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斌

钱锺书“骂人”

钱锺书是否说过“叶公超太懒，吴宓太笨，陈福田太俗”的“骂人”话，已成一桩公案，而且注定会是无头案。杨绛先生曾撰文“追本溯源”以正视听，但很多人还是宁信其有，不信其无。无他，只因太像钱先生的口吻。从某个意义上说，叶公超是“懒”，吴宓是“笨”，陈福田是“俗”，此其一；“骂”其中一人，亦能见出“骂”者的才高气盛，然对三人排头并“骂”，似乎更特别地“钱锺书”，此其二。所以纵使有人道出此语版权别有所属，没准会有更多人认定，这活脱脱是锺书君的口吻。

钱锺书在为《吴宓日记》所写序中自承“少不解事，又好谐戏”，对当年的孟浪表示抱歉。其实，钱先生的读者虽然没几人有幸亲聆他臧否人物，对他的“取笔弄快”却是半点也不陌生。古今天纵其才的人物，其才气的发露，臧否人物也是一端。钱先生在《林纾的翻译》中将林翻译时不时擅自发挥的添写归为文章家的“技痒难熬”，让钱先生舍弃“取笔弄快”的愉悦，他肯定不爽。我们若从“骂人”的角度去读的话，会发现即使《管锥编》、《谈艺录》这样的著述，衡文论诗，疏证考订之间，亦不乏嘲骂调侃之语，口角波俏，逸趣横生。

当然文学是较学术更好的“骂人”的载体，在小说中钱先生才算是真正放出手段，尽展骂人的艺术。他笔下有形形色色的人物，几乎无一逃得过他的讥刺挖苦。早有论者说过，《围城》里不是“愚人”即是“诬人”，或者既愚且诬，《围城》序里说得更直截了当——都是“两足无毛动物”。我总觉得，制造一个众人登场的场合，拎过一干人来挨个挖苦过去，必是作者逸兴遄飞，下笔不能自休之时。大约有观众就有表演性，而钱先生最善将种种的表演变成出丑卖乖。《围城》里的几次“社交”不必说了，《人·兽·鬼》中有《猫》，作者差不多有一半笔墨花在客厅里的来客身上。以小说结构艺术来说，未可称善，然这里的旁逸斜出或者正是钱锺书的兴味所在。

早有人索隐过了，《猫》写的是林徽因的客厅，人物皆有所本，未尝不可看作小说化的臧否人物。钱锺书通常只是一个“忍俊不禁”，其快感类于林黛玉的“见一个打趣一个”，故我们大可不必津津于对号入座。“骂人”之为艺术，常在其“艺术”的自足，就像“叶公超太懒，吴宓太笨，陈福田太俗”，我们首先当它是句隽语。

“风流”汪静之

新文学初期的人物中，有两个姓汪的都因写新诗而有名——汪敬熙，汪静之——听上去一字之差，我常会混淆。汪敬熙时在北大读经济系，新潮社的成员，后来留学美国，成为著名的生理心理学家，曾任中研院心理研究所的所长。“身后名”系于生理心理学，写新诗那茬没什么人提了。汪静之出名时还是个学生，其出名与胡适对这位小同乡（都是绩溪人）的提拔不无关系，终其一生，他都只有“诗人”的名分，他大红了一阵后就无声无息了。但五四初期的文坛上若是“数风流人物”，肯定先会数到他，而不是汪敬熙。汪静之的诗集《蕙的风》乃是新诗中的第一部情诗集，有些现代文学史教材上将其与胡适《尝试集》、郭沫若《女神》一起，当作新诗最初的代表，虽然我的印象中，诗集里的诗都没有汪敬熙的《雪夜》来得耐读。

直到1984年我们几个研究生在杭州访了汪静之之后，我才将二人对上号。而这时汪静之早已被人遗忘，对我们而言，他也只是个很无感的名字，要说“风流人物”，那是徐志摩吧？有个师妹好像写过有关文章，我们一伙人还跟着去了趟海宁，寻到徐志摩的墓，凭吊一番。富阳县也走了一遭，那是为了访郁达夫的故居。

上世纪80年代，那时的研究生经费居然够我们为时半月游学江浙。但我们谁也未曾想到去访访汪静之，虽然他还在。我们后来是听骆寒超老师的建议去访的汪静之。汪静之一点也不“人物”。他住的地方远离市中心，一栋老旧楼房的一楼，楼道里堆满杂物。一位老妇应的门，后来在屋里还见到一位，两位腰都有点佝偻了，也不知哪位是他太太。都不大吭声，我们在房间里谈话，她们其中的一位就坐在过道里摘菜。我们留意她们是有缘故的：《蕙的风》就是写给他追求的女子，虽然求之不得；后来追到的是另一女子，因诗人已出名，他的太太也便像是故事中的人物了。

摘自《东鳞西爪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