姜安印，刘　博

(1.兰州大学 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研究中心，甘肃 兰州　730000；2.兰州大学 经济学院，甘肃 兰州　730000)



“一带一路”背景下西北地区畜牧产业扶贫战略研究*

姜安印1，刘博2

(1.兰州大学 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研究中心，甘肃 兰州730000；2.兰州大学 经济学院，甘肃 兰州730000)

西北地区扶贫工作的成效攸关中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步伐和质量。本文基于“一带一路”战略背景，通过回顾和总结西北地区畜牧业发展水平，在分析畜牧业产业扶贫现状、问题、趋势与机遇基础上，研究和探索西北地区畜牧业产业扶贫战略。文章认为，在战略思想上，西北地区畜牧业产业扶贫要与“一带一路”战略协同推进、注重“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扶贫经验的互学互鉴；在战略路径上，西北地区依托畜牧业产业扶贫，需要挖掘畜牧产业发展潜在比较优势，借力打造和提升跨国、跨地区畜牧产业链，实现产业技术核心化、畜产品品质化和品牌化，构建“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共同参与的畜牧业产业发展体系。

畜牧业；产业扶贫；战略研究；一带一路；互学互鉴

一、引言

西北地区扶贫工作的成效攸关中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步伐和质量。改革开放以来，西北地区扶贫工作在产业扶贫、专项扶贫、整村推进、对口援助、社会帮扶等扶贫举措齐头并进、多管齐下的作用下，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绩。2015年，西北地区五省区贫困人口减少约200万左右①**①数据来源：根据西北五省2015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公报统计得到。，在全国扶贫开发进入攻坚期的艰难背景下，扶贫成效依然突出。2016年7月20日，习近平总书记在银川的一次高规格会议——东西部扶贫协作座谈会上，向决战贫困发出了总攻令，为全面打赢脱贫攻坚战作出重要战略部署②**②习近平在宁夏考察[EB/OL].人民网http://cpc.people.com.cn/n1/2016/0720/c64094-28567931.html，进一步为西北地区今后扶贫攻坚指明方向和提出严格要求。

尽管目前扶贫成绩赫然，但如何持续巩固和提升扶贫效果，彻底消除西北地区贫困痼疾，打赢这场脱贫攻坚战，仍是西北地区反贫困过程中的一个重要命题。西北地区贫困问题深受经济基础、产业结构、民族文化、习俗传统等因素的影响，因此，对于扶贫攻坚来说，持续强大的扶贫依托显得尤为重要。畜牧业产业在西北地区产业结构中具有传统优势，在“一带一路”建设过程中，特别是在陕西、甘肃、新疆、青海、宁夏在“一带一路”战略中，分别形成“向西开放的重要枢纽”、“黄金段”、“核心区”和两个“战略支点”的功能定位后，给西北地区畜牧业实现跨越式发展以及畜牧业产业扶贫模式创新带来全新机遇。“一带一路”战略，在某种意义上是超级扶贫战略。③**③龙永图.“一带一路”是超级扶贫战略，而非政治渗透[EB/OL].http://city.ce.cn/news/201606/01/t20160601_3893163.shtml“一带一路”战略的实施，既为沿线国家在减贫领域开展知识交流和经验互鉴提供了平台，也为西北特色产业的跨国资源优化配置提供了机遇，[1]更为西北地区扶贫理念的创新和畜牧业扶贫模式的探索创造了重要契机。基于此背景，本文从西北地区畜牧业开放融合发展的视角出发，通过回顾和总结西北地区畜牧业发展水平、畜牧业产业扶贫特点、趋势，结合“一带一路”战略下畜牧业发展的战略机遇，试图对西北地区畜牧产业发展的战略前景做一展望，以期对西北地区未来畜牧业产业扶贫模式的战略创新以及“一带一路”背景下解决区域贫困性整体问题的策略有所认识和启示。

