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永柱

2016年3月22日，我唱着儿时那首老歌——《金沙江的水》，重走红军长征路，回到阔别68年的故乡鹤庆，回到汹涌澎湃的金沙江畔。

“金沙江呀，金沙江，每天哗啦啦啦流呀；流呀，流呀，流尽世间苦呀；流呀，流呀；流尽了世上愁……”我的一生与金沙江结下生死情缘，我这双眼睛，总是看着金沙江的波涛沉思，金沙江总是响起荡气回肠的滚滚波涛。这是来自地球胸膛的天籁之音，这是天地的和谐共鸣之声，它深沉，浑厚，富有节奏，由远而近，悦耳赏心，这就是金沙江气势如虹的交响乐啊！

清晨，我站在朝阳初升的金沙江渡口眺望。金沙江水沿着哈巴雪山和云岭山脉之间的峡谷，由北向南直泻而下，到了石鼓镇，被迎面屹立的玉龙雪山所阻，江水像一条被激怒的蛟龙，昂首摆尾地来了个九十度大转弯，由西向东奔腾咆哮而去，在玉龙雪山和哈巴雪山的夹峙下逶迤东流，形成了著名的万里长江“第一湾”。

“第一湾”的早晨是迷人的。绿柳长堤，洁白沙滩，江水奔流不息，好像一位老人在叙述一个古老的故事。金沙江啊！你日夜汹涌着，澎湃着，呼啸着，你滔滔奔流进我的心窝，清洗着我记忆中的血泪与饥饿。自从80年前，红二、六军团从你身边越过，你的激流便融入震撼世界的长征丰碑里，融入到共产党领导人民军队谱写的壮丽英雄史诗里，融入到古今中外战争史上的奇迹里，成为系在地球上的一条永远鲜艳的红飘带。苍山洱海作证，玉龙雪山作证，金沙江流淌的都是“金子”，那支越过金沙江的队伍是由“金子”铸成。我看见两把菜刀闹革命的贺老总，左手牵着那匹枣红马，右手托着的烟斗还在冒着丝丝青烟；我看见任弼时同志，总是在无声地战斗，默默地奉献，叶帅称他是“党的骆驼”、“人民的骆驼”；我看见萧克将军，用望远镜四下搜寻，要从敌人手里夺回祖国的命运；我看见坦率直爽的王震将军，抵制诱惑，反对分裂，任弼时称赞说：“王胡子呀，你的胡子就是硬。”

国民党飞机追着红军来到鹤庆上空，勘察地形，阴谋策划，调集中央军和川、黔、滇80个团的兵力，妄图将红二、六军团围歼。红二、六军团巧妙地跳出重围，分两路急速前进，走了佯攻昆明、强攻宾川、集结鹤庆三招好棋，把几十万追兵甩在百里之外，疲命于筑碉固桥挖壕据守之中。金沙江南岸的鹤庆县城，一座“三坊一照壁”的小院格外肃静，二层楼方桌上点着五支蜡烛，那是红二、六军团的领导在开会。他们谈笑风生，吹散黎明前的黑暗；他们开启智慧的闸门，把党中央的指示变为行动，做出抢渡金沙江的决定。红二、六军团来到金沙江畔，身后，十万敌军追赶；对岸，堵截的炮火连天；眼前是一条如虎狼般的大江。没有桥，没有船，没有溜索……红军在危崖上焦灼。冲过去，让浪山在胸前粉碎；冲过去，让“猛虎”俯首听命；冲过去，让蒋介石的阴谋破产。

国民党的追兵赶到江边，红二、六军团早已从对岸走去。看到墙上红军留下的标语：“来时接到宣威地，走时送到石鼓镇，费心，费心！请回，请回！”只好朝天鸣枪，回答委员长“御驾亲征”的一番苦心。红二、六军团日夜兼程，翻越白雪皑皑的大雪山，走出布满死亡陷阱的草地，穿过枪林弹雨编织的时空，历经常人难以忍受的煎熬与磨难，来到甘孜与红四方面军会师北上，保证了长征胜利完成。我来到鹤庆西山脚下，站立在红军长征过鹤庆的纪念碑前。激情在我的血管里涌动，红军过鹤庆那六昼夜的故事，各族人民迎送红军的感人场面，好像就在我的眼前。

