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璇　孙妮

摘 要：乔治·拉明的代表作《在我皮肤的城堡里》是一部自传体长篇小说，它以20世纪三四十年代加勒比动荡不安的社会为背景，通过对主人公G所在的克莱顿村的学校教育和村民生活的描写，揭示了无处不在的殖民统治和文化霸权影响。小说结尾通过描写从美国回来的特拉姆普尔让G认识到了种族身份问题并最终踏上离乡之路，展现了作家力图通过自我流放，找寻自我身份，唤醒民族身份意识。从后殖民批评视角，探讨《在我皮肤的城堡里》的反殖民和身份意识觉醒主题。

关键词：乔治·拉明；《在我皮肤的城堡里》；反殖民；身份意识觉醒

中图分类号：I106.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1101（2016）03-0067-05

Abstract： In the Castle of My Skin is a representative autobiographical novel of George Lamming， and it takes Caribbeans turbulent society in the 1930s and 1940s as its setting. By depicting the school education and village life of Creighton where the protagonist G lives， Lamming reveals the ubiquitous colonial activities and cultural hegemony. At the end of the novel， the description of Trumper， after his return from America， making G know the racial identity， and G leaving his own country show that the writer strives to explore self-identity and to awaken the consciousness of national identity by self-imposed exile. This paper studies the themes of anti-colonization and the awakening of identity consciousnes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post-colonial criticism.

Key words：George Lamming； In the Castle of My Skin；anti-colonization； the awakening of identity consciousness

随着后殖民理论研究的快速发展，原英属殖民地加勒比海地区的英语文学作家备受国外学界的关注。乔治·拉明（George Lamming）（1927-）作为加勒比英语文学之父之一，是巴巴多斯杰出的黑人小说家、诗人和文学评论家，后殖民文学的代表作家之一。后殖民文学，“并不是仅仅指帝国‘之后才到来的文学，而是指对于殖民关系作批判性的考察的文学。它是以这样或那样的方式抵制殖民主义视角的文字。”[1]3《后殖民文学的语言》（The Language of Postcolonial Literatures）一书指出：后殖民文学可以被定义为殖民地和前殖民地人民所写的文学 [2]17。1946年拉明赴特立尼达的威尼左拉学院任教五年，1950年移民英国。在英国期间，拉明定期参加西非学生会，讨论许多共有的殖民困境和斗争问题，这对其写作产生重要影响。拉明自己在访谈中也这样承认：“我第一次遇见非洲人是在伦敦，我认为那儿有很多影响。”[3]16在英国的生活使拉明深刻认识到了殖民问题和种族问题，这些问题也是其作品的重要主题。其第一部小说《在我皮肤的城堡里》（In the Castle of My Skin） 被公认为是描写加勒比殖民史和成长史的史学著作，小说1953年在伦敦出版后，随即便引起轰动，并获得了萨默塞特？毛姆奖（Somerset Maugham Award）和古根海姆学者奖（Guggenheim Fellowship），这样一位重要的作家值得我们研究。国外对拉明的研究始于20世纪50年代，研究成果丰硕，视角多元，譬如移民、反殖民、历史文化以及叙事方法等方面。国内学界对拉明其人其作的研究甚少，尚处于起步阶段。 本文拟从后殖民批评视角，探讨《在我皮肤的城堡里》的反殖民和身份意识觉醒主题。

《在我皮肤的城堡里》是一部自传体长篇小说，讲述了主人公G从9岁生日那天到18岁离开家乡前一天的生活经历，其实这是作家对自己童年和少年生活的重构。帕克特（Paquet）也这样评价这部小说：“拉明二十三岁移居伦敦时为抵制自我异化和本民族边缘化而写的一部关于儿童及少年时期的自传。”[4]56小说内容虽然是对作家童年及少年生活的描写，但是拉明通过对一些日常生活和社会现象的描述批判了西方殖民者的殖民恶行。盖恩斯（Gaines）曾指出：“弗雷泽（Frazier）和拉明批判了西方国家对黑人子民意识的文化霸权。”[5]508小说中学校的全英式教育就是对黑人意识的文化霸权，而村民们对历史和殖民的无意识也是文化霸权的结果。拉明从学校教育和村民生活两方面描写西方国家的殖民活动不仅是为了揭露殖民真相，更是为了唤醒民族意识、争取民族独立。

