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文学作品和历史文献溯踪近现代重庆雾霾——以重庆主城区为例

2016-11-08王雪西张嘉玥李九彬

科学中国人 2016年29期

关键词：雾霾时期工厂

曹　岚，王雪西，张嘉玥，李九彬

西南大学附属中学

从文学作品和历史文献溯踪近现代重庆雾霾——以重庆主城区为例

曹岚，王雪西，张嘉玥，李九彬

西南大学附属中学

研究小组以文学作品和历史文献为参考资料梳理出了19世纪末—20世纪60年代重庆主城区雾霾的大致变化规律。综合工业结构升级、重庆大轰炸、人口内迁等因素分析了第一个雾霾频繁期出现的原因及各个时期雾霾演化的影响因素。并针对重庆雾霾演化历程对灰霾防治提出建议。

雾霾；文学作品；历史文献；重庆

注：重庆市教育学会第八届基础教育科研课题《基于野外实践基地及大学先修课程的创新人才培养研究》（XH2015B245）。

一、引言

重庆素有“雾都”之称。偶然读到张恨水先生的《重庆旅感录》，其中对重庆雾的描写竟分作了“白雾”与“黑雾”两种，性状分别与现在的雾和霾相对应。雾，从审美意象到1937年张恨水先生笔下的“昼无日光，夜无星月，长作深灰色，不辨时刻”，再到如今，雾霾令重庆居于穹顶之下。这种演变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又经历了怎样的发展过程？由此，我们展开了关于重庆的雾到雾霾混合物演化过程的调查研究，希望能为灰霾的防治尽一份绵薄之力。

二、19世纪90年代—20世纪60年代雾霾变化规律总结

近现代重庆雾霾严重程度变化规律如表1，各时期情况于下文进行分述：

表1　各时期重庆雾霾的严重程度及其影响因素

（一）重庆开埠时期的重庆雾霾（1890—1937年）

1890年重庆开埠，近现代工业起步，在渝开办的厂矿增加，江上航运，贸易往来愈渐频繁。1899年，英国强制重庆进入自由经济市场，重庆玻璃、煤矿、火柴等公司蜂起。而工业废气和交通尾气都可促进雾霾形成，但重庆府志、各区区志等文献中都未发现对疑似雾霾的记录描写。一方面，该时期渝地文化水平尚不发达，留下的文献资料甚少，另一方面，该时期工业刚起步，对雾霾的影响并不明显，未出现相关文献正是说明了当时少有雾霾，空气质量可观。

（二）第一次雾霾频繁期——抗战陪都时期（1937—1946年）

情况概述：20世纪30—40年代是近现代重庆第一次雾霾频繁期，工厂数、人口数、有雾天数等各方面数据都在该时期呈上升趋势。其主要的持续性影响因素是工业（尤其是重工业）的发展，其次，人口内迁导致的人口数量膨胀。再者，战争的影响在该时期十分显著，但为阶段性影响，随着时间推移而减弱。后来国民政府还都南京，战争停息，工厂、人口迁出，雾霾状况有所缓和。

1.文献中的疑似雾霾

从1937年开始，很多文献中都反映出重庆雾季长，浓雾异常多的非自然情况。该时期市区空气质量明显下降，疑似雾霾出现也较为频繁，并具有明显的雾霾特征。在此引张恨水先生的两篇文章为典例：

典例1：《重庆旅感录续篇》中“黑雾”和“白雾”的特征与气象学上雾与霾的特征十分吻合。

“盆地多雾，入冬愈甚，就经历所得，雾可分黑白二种。白者滃涌如云，凝结较浓，十步之外，渺不见物。然天晓弥漫，午则渐消。残雾升空，遂成昙阴……黑者遮盖天地，颇似昼晦。近视之，楼阁烟笼，远视之，山川夜失，终朝阴郁，不辨旦暮。”

