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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漫话土地”之六】祀天祭地祈社稷

2016-11-12景志刚

资源导刊 2016年10期
关键词:后土社稷封禅

◎ 景志刚

【“漫话土地”之六】祀天祭地祈社稷

◎ 景志刚

北京社稷坛五色土

祭祀,鸿蒙时代的人文盛典,华夏文明的重要篇章,也是儒家礼制的经典内容。“国之大事,在祀与戎”“礼有五经,莫重于祭”,祭祀为历代统治者所重视和推崇。

“天地至尊,次则宗庙,又次则社稷。”尊天地、敬鬼神、拜祖先,构成了中华祭祀文化的主体脉络。依照古制,天神称祀,地祇称祭。祀天祭地,无疑是所有祭祀活动的源头。

天地之祭与社稷之祭

“地载万物,天垂象,取材於地,取法於天,是以尊天而亲地也。”天与地,是人类社会起源最早、历时最久、层级最高的祭祀对象。对历朝历代的正统祭祀而言,代表天的最高神灵是昊天上帝,而代表地的则是皇地祇。

在古代祭祀土地的礼仪中,有两个联系紧密而又相对独立的概念:地祭与社祭。前者与祭天相对应,祭祀自然意义上的大地,乃历代帝王御用特权;后者与行政区域相关联,针对政治意义上的国土,实行分级祭祀,上至天子,下至诸侯、州府郡县乃至平民百姓,均可为之。

“社,地主也。”古语中的“社”指土地、土地神或祭祀土地神的场所。西周之前,社祭即地祭,社神即地神,并无明确区分。直到周代分封天下,分级立“社”,“王为群姓立社,曰大社;王自立为社,曰王社;诸侯为百姓立社,曰国社;诸侯自立为社,曰侯社;大夫以下成群立社,曰置社。”同时,周天子专有的祭地仪式也开始见载于史书:“冬日至,祀天于南郊,迎长日之至;夏日至,祭地祇,皆用乐舞,而神乃可得而礼也。”由此,“天子祭天地,诸侯祭社稷”的格局逐步形成。

自秦汉起,随着皇权的集中和强化,帝王们迫切需要通过隆重的国家祭典,向天下展示“受命于天”的至高权威。汉高祖刘邦即位后,在长安城内建太社,各县建官社。到汉武帝刘彻时,除沿袭太社、官社外,在长安城东南郊另建泰一坛,用以祀天;在汾阴(今山西万荣西南)建后土祠,用以祭地。汾阴后土祠的建立,标志着地神与社神正式分离,并纳入皇家祭祀体系,为后世确立了典范。

关于后土与地祇,史上记载颇为混乱。“后土,能平九州,故祀以为社。”后土既是上古时代的社神之一,又是道教“承天效法后土皇地祇”的原型之一,不乏重复矛盾之处。只是神祇之说,众说纷纭,难以深究罢了。

圜丘祀天,方丘祭地

古代帝王祭祀天地的场所,一般在土丘之上,称之为坛。无论是最初自然形成的土丘,还是后来人工夯土、砖石砌筑成的平台,历来均为露天祭祀,且形成了一套系统的官方礼仪。

南郊祀天,北郊祭地。古时的阴阳学说认为:天地有别,阴阳有序;天属阳、南向,地属阴、北向。按照这一逻辑,天子祀天于都城的南郊,祭地于都城的北郊,合称“郊祀”。

圜丘祀天,方丘祭地。古人相信“天圆地方”之说,故比照天地的形状,将祀天之所建作“地上之圜丘”,祭地之所建为“泽中之方丘”。方丘,即方形的祭坛,象征大地;泽,即以水相环绕,象征四海,由此方丘坛也称方泽坛。《黄帝内传》载:“帝归乃筑圆坛以祀天,方坛以祭地,则圆丘、方泽之始也。”

冬至祀天,夏至祭地。在传统二十四节气中,冬至白昼最短,之后逐渐变长;夏至白昼最长,之后逐渐变短。因此,古人认为冬至为阴尽阳生的开端,夏至则为阳尽阴生的起始。天代表阳,地代表阴,故而冬至祀天、夏至祭地。

自两汉以来,郊祀天地的礼制多有分祭合祭之争,且几经变化。明嘉靖九年(公元1530年),明世宗朱厚熜遵循《周礼》古制,一改洪武年间朱元璋在南京“天地合祀”的做法,在北京南郊建圜丘坛,北郊建方泽坛,分别祭祀天与地。嘉靖十三年(公元1534年),这位皇帝又下旨将圜丘坛改称天坛,方泽坛改称地坛,一直沿用至今。