我是金沙江里的水一滴，我是高原麦浪里的麦一粒。我和长征同龄，红军为我取名。“长征，是播种机……”我，当是它播下的一粒种子！人间竟有这样的巧合：那是1936年，千万双红军的泥巴脚杆，将滇西北的土地犁了一遍，不迟不早，就在那个神圣的时辰，就在那间风雨飘摇的茅屋里，一床破棉被，一张破草席，我这棵惨淡萌生的幼苗，嗷嗷待哺降临人间。我的第一声叫喊还未落地，就换来阿妈的一串泪滴，“天呀，我用什么养活你！”跪在地上磕头求神的阿奶说：“风雨已过去，红日已升起，红军来了，这小东西真有福气。”阿奶脱下身上的外衣，紧紧把我裹起，抱着我冲出茅屋，冲进红军前进的队列里。阿奶说：“红军是天降神兵，请为我孙儿取名，长大了他也是个红军。”长长的红军队列里，响起一片欢声笑语，同志们七嘴八舌争着为我取名，还是王连长一锤定音：“穷人的孩子闹革命，要全心全意为人民，永远做人民的柱子顶天立地，我看‘永柱就是这孩子的名。”红军在我的名字里，注入了真理，注入了灵魂。我的生命在红军的呵护下起航，在风雨中萌芽，在磨难中成长，我感到骄傲和自豪，因为我有着令人羡慕的“同龄”。沿着先辈们用血汗与尸骨铺就的路，我在金沙江畔徘徊。我把脚步放轻，再放轻，还是踩响了记忆的琴弦……

我吃滇西高原的土豆长大，我吸吮金沙江的乳汁成人，生我是娘，养我是党，红军啊，你抚摸过我的头顶，如今已是白发两鬓。但是，我的生命永远属于你，我的心永远沐浴在金沙的队列里，我有千山万水的思念，我有五湖四海的感恩。就在我12岁的那天夜里，王连长啊，还是你，用端着冲锋枪向旧世界扫射的手，把抽在我背上的皮鞭一把夺去，紧紧把我抱在怀里，斩钉截铁地说：“走，跟我们去！”从此，我就踩着你又大又深的脚印，向民族解放的战场奔去。王连长啊，在战火纷飞的前沿阵地，是你第一声叫我：“小红鬼，冲上去！”我忘记了自己，在冲锋陷阵中杀敌。当我受伤倒地，是你把我扶起，我伤口涌出的鲜血，湿透了你的军衣。你用全部的热血和生命，背着我冲出枪林弹雨。你教育我做一个真正的战士，就要勇于奉献，为人舍己。你嘹亮的歌声：“大刀向鬼子的头上砍去……”一直响在我的心里。刚满16岁，我就和云南的战友们一起，翻越海拔八千多米的梅里雪山，渡过汹涌澎湃的金沙江天险，和十八军的战友们一起，打胜了被称为“第二次淮海战役”的昌都战役。接下来，我又参与了西昌战役、中缅联合勤界警卫工作战、中印边界自卫反击战、中越边境自卫还击作战……征途千万里，老连长的叮咛和嘱托，像金沙江的怒涛，一直冲击我的胸膛。我回来了，金沙江，我心中璀璨的宝石，我沸腾热血中的光华。我把语言波涛中最珍贵的一滴献给你，喊你一声，情如泉涌，泪如雨洒。

我在老家鹤庆，看到了一位曾任红军重要领导职务的老将军重走长征路，1984年来到鹤庆的情景。

车刚停稳，老将军健步向迎候的人群走来。“离家48年的老兵，回家看望乡亲们来了！”一句出自心窝的话，像暖融融的春风，暖透了在场的每个人身心。他深情地说：“在红军长征途中，除苏区老根据地外，鹤庆各族群众把红军当作亲人一样欢迎，每个红军都感受到鹤庆就是自己的家！我们感谢为革命事业做出贡献的鹤庆各族乡亲！”

老将军看着这些鹤庆乡亲，仿佛回到了48年前的乡亲们中间。1935年11月19日，红二、六军团从湖南桑植刘家坪出发，开始长征。1936年3日31日挺进云南，4月21日，由宾川鸡坪进入鹤庆境内。23日先头部队不费一枪一弹，智取鹤庆县城。红军在鹤庆行、驻6个昼夜，行经6乡一镇172个自然村，行程116公里，27日，同时由石鼓、巨甸等渡口抢渡金沙江。6月底，在甘孜与红四方面军会师，红二、六军团改为红二方面军。10月22日，红二方面军到甘肃静宁县兴隆镇将台堡（今属宁夏）与红一方面军会师，标志着举世闻名的长征胜利结束。

