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析太平天国中央权力结构嬗变（1843①-1864）

2016-11-04朱屺锐

文艺生活·中旬刊 2016年10期

关键词：洪秀全太平天国中央

朱屺锐

（南京师范大学强化培养学院，江苏南京210023）

简析太平天国中央权力结构嬗变（1843①-1864）

朱屺锐

（南京师范大学强化培养学院，江苏南京210023）

太平天国的中央权力结构经历了一个复杂的演变过程:洪秀全从大权独揽到洪、杨“二元对峙”再到末期的复杂多头政治。纵览太平天国前后二十年，伴随着神权与世俗皇权的交错缠绕，太平天国的中央权力结构始终呈现出一种变化而复杂的状态。

太平天国；权力结构；僭主政治；杨秀清；二元化；一元化

咸丰三年（1853年3月），太平天国正式定都天京，并颁发《天朝田亩制度》。根据这份具有太平天国宪法性质的纲领性文献精神，天王洪秀全试图在太平天国统治范围内实行“生杀由天子，诸官莫得违”②的皇权专制体制。文件中“凡一军一切生死黜陟等事，军帅详监军，监军详钦命总制，钦命总制次详将军、侍卫、指挥、检点、丞相，丞相禀军师，军师奏天王，天王降旨，军师遵行。”③描述了理想中的太平天国的权力结构，从中央到地方，层层递进，天王总揽朝政，这就是太平天国的世俗权力系统，天王是一切权力的源头。但是，作为以拜上帝会起家的太平天国，内里还隐藏着一个神权暗结构。在这个暗结构中，神权才是一切权力的源头，开始的时候，洪秀全通过上帝“次子”天王的身份向信徒发布命令。“冯云山事件”后，萧、杨崛起，天父天兄（通过杨秀清与萧朝贵）降旨，洪秀全遵谕，再以天王的名义发布。太平天国从拜上帝会时期开始，就是一个神权政体，神权与世俗政权的矛盾几乎贯穿了整个太平天国的历史，神权结构毫无疑问与世俗权力结构是并驾齐驱的，这也就使得“生杀由天子，诸官莫得违”的天王专制无法实现，同样使得太平天国的中央权力结构在人与人的派系斗争和人与神的对抗中显得奇诡而复杂。

一、上帝会草创时期（1843-1847年）

普遍的历史学界一般性将洪秀全创立拜上帝会的时间认为是在1943年，在罗尔纲先生的《太平天国史》中曾说：“太平天国的宗教组织，称为拜上帝会。本书记载，在把它作为一个组织看时，称为拜上帝会，在把它作为一个宗教看时，称为上帝教”④。因此，在本文中，一般将其作为太平天国的前期组织来看待，称其为“拜上帝会”。

拜上帝会的发展首先是由洪秀全的身边亲友开始的。在洪秀全百信上帝后，首先向他的亲友“宣讲拜偶像之罪恶及信拜真神上帝之要”⑤，说服了他的父母兄嫂侄辈和彭姓友人，特别是他的至交好友冯云山和洪仁玕一同信拜上帝。我们由此可以看出，作为早期的拜上帝会组织雏形已经出现，而洪秀全、冯云山和洪仁玕则当之无愧成为了早期拜上帝会组织的核心决策层。

1844年春，洪秀全、冯云山等开始以极大的热情离开本乡去广东外县和广西传教，此时，由于家人未许，洪仁玕未能同去。这也为我们理解下文中洪仁玕离开香港到达天京，能够被封为军师，干王，但却无法得到实权的状态埋下了伏笔。在洪秀全和冯云山出游了八个月后，冯云山独自到广西桂平紫荆山区活动，而洪秀全则从广西贵县赐谷村⑥返回家乡，在其后的1845—1846年间在家乡继续教书、传道。由于作者的疏漏和洪仁玕口述的偏差，《太平天国起义记》将“拜上帝会”看做是冯云山成立的会众组织，但事实上，我们知道，冯云山拜上帝的信仰来自于洪秀全，因此，拜上帝会的根本源头应该是洪秀全在传道之初所组织的松散团体，而冯云山的工作成果也就是将它扩大化、有组织化。我们可以推断，冯云山在广西传教时一定会述及洪秀全的神启与宗教经验，从而使得洪秀全在广西山区的“拜上帝会”中早已遥享权威。⑦由于早期拜上帝会组织架构的简单性和核心决策层较为集中的缘故，洪秀全在其中处于无可置疑的最高领导地位，集宗教领袖与政治元首于一身，是上帝会中唯一可以沟通天地的角色。