二、文献综述

关于贫困问题的研究，国外学者从定义到扶贫路径做过系统研究。代表人物有纳克斯(Ragnar Nurkse)、谬尔达尔(Karla Gunnar Myrdal)、纳尔逊(Richard.R.Nelson)、舒尔茨以及阿马蒂亚·森等[2-6]，但这些代表人物及其理论对贫困的研究过于局限单一因素，在减贫实践中备受争议。从对区域贫困的研究来看，中国西北地区的贫困问题由来已久，学术界对西北地区贫困问题研究的文献可谓汗牛充栋、卷帙浩繁。梳理相关文献，我们发现，针对西北地区贫困问题的研究文献主要以如下脉络展开：一是对西部地区贫困现状和原因的研究。郑长德等一些学者认为，西部民族地区贫困的原因主要与这些地区的经济落后、社会发育程度不高有关，这既有地区不利因素的影响，又有外界环境不利因素的制约[7]。在大量现状和特征研究的基础上，研究开始以西部贫困的整体性关注西北地区贫困的原因。农业生产体系薄弱、产业结构低下和基础设施落后[8]，生态脆弱、自然灾害频繁和生存环境恶劣[9]等被认为是造成西部地区贫困的根本性原因；二是在认识和了解西部致贫的原因后，对扶贫模式效率和效果的研究和考量。胡续平、邢艳芬认为，企业扶贫、项目扶贫 、科技扶贫、兴教扶贫等方式由于辐射面窄、见效慢 、手段单纯，已不适合新形势下扶贫要求[10]。刘慧研究建议，西部地区扶贫开放方式要逐渐从物质投入向人力资源投入为主[11]。朱坚贞、匡小平认为，西部地区一直沿用的救济式扶贫，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具有很大的局限性，变救济式扶贫为开发式扶贫势在必行[12]。进一步，在对开发式扶贫模式的研究中，杨杰文、陈美君指出，产业扶贫具有减少农户风险，降低企业的经营成本和农户的生产成本，增加农民收入，提高扶贫效果的功能[13]。产业扶贫由此成为文献研究西北地区贫困的关注点；三是针对西北地区产业扶贫模式创新的研究，一方面，表现在理论上对西北地区产业模式的思考和研究，如查燕，王惠荣、余国新，刘维忠分别对宁夏和新疆地区产业扶贫模式的研究和探讨[14-15]。另一方面，表现在实践中对产业扶贫模式创新研究。如段淇斌，赵冬青针对甘肃省临夏地区皮特果产业发展模式创新的研究等[16]。目前，大多数文献都在产业扶贫模式创新层面分地区、分情况探讨和研究西北地区的贫困问题。值得注意的是，相关研究也从不同的角度对产业扶贫效率和模式进行研究，尤其从少数民族的角度对产业问题进行了深入扎实的探索研究。王建明提出，将少数民族扶贫、减贫工作与少数民族文化资源的利用联系起来，利用少数民族文化资源摆脱贫困局面，是西北扶贫工作的基本共识[17]。贡保草、姜锡明等学者又进一步结合各种情况，对西北少数民族地区产业扶贫现状深入研究[18-19]。畜牧业产业扶贫作为精准扶贫“精准到产业”、“精准到农牧户”的一种具体举措，具体实践较多而理论探讨较少，大多数文献都是在研究区域特色产业发展扶贫的过程中一笔带过，系统的理论研究文献缺失。

以上研究，为西北乃至西部地区扶贫理论的进一步研究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我们注意到，目前对西北地区畜牧业产业扶贫的研究，一方面，因为系统研究文献的缺失需要进一步探讨和深入，另一方面，对接“一带一路”发展战略，对产业扶贫的研究要具备战略眼光，即注重产业扶贫的前瞻性和长远性。基于以上两方面的需要，本文尝试从“一带一路”战略背景出发，对西北地区畜牧业产业扶贫模式创新做一系统研究，以补充相关研究的不足。