老将军的记忆特别好，他的思维从记忆的屏幕上转入座谈会，把从追忆中拾回的往事，叙述给与会者。他说，鹤庆，是我们长征中印象最好、最深的一个地方，红军一进入鹤庆县境就给人一种回到了家乡的感觉。红军所经村寨，沿途都有举着红旗热烈欢迎我们的群众。还在路上设着茶水站，熬好稀粥，煮好鸡蛋慰劳红军。城南路边的一个庙门口（金墩柏树庙）还有一些白族老者演奏着传统古乐（洞经音乐）为他们助兴。进到县城，只见街道墙壁上贴满欢迎红军的标语，两旁的铺面门口，恭敬地摆着香案，好一派欢迎仁义之师凯旋的场面。好多群众给行进的战士们送水、送烟，娃娃们在红军队列中穿来穿去戏闹。大有出远门归家感受亲情的氛围。最显眼的是一个老者，手敲一面铜锣，沿街呼喊：“欢迎红军，家家照常开门卖货，公买公卖，不准抬高市价！”在回顾鹤庆各族群众关爱红军的谈话中，老将军语重心长地说：“军队离不开人民，离开了人民就不能在陕北胜利会师。我们革命的胜利，全靠全国各族人民的支援和帮助，我们的军队和人民是鱼水关系。”

座谈会上，老将军对鹤庆的革命传统给予很高的评价。他说：“听说鹤庆这个地方，早年就有共产党的地下组织活动。接受革命教育早，明白的革命道理多，所以对红军的爱就深，对红军的支持帮助就真。”他追忆着，红军很重视政治宣传工作。每到一处，宣传队就刷标语，贴布告，发传单，口头讲演，唱革命歌曲，及时把共产党的主张、政策宣传给广大群众。同时，也向群众宣传红军宗旨，以动员广大人民支持革命，帮助红军，参加红军。除沿途做宣传工作外，红军的实际行动，一言一行，让鹤庆人民亲目所睹，让大家看清了“红军是工农自己的军队”，明白了“只有红军的道路，才是解放他们的道路”，树立起“若要想翻身，只有跟红军”的革命信念。红军的宣传和自身的实际行动，让鹤庆各族人民“迅速地知道了世界上还有红军这样一篇大道理”。从而，人们箪食壶浆来欢迎红军，拥爱红军，踊跃参加红军……长征是播种机，从而，革命的火种点燃了鹤阳大地。红军在鹤庆期间，虽没扩红招兵，仍有田麟勋等27个各族青年自愿参加红军。章正举等34名各族进步人士，给红军当向导。还有无数群众为红军筹粮筹物，为革命出力……鹤庆各族人民对长征有过一定贡献，这将同红军长征的光荣历史一起，载入中国革命史册。老将军一行，还重游了当年红军在县城的指挥部（云鹤镇小学）、宣传队刷写过标语的遗址，拜谒了红军长征过鹤庆纪念碑。

老将军在鹤庆期间还给我讲了很多红二、六军团长征的故事。

红军粉碎了敌人对湘鄂川黔根据地的第二次“围剿”后，扩大了根据地，红军队伍也进一步壮大。红二、六军团会师时共8000多人，刚过一年，即发展了两倍半，有21000多人。在敌人新的大规模进攻即将开始的时候，遵照党中央、毛主席的指示，红二、六军团冲破国民党中央军和湘渝川黔滇地方反动势力的围追堵截，于1935年11月19日，离开湘鄂川黔根据地，开始了新的战略转移。

