承旧拔新，欲兴桐城——简析曾国藩散文理论与创作

2016-11-07钱甜甜

文艺生活·中旬刊 2016年9期

钱甜甜

摘要：曾国藩凭借着创作实绩换回了桐城派的中兴。他为文讲求“经济”;在处理文道关系方面，以“自然之文”观奋力突破传统的“文以载道”观。他创作过程中还将湖湘弟子的阳刚之气植入散文，使得文章风格刚劲雄放，具有阳刚之美，曾国藩的散文代表着近代散文创作的又一成就。

关键词：曾国藩;散文理论;自然之文

中图分类号：I206.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5312（2016）26-0144-02

曾国藩（1811-1872年），字伯涵，号涤生。湖南湘乡人。自幼聪慧过人，勤奋好学，八岁读八股文、诵五经，十四岁接触《周礼》《史记》，因此受儒家思想影响很大。作为近代史上有着重要影响的人物，他在诗歌、散文等文学领域都有所建树，更是桐城中兴的关键人物。从上个世纪末以来，国内学术界掀起了一股“曾国藩”热，对他的研究多侧面展开，涉及思想、历史、政治、军事、学术、文化等方面，但是文学研究方面则略显薄弱。20世纪80年代岳麓书社用湖南图书馆藏曾氏家抄本作为底本，参校传忠书局同治、光绪两个刻本，主持编校了《曾国藩全集》。其中的诗文册包含其诗（附词、联语）、文（附赋）、《杂著》，以及所评点的《鸣原堂论文》和《孟子要略》。本文将以此书作为主要研究参照书目，从曾国藩与桐城派的关系、曾国藩的散文理论、散文创作等方面展开论述。

一、曾国藩与桐城派

曾国藩的古文造诣很高，因此能成功跻身于后世公认的明清八大家的行列。明清八大家是后世批评家们仿照唐宋八大家的提法而建立起来的一种概念。较早时，被划入明清八大家的文学家明代仅有一人，那就是归有光。其余的七人方苞、刘大櫆、姚鼐、梅曾亮、曾国藩、张裕钊和吴汝伦均为清人。明清八大家这一范畴之提出，虽然并非自王文濡始，但是他编选的《明清八大家文钞》影响较大。在由钱仲联等编订的《明清八大家文钞》书中，所圈定的明清八大家中明代占有三人：刘基、归有光和王世贞;其余五人均为清人，分别是顾炎武、姚鼐、张惠言、龚自珍和曾国藩。这种划分，在考虑到作家所处时代的同时，还综合考虑了他们在文学上的造诣以及其作品的思想性。因此笔者认为后面一种划分更为恰当。

很明显，尽管以上两份入选明清八大家的名单有出入，但是归有光、姚鼐和曾国藩却都在其中。之所以如此，仔细琢磨，便可知其中缘由。归有光是明代大古文家，姚鼐在归有光与曾国藩之间，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曾国藩在《圣哲画像记》一文中认为姚鼐“持论闳通”①，并且是他的文学导师。事实也证明了，曾国藩从姚鼐手里拿到桐城古文的接力棒后，实现了桐城派的中兴。

我们往中国文学史上回溯，桐城派作为清代最为影响力的文学流派，奠基者方苞开创性地提出了“义法”说。到了晚清，“姚门四杰”姚莹、方东树、管同、梅曾亮继续担任着发扬桐城派经世传统的重任。清代道咸年间的桐城派如同百岁老人般，生命状况渐显枯竭。到曾国藩手里，桐城派才得以重现光芒。他围绕洋务运动的需要，以维护“义理”为出发点和立足点，为桐城派打开了一条从传统经世之学通向学习西学的出路。

二、曾国藩的散文理论

我们可以从《曾国藩全集》提炼出他所倡导的散文理论。最能体现曾国藩沿着桐城派的路子走得更远突出的两个方面：（1）重视“经济”在为文中的作用;（2）用“自然之文”观突破“文以载道”观的局限和束缚。具体阐述如下文。

（一）以“经济”药救桐城之空疏

将“经济”成分融入“义理”之中，是曾国藩作文最突出的特色。姚鼐作为桐城派一代宗师，提出桐城古文理论的纲领是“义理”、“考证”、“文章”相统一，其中考据、词章是手段，宣扬义理才是最终目的。在《述庵文钞序》，他这样细述：

“余尝论学之事，有三端焉，日义理也，考证也，文章也。是三者，苟善用之，则皆足以相济;苟不善用之，则或至于相害。 ”②

在这里，姚鼐主张务必要把义理、考据、词章三者有机结合，方能达到为文的最高水平和最佳效果。而曾国藩的散文理论来源于姚鼐，但又与之不同，他进一步对姚鼐的文论思想进行了改造。《劝学篇示直隶士子》一文中这样写道：

“为学之术有四，曰义理，曰考据，曰辞章，曰经济。义理者，在孔门为德行之科，今世目为宋学者也。考据者，在孔门为文学之科，今世目为汉学者也。辞章者，在孔门为言语之科，从古艺文及今世制艺诗赋皆是也。经济者，在孔门为政事之科，前代典礼、政书，及当代掌故皆是也。”③

