柳士同

彭小莲女士说“生命在于记忆”，此言甚是。人，一旦失去记忆，那跟行尸走肉又有什么区别？而一个民族倘若集体失忆，那又该是怎样地令人不寒而栗！所以，我们必须抵抗失忆拒绝遗忘，而抵抗失忆拒绝遗忘的最好方式便是写作，以各种真实的文本来保存记忆和拯救记忆。当然，既与生命和记忆相关，那我们所谈的文本主要还是文学。史书固然是极好的记忆文本，不过在中国，文史历来不分家，有的学者不是还提出过“文史互证”的主张吗？这一主张颇有道理，因为文学源于生活，实乃生活的真实写照。更重要的是，文学的形象性所赋予人的记忆强度是其他文本无法替代的，而阅读文学的人也远比阅读历史的人多得多。这样一来，文学无疑就成为铭刻记忆的最好形式了。

刚才说“以文本的形式来保存记忆和拯救记忆”，可本文的题目却只标明“拯救记忆”。为什么呢？因为无论文学作品，还是历史典籍，所保存的记忆未必都符合事实的真相，未必都是真实可靠的。相比之下，文学比历史还多少要好一点，因为自古以来中国的史书都是由官方所修，并少不了皇上钦定。这样一来，史书的真实性难免就要大打折扣，有的甚至通篇都是谎言。别说中国，苏联也不例外，如半个世纪以前盛行一时的“干部必读课本”《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就是一部充满谎言的历史教科书。文学虽然历来也受官方控制，但文学创作毕竟是个人的事情，只要诗人与作家的良知尚存，哪怕存留点儿真性情，就不会不留下社会生活的真实痕迹。同样以苏联文学为例，虽然有一大批溜须拍马粉饰现实的作品，如《磨刀石农庄》《金星英雄》《远离莫斯科的地方》之类的玩意儿，但像《日瓦戈医生》《一个人的遭遇》《古拉格群岛》等杰作，不都为我们“拨乱反正”，让全世界看到了苏俄历史的真相么？这里尤其值得一提的是作家阿扎耶夫，他在写完讴歌远东社会主义建设的《远离莫斯科的地方》之后，一直为自己的写作掩盖了事实的真相而不安。这部小说出版后确实为他赢来了极大的“声誉”，不仅获得1948年斯大林文学奖的一等奖，他本人还因此而得以调离远东返回莫斯科，并担任苏联作家协会书记，然而，他却始终无法摆脱心灵的重负，晚年不顾疾病缠身，在妻子的协助下，完成了非虚构的文本《车厢》，真实地再现了远东劳改营的真相（该书写于1964年，出版于1988年）。原来，那些用“车厢”装着运往“远离莫斯科的地方”的建设者，全都是被“清洗”的劳改犯，而作者本人也是其中的一员（参阅蓝英年著《那么远，那么近》）。了解了这些真相，我们能不对他油然生出一番敬意么？他就是这样坦诚地面对自己曾经的懦弱和卑劣，以对历史负责的态度纠正和澄清了谎言，从而拯救了俄罗斯民族的记忆。因此，倘若“文史互证”，以文学来校正历史的错谬，来戳穿历久的谎言，不能不说是一种不错的选择。笔者在这里把“拯救记忆”当作文学的一项重要职责，也就顺理成章了。

当然，要做到这一点委实不易，相比俄罗斯文学，中国文学显然有很大的差距。自古以来，我们的文化就习惯了“颂圣”，习惯了匍匐于权力的脚下，习惯了把歌功颂德当作文学的根本任务（或者说政治任务）。如果说也有“批判”的话，那完全是出于阶级斗争的需要，去批判敌人或假想敌。从七十多年前开始，“左翼”文学大约就形成了这样一种思维定势。比如写农村，农民尤其是贫农，必然是受尽地主老财的剥削和压迫的，他们也就天生地具有革命性，即所谓的“没有贫农，便没有革命”。毛泽东曾一度批评“鲁迅表现农民看重黑暗面”，而“忽略其英勇斗争、反抗地主”的一面。于是，在早期的以“土改”为题材的文学创作中，无不以贫农斗争地主为主线，歌颂农民群众的革命，揭露地主阶级的反动。在这些作品中，斗争清算乃至枪毙地主，然后将其财产分给农民，都被描写成正义的革命行为。直到土改完成之后，农村的敌对势力仍然是“地富分子”及其子女。倒是赵树理尚能忠于现实忠于生活，他笔下的农村题材小说就多少有点“另类”，反面人物更多的是混进革命的二流子（如《小二黑结婚》里的金旺和兴旺）。这类作品或多或少真实地写出了阿Q们革命之后是个什么样子，但这类作品毕竟如凤毛麟角。如果我们审视一下以“土地改革”为题材的小说，将苗长水的《犁越芳冢》、尤凤伟的《衣钵》以及他的《诺言》《小灯》等中短篇，和丁玲的《太阳照在桑干河上》、周立波的《暴风骤雨》作一番比较研究的话，就可以明显地看出，后者基本上是根据政治的需要，先入为主，按照当时的方针政策去撰写的，与现实状况并不相符，给我们留存的完全是一段虚假的记忆。前者则通过对史实的重新挖掘和梳理，有的还是当事者本人的回忆和口述。在如此真实的基础上再进行艺术加工，给我们留下的自然是一段真实的记忆。我们不妨说，这两位作家的创作正是用文学拯救了我们的记忆。