反“围剿”既然胜利了，为什么还要离开根据地呢？老将军耐心地进行阐释。第一，敌人来得多。敌人从10月开始又组织第三次“围剿”，这次“围剿”的规模比前两次更大。第一次“围剿”敌人有6个纵队，四五十个团，第二次“围剿”，是80个团；这一次是130个团，敌人鉴于前两次“围剿”的失败，认为是使用杂牌军及指挥不统一，这次“围剿”，以蒋介石的嫡系、半嫡系中央军为主。如汤恩伯统帅的87师，78师被调来了，与红军打仗有经验的26路军孙连仲3个师和樊嵩甫纵队也被调来了。蒋介石还派陈诚到宜昌设立行营，统一指挥。在根据地四周不断增加兵力，构筑大量的工事碉堡，形成了更大包围。第二，地形条件不利。湘鄂川黔苏区周围，东有洞庭、北有长江，南有沅澧水，西北崇山峻岭，粮食困难，在敌人重重包围，厉行严密经济封锁的情况下，不利于我大兵团的机动。第三，经济落后，封建地主独霸一方，割据一地。在大割据中又有若干小割据。湘西地方军阀陈渠珍，名为统治十三县，其中若干县又有人割据，甚至有割据三两区、乡的。有些大地主也有枪，在山顶上占据自然溶洞，他打你容易，你打他困难。他们躲进洞子里，洞口又加上些工事，你打他就更困难。后来红军想了个办法攻占洞口，用辣椒烧火熏烟，用风车吹进洞内，一边熏，一边喊话：“你们出来，我们不杀你们！”这样，就打开了许多洞子，搞了一千多条枪。即使如此，民团地主的小范围割据还是不少。第四，政策过“左”，根据地不巩固。湘西的社会情况有两个特点：一是土地特别集中，地主、富农占人口不到百分之十，而占有土地却在百分之七十到百分之八十以上；一是游民特别多，游民武装也很厉害。湘西自民国以来，就出现过许多草莽英雄，如汤子漠、周朝武等。为什么出现那么多的游民呢？主要是从清代开始，外国资本主义经济侵入，自然经济崩溃，土地更加集中，人民没饭吃，活不下去，就大量地沦为游民、半游民。根据地省委对土地革命是积极的，抓得很紧，根据地中心地区大部分都分配了土地，但那时的社会政策存在“左”倾问题。划阶级成分，由于把有些富裕中农划成富农了，以致地主和富农超过百分之十（地富比例，各乡村虽不一样，但平均不到百分之十）。分配土地只是抽肥补瘦，地主不分田，富农分坏田，甚至对富农过重地征收粮食（百分之四十），这是错误的。还有，对工商业征税太多，对游民、杂色武装、绿林会道门武装没有按照毛主席的政策改造他们。袁任远同志对此很有意见。他是湘西慈利人，当时任大庸分区政治委员，奉省委指示，费了很大力气去争取游杂武装，来接头的有1300人，来了400多，还带来了好多枪。但是，部队却把他们解除武装，杀掉头头，这就引起游杂武装的敌视，又散为匪。由于过“左”政策没有纠正孤立了自己，红军把许多可以争取和使之中立的队伍，推到敌人那边去了。所以根据地一方面消灭了许多反动游杂武装，另一方面却又产生了许多新的游杂武装，同地主武装结合，一起反对红军，严重地影响了地方工作的开展和根据地的社会秩序及政令的实行。军队的组织成分，由于游民大量加入，军队政治工作做得不够，土地革命也因时间和战争关系，还没有在更广大的地域深入，影响了部队的巩固。带枪逃跑，甚至成班逃跑的，为数不少。如果当时的政策不搞那么“左”，就不会树敌过多，不会成为在强敌包围下非走不可的因素之一。

从上述四个因素来看，红二、六军团退出湘鄂川黔根据地是正确的，退出苏区之前，只是想转移一下，摆脱敌人包围，保存有生力量，到湘黔边或黔东地区建立新的根据地，但并没有想到要过长江、渡金沙江，更没有想到要长征到陕北。红二、六军团退出湘鄂川黔，是主动地，有计划地进行的，不是搬家式的消极逃跑。红二、六军团吸取中央红军的经验教训，退出时行李简化，只带一两天的米，轻装前进，只要是有胜利的把握，就坚决勇敢地打仗，打好仗，从而赢得休整时间，扩大红军。我们的运动方向是向西，为了迷惑敌人，则故意向东南，也就是古代兵法讲的“声东击西”。

老将军饶有兴趣地讲道，他们从桑植出发，走两天到大庸县城东30里的兴隆街地区，乘夜突破了由敌19师李觉部防守的澧水防线，再向南急行军两天，到沅江北岸之洞庭溪，突破了沅江防线，全歼敌一个营。继续向东南猛进，一下子插进湘中最富裕、人口最多的地区新化、锡矿山、辰溪、溆浦。经过十多天工作，才真向西走，到芷江晃县之间的便水，与追敌16师、19师全部及63师之一部大战一场。这一仗虽然是个消耗战，但制止了敌人的急追，取得了在江口和石阡的短时休整，并迎回了主力由湘鄂川黔苏区出发时留在苏区坚持斗争的部队——六军团第18师的53团及地方武装。他们在强敌围攻下，不能立足，由师长张振坤同志（抗战时在新四军皖南事变中牺牲）率领，从苏区四面突围，采取迂回曲折、避实击虚的战术，突破敌人重重包围，几经艰苦，经招头寨、黔江、西阳、秀山、松桃一带，到江口与主力会和，全军为之庆幸。我军在贵州江口、石阡及以南地区稍事休整，即经余庆、瓮安、平越、进至贵阳北六十里之札佐镇，歼守敌两个营，约1000人，又经修文西渡鸭池河，占领黔西、大定、毕节地区。敌万耀煌部13师追来，占了大定。我17师由遵义西之打鼓新场游击，遂挥师大定，在大定城西十余里之将军山，将敌向毕节进攻之先头部队7个连四面包围，经一小时半就解决了战斗，无一漏网，制止了敌之急追。我军控制将军山，形成在毕节、大定地区开展游击根据地活动的东面屏障。尔后，两军团与强大的追敌交战，并对驻咸宁之滇军，严加警戒。同时积极开展了地方工作，使后方机关及伤病人员，也得到休整。近20天，补充新兵5000人。这时，敌军越来越多，万耀煌、樊嵩甫、郝梦龄、郭汝栋等四个纵队，共7个师一个旅，向毕节地区进犯。当时地方工作，一时也不能广泛和深入开展。我军遂于二月下旬，退出毕节城，进入乌蒙山区活动。敌又以10个师继续围攻，长江北岸又有大批川军防堵。我军决定跳出敌人包围圈，从昭通、咸宁之间，通过滇军孙渡纵队防线，向南直趋滇东，占领宣威，亦资孔及贵州盘县，进至南北盘江之间。这时追敌由进攻黔（西）大（定）、毕（节）地区的90个团，已减少到50多个团了。我方则兵员充实（不减从湘鄂川黔边出发的人数），士气旺盛，南北盘江及牛栏江东广大地区的政治、经济条件都比较有利。军委会决定在这一带展开游击活动，这是长征中第三次建立游击根据地的战略意图。

