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涌

6月27日，民法总则草案正式提交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民法典的编纂迈出了关键的第一步。回望历史，编纂民法典的努力虽屡遭挫折，但民事法律建设已经蔚为大观。在过去三十年中陆续颁布的婚姻法、民法通则、合同法、物权法、侵权责任法等等，已经构成一部民法典的全部要素，也为新一轮民法典编纂的启动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考察当下中国民事法律的现状，民法典的编纂主要应完成三个使命：一是微观层面，对于诸多具体规则层面的空白与问题，进行技术补正；二是中观层面，使民法结构更加体系化、逻辑更加精致化，更有利于司法适用；三是宏观层面，对诸如土地制度、人格权制度、法人制度之类的重大制度，作出创新和突破。其中，以规定民法基本原则和一般性规则为己任的民法总则，对于能否完成民法典编纂的三大使命，具有决定性的意义。

从目前的民法总则草案看，不乏亮点，比如明确胎儿的权益保护、完善监护制度、将网络虚拟财产列为权利、增加修复生态环境的责任方式等等。再比如，相对于多数国家长达五年的民事诉讼时效，我国现行时效仅为两年，而民法总则草案则扩张为三年，显然是权利保护上的一种进步。上述突破主要集中在民法典使命的第一层面，即具体规则的技术补正，总体而言符合先进的民法理念，值得称赞。

至于民法典编纂第二层面的使命，由于民法理论相对成熟，民法总则草案相对于三十年前的民法通则，在结构的体系化和逻辑的精致化方面，已有很大的进步。

而民法典编纂的第三层面使命是问题的关键，且与宪法密切关联。但恰恰是在重大制度的创新和突破方面，目前的民法总则草案仍存不少值得改进之处。

首先是法人分类的问题。法人分类是民法典编纂中的重要问题，多数国家的民法典采纳社团法人和财团法人的分类，我国民法总则草案并未沿用这一思路，而是采用了营利性法人和非营利性法人的分类，该分类其实是沿袭了我国民事立法的传统，有其合理性。不过，

“营利”与“非营利”分类的意义不应仅仅是理论分类，更在于通过立法将非营利法人创设为一种基本的法人形态，不仅现有的社会团体法人、基金会法人、民办非企业或事业单位等三元化类型应采纳该法人形态，而且目前尚无法解决法人资格的非营利组织，比如现有的1 5.9万个宗教活动场所，均无须另行立法，直接登记为该法人形态，即可解决法人资格问题。今后如出现新的非营利组织，也都无须单独立法，直接纳入其中即可。

但从目前的民法总则草案看，法人分类还只是停留在理论分类上，并未从改革现行非营利法人制度的角度出发，创设作为一般法人形态的“非营利法人”，而是仍然维持现有的三元化封闭的非营利组织类型，也没有提出登记注册的原则。能否在这些关键问题上有所突破，应当是未来草案改进时的重点议题。

其次是有关人格权的制度设计。正如法学家徐显明所言：“民法总则草案仅规定人格尊严受法律保护是不够的。”民法总则应当深化宪法上已经确定的公民人格权的内涵，建立更详细的人格权清单，民法典应当成为中国政府高度尊重公民人格权的标志性立法。

第三是有关集体土地流转的问题。尽管民法总则无法完全解决这一问题，但应根据改革趋势确立基本原则。在今后编纂民法典物权法部分时，则可以总结现有的集体土地流转的经验，建构成新的法律规范，充实宪法上的集体土地所有权的概念，使流转成为可能。

总之，民法总则的制度设计，既应在微观层面下功夫，更应直面宏观层面的重大问题，并取得符合现代民法理念的突破。只有这样，民法总则才能真正担负起统领全局的使命，这也是民法典编纂取得成功的关键所在。

（作者为中国政法大学民商经济法学院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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