一、学校的殖民教育

教育是大英帝国最常见、最有效的殖民手段。小说第三章用很长的篇幅对格罗德克男子学校的教育进行了细致描写。在学校和教堂的外观对比上是这样描述的：“学校在另一角，是用木头建成的两层建筑物，所有的窗户都是圆的、打开的，像打呵欠的嘴。”“在另一角是教堂，是用石头建成的”，“教堂似乎是学校的三倍大，窗户是用黑缎子罩上的，从不打开。”[6]35教堂和学校，一大一小，一强一弱，一个神秘、不可捉摸，一个透明、平白如纸。教堂是殖民者的世界，学校是殖民者施展殖民活动的世界，殖民者会定期去学校检阅，宣扬

帝国理念，展示帝国权威，确保一切按照帝国旨意进行。学校里帝国的最高代表是英国督察员，每到“帝国日”，他都会来学校对学生们的表现进行检查，以确保他们对帝国的忠诚。督察员在学校的演讲中说：“我们都是大英帝国的臣民和缔造者。你们对帝国的忠诚可从你们的精彩表演、严格的纪律和井然有序中看出。”[6]38殖民者的目的是灌输帝国思想、驯服殖民地人民。在演讲结尾，督察员总结道：“巴巴多斯确实是小英格兰。”[6]39话音一落，台下响起了热烈的掌声。由此可以看出，学生们已被殖民教育驯服，帝国理念在他们心中根深蒂固，他们认为督察员的话就是真理。

督察员在格罗德克男生学校的检阅是成功的，然而这些成果并不是在督察员每年少有的几次演讲、检阅中取得的，这些成果得益于学校的阶梯式管理模式。处在阶梯最底层的是学生，是被管教者；处在最高层的是督察员，是下达命令、验收成果者；处在中间阶层的是校长和老师们，是命令执行者。在这样的阶层管理中，作家想展示给读者的是殖民者（督察员）的虚假、殖民代理者（校长和老师们）的愚昧以及被殖民者（学生）的无知。小说对督察员和校长谈话的情景进行了戏剧化的描写：“看到他们用村民所说的人与人之间的方式谈话是令人高兴的，尽管那好像根本不是人与人交谈。他们时而看着对方，就像猫（督察员）看老鼠（校长）一样，滑稽又认真。”[6]39小说还将督察员的笑容比作长满沙蚤的皮肤的表面，把校长的笑容比作吸满血的水蛭，这两者的共同特点就是表面光滑，但是一戳就破。拉明用这些滑稽的形象一方面揭露了殖民者的虚假，表面上有说有笑、待人平等，实际上则不把殖民地人当做同类看待；另一方面讽刺了殖民代理者的虚伪、奴性和极力讨好殖民者的丑态。对待被殖民的学生时，殖民代理者则呈现出另一种丑态。校长在检阅快结束时给学生们发便士，当他对男孩们说这是女王的礼物，维多利亚女王是真正的女王时，台下发出一声咯咯笑，校长的脸立刻变色。一等到督察员离开，他便开始询问是谁笑的。“他的面部是粗糙的、狂怒的和悲伤的。”[6]42一个七年级的男孩站起来想做一番解释，但是校长没有给他机会，而是直接命令其他四个男孩按住这个男孩的四肢，对其进行殴打，“没有人知道这个男孩被打了多久或被鞭笞了多少下。”[6]43事实上当事人是博伊·布卢，G的一个玩伴，而这个男孩却成了替罪羊。后来被问到他不是当事人为什么不跑时，这个男孩说：“怎么做都一样，他（校长）必须要打一个人，并且他确定那个人就是我。”[6]43殖民教育体制下不听话就会挨打，所以格罗德克男生学校的学生们在长期的帝国教育和熏陶下，性格变得温顺，甘愿臣服于帝国，对本民族的历史却毫不了解。学校里的老师对孩子们振振有词：“人们谈论奴隶是很早以前了，跟女王无关，因为她还太年轻，而且这与巴巴多斯人也无关，这儿从没有人做过奴隶，老师如是说。这些事发生在世界上其他的国家，绝对没有发生在小英格兰。”[6]57他们不能理解一个人如何被买卖；第一次听到“奴隶”这个词时，他们感谢上帝他们不曾是奴隶；他们认为属于帝国没有任何损失。对这些孩子的描写表现了拉明对他们的无知感到痛心。