因此，此时的拜上帝会的中央权力结构显得颇为简单，但这也意味着在洪秀全、冯云山等杰出之士的领导下，拜上帝会能够更加高效的运作。但究其实质，洪秀全的实际权力不如冯云山，但权威性又高于冯云山，因此这样一种原始的一元化政治结构又在神权和世俗权力的交错中稍显复杂。这也是日后洪秀全与杨秀清权利纷争的缘由所在，可以说，太平天国的中央权力结构之复杂善变，滥觞于其前身拜上帝会的原始的一元化结构。

二、萧、杨与洪秀全共治时期（1848-1951年）

由上文可知，拜上帝会的草创时期是以洪秀全为绝对核心的原始的一元化权力结构，这种结构简单而高效，但同时也拥有缺少明确组织和松散化的缺点。而且，这一权力架构实际是建立在核心决策层仅有洪、冯二人的情况下。可想而知，简单而原始的一元化权力结构，无法面对日益扩大的拜上帝会组织的领导需要，它的变革也就迫在眉睫。

道光二十七年（1847年）十一月发生了广西乡绅王作新捕捉冯云山的事件，但不久冯云山就被资深教徒卢六等抢回。因为这一事件，在桂平县知县的指示下，冯云山、卢六被江口巡检司与十二月二十七日羁押。冯云山被羁押期间，洪秀全与道光二十八年初离开紫荆山，于当年的三月下旬到了广州，本来准备向传教弛禁的经办人时任两广总督的耆英申诉，但因为耆英奉旨内调，未有结果。⑧

在拜上帝会最主要的两位杰出领导人都因故外出期间，紫荆山的拜上帝会组织呈现出一种不正常的状态：“在此期间，拜上帝会中屡有奇事发生，因而在兄弟中生出纠纷及有分裂的情况。”⑨可以看出，在洪、冯两位领导人缺位后，其原始的一元化权力架构就彻底陷入崩溃，而拜上帝会组织，也进入了群龙无首的状态。此时，我们应该推断出，在这一时期，层出不穷的附体、奇语之事并非真正的有神附体，而是教徒中的野心之辈企图通过神权赋予世俗权力的方式来趁洪、冯二人缺位时掌握拜上帝会的核心权力，从而窃据高位，进入中央权力结构。而在这一内部各种派别和势力对于拜上帝会核心权力的争夺中，萧朝贵与杨秀清占据了上风。从此，拜上帝会组织的中央权力结构进入了新的组织时期。

洪秀全、冯云山留在广东直到道光二十九年（1849年）五月，可惜这一时期他们的活动记录史料甚少。但是，我们不可否认的是正是在这一时期，杨秀清与萧朝贵在拜上帝会组织的紊乱之时，逐步树立起自己的权威。随着洪秀全、冯云山回到紫荆山，他们在第一时间重新掌握了拜上帝会的直接领导权。但此时的萧、杨二人随着天父天兄附体的代言被普通教众的认可，也在拜上帝会组织中攫取了极大的领导权。如果一旦洪、冯二人有和萧杨决裂的企图，那毫无疑问萧杨可以通过所谓的“天父天兄”下凡来另立权威，这势必会导致拜上帝会的分裂和洪秀全本人的身败名裂。所以，在经过反复考虑后，洪秀全肯定了杨秀清、萧朝贵代天父上帝和天兄耶稣的传言是真的⑩。自此，杨秀清、萧朝贵正式取得了代言天父天兄的地位和权力，这是拜上帝会权力架构的一大转折。这一突破是历史性的，因为它奠定了未来太平天国分封诸王的基础，但是也为太平天国不稳定的中央权力结构埋下了祸根。