三、“一带一路”背景下畜牧业产业扶贫问题分析

(一)西北地区畜牧业产业发展存在的主要问题

1.西北地区畜牧产值贡献率小、品牌化程度较低

西北地区幅员辽阔，草地面积占全国总量的55.9%左右，拥有得天独厚的气候特点及种类众多的优良地方牲畜品种，畜牧业资源禀赋优势突出发展基础优良。本文简单选取牛肉、羊肉，奶类的产量作为衡量畜牧业发展指标。表1、表2、表3分别是2010年到2015年西北五省区的牛肉、羊肉、奶类产量，数据表明，西北五省区畜牧业总体发展不均，各省区从总量上呈现一种上升趋势。但是，对比全国指标和产业贡献值，西北五省区牛、羊肉、奶类产量等相应指标的比重很低。数据显示，2010年西北五省区(陕西、甘肃、青海、宁夏、新疆)畜产品(牛肉、羊肉、奶类)的产值贡献率依次分别为1.57%、2.34%、6.15%、3.51%、5.77%，而2014年这些地区的产值贡献率，相对应的依次为1.26%、2.21%、5.67%、3.69%、5.58%，呈现出一种下降的趋势①**①数据来源：中国统计年鉴2014，中国农村统计年鉴(2010，2015)。产值贡献率的下降，说明在西北地区畜牧业整体发展基础较好的情况下，畜牧业产业未得到很好的发展，畜牧业产业和其他产业发展的同步性差距较大。可以研判，畜牧业产量上和产值的潜在上升趋势没被充分挖掘，产业发展水平和产值贡献有待于进一步提高。

从品牌化程度来看，西北地区牛羊肉、奶制品没有形成一定的品牌影响力。例如，国内知名奶制品企业伊利、蒙牛等，只把甘肃和新疆两省区列为自己的全国生产基地。陕西、宁夏、新疆等省区也缺乏自身优良品质奶乳产品的品牌效应。总的来看，西北地区乳产品的品质品牌尚未突出，既有品牌效应很小，影响力覆盖面薄弱。

表1　西北五省牛肉产量　单位：万吨

数据来源：2010-2015中国统计年鉴。2015年部分数据由各省(自治区)2015年统计公报数据处理得出。

表2　西北五省羊肉产量　单位：万吨

数据来源：2010-2015中国统计年鉴。2015年部分数据由各省(自治区)2015年统计公报数据处理得出。

表3　西北五省奶类产量　单位：万吨

数据来源：2010—2015中国统计年鉴。2015年部分数据由各省(自治区)2015年统计公报数据处理得出。

2.西北地区畜牧产业链短、市场化水平低下

在牧区和半农半牧区，畜牧业呈现出一种零散经营、零散销购，自给自足的产业发展特点。长期以来，农牧民族商品意识淡薄，经营方式传统，技术应用水平低下，过度放养的畜牧业发展方式依旧存在，导致牲畜出栏率低、草场超载、畜产品的商品化的程度和范围非常低。以青海为例，目前青海省贫困地区农牧产业链条处于短、散、乱状态, 农畜产品种植、养殖和加工的关系只是初步做到了“生产什么，加工什么”，难以做到“加工什么，生产什么”。农畜产品加工比重不大, 部分农畜产品品质不高, 难以适应加工企业的要求。总体上，牧区和半农牧区畜牧业发展的市场化程度，受制于产业链的短小，依旧很低。

农区养殖业方面，从产业链开发程度和所处的产业链位置来看，尽管国家相关政策支持西北地区畜牧业发展，但畜牧业整体还处在高耗时间、资源(人力资源和生态资源)，低附加值的产业链上游，并未形成科学经济、高效率和高附加值并存的产业链一体化体系。另外，也存在市场需求与产业供给错位对接，加工企业与农牧户之间利益联结不紧密，企业缺乏稳定可靠的原料供应基地，农牧业生产标准化、规模化程度较低等问题。因此，畜牧业养殖产业资源有待于进一步整合和效率提升。