今天北京地坛公园内的方泽坛,自嘉靖九年(公元1530年)建成后,清乾隆十四年(公元1749年)改建,将坛面的黄琉璃砖改换为艾青石,现为1981年按乾隆时形制恢复。祭坛主建筑为汉白玉两层方台,每层东南西北各建有八层台阶。坛台四周建有方泽池,逢祭日时贮水。祭坛南面建有皇祇室,供奉皇地祇以及从祀的诸神牌位。现在每年春节地坛庙会期间,都要举行隆重的仿清祭地表演,再现当年迎神送神、祭拜地祇的盛况。

登封报天,降禅除地

古时还有一种更加隆重的天地祭祀仪式,就是“封禅”。《史记·封禅书》曰:“此泰山上筑土为坛以祭天,报天之功,故曰封;此泰山下小山上除地,报地之功,故曰禅。”自秦始皇之后,封禅已成为帝王彰显“受命于天、威服四海”的最高仪式。

封禅作为祭祀天地的旷世盛典,规模之大、声望之隆、影响之远,绝非一般郊祀可比,也并非每一位帝王都有资格举行。按照司马迁的说法,只有受命于天、德隆功伟、时逢盛世的帝王,在遇祥瑞出现时方能举行。春秋时,齐桓公称霸后意欲封禅。管仲力阻,说封禅者必须是建功立业的真命天子,不但威武强大,还得使五谷丰登、国泰民安。齐桓公自愧不如,只好放弃。史载上古时期曾有七十二位帝王举行封禅,已无实迹可考。纵览中国2000多年的封建历史,也只有秦始皇、汉武帝、汉光武帝、唐高宗、唐玄宗、宋真宗等寥寥数位皇帝曾经封禅泰山。

所谓封禅,实际是祀天与祭地的合称,既非同一时间,也非同一地点。在泰山之巅筑坛祀天,称作“登封”;在泰山脚下的小山辟场祭地,称为“降禅”。历次降禅的地点并不相同,梁父、社首、肃兰等均见于史载,其中最知名者当数秦始皇、汉武帝、汉光武帝降禅所在的梁父山,又名映佛山、迎福山,坐落在今山东泰安境内的徂徕山南麓。“封泰山而禅梁父,朝诸侯而一天下”,梁父之名也因封禅而屡见经传、永载史册。

封禅大多在泰山举行,以至于许多史书将其当作泰山专祀。但史上偏有例外,公元696年,女帝武则天封禅嵩山,登峻极峰祀天,下少室山祭地,成为封禅史上唯一女性封禅者,打破了泰山独居封禅之地的格局,登封县也由此得名。今天的嵩山峻极峰顶,还能寻到昔日封禅台的遗迹。

地坛仿清代祭地表演

社稷坛、五色土与江山石

“国之所重,莫先于宗庙社稷。”与祀天祭地相比,社稷祭祀更加关乎国运民生。社,土地神;稷,五谷神。中华历朝以农为本,土地和五谷意味着强大的国力。立国先立社稷,“社稷”一词已成为国家或政权的代称。自汉唐以来,历代帝王或分设太社、太稷,或社稷合坛共祭,祈求五谷丰登、国泰民安。

与郊祀和封禅不同,社稷坛一般设在都城之内,即所谓“祀社于国”。依照周代的礼制,王宫之左设宗庙,王宫之右立社坛,前者代表宗室,后者代表土地。今日北京故宫左侧的劳动人民文化宫,就是明清时期的太庙,右侧的中山公园则是明清的社稷坛,充分体现了“左宗右社”的建筑格局。

社稷坛比照古时的天子大社(后称太社)筑建,以五种不同颜色的土覆盖,按金木水火土五行排列。“东青土、南赤土、西白土、北骊(黑)土”,代表天下的土地;“中央衅以黄土”,代表天子的权威。关于五色土的来源,先秦两汉时曾固定取土于殷商薄姑氏国故城,汉时属徐州六郡之一的琅琊郡,今山东安丘与诸城一带。到后来,五色土来源就比较广泛。明洪武四年(公元1371年),朱元璋在中都(今安徽凤阳)建太社坛时,“直隶、河南进黄土,浙江、福建、广东、广西进赤土,江西、湖广、陕西进白土,山东进青土,北平进黑土。天下府县千三百余城,各土百斤,取于名山高爽之地”。

今日北京故宫右侧的社稷坛,建于明永乐十八年(公元1420年),为三层汉白玉方坛。坛上铺五色土,象征中华大地广袤的国土;中央立有上锐下方的“社主石”,也称“江山石”,寓意江山永固、社稷长存。明清时,每岁春秋两季仲月上戊日举行祭祀,由皇帝亲祭土地神和五谷神,遇雨则于北面的拜殿行礼。

“惟天地,万物父母;惟人,万物之灵。”古往今来,帝王将相也好,布衣百姓也罢,谁也无法摆脱天地运转的自然规律和王朝兴替的历史进程。古人尊天而亲地、立国先立社的传统,又何尝不能予今世以警示和启迪?

(作者单位:河南省国土资源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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