还在我军从湘鄂川黔快出发的时候，接到共产国际关于建立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指示，又接到中央关于统一战线和抗日救国的指示。国际和中央的这些精神，大家认为切合中国当时政治形势的要求。南渡澧水后，就由夏曦同志起草了抗日反蒋的六言韵文布告，以六军团政治部名义发出。老将军回忆道：“这是一个好的布告，原文记不全了，但前后几句话我还记得几句，‘我们工农红军，志在救国救民，实行抗日反蒋，消灭卖国巨憨，末尾两句为‘大家起来救国，胜利终归我们。我们边走边打边宣传，严守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六军团到新化，号召凡属愿意打日本的，我们都欢迎。许多群众踊跃参军，只7天就来了1000多人。”新化东60里之锡矿山，是个有机器设备而规模不小的矿区，16师去游击，只三四天，也有二三百人来参军。这是六军团从湘赣苏区活动以来吸收现代产业工人最多的一次。二军团占领取浦、后模、浦市广大地区后，广为宣传，发动群众没收、分配豪绅地主的财物，人民对于红军的行动及其政治性，有了较好的认识，不过10天，参军的约2000人。这样一路宣传抗日救国和打倒蒋介石的道理，对国民党统治区震动很大。敌人千方百计要消灭红军，前堵后追，不断空袭，红军则千方百计地保存自己，扩大自己，消灭敌人。红军在湘中短暂停留后，就转向西面，敌人妄想利用湘西和黔东险峻山岳地带，构筑封锁线，阻红军西行，红军打破敌人多处关隘，突破了敌人层层封锁。特别在黔东、石阡以西地区，突破敌23师守备的40里纵深的碉堡封锁。彻底甩掉了新围拢来的敌人重兵集团，全军经湘西，横贯贵州，渡过千坝河，逼近贵阳，又占领黔西，大定、毕节。老将军总结：“走了不少路，打了不少仗，队伍却没有减少。为什么呢？就是一路宣传抗日救国和红军的纪律，做群众工作，打土豪，分财物，得到广大群众拥护。敌人报刊说我们‘到处流窜，裹胁流亡。前一句从表面现象看，似乎像那样子，但他们根本不懂我们是有政治目的，并采取灵活的运动战、游击战的军队。后一句话更荒谬了，我们为工农和中华民族利益而英勇奋斗，人民自觉参军，既不用裹，更不用胁。”

根据中央统一战线的指示，在石阡休整时，在天主教堂召开了一次党的活动分子大会，宣传扩大统一战线思想，对统一全体指战员的思想起了很大作用。所以，红军一路上都很注意做统一战线工作，六军团由夏曦同志直接主持，他在新化，不仅注重工农的工作，而且在学生和知识分子、妇女中的工作，都很有成效。在毕节，还注意团结开明士绅，如毕节的旧知识分子和高级开明士绅周素园，是满清末年的秀才，到贵阳办报，后来又在北洋政府当过秘书长，红军快到毕节时，国民党专员莫雄叫他走，他说：“我没有多少家当，不必走。”红军来后，到他家里发现有许多马列主义的书，翻开一看，圈圈点点。政工人员当即把这种情况报告夏曦同志，并马上去找他，问过他的经历后，又问他为什么看马列主义的书籍。他说，我研究马列主义10年了，我觉得马克思讲的对，我相信马列主义，你们共产党、红军，是讲马列主义的，所以，我用不着走，我完全赞成你们的政策。夏日羲便邀请他出来当了党的抗日救国军司令，很短时间就发展了1000多人。又请他给云南的国民党纵队司令孙渡写信，因为他和龙云、孙渡等上层人士都认识，他就把共产党和红军当时的政治主张告知孙渡，并说：“蒋介石派中央嫡系万耀煌、樊嵩甫等进入云南贵州来打红军，也叫你打红军，红军是不好打的。退一步说，即使你把红军打掉了，也是两败俱伤，万、樊依仗人多势大，那时的云南，还是你的吗？假途灭虢，史有为鉴。”正是由于当时龙云的处境，周素园的信，打中了他的要害。所以，孙渡就在威宁、昭通按兵不动，形成与国民党追击夹击之势，迫使红军北走四川。这种态势利于红军集中主力对付东面来的敌人，能在毕节停留近20天，休整补充。红军在乌蒙山向宣威进军时，提出同龙云等人缔结抗日停战协定。虽然估计不会有什么结果，但至少可以使龙云加深对蒋介石中央军入滇的戒心，加深其矛盾，后来也证明是如此。