(二)西北地区畜牧业产业扶贫存在的主要问题

1.产业扶贫效果突出，但对政府以及政策的依赖性强

目前，西北地区的畜牧产业扶贫基本上呈现这样一种状态：畜牧业产业扶贫效果突出，但对政府以及政策的依赖较多，缺乏自主性和市场性。以青海和宁夏为例，青海省按照“龙头兴产业、产业带基地、基地富农户” 的扶贫发展思路，重点扶持了牛奶加工、牛羊育肥、农畜产品专业交易市场等产业化扶贫项目，形成一定的规模经济，带动贫困农牧民增收。数据显示，2015年青海减少贫困人口20.1万人，全省贫困地区农牧民人均纯收入由2010年的3464元增加到2015年的6861元，年均增长14.7%，高于全省平均水平①**①孙睿. 青海2015年减少贫困人口20.1万人 [EB/OL].http://news.ifeng.com/a/20160122/47193018_0.shtml。宁夏扶贫开发工作按照“减少贫困、增加收入、缩小差距、构建和谐”的总体目标，努力实现以自然资源开发为主向人力资源开发与生态保护并举转变，以改善提高贫困地区生产发展条件为主向贫困地区综合开发、全面发展转变。采用养殖下山，林草上山，积极培育发展以黄牛养殖为主的草畜产业，全面推行舍饲圈养，农牧民人均来源于畜牧业的纯收入增长 26%②**②宁夏广播电视总台.宁夏回族自治区扶贫开发工作会议召开 [EB/OL]. 宁夏电视台网站http: //www.nxtv.com.cn/article/china/20120229255393.html。两省区依靠畜牧产业发展开展扶贫的效果显著。从扶贫的发力点来看，政府政策的作用较为显著。尤其是在产业扶贫、精准扶贫以及农村普惠式金融扶贫作用下，扶贫政策极大地促进了对畜牧业既有优势的挖掘。在形式上也促进贫困农牧户散养规模以及一定规模和水平的“农户+公司+基地”经营模式和组织的壮大。但从内容看，畜牧业扶贫模式和机制的创新，内在性仍然不足。农牧户和相关经营组织获利较少，缺乏规模大、实力强的的龙头企业，畜牧业对政策依赖性大的根本属性并未得到改变，因而畜牧业产业扶贫的持续性较弱。

2. 畜牧业产业扶贫模式创新不够

一方面，扶贫企业规模小，对政策过度依赖，导致自我创新不够，缺乏产品自主开发能力。另一方面，畜牧业产业新工艺、新技术、新材料的应用程度较低，导致产业链提升和价值增值的动力和持久显得不足。基于这两方面的原因，畜牧业发展未能充分发掘和积极寻找潜在市场，以及可以有效整合和利用的畜牧业产业链资源。所以，贫困地区农牧民具备优越性品质的畜种和养殖方式、畜牧业面向世界市场广阔的潜在需求空间、先进的加工工艺、以及社会上充裕低效流动的资本等一些可以整合的资源，没有进行有效整合，直接导致贫困区农牧民在资源配置过程参与度和成果分享值都比较低。畜牧业扶贫模式创新不足，导致扶贫效应只在县域经济范围起到作用，缺乏大区域性、整体性和长远性对农牧民增收的带动。同时，也导致贫困区畜牧业发展相对停滞，农牧民受益面较窄。

(三)“一带一路”背景下畜牧业产业扶贫的趋势

从目前产业扶贫的现状和效果来看，西北地区畜牧业产业扶贫模式创新主要存在以下问题：首先，产业扶贫缺乏长期目标和规划，以致畜牧业发展未成为西北地区产业扶贫的有效依托。其次，产业扶贫的理念和模式简单，在西部地区根深蒂固扶贫现状，以及扶贫攻坚的复杂性和困难性上，产业扶贫表现得顾此失彼，捉襟见肘，缺乏内在性和持续性；再次，由于产业运作的不科学性，再加上贫困地区贫困户自身可行能力缺失和低下，使得产业扶贫促进市场参与度和提升生产能力的作用难以有效发挥，产业发展和扶贫、减贫脱钩；最后，产业扶贫理念比较传统，不能对接和借力发展战略和经济政策，因而，畜牧业产业发展和产业扶贫相对落后、保守。

然而，西北地区畜牧业发展又存在明显优势。一方面，畜牧业的发展壮大，具备产业基础、人力、自然资源以及拥有科学生产技术的禀赋优势，潜力巨大。另一方面，在“一带一路”背景下，西北地区拥有的区位功能定位、政策优势、潜在市场以及战略通道优势，为西北地区畜牧业发展从潜在比较优势向竞争优势转化奠定了战略基础。因此，西北地区依托畜牧业发展的产业扶贫，可以在克服现有产业扶贫模式短期性、单一性、内在性不足的基础上，对接“一带一路”战略，充分挖掘和把握“一带一路”战略下畜牧业发展的机遇，着力长远布局、战略式发展，借助后发优势壮大畜牧业产业实力。

