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邦良

他，12岁进立信会计事务所做练习生；15岁任立信会计函授学校总负责人；19岁出版专著《银行会计》。他凭自己的勤勉与聪慧让全家过上舒适与体面的生活。然而，为了让一切受苦人摆脱灾难，为了给人类全体开辟新天地，他毅然放弃优裕的生活，投身革命。紧张忙碌的工作间隙他著述不断，一则钻研学问，二则以此筹集革命经费，可谓革命学术两不误。

他三十出头就担任上海市财税局长，却因莫须有的罪名被撤职。他因特立独行而屡撞南墙，但却愈挫愈勇。他在论文里最早提出社会主义生产也可以由市场规律自发调节。1966年5月11日，当他在《人民日报》看到姚文元《评“三家村”》一文，立即对好友说：“少奇完了。”事实上，连刘少奇本人当时也未能看出此文会殃及自身。

在万马齐喑的时代，他以“鲜血做墨水的笔杆子”写下自己的沉思与反抗；在谎言肆虐的国度，他没有停下探索真理的脚步。

宵小遍地，犬儒盛行，他，以自己的不屈与坚守，傲视群雄，独标后世。

身染沉疴，他读书不倦，思考不息，写作不辍，支撑他的是探索真理的激情，“对人民高度的责任感”和“为人类争取更美好的未来的使命感”。

王安石诗云：“沉魄浮魂不可招，遗篇一读想风标。不妨举世嫌迂阔，赖有斯人慰寂寥。”

这个让世人不会寂寥的思想者，这个在特殊年代为我们这个民族的思想界挽回集体名誉的人，就是顾准。

布鲁诺说：“在真理面前我半步也不会退让。”顾准当得起这句铁骨铮铮的话。

穷且益坚，奋发有为

1915年7月1日，顾准出生于上海的一个小康之家。顾准3岁那年，随着全家主心骨爷爷的去世，这个小康之家便坠入困顿。顾准幼年十分好学，在家中跟随父亲读完了《三字经》《千字文》《龙文鞭影》等，打下了坚实的古文基础。随后，他又和两位哥哥相继成为留云小学的学生。小学毕业后，顾准考入黄炎培创办的中华职业学校商科初中。只读了两年，家中无力承担学费，顾准只得辍学。后来顾准成了大名鼎鼎的学者，但他的学历一栏却一直是中华职业学校初二。

辍学后，在亲友的推荐下，顾准在潘序伦创办的会计事务所做练习生。说是练习生，其实就是打杂跑腿。顾准勤勉聪颖，兢兢业业，任劳任怨。为了多拿薪水，他自愿延长工作时间。不久，顾准还学会了刻钢板、英文打字。在这段时间，顾准还接触到克鲁泡特金的作品，那诗一般的充满激情的话语深深地吸引着他。直到人生暮年，顾准还记得那些狂飙一般在他心头掠过的话：“到民间去，联合一切受苦受罪受人侮辱的人。”“万人享乐的社会和明天的太阳同升起来，一切罪恶都会马上消灭。”“社会革命要把一切镣铐打断，给人类开辟新天地，实现真正的平等，自由，博爱。”

克鲁泡特金的作品最早在顾准心里播下了革命的种子。

顾准一心向学，借给事务所老师刻讲义的机会，认真钻研会计学，由于天资非凡，又刻苦勤勉，居然无师自通。有时候，一些会计老师在一旁谈业务，初生牛犊不怕虎的顾准也敢发表一番“高论”。一开始，老师们一笑置之，但后来发现，这个12岁孩子常有独到看法，新颖、独特还准确。潘序伦博士听到这个消息后，就亲自考问了顾准一番，发现这孩子，出语惊人，悟性非凡。爱才的潘序伦自此对这个练习生刮目相看，不断提高顾准的薪水，还到处夸他是会计学的特殊人才。1928年至1929年，顾准连升几级，由一位练习生一跃而为会计夜校助教。