表2　雾与霾与《重庆旅感录》中疑似雾霾特征对比表

典例2：《山窗小品》中的疑似雾霾。

表3　雾与霾与《山窗小品》中疑似雾霾特征对比表

“大抵雾季将来与将去时，含水分极多，重而下沉，气色白。雾季正胜时，含水分少，轻而上浮，其色青。青雾终朝弥漫半空，不见天日，山川城郭，皆在愁惨景象中，似阴非阴，欲雨不雨，实至闷人。若为白雾，则如秋云，如烟雨，下笼大地，万象尽失。”

2.影响因素

（1）工业发展

工业废气排放是形成雾霾的主要源头，抗战时期重庆工业的发展对雾霾的影响不容小觑。抗战前，中国的现代工矿企业主要集中在沿海和长江中下游地区，渝地甚至整个西南地区工矿数量都较少。1937年以前，实业部登记，全国拥有动力或工人30人以上的厂矿共有3935家，其中分布于长江下游苏、浙、沪三省市的就有2336家，占总数的56%。而上海一地即有1235家，占31%。截止1937年，西南地区7省共有工厂237家，仅占全国工厂总数的6.03%。1937年国民政府迁都重庆，沿海及长江中下游的近300家工厂及大批商业、金融机构相继迁渝。随后几年陆续有工厂内迁，到1940年才基本完成。据统计，抗战期间，重庆工厂总数已达781家，占整个大后方的三分之一，占全国总工厂数27.82%，居首位，且分布在重庆的工厂约65%都是化工厂、机器厂，排放的有机废气对雾霾影响显著。

（2）人口内迁

重庆属战时人口生息、难民避难的理想场所。1927-1946年，人口总体呈上升趋势，且在1940年开始出现大幅度增长。抗战时期人口共增长了534646人。大量人口聚集在重庆城区，加剧了城市热岛效应，同时使燃煤，燃油，以及船只、车辆等交通工具产生的废气增加。人口迅速增长使得城市的容纳能力达到极限，透支了城市环境系统的自我调节能力，进而成为重庆市区空气质量恶化的因素之一。

（3）重庆大轰炸

频繁轰炸制造的烟尘、尘粒、盐粒是雾霾的重要组分。空投炸弹，建筑物倾倒产生的扬尘也会促进PM2.5浓度上升。轰炸后的空气中，大量可吸入颗粒物在湿度较大的情况下与空气中的微小水滴结合，为雾霾天气的形成提供了条件。1938年前的九年间，重庆市年均有雾天数为48天，其中最低的1937年仅为23天；而1938—1942年重庆平均有雾天数高达129天，更在1938年达到了181天。有雾天数在极短时间内迅速增长，违背了一般自然规律，且其陡增的时间与“重庆大轰炸”发生的时间几乎重合。可见，轰炸使雾霾情况恶化了。

（三）《吴宓日记》中的重庆雾霾（1951—1962年）

情况概述：该时期雾霾情况优于抗战陪都时期，但雾霾出现较抗战陪都时期前更为频繁。原因主要是工业发展产生的持续性影响，以及早期人口内迁潮流增大了人口基数，人口持续增长量大。

该时期雾霾情况的研究主要基于《吴宓日记》。日记中多次出现了“湿雾”（简称）和“晴雾”两种雾。“浓雾如雨”“微雨，雾”等词描绘了湿度较大时出现的“湿雾”。而“盛晴，大雾”“晴，雾”等词则描述了湿度较小时出现的“晴雾”。结合重庆地区常年湿度较高的气候特点，推测“晴雾”属于雾与霾的混合物，主要成分是霾。据研究小组统计，吴宓先生寓居重庆12年所写日记中，每年“晴雾日”天数均为“阴雾日”的数倍，表明1951—1962年重庆出现的雾霾天气中大部分为灰霾天气，单纯的有雾天气相比较少。图1中变化无持续上升或下降的规律，说明1951年，重庆大轰炸对雾霾的影响已经被削弱，对该时期雾霾天数变化无关键性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