四“一带一路”战略下西北地区畜牧产业扶贫发展的机遇

“一带一路”战略的实施，既为西北贫困地区畜牧产业的发展创造了现实机会，又为西北地区依托畜牧业产业扶贫提供了重要机遇，同时，也为解决西北地区整体性贫困提供战略契机。从目前西北地区畜牧业发展的客观趋势来看，“一带一路”战略为西北地区提供了以下重要机遇：

(一)丝绸之路经济带区域资源综合再开发机遇

从潜在产业链的分布区域来看，西亚地区尤其是海湾地区，由于农业条件恶劣，人口增长迅速，对外开放程度高，对农畜产品的进口需求非常大，并且丰厚的石油收入，这为西亚国家农畜产品需求的可持续性提供了强有力的保障。中亚地区虽然畜牧产业基础较好，但加工工业落后，对农畜产品既存在出口贸易，也存在一定的需求；西北五省区，畜牧业产业经过一定的发展，拥有一定的技术和资本，但缺乏深度的特色资源开发以及市场的拓展。这些生产和需求端的互补性，为综合区域资源打造新型跨区域产业链提供了重要机遇。借助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整合区域内地域、资源、水草、畜种、技术等独特资源，为一体化、品质化、高端化的跨区域畜牧业产业链的生产提供了战略可能。目前来看，西部地区高精尖的畜牧产业科研技术成果、青海地区高原特色畜牧业、河西走廊优质饲草的草产业、中亚地区丰富的畜种来源和活畜供给，以及中亚和西亚地区强劲的市场需求，为打造跨区域产业链提供了现实可能。

(二)区域一体化发展趋势下拓展畜产品潜在贸易量的机遇

“一带一路”战略的实施，为西北地区畜产品提供的巨大的量的需求契机。首先，从中国与“丝绸之路经济带”沿线国家尤其是中亚五国的贸易量来看，中国和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塔吉克斯坦、土库曼斯坦、乌兹别克斯坦的进出口总额分别从2010年的204、42、14.3、15.7、24.8亿美元上升至2014年的224.5、53、25.2、104.7、42.7亿美元①**①资料来源：2010—2015年国家统计年鉴。，虽然中间个别年份、个别国家有回落的趋势，但整体趋于一种稳中有升的状态。这种贸易间利好趋势，为畜牧产业合作奠定了基础。丝绸之路经济带联通的其他亚洲国家和地区，比如阿拉伯联合酋长国的迪拜、沙特阿拉伯，因为源源不断的石油和重要贸易港口地位，再加上特殊的朝拜信仰，为这些地区带来了巨大的财富。尤其是迪拜，拥有世界上第一家七星级酒店、全球购物中心、世界最大室内滑雪场，迪拜几乎成了奢华的代名词，吸引着全球有一定财富的阶层旅游和消费，对牛羊肉和奶类的消费不仅有量的需求，还有质的苛刻要求。

反观丝绸之路经济带连接的西亚、中亚国家，基本属于农业国，畜牧业在这些国家中地位突出。然而，这些国家的畜牧业生产经营相对粗放，产量普遍较低，畜牧产业的末端像牛肉、羊肉加工和精加工、奶产品开发和加工都未能做好衔接，不仅不能保证这些国家自身需求量的要求，更不能满足像国际化大都市和海湾一些富有国家人们对牛羊肉和奶产品质的要求。更何况，中亚地区也对畜产品有庞大的需求。尽管畜牧业地位突出，但中亚五国的畜牧业以小规模散养为主，集约化程度还不高，生产率低、商品率低、加工程度低是其畜牧业发展中的主要瓶颈。这为中国畜乳产品的走出去提供需求上的历史机遇。