长征至贵州和云南交界的盘县附近时，地势很险要，敌人修筑了许多碉堡和工事，想在这里消灭我军。果然，我军的先遣部队上前一碰，就有许多伤亡，部队首长马上叫部队停止下来。这天在路上走着，首长对部队说：“你们看，如果能够把那里的敌人调动一下，我们不就能平平安安地过去了吗？”同志们听了，个个都觉得好笑，大家心里想敌人是蒋介石指挥的，怎么由得你呢？看着首长从容的样子，还以为他是在说开心话哩。过了一会儿，司令部开了一个紧急会议，跟着传下了命令，叫全军往贵州盘县撤退。盘县是去湖南的路，大家都猜想，可能是不能前进，要退到老根据地去。有些同志还大胆地问，首长只笑笑，并不回答。

哪知道，到第三天头上，部队还没有到盘县的时候，司令部又下了个紧急命令，叫部队倒转头来往云南突击进军，这一来大家更摸不着头脑，一打听，才知道敌人真以为红军要往湖南撤退，他们就把全部兵力，飞快地绕道调到盘县以东去堵拦红军。云南边界上现在是没有多少兵力了，大家心里都高兴，脚步也加快了。结果，红军没有听见枪声，就走到了云南。大家这下才明白了首长的用意。有的同志风趣地说：“国民党军队的纪律性还真不错呀，我们叫他往东，他就不敢往西呀！”

红二、六军团从乌蒙山地区分途到达宣威和盘县，接到司令部的电报要红二、六兵团西行渡金沙江，到西康同四方面军会合，北上抗日。这时，红二、六军团对张国焘闹分裂的情况，一点也不清楚。当时，只想在滇黔边站住脚。虽然查明来包围这地区的敌人比进攻黔西、大定、毕节地区的少了，但也还在50个团以上，时间久了，敌情也可以变化，是否能站得住，是个未知数。司令部要求北上抗日，从当时整个国内形势来看，北上抗日是大势所趋，经军分会的考虑，决定执行司令部的指示，与四方面军会师，北上抗日。

红二、六军团在南北盘江搞根据地的架势，敌人看出来了，就部署新的围攻。由于敌长途与红军作战，被红军歼灭、死的、伤的、病的、逃的很多，兵员不足，加上北方和江淮一带出来的兵员，新到达层峦叠嶂和少数民族聚居地区，敌人不如我军之耐苦及适应地区生活。所以，士气不高，行动缓慢。于是军分会就决定经滇中到金沙江上游渡江，红军已拉开了在南北盘江站稳脚的架势，突然来个向西，就摆脱了强大敌人的追击。但进到昆明北面百余里准备渡过普渡河时，遇到强大的滇军堵截，打了个恶战，西渡未成，就从普渡河向南，转向昆明附近。又摆出一副“攻其所必救”的架势，打个圈子转到昆明以西，继续西进，把堵截的滇军主力甩到了后面。从此，虽然后有追兵，但前无堵敌。行动就主动得多了。由于云南敌人对红军有个错误的判断，说红军没有炮，打不了城市。在红军抵近云南时，令各县迅速构筑碉堡，修理城垣，把各县重要物资运存于城市之中，由各地民警团队守备。但这些团队训练不良，红军分两路前进，先头部队猛打猛冲，来到滇西大理，攻占禄丰、楚雄、盐兴、姚安、祥云、宾川、鹤庆、丽江等城和无数碉堡，吃的穿的，无所不有，士气旺盛，虽然日行百里，但身体强壮，士气高昂，从盘县东进才二三十天，就到了金沙江畔的石鼓镇。石鼓镇地处扼守祖国西南的咽喉通道，历来为兵家必争之地。更为重要的是，这里原住民——白族的民风极为淳朴，周边的白族、土家族、苗族民众居多的湘西红军将士中，就有700多年前从这里辗转到湘西的“寸白军”（即爨僰军或爨白军）后裔，他们长征到达大理白族地区时，倍感亲切，这一段的长征路也走得相对轻松。