“奴隶制历史的详情在这些奴隶后代的教科书里被删除了，但是，这些中小学的孩子们在接受英国经典文学教育过程中，比如在他们阅读《暴风雨》、《鲁滨孙漂流记》……时已经自然接受了黑人与白人、帝国与殖民地之间的关系。……那些反映和鼓励了帝国的毁谤和掠夺的文学作品成为必修课程的一部分。它们把欧洲-帝国的准则奉为“经典”，而把殖民地归入‘他者。” [7]298-299

学校教育的这种阶梯式管理最终是为大英帝国的殖民目的服务的。学校的教育环境、教育者以及教育的内容都充斥着帝国文化和思想。首先，学校的装饰是统一色的：“那有小国旗、大国旗、圆国旗、方国旗、带棍的国旗和不带棍的国旗。国旗有带着国王和王子头像的，还有带着船舰、王座和帝国的。到处都是红色、白色和蓝色。在学校的任一角，三色英国国旗都传递着其信息。”

[6]36充满了殖民色彩的教育环境展现了无处不在的帝国文化影响。其次，校长和老师们作为学校的教育者、帝国的代理人，是当之无愧的“影子国王”。他们把“巴巴多斯就是小英格兰”[6]39的思想灌输到学生的大脑中，他们宣扬帝国的伟大、权威，并把学生驯化成大英帝国服从的子民。最后，学生在学校里所接收的知识是非常有限的，除了大英帝国的光荣史就是一些简单的语句，并且几句话都要花费三个月的时间去学习，这并不能提高殖民地后代的知识水平。另外，学校对殖民血腥的历史只字不提。学校这种殖民教育环境、殖民教育者以及殖民教育内容深深地侵蚀了学生的思想意识。因此，在这些无知的孩子们的眼中，帝国是至高无上的，国王是与上帝同在的，是他们的保护神。

二、村民生活的殖民化

村民生活和学校教育一样，呈现一种阶梯式的管理模式。居于最高层的是英国地主克莱顿先生，他的地理位置同样也高人一等，地主家的房子是建在小山丘上的，从那里可以监视全村的动态。表面上，地主似乎是全村的守护者，“他阐释土地的布局、村民的习俗以及作为对这块土地的守护者所承担的责任。”[6]-26事实上，他只是徒有其名，根本没有承担起守护者应有的责任。洪水过后，村里一片狼藉，房子倒塌，马路冲毁，作为土地的守护者，地主需要调查灾情并进行修补。调查持续了一个上午，地主目睹了很多严重的破坏，并简略做出了补修预算。但是“遇到洪水的情况补修是简单的。重新标记水道，铲除路上残骸，然后再倒上大量的石头和鹅卵石作为新路面。”[6]28这样补修就算完成了。这以后，村民则需要花费数星期的时间才能把路踩平。由此可见，地主没有尽到守护者的责任，但他却充分发挥了其主人、监护者的功能。在生活中，地主是村民的标准、是他们的指南针。文中写到：“地主的灯已经熄灭了。地主已经睡觉了。是时间他们也做同样的事情了。”[6]29一个习惯一旦养成了，久而久之，它就会变成一个价值标准，那就是顺从。而这种习惯是在一定的监督管理下才形成的，地主并没有亲自去管理村民，他像督察员一样有自己的殖民代理，那就是工头。