此后，韦昌辉、石达开、秦日纲先后进入中枢决策体系，扩大了中枢决策体系的范围，有利于集思广益，促进决策系统的程序化运作，从而形成更为可行、明智的政令。通过神权上萧杨与洪秀全的二元化权力分割与拜上帝会组织世俗领导权的交错缠绕，营造了一个并不十分和谐的太平天国中央权力结构。但同样也是这一中央权力结构，在相互妥协和平衡中呈现出动态平衡的结果，有力地促进了拜上帝会会众的团结，加速了起义建国的准备。

三、洪、杨“隐性对立的二元化结构”时期（1852-1856年）

“僭主”一词本源于古希腊，一般是指政治家通过独裁进行统治的政体。王明前教授在其《论太平天国前期二元化权力结构向一元化权力结构的回归》和《论杨秀清“僭主政治”》⑪创造性地用“僭主政治”来形容杨秀清在金田起义到天京事变前对于太平天国的实际统治。

在太平天国的中央权力结构中，四军师、五主将总揽军政大权，并总成于杨秀清，六部各司其职；在地方，建立了郡、县两级行政机构，郡总制-县监军构成地方主官层级。⑫但实际情况却和纸面制度大相径庭。首先，军师、主将的地位互有高低，也非直接对天王负责，而是天王垂拱而治，其余人都对杨秀清一人负责。其次，表面上看起来井井有条的六官、百僚分工，实际上全然被打乱，真正执掌六部职事的，是东王府的东殿六部，六官丞相成为高级别的虚衔，具体工作要听从杨秀清安排；军队方面，诸军也要“听东王将令”。也就是说，太平天国真正中央权力结构的核心不是洪秀全，而是杨秀清。

针对杨秀清此时的权力界定，史学界多有些许争论，一般认为杨秀清在萧朝贵、冯云山死后通过架空洪秀全、排挤打击韦昌辉⑬、拉拢石达开的情况下攫取了太平天国的实际领导权。根据史学家罗尔纲先生的《太平天国史》中所言：“太平天国的权力在於军师。”⑭从这里看，太平天国在永安建制时就决定了其政体应该是所谓的军师负责制，洪秀全本身作为虚君只是垂拱而治，因此杨秀清的大权独揽是具有法理性的。但也有学者指出，杨秀清权力专擅现象的法理依据实际是以其作为天父下凡代言而真正成立的。他借天父下凡，在朝臣面前当众告诫洪秀全“主宰天下，凡事皆要从宽”⑮等等。因此，认为此时的杨秀清是通过非法的手段攫取了太平天国的最高统治权，是名符其实的“僭主政治”。

在笔者看来，在“僭主政治”的界定中，有这样一条：“僭主政治的权力范围以及运作不受任何制约”⑯，这一点对于杨秀清在1851年永安建制到1856年天京事变期间的实际统治来说是不符合客观事实的。这一时间段中，洪秀全并不甘心被杨秀清架空，与被杨秀清排挤打压的韦昌辉结成了天然同盟⑰，他们对杨秀清的大权独揽进行制约。因此，不能说此时的太平天国的中央权力结构完全进入了杨秀清“僭主政治”时期，此时的太平天国中央权力结构，应该是以洪秀全及其追随者韦昌辉、石达开等人组成的天王集团与杨秀清为首的东王集团互相对抗的局面，是一种复杂且勉强平衡的“隐形对立的二元统治架构”。

四、天京事变后洪秀全统治时期（1857-1964年）

天京事变后，洪秀全乾纲独断，但他很快发现，他并未实现他“一人首出正，万国定咸宁；王独操权柄，谗邪遁九渊”⑱的政治理想。主要是因为杨秀清死后，留下了巨大的宗教空白，实质也是权力空白，为弥补这些权力空白，洪秀全开始修改他所理想状态下的太平天国一元化中央权力结构，最终形成以洪仁玕、洪仁发、洪仁达、蒙得恩、林绍璋为首的中央亲贵和以陈玉成、李秀成、李世贤、杨辅清为首的地方实力派共同掌权的政治体系，这些共同构成了太平天国后期中央权力结构的复杂现状。