1929年年底，14岁的顾准承担大学专科教科书《高级商业簿记教科书》编辑助理。在此期间，顾准还独立编写出《高级商业簿记习题详解》，作为教科书的配套读物。1930年，15岁的顾准出任立信会计函授学校总负责人。上海很多会计学人才都从这里起步。顾准，一个少年，在会计学领域声誉鹊起。而他在立信的声望与薪水也节节攀高。他的那个因穷困而即将崩塌的家，因为少年顾准的努力不懈，不仅脱贫，而且过上了相当优裕而舒适的生活。不过，顾准没有因为少年成名而志得意满，他依旧像过去那样稚气未脱，认真而勤快。看到母亲洗衣服，他会跑过去帮忙拎 水。母亲却对他说：“我不要你拎水，我要的是你上进。你如果真有空，就去休息休息。你实在太劳累了。”

1931年元旦，顾准给正在上学的弟弟陈敏之赠送了一本《活页文选》合订本，作为新年礼物，顾准在扉页写下一行字，和弟弟共勉：“奋发有为！”

著书原为革命谋

很快，顾准成了立信会计事务所的台柱子，潘序伦眼中的红人，会计学领域的权威。他和他的家人都过上了令人羡慕的优裕生活。但个人的飞黄腾达，家庭的幸福美满，不能让顾准完全满足。经历过生活磨难的他，渴望通过自己的努力，让所有穷人都能过上好日子。和许多进步青年一样，顾准选择了马克思主义。他和几位志同道合的年轻人成立了一个马列主义的秘密团体：“进社”。每周举行一次集会，筹备抗日活动，学习马克思著作，寻找解决社会问题的办法。

顾准投身革命后并未停止学术著述。潘序伦深知顾准是会计学领域不可多得的人才，所以，尽管他知道顾准秘密地从事革命工作，他并未干涉，而是想方设法挖掘顾准的学术潜力。他知道顾准有自己的追求，不能安心在事务所工作，就请顾准为事务所写教材和专著。他支付顾准可观的稿酬，但版权属于事务所。这样，顾准得以衣食无忧地在上海滩从事职业革命家的生活，白天，安排集会，联络同志；晚上，翻阅资料，专心著述。这段时间，顾准完成了会计学著作多种：《银行会计》《初级商业簿记教科书》《簿记初阶》《高级商业簿记教科书》《股份有限公司会计》。与此同时，顾准领导的革命活动在上海也开展得风生水起。他于1935年2月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职救会也不断壮大，并顺利开展了一次又一次的活动。

对于顾准的“一心二用”，潘序伦心知肚明，但只要顾准能为事务所著述，对其革命活动，他就装聋作哑，听之任之了。可以说，潘序伦的事务所，为秘密从事革命工作的顾准提供了一个合法外衣。晚年，顾准回忆说：“自1934年起至1940年，整整六年，立信的同事没有一个人不知道我是共产党，我却公然在那里出来了又进去，公然一再借职业机会躲避国民党特务的追捕，而在这样‘进进出出的漫长过程中，我自己虽然绝对不追求职业地位的向上，我的职业地位却在逐步高升。”

顾准这段时间所写的会计学著作，不仅让他成为会计学领域的学术明星，所得稿酬也为他的革命工作提供足够的经费。

潘序伦一直想让顾准成为事务所的接班人，他多次对顾准说，会计学领域，除了你我还有谁。他深知，若顾准愿意和他联手，立信在会计学领域就不会遇到对手。然而，早就献身革命的顾准哪里会安心做学问。当上级要求顾准离开上海去外地参加革命斗争时，顾准毫不犹豫地向潘序伦辞职，潘序伦不甘心地问他：“你在立信薪水不低，你辞职，是想去哪里高就？”顾准坦诚回答：“我在立信搞会计工作，不过是混口饭吃吃而已。此次，我将去苏北，参加新四军，干革命！这才是我的夙愿啊！”

潘序伦知道顾准去意已定，出于对这位“台柱子”的赏识与钦佩，他特意在上海最豪华的大西洋西餐馆，为顾准饯行。

信言不美，美言不信

1949年上海解放后，顾准被任命为上海市首任财税局长。他为官清廉，办事得力，上级满意，部下钦服。

顾准到上海后，按政策可以入住一幢漂亮的洋房。顾准搬进新居后，发现里面有一套豪华的硬木家具，立即对部下说：“我可以住这套房子，但不能用这套豪华家具。我们共产党干部不能过这种奢侈的生活！”可顾准的老母亲却很喜欢这套家具，不愿让人搬走。顾准是有名的孝子，但这一回他不能遂母亲的愿了。为了说服母亲，他干脆在母亲面前长跪不起。母亲只得同意。