(三)民族宗教信仰相似下畜产品认同优势

民族宗教信仰的相似性，为“一带一路”背景下中国畜乳产品提供了极大可能。丝绸之路沿线存在着各种民族，但是包括西亚、中亚等国家和地区的人口90%以上的人信奉伊斯兰教。伊斯兰教作为一种宗教信仰、意识形态和一种文化体系，对许多国家和民族的社会发展、政治形态、文化风尚、伦理道德、生活方式产生了重要影响。最深刻的体现是，由于生活方式受意识形态的影响对牛、羊肉以及奶产品的特殊消费偏好。这一特殊偏好，又具体地表现为伊斯兰教信仰的人在市场交易中对牛肉、羊肉以及奶产品的清真严格苛刻的消费要求。据第五次全国人口普查统计数据，全国少数民族人口约10449万人，西北地区少数民族人口占全国少数民族人口的30.1%，①**①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统计局.国家统计局第五次人口普查数据[EB/OL].http://www.stats.gov.cn/tjsj/ndsj/renkoupucha/2000pucha/pucha.htm，2016-07-14其中回族、维吾尔族、东乡族、撒拉族、保安族、哈萨克族、柯尔克孜族、塔吉克族、乌兹别克族、塔塔尔族等信奉伊斯兰教，具有与丝绸之路经济带沿线国家民族相同或相似的宗教信仰和文化传统。这种众多的宗教信仰的相似性，为畜产品的认同以及畜产品走向这些国家市场提供极大的可能。

(四)“棘轮效应”中品质化和品牌化带来的市场机遇

“棘轮效应”表明，在相对收入引致的消费习惯形成后，具有不可逆性。“丝绸之路”沿线的中东、西亚、中亚地区，在民族信仰和消费偏好背景下，由相对收入提升引致的对肉乳产品的品牌化和品质化消费需求的“棘轮效应”明显。这种不可逆性呈现为对品质化和品牌化畜产品巨大的市场需求。以中亚五国和海湾地区为例，中亚五国因为独特的矿藏优势和能源优势，海湾地区因为富有的石油资源，虽然面对新一轮石油价格下跌的冲击，经济增速和人均收入水平有所下降。但从长期来看，在新能源以及清洁能源未能得到进一步发展的现状下，这些国家经济增长的潜力和前景依旧乐观，人均收入水平进一步提高的可能性较大。收入水平的提高，将直接导致该地区消费者在满足基本需求的同时开始注重品质和品牌消费，而且一旦这种消费倾向形成，很难倒退或者消失。这种与收入水平相联系的消费倾向的不可逆性，潜在地给西北地区品质化和品牌化的畜产品走向西亚、中亚国家提供了市场机遇。

五 “一带一路”战略下畜牧业产业扶贫的战略选择

(一)“一带一路”背景下畜牧产业扶贫的战略思路

1.畜牧业产业扶贫和“一带一路”建设协同推进

西北地区良好的畜牧业产业基础和“一带一路”战略中畜牧业发展机遇的积极对接，将是克服目前畜牧业产业扶贫不足、进行畜牧业产业扶贫模式创新的重要战略契机。一方面，西北地区畜牧业产业基础良好，在“一带一路”战略中的比较优势，若能积极对接“一带一路”战略背景下的战略需求，通过促进区域优势资源整合，将有助于通过后发优势，实现畜牧业产业化发展壮大的经济效益。另一方面，畜牧产业的发展壮大，将会带动贫困地区经济发展，对包括西北地区在内的“一带一路”沿线地区贫困问题的解决，具有重要意义。因此，西北地区畜牧业产业化发展，要具备西北地区的畜牧业产业扶贫和“一带一路”的战略协同发展的战略理念，把畜牧业产业扶贫融入“一带一路”发展战略。既要注重依托产业优势和“一带一路”战略机遇实现畜牧产业的发展壮大，也要考虑借助畜牧业发展，解决“一带一路”沿线地区贫困区农牧民的贫困问题。