另据鹤庆籍云南地方史专家，云南大学赵椿教授考证，红二、六军团长征北上途中，特地选择绕行滇西大理、祥云、宾川、鹤庆，从丽江石鼓渡口渡过金沙江，直入滇西北藏区，再翻越数座雪山到达川西的行军路线，除了沿线的天时地利等有利条件外，人和中还有更巧合的细节。据考证，有位在省城《正义报》任职的鹤庆籍记者张泰麟，他于1935年初前往贵州采访遵义会议，并与红军官兵有过接触并建立联系，正是他专程从昆明引导红军主力部队，行走在自己最为熟悉的道路上，一直走到鹤庆，再从丽江石鼓渡过金沙江，进入藏区。有了这些有利条件，红二、六军团进入云南后，以势如破竹之势，于1936年4月21日从祥云宾川进入鹤庆（属丽江管辖）境内，次日轻松地到达我的故乡——鹤庆县城。

因事前宣传和其他准备工作到位，红军战士在鹤庆城乡沿途受到热烈欢迎，这是红军离开苏区后从未遇到过的拥军待遇。红二、六军团经过了鹤庆境内10多个区（乡），172个自然村，行程110公里，所到之处，红军官兵张贴布告，宣传革命，动员群众，并适当进行了扩红，军团首长在鹤庆时就在我的家召开了著名的以渡江北上抗日行动计划为主要内容的军事会议。当时，正值青壮年，已在故乡学校任教并计划新婚的白族青年田麟勋，毅然决然地辞别亲友和未婚妻，与27名鹤庆青壮年一道参加红军，继续跟着北上抗日。

红军在进占鹤庆以前，就进行了详细的调查。侦察兵早在部队到来之前，就先化妆为算命先生、医生、耍杂技、耍猴戏以及做买卖的人，到各地查访民情。红军把谁是土豪劣绅，谁是贪官污吏调查得一清二楚。在波罗村红军活捉了地主曹连标，伪村长马汝康，没收了他们的粮食、金钱、衣服、牲畜等，分给了贫苦农民。廉镇民团大队长赵子久，红军到来之前，早已逃往西山，他往日无恶不作，人民恨之入骨。红军一到就没收了他的家产分给农民。还在他家大门口写上：“土豪赵子久，收租几百石，没收其财产，分给穷老乡。”丁槐是鹤庆鼎鼎有名的大官僚地主，他家在鹤庆的人口不过十人，就有七院房子，“敦和堂”（即丁家在鹤庆议事的地方）占有土地1600多亩，每年收租45万斤。他的儿子丁莜衡是国民党师长，侄子丁少昌（又名丁十三）是云鹤镇民团大队长，他家世代欺压人民，对其丫环、侍女更是惨无人道，除罚跪，不给饭吃外，还毒打她们。红军进城了，听了丁家使女阿秀的血泪控诉后，无比愤怒，把管家丁树年的老婆抓到龙街铺的塘子边，进行了公开的斗争。红军还对帮会头子，开当铺进行高利盘剥的张立端，处以千元的罚款。据查，红军路过鹤庆时，打击了土豪十多家。红军在鹤庆城打开牢门，放出了黄坪村王树清等11个被无辜关押的群众。

红军同贫苦人民亲如一家，每到一处都进行访贫问苦，并把从地主家没收来的财物分给穷苦百姓。有的穷人有顾虑，红军战士亲自送钱，送物、送粮上门。红军经过映红桥时，见一些老大爹老大妈衣服破破烂烂，就把自己身上的衣服脱下来送给他们。红军在彭屯，见农民彭君家境贫苦，送给他们有崽的花骡马一匹，作为生活的依靠，他家为感谢红军恩情，把当年生的长子取名叫共军。城关镇贫民向义，家庭十分困难，母亲久病卧床不起，红军用毛毯包了30多元送给他给老人治病。小妙登村杨玉荣的母亲病危，红军路过时，不但送给他钱，还给他砂糖、火腿和一床毛毯。他母亲去世后，杨玉荣用红军给的东西换了棺木安葬了老人。红军最后一批部队离开鹤庆时，在甸北的大赤铺，看见一个残废的贫苦人李满堂，十分可怜，就将马背上驮子解下来，把大花马送给了他，李满堂感动得不知说什么才好，解放后他经常把红军送马的事讲给群众听，念念不忘红军的深情厚谊。红军纪律严明，所到之处秋毫无犯，他们白天急行军，晚上许多部队露宿在田野里。在三庄，红军在豆田里把不小心踩坏豆苗的地方，都放上了铜板或银币，作为赔偿。在南庆，红军烧了老百姓的几根柴。主人不在家，就放在柴堆上一块肉。在瓦窑村，一个红军战士向何大爹要了一碗米，也要留下半块银元。在黄坪，红军驻在杨善大爹家，杨大爹拿出三个鸡蛋给红军伤病员吃，红军留下了价值十多个鸡蛋的钱。在赵屯街几位老大妈给红军战士钉纽扣。