顾准是党的高级干部，但他平易近人，总以一个普通人自居。一天外滩发大水，顾准二话不说，带头跳进水中冲进仓库抢资料。来自旧社会的职员，从这位新局长身上看到什么是公仆精神。

在当年的上海滩，三位局长最忙，一个是公安局长杨帆，一个是财税局长顾准，一个是工商局长许涤新。

因为太忙，顾准常年吃冷饭。一次，秘书好心给顾准热了饭，当她端着热腾腾的饭来到办公室时，顾准大发雷霆，因为她耽误了时间。顾准向她下命令：“以后再也不允许这样。”秘书很委屈，想辞职，后经同事劝说才继续留下来。渐渐，她也理解了顾准的“不近情理”。顾准何尝想吃冷饭，他实在是百事缠身，分身乏术，只能争分夺秒，哪有热饭的余裕？即使有时生病，他也是能拖则拖不肯去医院。顾准的一位部下后来回忆说：“留在我印象里的顾准，虽然年轻潇洒，却几乎一年四季都在断断续续地咳嗽，总是一脸令人担忧的病容，忧患在心的神情。说他为工作拼命，为革命奋不顾身，那是毫不夸张的！”

顾准才华横溢，风度翩翩，大会的报告都是自己起草。即使面对上千人，他也能侃侃而谈，妙语连连。有人说，听顾准的报告是一种享受。有一次，他突然让秘书为他起草一份讲稿。秘书很惊讶，他知道自己水平有限，拿出的稿子顾准不会满意，肯定要反复修改，这不浪费时间吗？顾准则对他说：“我不让你起草报告，你跟着我怎么长进呢？”

当时的顾准是上海滩名人，他学识渊博，年轻帅气，长袖善舞，虽已结婚生子，但一些女性仍给他写来表示倾慕的书信。顾准看后，对秘书说：“我走到哪里都有警卫跟着，怎么谈恋爱。再说，我和汪璧是好夫妻，我绝不可能有什么想法。以后，你收到这样的信就不必给我了，直接处理掉！”

顾准为人正派，办事果断，精通业务，体恤下情，在整个上海市有着很高的威信。一次，一位部下把税务干部对他的赞美告诉了顾准。顾准脸上并未露出笑容，反而一脸凝重地对这位部下说：“《老子》曰：‘信言不美，美言不信。我们共产党胜利了，歌功颂德的人就多了，千万不可飘飘然。听喜不听忧，后患无穷啊！多报忧，才是下级对上级的爱护啊！”见部下未能完全听懂自己的话，顾准又问他：“你认为该怎样对上级？”部下回答：“服从命令听指挥。”顾准批评道：“很不全面。”接着他说了一件事：“不久前，部里派人来上海检查工作。其中一位干部，一下来就以上级身份，不懂装懂地指责经办人员，要求大家都听他的。这种不切实际的瞎指挥，造成了很不好的影响。我虽然说服大家配合他的工作，但在他回京以前，直言不讳指出他的错误。”最后，顾准以一番感慨结束了自己的话：“我认为，共产党的干部，心中要有一把尺，时时用这把尺丈量一下，和人民的期待有多少距离，处理上下级关系时，和公心相差多远。当了共产党，就得永远把人民的利益放在个人利益之上！”

“应该在肩膀上长着自己的脑袋”

韬光养晦，明哲保身，唯命是从，是官场的潜规则，但顾准却无视这一点，于是，虽然长袖善舞，终究头破血流。

任上海财税局长期间，为征税问题，顾准和财政部某官员闹翻。这位财政部官员来自解放区，要求照搬解放区老办法“民主评议”来征税。顾准在财税方面是行家，对上海的复杂情况了如指掌，认为“民主评议”不适合大上海，提出先查账后征税。两人争执不下，最后官司打到市长陈毅那里，陈毅一锤定音，采用了顾准的办法。那年，凭借这一办法，顾准出色地完成了征税任务。后来，连陈云，毛泽东都首肯了顾准这一实事求是切实可行的办法。但顾准却为此事得罪了那位财政部官员。那位官员一方面也承认，顾准这样的人才无人可比；一方面又在大会上给顾准来个下马威，说：“顾准不听话，就不让他吃饭。”