工头处于阶梯管理的中间阶层，是地主和村民的桥梁，但这个桥梁并不是让他们互通往来，而是用来单方向执行任务，方便地主对村民的间接管理，以维护地主在村民心中的美好形象。工头原本是村民中的一员，地主通过给予少数村民一些特别恩惠来收买他们，让他们成为其代理者，负责执行他的命令，但这并没有改变他们作为黑人的身份。因此工头们处于一个尴尬的位置：在地主面前他们胆小如鼠，从不敢冒犯，对于村民他们则把“凶猛、严厉、侵犯”作为自己的职责，他们带着“怀疑、不信任、敌意”去做每一个决定，他们所到之处，“什么事必须得错”[6]27。作为殖民代理者，工头们的行为正是对殖民者的真实写照，然而殖民者最擅长掩饰事实、伪装自己，把不光彩的事情留给愚昧的殖民代理者。殖民代理者虽然被赋予了一些管理村民的特权，但是与村民相比，除了无知，他们还多了一份愚昧。他们把村民称作“低等黑人”并对其进行压迫，他们没有意识到无论村民多么低等，他们始终是其中的一员，黑人就是黑人，白人不会为此做出区分。拉明对这些殖民代理者的愚昧感到悲哀，他感叹：“敌人的形象，敌人就是我自己的人民。”[6]26殖民者的目的是要疏离本土人民，使黑人成为黑人同胞的敌人，使黑人为其效力，使黑人完全接受帝国理念，成为帝国忠诚的臣民。这些目的在殖民代理者的全力协助下得以顺利实现，因为村民对帝国是完全顺从的。

后殖民批评家阿希克洛夫特等指出，拉明的《在我皮肤的城堡里》反映了“当代后殖民社会里外来文化支配性影响的主题”[8]24。大英帝国对克莱顿村民生活的影响更多地体现在文化的支配性影响上，而这种影响深深地侵蚀了村民的思想意识，拉明写作则在于“摧毁殖民意识结构”[9]36。村民居于阶梯式管理的最底层，是被殖民者，他们的意识已完全被帝国文化侵蚀，他们视帝国、视白人为至高无上。例如，当洪水过后，房子被洪水冲毁的福斯特去找地主时，这是她第一次去地主家，地主请她坐在摇椅上，向她询问了一些洪水的情况并对其表示抱歉。几句简单的慰问让福斯特受宠若惊，她竟然把白人与上帝相提并论：“我不敢相信我的耳朵，有生之年我从没把白人与上帝联系在一起。”[6]33当村民围着小贩买东西时，突然听到一种声音，他们似乎能辨别这种声音，于是赶忙给这个入侵者让道。有人说：“让这位白人绅士过去。”“这个年轻男人没有做任何要求，只是接受他们（村民）提供的特权。那儿可能有无声的抗议，但没有人真的气愤。容忍就是一切。”[6]32由此可以看出被殖民者的思想意识已完全被帝国文化侵蚀，他们尊重白人，把白人看得高人一等，接受、容忍就是他们所能做的一切。然而白人对他们却是冷漠、残忍的，为了自身利益，肆意剥夺殖民地财产、资源。殖民者以战争为由，对殖民地的物质财富进行殖民掠夺。小说最后，村庄几乎面目全非，“火车不再开来，铁道被拔起，最后树全被砍倒。当问及发生了什么时，答案总是战争。这个国家需要这，另一个国家需要那。村庄为大英格兰和小英格兰的胜利做出了贡献。”[6]229事实上，胜利只属于大英格兰，小英格兰不会有胜利，它只是大英格兰战争的牺牲品。面对眼前的景象，无知的村民不知道是该高兴他们为母国做出了贡献，还是该抗议自己的家园被破坏，但最后他们还是选择了沉默，容忍就是一切。克莱顿村其实是巴巴多斯的缩影，英国白人地主象征着英国对巴巴多斯的最高统治，他规定了村民的生活习惯，并通过间接管理实现了对村民意识的文化霸权。