若干年前，评论界就有“虚构写作”（或曰“虚构文学”）和“非虚构写作”（或曰“非虚构文学”）的说法。这一说法不是没有道理，但严格说来，又很难予以界定。不是还一度出现过所谓的“纪实小说”么？其实，“纪实小说”的概念是无法成立的，因为“小说”不可能“纪实”，一旦“纪实”就不是“小说”了。但小说创作毕竟源于生活，不是说虚构就可以凭空想象。小说的素材是从生活中汲取的，小说的人物往往有其生活的“原型”，小说的情节往往来自生活中发生的真实事件，再怎么虚构也不能违背事物发展的基本规律，不能违背生活本身的逻辑。就连那些被人们认为一味追求票房价值的欧美“大片”，有许多都是“根据真实事件拍摄”的。既是“真实事件”，那就必然会给我们留下真实的记忆。可见，“虚构”绝非空穴来风，无不有着历史与现实的真实依据。反之，“非虚构”也不排除某些合理的想象。中国的史书多为“纪传体”，其文学色彩颇浓，不少历史场面人物言行都是用文学语言去描述的，不可能没有虚构的成分在内。如人们比较熟悉的《史记》中的“鸿门宴”、《资治通鉴》中的“赤壁之战”都是这样的。史书尚且如此，文学作品就更不用说了。我们一般都认为在文学作品中，小说离不开虚构，散文却必须是真人真事，可真人真事也很难保证没有想象的成分在内。关键在于这个想象的“度”——即使虚构也不能离谱，胡编乱造肯定是不行的。诚如苏联作家利季娅·丘可夫斯卡娅说的，“小说中表现谎言对社会的毒害”，就跟“军队使用毒瓦斯一样”，因此，她写的文章“一定保留牺牲者的名字，并说出死亡的原因”。去年荣获诺贝尔文学奖的白俄罗斯女作家阿列克谢耶维奇，就很好地承继和秉持了利季娅的这一文学操守，以她的“非虚构写作”，真实地记下了我们这个时代所经历的苦难。她拯救着人类的记忆，并希望有一天能把苦难全部兑换成自由。相比之下，中国当代的写作则未免令人惭愧。那些“戏说”“神剧”之类的，与文学相去甚远，不提也罢。就那些被称作“严肃文学”的作品，它们真的“严肃”地直面生活了吗？过去我们常把“细节的真实”挂在口头，那是因为细节永远骗不了人；可偏偏就在至关重要的细节描写上，我们的作家往往罔顾事实，信口开河。王彬彬先生曾经一针见血地指出，被视为“红色经典”的《红旗谱》，“细节拙劣”“荒诞不经”“经不起推敲”，几乎“每一页都是虚假”。可就这样的虚假之作居然被推崇为“史诗”，真不知这样的“史诗”留下的是怎样一种记忆！而当下的一些装腔作势的作品，别说细节，往往连基本常识都置之不顾。仿佛惟有说谎才站得住脚，只有胡编乱造才能吸引读者似的。即使近年来出版的一些所谓“传记”“日记”“回忆录”等，也多有轻重不一的造假和作伪成分，其结果无非是在继续篡改历史歪曲现实遮蔽真相。试问，我们究竟能有几位作家如鲁迅所言，“敢于直面惨淡的人生，敢于正视淋漓的鲜血”呢？

