“经过认真调查研究作出的决策，就比较切合实际，受到群众拥护，成效就比较显著。”杨善洲有句口头禅：“共产党员不要躲在机关里做盆景，要到人民群众中去当雪松。”由于他注意从实际出发，才有施甸经济和保山经济的较大发展。第四，杨善洲知道，要真正贯彻好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共产党员和领导者要有虚心的态度和民主的作风。没有这种态度，群众的积极性、主动性就不可能发动起来；没有这种态度，群众就不敢讲话，就不可能真正听到群众的各种意见。他一生和群众打成一片，是群众中普通的一员，他才了解民情，知道民意。

（三）始终把自己作为一名普通的公仆，具有正确的权力观

有了坚定的崇高的理想信念，有了群众观点和群众路线的情怀和思想，就会产生正确的权力观。第一，杨善洲清楚地知道自己手中的权力是人民赋予的。因此，领导干部不论在什么岗位，都应该时刻牢记为人民服务的宗旨。不解决权力从哪里来的，就不会产生正确的权力观。如果把权力误认为是上级机关和上级领导给的，或者误以为是自己奋斗的结果，那么，在权力的主体是谁、领导干部的权力是谁赋予的问题上，在权力的运用上，必然会产生迷茫，就容易错位。他常说：“我手中是有权，但它是党和人民的，它只能老老实实用来办公事，不能用来办私事。”第二，杨善洲清楚地知道手中的权力为谁服务的问题。既然权力是人民赋予的，那么理所当然要为人民服务，这也是党的性质和宗旨的体现。如果把手中的权力作为资本、当做商品，把自己的地位、影响和工作条件，看成是自己的所谓既得利益，就必然会违背执政为民的宗旨。因此，杨善洲说：“滥用职权对党在群众心目中的形象伤害最大，最容易伤到老百姓的心。”他的笔记本上写着：“共产党人什么困难也不怕，就怕脱离群众、失掉民心。” “我为的不是钱，上山种树尽的是一个党员的义务，图的是家乡变绿、百姓得利、国家受益，我个人再苦再累也心甘情愿。”第三，杨善洲正确地解决了主人和 “公仆”的关系。杨善洲清楚地知道，在我们社会主义国家里，人民群众是社会的主人，人们只有分工的不同，没有高低贵贱之分，人们在人格上、法律上是完全平等的。党员干部没有高于其他人员的地位，共产党员也没有高于非党群众的地位。他们只有置身于群众之中勤勤恳恳为群众服务的义务，没有高居于群众之上称王称霸、做官当老爷的权利；他们只有模范地执行和遵守党的制度和国家法律的义务，没有置身于制度和法律之外、之上的特权。否则，就会主仆颠倒、权利和义务错位。只有摆正干部和群众的关系，才能避免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享乐主义和奢靡之风，才能真心实意地为人民服务。他说过：“共产党的干部，就是不能搞特殊化。我是党的干部，是为人民服务的，地委的家属也不能搞特殊化……共产党干部白吃白拿，生活待遇搞特殊化，会失去民心的。”他当县委书记、地委书记20多年，从不滥用职权，他说：“我是共产党员，哪能光想着自己？把自己的家搞得富丽堂皇，群众却过着艰难的日子，我们怎么能安心？”正是有这样的认识，杨善洲对自己和亲属的要求特别严格，生怕用错了手中的权力。第四，杨善洲努力做到善于领导。杨善洲知道，要为人民掌好权、用好权，既包括正确地运用权力，经受权力腐败的考验，也包括执政能力和领导水平的考验。只有两个方面都好，才会给人民带来切身利益。为此，必须提高党员干部的思想政治素质、道德素质、科学文化素质、业务素质，提高决策能力、管理水平和组织协调能力。有了这样的认识，才会勇于正视现实，始终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求真务实的思想路线。杨善洲在讲话中强调：“为了我们民族的兴旺发达，为了使我们的经济工作和其他各项工作，都能遵循唯物主义的思想路线，坚持从实际出发，因地制宜，力求按照客观规律来充分发挥我们的主观能动作用……”早在1975年，他就强调：要 “树立雄心壮志，勇于变革，要跳出小农经济的圈子，破除懒汉懦夫世界观，焕发精神，努力工作”。1979年9月24日，他在保山地委党校轮训班的讲话中说道：“有些问题，我们的思想还不够解放，需要用实践的观点来衡量一切”“我们一定要从实现四个现代化考虑，加以改革，不改革是没有出路的。要改革就要解放思想，排除阻力”。1980年2月6日，在地区表彰先进大会上的讲话中，他说：“大集体和小自由是矛盾的统一，两者是相辅相成的，没有小自由就没有大集体，社员小自由是必不可少的，是社会主义经济的补充。”他还说：“如果集体包不了，又不给社员搞小自由，让社员勒紧裤带过穷日子，这不是共产党的政策。”他说： “邓小平同志讲过，忽视教育的领导者，是缺乏远见的、不成熟的领导者。”他要求一年要专题研讨几次教育工作。他分析了本地区落实科学技术存在的问题后指出：“科学技术是生产力，这个问题，我们地区全党同志的认识还没有解决……指挥生产，常常是老一套、一般化。这是我们生产发展缓慢的一个重要原因。”如果不思进取、好逸恶劳、精神不振，贪图享乐，就会产生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享乐主义和奢靡之风。

