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代礼仪用玉中的社会思潮

2016-11-04鲍丽娟

艺术品 2016年4期

关键词：玉璧西汉玉器

文/鲍丽娟

汉代礼仪用玉中的社会思潮

文/鲍丽娟

西汉玉璧宽10.2cm、璧径7.2cm、孔径4.1cm、厚0.3cm广东省广州市象岗南越王墓出土现藏于广州西汉南越王博物馆

汉代礼仪用玉在玉器发展史上是一个高峰时期，这表现在汉玉对前代的继承和其自身独特的开创上。本文在这些变化的前提下探讨引起这些变化的社会背景，使之具备更广阔的社会学土壤。在这个大的社会背景下再看汉代礼玉必然会有不一样的眼界。

中国是崇尚玉器的国家，有着悠久的用玉历史，早在新石器时代中晚期的红山文化和良渚文化，中国大地上就出现了第一个用玉高潮。古人不仅使用玉器，而且崇拜玉器，千百年来，人们身上佩带玉、室中陈设玉、相互交往赠送玉、礼仪活动中使用玉……玉器与人们的生活产生了密切联系。玉器深得统治者喜爱，他们把玉本身的特性加以道德观念的比附延伸，使玉器在政治、经济、文化、思想、伦理、宗教等各领域中，充当着特殊的角色，发挥着与其他工艺美术品所不能取代的作用。中国古典玉器的使用，又是以礼仪用玉和丧葬用玉为主体的，所以我们可以从探讨礼仪用玉习俗变化中窥见古代社会诸如社会变革、思想变化等问题。而汉代是中国文化史上一个黄金时代，它继承秦朝统治基础，经历四百多年的统治，使中国文化的面貌基本固定下来。自然在汉代出现了玉器使用的第四个高峰，但是随着东汉王朝的覆亡，中国古典玉器的礼仪用玉和丧葬用玉也基本结束了。本文就这个问题进行初步地探讨，希望从汉代礼仪用玉的变化中，理出其社会原因以及思想根源。

东汉许慎《说文解字》中载：“玉，石之美有五德者。润泽以温，仁之方也；角思理自外，可以知中，义之方也；其声舒扬，专以远闻，智之方也；不挠而折，勇之方也；锐廉而不忮，絜之方也。”1总结了东周以来的玉德思想。这种发展是由于汉代儒家思想兴盛，而儒家“贵玉”思想自然得到继承和发展。2“贵玉”思想表现在礼仪方面上，就是汉代礼仪用玉的高潮。玉作为礼器用于祭祀活动和其他礼仪活动，系统的使用方法最早见《周礼》。据《周礼》记载，汉代在礼仪用玉方面部分继承秦代及先秦时期的用玉制度，而在器类上有所简化，对传统的延续和发展是汉代玉器的首要特点。先秦的礼仪用玉主要有“六瑞”和“六器”，所谓“六瑞”是：镇圭、桓圭、信圭、躬圭、谷璧、蒲璧。所谓“六器”是：璧、琮、圭、璋、琥、璜。但从大量考古调查中发现，《周礼》记载的“六瑞”和“六器”不完全符合历史事实，有的是儒家学派理想化、系统化、等级化的结果。3这些礼玉制度发展到汉代经历了很大的变化，下面则分别加以介绍。

璧：一种有圆孔的平圆形的玉器。

璧是古代常用的玉器，数量多，范围广，使用年代长。《周礼·大宗伯》：“以苍璧礼天”。4皇帝祭天神太一用玉璧，祭黄河、汉水等大川及诸祠用玉璧、玉圭。另外西汉皇帝招聘特殊人才时也用玉璧，同时玉璧又可做馈赠、贡献的礼品。璧被用作天与人之间的中介物。新石器时代的璧较厚重，商代技术有所进步，玉璧薄而均匀，表现出很高的开片技术。春秋时代玉璧开始增多，体积较小，有些已经不做礼仪之用了。璧在汉代使用量尤大，其风格是从战国玉璧发展来的，因而西汉早期的玉璧与战国玉璧往往不易区别。西汉中期以后，玉璧的造型风格有了新的发展变化，进入中国玉璧发展史上的鼎盛时代。汉代玉璧主要出在诸侯王及其亲属的墓中，但是从发掘的汉墓中看，它的用处已不限于礼仪上的使用。有的玉璧放在死者胸部或背部，有的放在棺椁之间，有的镶嵌在棺材表面作为装饰。满城中山王刘胜墓和王后窦绾墓共出土玉璧69件5，其中的一件玉璧最为精美，此为双龙谷纹璧，器形较大，雕琢精美，纹样玲珑剔透，上端可见一孔，应是悬挂用的装饰性玉璧。像汉代这种外缘有透雕装饰的玉璧，其社会功能与作为礼仪用玉的传统用玉就有区别了。