2. “一带一路”战略下扶贫经验的互学互鉴

西北贫困地区依托“一带一路”战略发展畜牧产业，具备两重经济发展效应。一是国内脱贫。即要利用西北贫困地区的资源优势要素面向国际市场生产和提供产品，重构和重建一些还未被挖掘的产业链，让国内贫困地区的优势资源参与产业链高附加值、高效率地生产，调动和提升国内贫困地区优势资源的市场积极性和参与度，从源头和本质解决贫困问题。二是帮扶国外减贫。国内产业借助“一带一路”战略走出去，为“一带一路”沿线的其他国家提供了相应产业链上游和中游参与生产的机会。伴随着中国重构和重建的产业链质量和附加值的整体提高，这些国家和地区也能从中获得利益，贫困面貌将随之改变。我们形象地称这种模式为迂回扶贫。迂回扶贫模式，不是不把重点放在国内贫困严重地区的“精准扶贫”、“攻坚扶贫”上，而是在抓住战略机遇，拓宽扶贫视野，思考贫困地区扶贫开发的战略性、可持续性前提下，进一步思考贫困区脱贫后如何实现经济的可持续发展，积极进行的扶贫模式创新。迂回扶贫模式，既是“一带一路”战略背景下的解决贫困问题的战略性思路，也秉承了中国和“一带一路”沿线贫困区域，在打造“合作+共赢”扶贫模式过程中扶贫经验的互学互鉴。

(二)“一带一路”背景下畜牧业发展的战略路径

畜牧业产业扶贫战略的经济基础，在于畜牧业产业化发展。“一带一路”战略的实施，为西北地区畜牧业产业化发展创造了空前的历史机遇，也为包括中国西北地区在内的“一带一路”沿线地区产业扶贫模式创新提供了良好平台。借助“一带一路”战略带来的产业链潜在基础和庞大的需求空间，西北地区畜牧业发展应利用难得的历史机遇和良好的产业发展平台，提升产业化发展水平，为产业扶贫模式创造更加广阔的空间。因此，对接“一带一路”战略下西北地区畜牧业产业发展机遇，畜牧业产业化发展要着眼于以下路径：

1.“一带一路”沿线区域综合优势再开发

在“一带一路”战略背景下，西北地区畜牧业发展要以立足国内、面向国际产业发展的长远眼光，对接“一带一路”发展战略，开发和挖掘能促进区域经济增长的潜在比较优势，打造和提升跨国、跨地区产业链。具体来讲，要整合国内外现有资源，挖掘要素禀赋的潜在优势，利用中国和中亚、西亚地区在地域属性、水草、畜种、技术上以及潜在市场需求等各自优势的互补性，借助产业链一体化，实现跨区域优势资源的综合再开发。要利用跨区域综合资源优势构造产业链体系，支持和鼓励优势禀赋资源参与产业链的构建，刺激和带动国内产业链上下游企业发展。通过搭建跨区域产业链体系，让具备一定实力的企业走出国门，走向国际，形成品牌示范效应，促成产业发展良性循环。

2.畜产品加工核心技术拓展和产品品牌化

西北地区畜产品走向丝绸之路沿线国家的市场过程中，关键在于畜产品生产和加工技术的核心化。技术的核心化有助于畜产品走向国外市场时品牌化的形成。从战略层面上，在打造畜牧业国际化和品牌化产业链的过程中，要注重和运用技术核心性，占据产业链优势地位。在具体操作上，要推进牛羊肉增产技术体系(品种繁育技术、饲养技术等)、屠宰和加工技术体系、半熟品和熟品加工的品质要求的技术体系以及品质和安全快速检测、卫生和防疫技术体系的研究；要通过一系列核心技术的攻破和掌握，形成特色化、差异化、精准化、友好化精准牛羊肉加工技术与产品标准，开发新的特色餐饮用牛羊肉分割肉产品、半成品与预制品，建立牛羊肉高值化加工与品质控制技术体系；要着力产业技术核心化与民族文化特色的结合，打造文化品牌和品质型产品的市场拓展，可以借助国际 Halal 认证(清真食品认证)体系，打开国际市场并塑造畜产品品牌。利用品牌化战略与国际化营销模式，把西北地区畜产品输向海湾国家的高端市场。

3.组织重构、经营模式创新和畜产品品质化生产

在打造国际品牌化畜牧产业的过程中，要着力于跨区畜牧产业经营模式创新、组织重构和畜产品品质化保证。首先，在农牧民以及经营主体上，要构建品质化要求下的跨国、跨区利益联动机制，继续深入和推进龙头企业带动机制的建设。利用技术支撑，从源头上重构和重建跨区性质的“资源创新利用—高效健康养殖—组织化生产—品牌化营销—高端市场增值”牛羊肉和奶类的全产业链组织模式和经营模式。