由此可知，曾国藩在姚鼐的文论基础上加入了一剂“经济药”，而这味“药”，主要是针对桐城派义理之学内容空洞、保守落后的“病症”而“开”。在曾国藩看来，“义理”是指个人德性，而“经济”特指政治事务。将“经济”引入“义理”，同时将二者融合，最终“义理”成为德行和政事的相对统一。曾国藩提出将二者融合，主要是从文章的功用性，即魏晋时期曹丕提出的“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之说为起点，目的在于维护封建阶级的统治。除此之外，曾国藩这样说道：

“识字之儒约有三途：曰义理之学，日考据之学，曰词章之学。各执一途，互相诋毁。兄之私意，以为义理之学最大，义理明则躬行有要而经济有本。词章之学，亦所以发挥义理者也。考据之学，吾无取焉矣。”④

“义理、考据、辞章、经济”四者在曾国藩这里，“义理”是最首要且重要的。

（二）以“自然之文”取代“文以载道”

文与道的关系，是传统文论中的核心概念之一，争议也颇为复杂。“文以载道”的命题自唐宋八大家主张之后，文和道便渐渐分不开了，到了桐城文人，他们希望“文道合一”。

作为一个具备独立人格的文人，曾国藩深刻地意识到，文学应该承载着是个人对生命的真实体验和情感，因此他认为真实、朴素方为上乘之作，并最终提出“自然之文”的散文主张，修正了桐城派古文浅弱空疏的弊端。

何为曾国藩所说的“自然之文”呢？他认为文学应该建立在个体的真实体验和思考之上，而这样创作出来的文章就是自然之文。曾国藩曾经在《湖南文征序》是这样陈述的：

“若其不俟摹拟，人心各具自然之文，约有二端：曰理、曰情。二者人人之所固有，就吾所知之理而笔诸书而传诸世，称吾爱恶悲愉之情而缀词以达之，若剖肺肝而陈简策。斯皆自然之文。性情敦厚者，类能为之。而浅深工拙，则相去十百千万而未始有极。自群经而外，百家著述，率有偏胜。以理胜者，多阐幽造极之语，而其弊或激宕失中;以情胜者，多悱恻感人之言，而其弊常丰缛而寡实……”⑤

从这段文字中我们可以知道，曾国藩所倡导的“自然之文”，强调作者思想的独立性，就是“写理”“说情”的文章，就是抛开一切传统文学约束的条条框框，自如地抒发个人内心情感、叙述事物道理的文章。这与宋代苏轼所提出来的“自然之道”倒是有几分相似。但是与苏轼笔下的“自然”又有程度和范围上的区别。因为曾国藩不是单纯的散文家，他还是一个颇具野心的政治家。或者说，他所倡导的文道关系的另一侧面，是文学与社会生活，特别是与政治生活的关系方面。他强调的“自然之文”也是有因世济时的根本目的，实际上只是从政治需要出发，来吸收前代学术和文学主张中的某些合理因素的。

我们都知道，《孟子》散文的主要风格特征之一便是拥有着难得的浩然气概。而这种气概，源自于孟子人格修养的力量。他善于“养气”，即按照人的天赋本心，对仁义道德经久不懈的自我修养，长此以往，这种修养升华成至大至刚、充塞于天地之间的浩然之气。写起文章来，则感情激越，势不可挡。值得注意的是，在曾国藩的散文理论中，也着重强调写作主体应该培养“阳刚”之气。具体如何培养呢？曾国藩认为创作者应该学会用理学来武装自己的头脑，以此来培养一种“阳刚”之气，从而使笔下自然而然产生一种雄壮宏伟、刚劲雄放的文气。

三、曾国藩的散文创作

曾国藩大力进行散文创作，实践了他所主张的散文理论。他笔下“自然之文”摇曳生姿，无论是政治性强烈的奏疏，还是为至亲好友写的信件，均是发自内心之作，因此读来不空洞不乏味，充实感人。

曾国藩的散文崇尚阳刚之美，这也是最主要的艺术特点。他曾经把“行气”作为文章第一要义，并且也很欣赏有气势的文章。认为文章有了气势，才能造就雄奇浑厚之气，才能打动人心。如《唐确慎公墓志铭》：

“时总督陶文毅公澍寝疾，……文牍如山，宾僚填咽，昧爽而勤职，丙夜而不休，忘寝辍餐，形神交瘁。而言者乃劾其多病近药，废搁公事，又杂摭他端以相訾毁。朝廷遣使者按问，率无左验。宣宗知公端谨，一切弗论。⑥

这段文字句式上有四言对偶、五言对仗穿插，同时正反对比，从而把勤勤恳恳、性情磊落的唐鉴形象形象生动地展现给世人。

虽然曾国藩接过桐城派的旗帜，很大程度上为的是政治需要，但实际却有不少地方对桐城派作了改造，从而拯救了桐城文空疏浅弱的弊病，使它重获新生，实现了桐城派的中兴。从整个文学的发展脉络来看，曾国藩的散文理论和创作实践对我国散文的丰富和前进起了很大的推动作用。

注释：

①③④⑤⑥曾国藩（清）.曾国藩全集·诗文[M].长沙：岳麓书社，1994：250，442，55，333-334，317-318.

②姚鼐，周中明选注评点.姚鼐文选[M].苏州：苏州大学出版社，2001：289.

参考文献：

[1]曾国藩（清）.曾国藩全集[M].长沙：岳麓书社，1994.

[2]（清）曾国藩纂，孙雍长标点.经史百家杂钞[M].长沙：岳麓书社，198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