我们习惯了称鲁迅的现实主义是清醒的现实主义，正是因为他敢于直面和正视现实，而鲁迅之后现实主义就逐渐失去了批判的灵魂，蜕化成了伪现实主义；因为这类作品虽然还打着现实主义的旗号，实质上却是在遮蔽真相和粉饰现实。“新时期”伊始，人们出于对这种伪现实主义的厌恶，一度热衷于现代主义，但由于我们知识储备的不足，思维方式的僵化，所学往往是东施效颦，最终则沦为伪现代主义。别的不说，仅一个《百年孤独》的开头，居然被我们某些作家反复模仿了三十年，这还不足以说明问题吗？西方现代主义的滥觞，源于弗洛伊德心理学的创立，是有它的科学依据的。即使“荒诞”“魔幻”“意识流”，都无不遵循社会生活和人物心理的潜在逻辑。它使我们的作家不仅能够穿透生活的真实，而且可以抵达内心的真实。一个从来缺乏逻辑思维和心理科学训练的民族，别说创作什么现代主义的作品，就连广大读者所喜爱的诸如克里斯蒂的推理小说，往往也写不出来呀！20世纪80年代，不是没有作家尝试，但很快就偃旗息鼓了。不懂逻辑固然是一方面，懒得动脑筋恐怕也是一个重要原因。写推理小说那可是需要缜密的思维的，远不如写武侠小说那么痛快省事，想怎么编怎么编，自己没时间编了还可以让别人代笔接着编（据说，只要别让主人公死了就行，不死就有戏唱）。广大读者呢？也觉得读这样的小说不费力，还可以美滋滋地在清官侠客梦里过把瘾。又有多少人愿意睁开眼睛看看现实呢？哪怕是一些著名作家，也往往喜欢凭空臆造信马由缰，叙述也好描写也好，就连语言都没点儿起码的节制。

前面提及文学虚构的“度”，实际上指的就是我们经常谈论的文学的“真实性”。这应该说是文学创作的一个基本尺度，其他写作自然更得恪守了。然而，文学真实性在20世纪中叶就曾屡屡遭到批判，批判的结果则是导致假大空盛行。如果我们开口闭口都是些假话套话，我们怎么可能拥有真实的记忆？今天的德国之所以赢得了全世界人民的尊敬，不正是因为德意志民族敢于正视自己的历史，全民反思和忏悔二战时期纳粹犯下的罪行吗？这一反思应该说是跟1961年汉娜·阿伦特的纪实文本《艾希曼在耶路撒冷》问世分不开的。自那以后，许多有良知的作家不断地用自己的作品来揭示历史的真相，唤醒人们对极权主义罪恶的记忆。比如去年离世的君特·格拉斯和今年刚离世的凯尔泰斯，他们都是以自己的作品真实地再现了二战的历史，真实地揭露了法西斯的滔天罪行。还有最近才出版中译本的《幸运男孩》，作者托马斯·柏根索尔，不是还在继续写作“奥斯威辛”，以自己的亲身经历来告知人们真相吗？在他看来，“每一个经历过大屠杀的人，都有一个值得去讲述的故事”。既然“有德国年轻人不相信奥斯威辛真的存在过”，那就“有义务回奥斯威辛看看”，寻回对当年的一些“情节和画面”的记忆。“通过亲身经历，提醒全世界不要忘记这场人间悲剧”，并用“自己的经历和反思，唤起国际社会采取行动，保护人权”——《幸运男孩》的写作再一次告诉我们，拯救记忆实在是件一刻也不能放松的事情。对于这部书稿，英美一些出版商开始还认为“关于大屠杀内容的书卖不出去”，不太愿意接受；但该书由德国首先出版后，立即成为畅销书，之后美国出版的也售出了20万册。可见，热爱自由的人们是绝不愿意走向遗忘的，只有极权主义才害怕真相。相比“有德国年轻人不相信奥斯威辛真的存在过”而言，我们不是也有许多年轻人不相信“三年饥馑”“十年浩劫”“真的存在过”？不是还有更多的中年人和老年人，分明知道甚至亲身经历过，却纷纷选择了遗忘吗？

因此，如何面对奥斯威辛后的写作，如何拯救我们的记忆，仍然是全世界所有作家必须认真思考的问题，中国作家尤其如此。绝不能再在历史与现实面前选择性失明了，而是应该牢牢记住美籍西班牙裔哲学家乔治·桑塔亚纳说的那句名言，“凡是忘记过去的人注定要重蹈覆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