牛羊肉和奶类品质化的保证，是西北地区畜产品走向国外市场和品牌化发展的根本保障。因此，西北地区在打造品质化肉、奶产品的同时，须处理好高品质农产品质的保证和随着市场开拓需求量的激增二者之间的关系。具体来讲，既要利用技术优势促使现有资源向产业链高附加值区段攀升，要注重如畜种、水草等品质性资源的保护，又要从源头上保证品质性资源依赖的环境保护。可以在国内把植树造林、草原荒漠化治理、区域生态环境的改善项目，纳入整个产业链生产的最上游。通过在品质化和品牌化产业链中取得高附加值，弥补国内和国外畜牧业发展的基础成本(过度放牧、草场退化等问题)，做到产业链运作的绿色、持续、高效、循环，促成畜牧业循环持续、品质化生产的产业链运行格局。最后，品质化建设还需其他一些机制的辅助，例如产品溯源机制、产品检验检疫机制、产品安全机制等等。依托技术优势，设计和维持这些机制科学合理运行，为产品品质化生产和加工提供辅助保障。

六、结语

“一带一路”战略实施，给西北地区畜牧业发展带来全新机遇，也为克服以往畜牧业产业发展和扶贫模式创新不足提供了战略平台。在“一带一路”战略背景下，西北地区畜牧业的发展，要利用技术和产业上优势，整合跨贫困区域综合资源，促进畜牧产业跨越式发展，带动贫困区农牧民增收脱贫，改变区域贫困面貌，形成跨区域畜牧业发展和扶贫体系。目前，在“一带一路”战略推进中，畜牧业产业扶贫模式创新，应立足于结合中国西北和西亚、中亚在产业技术、要素禀赋和市场上的互补性优势，借助打造跨区域产业链，实现产业一体化发展。在此过程中，使参与方共同享受产业链一体化带来的经济成果，实现迂回扶贫的效果。本质上，“一带一路”背景下西北地区畜牧业产业扶贫创新表现出相互参与，共同建设，把国内扶贫和帮扶国外减贫相联系的特点，既是“一带一路”战略下扶贫经验互学互鉴的具体体现，也是十三届五中全会“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五大发展理念的深刻反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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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连子英文审校孟俊一

Research on Livestock Industrial Poverty Alleviation Strategies in Western China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One Belt and One Road"

JIANG An-yin1,LIU Bo2

(1.Silk Road Construction Research Center, Lanzhou University, Lanzou730000, China;2. School of Economics, Lanzhou University, Lanzhou 730000, China)

The effectiveness of poverty reduction efforts in Northwest China built the pace and quality of the overall well-off society. Based on "One Belt and One Road"strategic context, by reviewing and summarizing the level of livestock development in Northwest China, and analyzing the status of animal industry, issues, trends and opportunities of poverty alleviation, this article studies and explores the strategies of the Northwest poverty reduction. The author thinks strategically that animal husbandry industry to poverty alleviation and the"One Belt and One Road"strategy should have the same pace, which should focus on the mutual learning from the experiences for poverty alleviation in the countries along"One Belt and One Road". In the strategic path, it is comparative advantageous for Northwest poverty areas to rely on animal husbandry industry as the potential development, and upgrade transnational, trans-regional livestock industry chain, realize the core technology of industrialization, improve the quality of livestock products and brand building, and build the developing system involving all the countries of"One Belt and One Road".

Livestock；Industrial poverty alleviation; Strategic research；"One Belt and One Road"；Learning from each other

2016-07-08

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项目“甘肃省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十三五’规划研究” (16LZUJBWYJ028)的阶段性成果。

姜安印(1961-)，男，甘肃会宁人，兰州大学经济学院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研究中心副主任，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经济转型与产业成长；刘博(1990-)，男，甘肃天水人，兰州大学区域经济学研究生。研究方向：区域经济。

F209

A

1001-733X(2016)05-0082-0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