三、民族文化身份意识的觉醒

“巴巴多斯是英国统治时间最长的，因此被称为‘小英格兰。这块殖民地成了不列颠忠实的儿女。”[7]297殖民环境下被殖民者在帝国的思想方式、生活方式以及价值标准的影响下自觉认同统治者文化，自觉服从管制，成为帝国的附庸，从而迷失了自我，丧失了本民族的文化身份。在殖民统治过程中，大英帝国将自己的殖民史以及殖民地的民族史从殖民地人的脑海中抹杀掉。小说中不管是学校教育还是村民生活，帝国文化已形成体系。学校里的全英式教育使学生们对本民族历史毫不了解；村民们在统治者阶梯式的管理方式下都沉浸在帝国的英勇和伟大中，极力拥护帝国权威，做帝国忠诚的子民。殖民环境下，克莱顿村民渐渐丧失了个人身份、民族身份，但他们却浑然不知。

“西印度人，包括西印度作家，从加勒比流放的经历是培养种族意识和民族意识的催化剂。”[10]426小说中最早离开家乡的是G的玩伴特拉姆普尔，去了他梦寐以求的美国。特拉姆普尔在美国认识到了种族问题：“如果有一件事我要感谢美国，那就是她教会了我我的种族是什么。”[6]295他从美国回来将这种认识带给了G，并指出了本族人民对自我身份浑然不知的事实：“这完全不是一码事。因为这里的黑人也是我的人民，但是他们却不知道自己的身份。你也不知道自己的身份。这个岛上的黑人没有一个知道种族是什么，并且和你接触过的白人永远也不会让你知道。”[6]295这是G第一次认识到种族问题，第一次对自己的身份产生意识。只有离开土生土长的家乡，才可能清楚地认识自己。G第一次离开家乡的目的地是特立尼达。在一次访谈中，拉明说：“特立尼达将扮演重新塑造我和指引我的角色…事实上，是特立尼达，而不是巴巴多斯，让我认识到了加勒比性（Caribbeanness）。”[11]87然而，在G离开家乡去特立尼达任教的前一天晚上，特拉姆普尔对他说：“我对特立尼达了解不多，但有一天你可能要走更远，有一些事情你必须得了解。你需要了解你这一生曾没见过的事情，你在高中课本上永远也看不到的事情。”[6]288特拉姆普尔的话揭露了帝国抹杀历史的事实，暗示了G要看清现实，必须走得更远，去宗主国了解一些真相，而不是待在同样是殖民地的特立尼达。小说结尾，G带着刚刚觉醒的身份意识踏上了离乡之路。现实中，拉明于1950年移居英国，他深刻体会到了在宗主国的艰难生活，更加清楚地看到了种族问题的严峻性，也明确了自己黑人的文化身份。为了唤醒本族人民的身份意识，让他们看清帝国的丑陋面目，拉明创作了这部自传体小说，真实描绘了20世纪三四十年代大英帝国在巴巴多斯的殖民统治。

四、结语

在其自传体小说《在我皮肤的城堡里》里，拉明通过描写主人公G的儿童及少年时期的生活经历，展现了无处不在的殖民统治，揭开了殖民者虚假的面具，讽刺了殖民代理者为殖民者效力、迫害本族人民的愚昧，哀叹了被殖民者的无知。作者在小说结尾通过描写特拉姆普尔在美国的生存状况和认识，G最后的身份意识觉醒，表达了自己救国救民的心声，希望通过个人努力唤醒本族人民的民族文化意识，早日摆脱殖民统治，争取国家独立。同时，这也警示加勒比地区新近独立国家要认清历史，以史为鉴，坚守本民族历史文化，建构民族认同和自我身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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