1952年，在“三反五反”运动中，顾准莫名其妙地被打成“大老虎”，幕后操纵者正是那位官员。多年后，顾准对同事的女儿徐方说：“当时指控我的罪名根本不属于‘三反五反的范围。我是个非常廉洁的干部，就算工作中有什么做得不对，也跟‘老虎完全沾不上边。这是那位官员挟中央对我打击报复，实际上是公报私仇。”

顾准没有吸取此次“运交华盖”的教训，在以后的工作中，他同样不看上面的脸色，而是根据实际情况，给出对策。

1954年，在万里的推荐下，顾准赴河南负责筹建洛阳拖拉机厂的施工建设工作。由于当时的苏联专家长时间没拿出施工方案，顾准根据自己的工作经验，调集了一部分施工队伍，修筑了部分道路。苏联专家认为顾准冒犯了他们的权威，狠狠地向上级告了顾准一状。后来调度室主任，在预算报告中，将需要的草帘子多写了一个零，造成了很大的浪费。顾准为照顾他，就将过错揽到自己身上。于是顾准不得不引咎离开，调离工程局。

顾准因为桀骜不驯特立独行得罪了不少高层官员，但也有一些领导，欣赏顾准的才干。张劲夫就是其中之一。在他的安排下，顾准出任资源综合考查委员会常务副主任。

1957年，中苏专家组成联合考查队，中方负责人是著名科学家竺可桢。顾准参与了考查工作。在考查期间，苏联代表态度蛮横，对中方负责人竺可桢极不尊重，有时候，竟像老子训儿子一样声色俱厉。顾准拍案而起，捍卫了我方人士的尊严。另外，为争取中方利益，顾准也常和苏联人士据理力争，寸步不让。苏联代表当然也不甘认输，就向黑龙江省委“控诉”了顾准的“反苏”罪行。当时中国正在“反右”，顾准的这些言行便被汇报到康生那里，这位以整人起家的革命打手如获至宝，恶狠狠地对众人说：“顾准这种人不是右派，谁是右派！”

不久，顾准与其他多名右派被发配至河北赞皇县农村接受劳动改造。顾准不惯逢迎，不愿服软。劳改队的头头看不惯，又将他赶至“铁佛寺水库集中营”。在这里，顾准承担最重最脏的工作，是集中营里最臭最卑贱的人。顾准命大，熬过了这段黑暗岁月。1961年终被摘取“右派”的紧箍咒，重回经济研究所工作。然而好景不长，1965年“四清”运动中，康生、陈伯达一伙，唯恐天下不乱，捏造出一个子虚乌有的“张闻天、孙冶方反党集团”，顾准因赞同孙冶方的经济理论再次戴上“右派”的帽子。“脱帽”之后又“加冕”，顾准是唯一一个。

“文革”爆发后，顾准奉命下放到“五七”干校，一边从事繁重的劳动，一边接受革命群众的大批判。为了让顾准服输，造反派不惜动用鞭子与拳头，但是，即便承受雨点般拳头，顾准仍会高喊：“我不服。”吴敬琏后来回忆顾准因不屈而挨打的场面时说：“顾准那天在田间，昂起头颅高喊‘我就是不服！的情景，至今仍在我眼前出现。顾准是这一代中国知识分子中少有的硬汉子！他在黑暗环境中，面对淫威与残暴，真正是顶天立地，威武不屈啊！”

繁重的劳动没能压垮顾准瘦弱的身体，残酷的毒打不能动摇他的意志，无情的批判也无法禁锢他的大脑。无论是在经济所洒满阳光的办公室，还是在五七干校空气污浊的集体宿舍，顾准一直坚持读书、写作和思考。

“应该在肩膀上长着自己的脑袋。”张闻天这句格言也道出了顾准的心声。

顾准珍爱自己写在笔记本上的那些文字，因为那是用全部生命写出的东西，是铭刻在脑袋里溶化在血液里的思考与探寻。被剥夺了正常工作的权力，他唯一能做的有价值工作，就是思考与秘密写作了。有人劝他爱惜身体时，他则说：“不能做有价值的工作，活着何用？”