据罗尔纲先生在《太平天国史》中的记载，即使说太平天国的政治体制应该是由军师负责的虚君制，但洪秀全本人依然从未放弃过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的思想，而天京事变后，他试图通过神权与世俗皇权的统一来确立他本人至高无上的地位和乾纲独断的实际统治权。但洪秀全的努力明显失败了，最重要的原因来自于太平天国从最普通的百姓到中上层权力人物，都对当初的“天国”梦想彻底失望，而整个太平天国的统治基础，也仿佛在转瞬间进入了风雨飘摇的阶段。

天京事变后，石达开成为通军主将，此时，太平天国最核心的中央权力结构的成员，只剩下洪秀全和第石达开。可想而知，洪秀全内心充满了对于太平天国内部新出一个“东王”的忌惮。为此，洪秀全采用了分封兄长来掣肘石达开，并且暗中拉拢地方实权派来孤立石达开。洪秀全的阴谋是成功的，石达开被逼出走天京，但据李秀成所言：“主用二人，朝中之人甚不欢悦。此人无才情无算计，一味固执，认识天情，与我天王一样之意见不差，押制翼王，是以翼王与安、福二人结怨，被忌押制出境⑲”，这基本代表了朝中臣民的基本看法。

随着石达开的出走，太平天国的中央权力结构呈现出了彻底粉碎的状态，洪秀全自己想要建立的一元化乾纲独断的权力结构根本无法适应太平天国后期严峻的发展状态，这一点也同样被太平天国的外在表现给暴露无遗。此时的天京，陷入了无休止的内耗之中，地方实权派陈玉成、李秀成等人强势要求进入核心中央权力结构，洪秀全被迫答应，但依旧任用干王洪仁玕等人想来掣肘地方势力做大，虽然名义和实际上的领袖依然是洪秀全，但掌控力大不如前的他，面对的是太平天国内部一种“错综复杂的一元化的中央权力结构”，事实上，这一结构也并未有效地发挥他的作用，较之于杨秀清主政时期的令行禁止远远不如。后期太平天国的中央权力结构就是处于中央贵族与地方实权派系的等各种矛盾的错综复杂和交织中。党争日炽，政令不通，国家机器锈蚀钝化，危机重重。李秀成总结了太平天国的失误，关于中央权力结构者有二:“误封王太多，此之大误”，“误立政无章”⑳。这或是他们血的教训吧。

综上所述，太平天国政权的权力结构经历了复杂的演变。终太平天国之世，洪秀全，冯云山、萧朝贵、杨秀清及太平天国后期的领导层洪仁玕、陈玉成、李秀成等人始终未能建立起稳固、高效的中央权力结构，这是太平天国覆亡的重要原因。

注释：

①此处采用罗尔纲先生在《太平天国史》卷二十二，志第一，上帝教中所言：“上帝教於道光二十三年（一八四三年）六月在广东花县莲花塘村书馆中经济秀全之手创立。”的拜上帝教创立的时间.

②太平天国官印书《幼学诗》中“朝廷”诗云：“天朝严肃地，咫尺凛天威，生杀由天子，诸官莫得违”。

③《天朝田亩制度》.

④《太平天国史》卷二十二，志第一，上帝教，一.总说.

⑤王庆成.太平天国的历史和思想，“拜上帝教”释论［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9.

⑥《太平天国史》卷二十二，志第一，上帝教，“二.创立”。

⑦参见《忠王李秀成自述》：“在家之时，并未悉有天王之事，到处皆悉有洪先生而已，到处人人恭敬，是以数县之人多有敬拜上帝者此也。”

⑧参见《太平天国起义记》第七节.

⑨《太平天国史》卷二十二，志第一，上帝教，二.创立.

⑩据《太平天国起义记》第八节：“被洪秀全确认是真的神言中，最重要的是杨秀清、萧朝贵的神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