红军的行动，使人民群众认识到红军是自己的队伍。原来被反动派欺骗宣传吓跑了的一些群众，也纷纷赶回家来，有的为红军安排住房，洗补衣服；还有的主动为红军了解情况，抬伤员，当向导，热情地支持红军。红军到新屯的第二天，一个叫和万义的纳西族青年长工，跑到西山上找回了躲避的亲人，他高兴地对他们说：“红军真好，对人和气，给他们点冷水喝还要给钱，专为穷人做事，不像那些‘刮民党一进村就烧杀抢。”辛屯街贫民王超全的母亲，为了欢迎红军，在十字街口打了几桶山泉水，还点了十几支香烟给红军同志吸烟。有几个战士过村庄时，迷失了方向，正要向当地群众打听时，农民张鸿燕、张顺英夫妇指点方向，还急忙为红军送水煮鸡蛋。当红军同志早上启程时，杨玉堂、杨朝忠两个农民主动给他们领路，一直把红军送到丽江县的下坡子村。县城府东巷的徐大妈见住在她家的一个小红军害了暴发火眼症，急忙用金银花水给他洗眼睛，包上了消炎药，第二天这个小红军眼病好转多了。他激动地对同伴说：“徐大妈真好。”彭屯的群众，写诗回忆红军，其中有这样一段：“来到彭屯扎营盘，家家户户都住满。问我困难不困难，为何穿的破衣裳。我和红军吃晚饭，个个给我把饭添。给我钱来衣袋满，每人给我两块半。清算恶霸在当晚，贫苦人民去参加，人人都说红军好，往下穷人无困难。”这首诗是红军到鹤庆的真实写照。

从鹤庆到丽江至石鼓渡口有两天路程，为了争取时间，顺利地完成渡江任务，红二、六军团在鹤庆作了大量准备工作。按照总指挥部署的红军分三路向金沙江石鼓渡口急进，一路从鹤庆西山经石灰窑至丽江九河最后到石鼓渡口；一路从鹤庆城西北的打鹰坡上山，过丽江白议场到石鼓渡口；一路从大路经辛屯上丽江再至石鼓渡口。为了实现战略转移，23日下午5时，六军团在黄坪坝的姜寅街召开了连以上政治干部会议，政治部主任张子意作了尽快与红一、四方面军会合的报告。24日，红二、六军团总指挥部在鹤庆城内召开了重要军事会议，研究如何抢渡金沙江的问题。当人们听说红军要离开鹤庆的消息，各族人民都依依不舍地送亲人。许多群众主动要求给红军当向导，秀邑村的雇农寸秀山对红军首长说：“你们北上抗日，要渡金沙江，我认识石鼓最捷近的小路，我领你们去。”红军在金沙江边与他分别的时候送给了他一盏“三方亮”灯作为纪念。这盏“红军灯”一直保存到解放，现在北京军事博物馆珍藏展出。

红二、六军团经过鹤庆县大多数镇，46个行政村，171个自然村，历时6个昼夜，行程110公里。4月24日，红二军团先头部队4师到达金沙江边石鼓镇。25日夜，大部队开始渡江，石鼓是金沙江上游的重要渡口，此处江宽水急，对岸有反动地方武装，据碉凭险，封锁大江渡口。由于总指挥部多谋善断，红军战士机智勇敢，红二、六军团仅3天4夜，就全部在石鼓、巨甸之间的5个渡口，从容地渡过了金沙江天险。至此，国民党追歼计划彻底破产。红二、六军团取得了长征中具有决定意义的胜利。

归化寺位于中甸城北约5公里的瑞兆山上，该寺于康熙十八年（1679年）修建，供有释迦佛及十八罗汉、四大金刚等佛像。在大寺右面，有一金瓦寺，寺顶全部用镀金的瓦片盖成，金光闪烁，百里之外都可看到那刺目的金光。在金瓦寺右侧100多步的地方，有一泉名流金泉，泉水从一石窟中汩汩而出，终年不竭，泉水清澈洁净，老百姓称：“佛家甘露。”金瓦寺是藏区十三大喇嘛寺院之一，影响着滇、藏、川、康地区。

红军离开时，赠送给寺庙一面鲜红的锦旗，他们一直用心地珍藏着，直到解放，才把旗帜挂在寺庙前的旗杆上，迎风飘扬。

责任编辑 陈 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