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苏苓

（常州工学院，江苏常州213022）

影片《活着》的瑕疵及其成因

蒋苏苓

（常州工学院，江苏常州213022）

余华的小说《活着》讲述了一个关于“活着”的生活故事，而张艺谋的电影《活着》讲述了特殊年代下人们的普遍生活状态，是有关幸存的故事。两者意在引发人们对怎样活着、怎样更好地活着这一命题的思考，在主旨和内容上大同小异，但影片独特的表达方式曾引起人们争议，本文将影片与文本相比较，从导演、叙事、语言等视角来剖析电影《活着》的瑕疵。

《活着》；文本；影片；瑕疵

《活着》是张艺谋拍摄的优秀作品，它抹去了余华的血腥写作，留下了对人生境遇的冷静呈现，它的故事讲述、人物表演和镜头处理都很实在，该片曾在文化界引起广泛的争议，有评论认为《活着》是张艺谋拍得最好的一部电影，一部活生生的中国现当代野史，有人说这是张艺谋电影拍摄的一种退步，众多言论，褒贬不一。因此，《活着》虽是一部非常经典的电影，但它也有自身的瑕疵，本文从影视批评的视角，在与文本的比较中对影片《活着》的瑕疵进行深层探析。

一、导演个性在作品中的强烈展示

张艺谋喜欢自由随性，但身上充满矛盾，并由此汇聚成一种奇怪而强大的张力，而这种性格对他的影视作品有很大的影响。张艺谋的电影集民族文化、社会思考、文化寻根和电影创新于一体，他早期以执导充满中国传统文化的文艺电影著称。其作品具有批判和讽刺意识，具有强烈的历史使命感和生命意识，乡土现实生活气息浓厚。

细看张艺谋的作品，历史的印记比比皆是，他总是试图再现当时真实的社会。在《活着》中，虽然体现了对历史的反思和生命的意识，但正是这种对历史的再现让人觉得别扭。

张艺谋曾说拍《活着》这部片子他要一改往常风格，转而追求朴实的风格。然而，看过影片后你会发现，结果并不十分称人心意。看过文本的人都知道，故事是发生在土地气息浓郁的乡村，而张艺谋为了让故事更加有时代气息而安排在城镇，虽然更能揭示主题，但是让人觉得有点故作姿态，有造假的嫌疑。

留心观察就会发现，《活着》的影视中有很多地方都展现了张艺谋自己的个人爱好。像皮影，贯穿整个故事情节；还有那一幅幅的毛泽东画像，据了解，张艺谋上山下乡时，就喜欢画大幅的毛泽东头像，可见影视《活着》中出现那么多毛泽东画像也不足为奇。而这些爱好的展示，不一定是影片必须的。

二、双重叙事视角带来的主题变化

小说中，作者从“我”引出福贵，又从福贵到“我”，福贵异常平静地讲述自己悲惨的一生，无怨无恨，而余华似站在“非人间的立场”，客观冷静地叙述人间的苦难。影片中，《活着》以明暗两条线索展开，明线以时间来展开，通过这种形式，把人物、故事融入时代之中，生与死的交替更加强烈。暗线则是皮影，它不只折射主人公的一生，在情节的连接和场景的转换上，在烘托气氛和奠定情感基调方面，有极其重要的作用。与文本相比，“我”这条叙事线索被删除了，影片中，用第一人称来揭示人物的形象和命运，影片通过字幕直接展示时代的历史现状，给人以直观的历史沧桑感，让人更多地想到的是社会而非人自身，艺术魅力弱化。

余华笔下，福贵尝尽了痛苦和磨难，经历了多次死亡的考验，但是生命的张力是出人意料的，福贵依然泰然地活着，他懂得了感激珍惜，懂得了去忍受和承受，他看清了生命的本质和苦难的不可避免，某种程度上实现了苦难的自我救赎。在影片中，福贵没有经历那么多痛苦和死亡，老年的福贵一家三代共享天伦之乐，这种改动减弱了小说中生命无常、死亡气息浓厚的沉重色彩，致使影片中福贵的形象远远没有小说中的丰满而富有特质。

余华力求平静地用重复的死亡来挖掘“活着”的本能意义，他把人物的命运更多的归结为纯粹的宿命安排，这种“纯粹”使作品不可避免地打上了悲观主义和虚无主义的烙印。在命运面前，人的任何努力抗争都是微不足道、不堪一击的，而人唯一能做的就是去承受，去忍受悲苦，去理解和化解悲苦，是站在哲学的角度进行思考的。而影片《活着》，张艺谋把生命放在一个更复杂的背景里呈现，是一种对幸存诠释。主要表现了人的卑微的欲求——活着，在社会大背景下是如何的被践踏。多了真切的现实感，少了对命运哲理的阐释。

三、语言表达上过于浓重的政治色彩

艺术源于生活，又高于生活。一部好的作品是对生活、历史事件的描述，而不是掺杂作者或导演的主观评判，它所留给读者或观众的是思考。张艺谋拍摄的影片《活着》，是站在社会历史层面上临摹社会历史，其目的是再现历史，强调社会对个人的影响，虽有针砭时弊的意味，也有故意往政治上靠拢之嫌。

《活着》这部影片中，语言的政治色彩浓重。影视中有这样一个情节，有庆闯祸后，那个小孩的父亲很不高兴，他不仅责备福贵和家珍不会教育孩子，甚至还说：“……这事儿就是搞破坏，就是破坏大食堂。对？破坏大食堂就是破坏大跃进……”，虽说是表现生活，但连小孩打架这种事情都要跟“大跃进”这一政治现象联系起来，未免有些牵强附会。

不论是二喜拿着《毛泽东语录》做见面礼，对着毛主席的头像一本正经地说：“毛主席他老人家，我把徐凤霞同志接走了”，还是牛镇长一块钢铁三个炮弹的打法：“第一发炮弹打在蒋介石的床上，第二发炮弹打在蒋介石家的饭桌上，第三发炮弹打在蒋介石家的茅坑里。”等等，都是对那个年代的讽刺性揭示和解说，政治的烙印过于鲜明，与艺术语言存在较大的疏离感。

［1］马塞尔·马尔丹.电影语言［M］.北京:中国电影出版社，1995.

［2］李道新.影视批评学［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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