（四）对艰苦奋斗精神有深刻的理解

因为有了远大的理想和坚定的信念，就不怕艰难困苦。杨善洲知道，我们的国家还不富裕，农村还比较贫穷，只有发扬艰苦奋斗的精神，才能使国家富强，民族振兴，人民幸福。最难能可贵的是，他认识到，艰苦奋斗不只是个人的事情，不只是勤俭节约和艰苦朴素的问题，更主要的是通过发扬艰苦奋斗的精神，使国家发展起来，他的眼光在于发展。这是他在这个问题上超越一般人的地方。杨善洲说：“艰苦奋斗的革命精神来源于远大的理想和坚定的信念，理想和信念是革命者的精神支柱，有了这个精神支柱就会产生勇敢和毅力，就能克服一切艰难险阻；就能经得起生死的考验。”他还说：“艰苦奋斗的革命精神，它不只是勤俭节约、艰苦朴素的问题，有它更深远的含义，就是为国家民族的根本利益，为社会主义事业顽强战斗，不怕艰难困苦，坚持革命精神，不怕任何牺牲的奉献精神。”杨善洲说过，“没有困难，要我们这些共产党员干什么？”看不到艰苦奋斗精神与国家发展、民族振兴、人民幸福的密切关系，就容易产生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享乐主义和奢靡之风。

（五）时刻反省自己，真诚开展自我批评

开展认真的自我批评，是我们中国共产党人的显著标志之一。只有沉迷在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享乐主义和奢靡之风中的人才会惧怕批评与自我批评。杨善洲知道，既然共产党人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是其天职，就不应惧怕批评与自我批评。杨善洲说：“我虽然生在旧社会，成长在新社会，但那段时间怎样做人、怎样做事，都属于是我的一个生活过程，一个人的一生应该是连在一起的，我要对自己的一生负责，不能那个时候是一副 ‘嘴脸’，现在又是一副 ‘嘴脸’。用两副 ‘嘴脸’来做人，我做不来。再说，一个人做了点错事，并不奇怪，但做错了就要认错。我们有许多事做不成做不好，其中最重要的原因就是做了错事不认账；做了错事不认账，就会越做越错；这样一直 ‘坚持’下去，一辈子做出来的事都可能是错事！——一个人一生都在闷着头做错事，不做好事，你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人，这不是明摆着的事吗？”1985年9月，在整党过程中，他就认为，这次整党，是一次马列主义的现实教育，也是共产党员自我教育和改造的好机会；对于有缺点错误的人来说，是检查、认识、改正错误的好时机。他认真分析了保山地区发展过程中的经验教训，首先做了自我批评，他说：“党的三中全会以后，政治形势、经济形势和工作条件都很好，保山地区的工作，应该有一个较大的前进。但是，由于我政治不敏感，政策思想水平低，受 ‘左’的影响深，阻碍着党的开放、搞活政策更好地贯彻执行。在经济建设方面，附近地州是前进了，我们地区却发展缓慢，粮食生产退下来了，这同我个人的指导思想是分不开的，深深感到，我的思想觉悟、知识水平、工作能力、开拓精神，都不适应现代化建设这一形势对自己的要求。”为此，他提出自己要努力学习马列主义理论；认真学习和领会中央的路线、方针、政策，敢于实践；抓好经济建设这项党的中心工作等。尤其可贵的是，他强调了联系群众与自我批评结合起来的重要性，他说：“要坚持恢复和发扬我们党密切联系群众，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的作风，要把联系群众和自我批评结合起来，才能发挥作用。”可见，杨善洲是严于律己的光辉典范。

（六）始终牢记两个 “务必”

有的党员干部曾经为民做了一些好事实事，受到称赞，但是，由于不能自始至终坚守共产党员的精神家园，被权力、金钱、美色诱惑，从而走向堕落。杨善洲深深知道，一个合格的共产党人，必须始终牢记党的宗旨，将任何成绩都看成是万里长征的第一步，不应该存在事业已经完成的任何想法。杨善洲明确说道：“毛泽东同志解放初期在西柏坡向全党同志指出，牢记两个务必。还有艰苦奋斗的革命精神，也是党的优良传统”。他说，“作为共产党员，不能光想自己，要时刻牢记使命……我只是在尽一名党员的职责，只要活着，我就有义务和责任帮助群众办实事。”他还说，“实在干不动了，只好把林场交还给国家，但这不是说我就退休了，有我力所能及的事，我还是要接着帮老百姓办，共产党员的身份永不退休。”而且，杨善洲绝不居功自傲，对于大亮山林场，他说：“千万不要把这么大一笔财富归到我一个人头上，它从一开始就是国家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