今天，当我们有幸读到顾准那些劫后重生的文字，我们不能不叹服他的思考之勤，钻研之深，探索之勇。比如，对个人崇拜问题，顾准有这样的剖析：

“长期以来，在个人崇拜气氛下宣传的结果，造成了一种偶像观念。犹忆曾读国际哲学会议的一个记录，西欧哲学家包括社会民主党哲学家在内，评述我们为信仰主义者。……欧洲中世纪黑暗时代的反动，是培根以来的许多大思想家与基督教斗争的大势，成为马列主义的先驱。……一切对当前经济的研究，都被‘钦定的大批规律所淹没，所谓理论工作就是这个规律那个规律如何应用，学风如此，再不改变，将与僧侣主义何异！但是偶像主义对于懒汉来说是十分适宜的。要获得对一个问题的系统了解——从历史以至逻辑的，是要花费力气的，而无条件遵循一种教条则是省事的。”顾准还进一步追问：“为什么封建主义总是表现为‘经典主义？因为文化不普及，知识是教会与僧侣的专利品。我们现在文化基础实在还是不深不厚的，因此偶像主义自然是有市场的。许多同志为什么要盲目崇拜？因为对他们来说，有一个偶像，使他们精神有所寄托，还是方便而廉价之故。……其实，历史的来看，这又是不足为奇的，这也正表示了历史的辩证法。”

曾经，为了实现在人间建立“天堂”的梦想，顾准告别了繁华的大上海，离开了舒适的安乐窝，冒着随时喋血沙场的危险，奔赴革命第一线。然而建国后接二连三的打击促他深思，让他警醒：“天堂”虽然美，路有冻死骨。对于所谓的“终极目的”，顾准有了这样的洞察：“革命家本身都是民主主义者，可是，如果革命家树立了一个终极目的，而且内心里相信这个终极目的，那么，他就不惜为了达到这个终极目的而牺牲民主，实行专政。……我的结论是，地上不可能建立天国，天国是彻底的幻想；矛盾永远存在。所以，没有什么终极目的，有的，只是进步。”

严酷的现实让顾准完成了从“理想主义”到“经验主义”的艰难蜕变：“今天人们以烈士的名义，把革命的理想主义转变成保守的反动的专制主义的时候，我坚决地走上彻底经验主义、多元主义的立场，要为反对这种专制主义而奋斗到底。”

“必须死心塌地钻研下去”

1972年顾准终于从干校回到北京。当时他的妻子因不堪重压已自杀，几个子女为避嫌和他划清了界限。顾准有家难回，只得寄身在筒子楼的一间破旧的房子里，和同事张纯音一家成了邻居。

顾准曾对朋友说，他真正的兴趣在于博览群书，海阔天空、古今中外地去想。他也在日记里下决心，一旦有机会做研究工作，“必须死心塌地地钻研下去”。

顾准深爱自己的妻子，他知道自己两次被打成右派，让这个家庭一直生活在阴影之中。某种程度而言，妻子自杀，他难辞其咎。顾准认为，怀念妻子，纪念死者，最好的办法就是将研究工作继续下去。他在日记里写道：

“要在任何环境下继续观察思考和研究。自暴自弃，何以对死者？——秀永离尘世之际，究竟是怨恨我还是对我有所希望，也许我永远不能知道的了。然而秀实实在在为我而死，我若不能有所作为，我的生命还有什么价值？”

顾准因身患疾病，自知来日无多。他希望年轻人能珍惜时间，干一番事业，为了年轻人上进，他甘为人梯。

发配在贫困地区劳动期间，一次，他和一位年轻的右派正聊天，村里的小孩向他们扔土块，那位年轻右派苦笑说：“唉，成了过街老鼠啰，后半辈子怎么过啊！”顾准说：“怪你自己傻啊，跟我这号人泡个什么劲。”年轻人不满地说：“你不是教我为人在世绝不可‘既可为好，亦可为坏，要有点骨气吗？”顾准沉默半晌，嘟囔道：“反正我的材料组织全掌握，不在乎你那几声哼哼。”

为了年轻人“进步”，竟鼓励对方向自己开火，几近“舍身饲虎”。

当时，在经济所有一批中青年学者如吴敬琏、赵人伟、张纯音等围绕在顾准身边。他们敬重他的为人，叹服他的学识，经常向他请教。为教导这些年轻人，顾准不惜时间，倾尽所有。

一次，赵人伟请顾准为他修改一篇译文，顾准原本准备去图书馆查资料，结果却花了七个小时修改赵人伟的译文，自己的事则抛在脑后。

张纯音女儿徐方珍藏着一张纸条，是顾准当年帮张纯音批改翻译作业留下的，上面写道：

“在巫先生那里，谈起过这篇文章。我说好翻，他说不好翻。这次有机会读阁下的译文，完全佩服巫先生所说不错。这一次我费去16小时，按比例，绝不低于Kaldor。

校时，有些译语很伤脑筋，有的只好放一放，晚上躺到床上去捉摸。

以后不见得有机会为阁下效劳了。我愿以阁下嘱咐我的，仍以奉赠阁下：慢、慢，不是拖拖拉拉，是要捉摸—琢磨。今后译文，拿出去至少要过得去才行，捉摸—琢磨，绝不可少！”

顾准的几个孩子，为了自己的所谓“前程”和“右派”父亲断绝了关系。可张纯音的女儿徐方，却像爱戴敬重自己的父亲那样爱戴敬重顾准。顾准也像指导自己的孩子一样指导徐方。

当时，中国正盛行读书无用论。顾准则对徐方说：“你可千万别相信这一套呀。一个民族如果不读书，就注定要灭亡。可我深信中华民族一定不会灭亡。终有一天，这个社会迫切需要有知识的人去建设，到那时候，谁有本事就谁上；如果你没有本事，那就太可悲了。你应该像小孩子捡石子那样，不断地为自己搜集知识。”

一天，徐方对顾准说，将来想当个小学老师。顾准批评她道：“你订的目标太低，‘取法乎上，仅得其中；取法乎中，仅得其下。一个人所能取得的成就，绝不可能超过当初给自己制订的目标。所以订目标时一定得高标准，然后朝着这个目标义无反顾地走下去。走到之后，再重新订一个更远的目标。人的生活要是没有目标，就没有中心，如同行尸走肉。”

至于如何读书，顾准也向徐方传授自己的心得体会：“读书不能死读。千万别以为凡是印成铅字、变成书的就是正确的。有些名人、伟人写的书照样有荒谬之处。读书得既钻得进去，又拔得出来。自己站得高，才能看出书中的问题。”

顾准病重期间，子女不肯去看望，顾准自然很伤心，这时他收到已远赴甘肃的徐方来信。徐方在信中写道：

“刚刚收到妈妈的信，获悉你病重的消息，真是悲痛万分！我实在无法用语言来形容此时此刻的心情。我不能失掉你，你是我的启蒙老师。是你教给我怎样做一个高尚的人，纯洁的人，一个对人类有所贡献的人。

几年来我们在一起的那些日子像电影一样在我眼前出现。东岳的月光下你告诉我要像小孩捡石子一样为自己收集知识财富，从那时起我才下了活一生学习一生的决心。你对我讲一个人在任何时候都要为自己寻找一个目标去奋斗，否则你的生活就没有中心。在这一点上你就是这样做的，你对我起了以身作则的作用。

听说你的孩子还是不肯来看你，我想你也不必过于为此伤心。我就是你的亲女儿。尽管不是亲生的，难道我还不能代替他们吗？

我知道泪水是救不了你的，只有用我今后的努力和实际行动来实现你在我身上寄托的希望，这样才是对你最大的安慰。”

在荒凉孤独的晚年，得到徐方纯洁而深厚的爱，顾准干涸的内心想必会涌出一股暖流。正是这种爱和探索真理的激情支撑着晚年的顾准，重病之中，笔耕不辍，写出一系列笔记形式的论文：《资本主义的原始积累和资本主义发展》《希腊思想、基督教和中国史官文化》《科学与民主》《民主与“终极目的”》等。

新时期，当顾准这些文字得以付梓后，著名学者王元化大加赞叹：“这是近年来我所读到的一本最好的著作：作者才气横溢，见解深邃，知识渊博，令人折服。许多问题一经作者提出，你就再也无法摆脱掉。它们促使你思考，促使你去反省并检验由于习惯惰性一直扎根在你头脑深处的既定看法。”

顾准冒着生命危险写下的这些文字在他去世像火光一样照亮了后人的探寻之路，也许，这就是薪火相传的意义所在。

燃烧自己，照亮他人。对很多人来说，这不过是一句套话，说说而已。

顾准真做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