西汉玉觹长9.6cm、宽1.8cm、厚0.1—0.2cm广东省广州市象岗南越王墓出土现藏于广州西汉南越王博物馆

西汉龙纹玉觽长11.3cm、最宽2.9cm、厚0.3cm江苏省铜山县小龟山西汉墓出土现藏于南京博物院

西汉龙形玉佩长17.1cm、宽10.8cm、厚0.6cm江苏省徐州市狮子山楚王陵出土现藏于徐州市博物馆

圭：《周礼·大宗伯》：“以青圭礼天。”6

用圭作礼器是古代重要的制度，在重要的礼仪活动中，有挂圭的仪式。晋以后的史书中，多有以圭礼东方的记载。汉代的玉圭主要用于祭祀活动，而作为瑞玉的一些功能已被玉璧所取代，因而用途不如玉璧广，考古发掘出土的玉圭，其数量也比玉璧少得多。玉圭在汉代除了祭祀用外，可能还是于诸侯王等高级贵族的随葬礼俗。例如满城中山王刘胜墓和王后窦绾墓的棺椁之间出土三件大型玉圭，可能是和某种礼仪或者宗教信仰有关系。考古发掘中也发现用于祭祀的汉代玉璧和玉圭窖藏：“位于陕西华阴的华山，曾出土九件西汉时期的玉璧，这些玉璧可能是集灵宫奠基时埋藏在地下的祭玉。陕西咸阳北原汉昭帝平陵与上官皇后陵之间有一条连接二陵的东西路，在路的两侧分别发现东西向排列的成组的玉器。每组玉器均由玉璧和玉圭组成，中间为一枚玉璧，璧的周围均匀地环绕着七八个玉圭，圭首均朝向玉璧。这些玉器的形体都很小，应是专门为祭祀活动制作的祭玉。”7

关于琮、璋、琥、璜，《周礼·大宗伯》：“以黄琮礼地，以赤璋礼南方，以白琥礼西方，以玄璜礼北方。”8但是它们在汉代已经不再使用或者是不作为礼器使用了。琮在汉代已经不再制作，汉墓中偶有发现的玉琮也是先秦时期遗留下来的旧玉，不是当时的礼仪用玉。中山王刘胜的玉衣上发现一件被改造了的小玉琮，成为葬玉的“九窍塞”之一。9由此可见，玉琮在此时已不是神圣的礼仪用玉了，而是可以将其任意改制成为其他用途的一般玉器了。玉璜主要出土在西汉前期的诸侯王墓中，但是绝大部分是以精美的装饰用玉出现。另外，玉璋和玉琥在汉代出土物中尚没有发现。山东龙山文化中发现的牙璋，是最早有璋的记载，在商代河南偃师二里头遗址和四川广汉三星堆均有发现。但就目前的发掘来看，西周以后，璋已不再使用。

此外，汉代墓葬中还发现了一些玉雕的兵器，这些兵器雕刻精美，造型优美，显然不是使用的武器，而是作为仪仗用的，也应属于礼仪用玉。例如徐州狮子山楚墓出土的玉戈，河南永城梁王墓出土的玉戈和玉钺。10

结果以“平均值±标准差”表示，数据处理与分析采用SPSS 16.0统计软件进行方差分析和差异显著性比较，以P＜0.05作为差异显著性判断标准。

西汉玉剑珌高7.3cm、上宽6.2cm、下宽4.8cm、中厚1.5cm 广东省广州市象岗南越王墓出土现藏于广州西汉南越王博物馆

由此，我们可以看出汉代用于礼仪的玉器主要是玉璧和玉圭。玉琮和玉璋已不再制作，偶然出土的玉琮也是前代遗留下来的，玉璜除少数可能与丧葬有关外，大多数是作为佩玉出现的。至于其他东周及秦代曾作为礼仪用玉的玉环、玉瑗、玉玦、玉龙、玉虎等，到了汉代已发现很少，有的虽然常有出土，但是已经作为装饰用玉。至此，我们可以说，礼玉在汉代逐渐退化，并向佩玉演化，而葬玉到汉代发展到极盛阶段。殷周时期把玉作为德礼的象征，不得乱用，到秦汉时期已不都那么严格了。正像夏鼐先生说的，汉代玉器在中国玉器史上是承前启后的一环，汉代初期的玉器继承了战国时代的传统，但是已经开始有了变化。到了后来，长期积累的变化，使汉代玉器几乎完全改观了。许多先秦时代的玉器，即殷周玉器，遭到废弃，不再采用。新的器形不断出现，汉玉的变化不在数量上，而在玉器的种类上。11汉代用玉是一个过渡的时代，从汉以后的各朝代，中国玉器史上便进入一个新时代了。

从原始社会到汉代，在玉器发展史上出现过四个高峰。第一个高峰是以红山文化玉器和良渚玉器为代表的新石器时代晚期的玉器。第二个高峰是以殷商玉器为代表的奴隶社会时期的玉器。第三个高峰是以战国玉器为代表的从奴隶社会向封建社会过渡时期的玉器。第四个高峰就是本文所介绍的以西汉玉器为代表的早期封建社会的玉器。每一个高峰的出现都是伴随着特定的社会背景，是当地经济生活、社会习俗、思想意识等发展的必然结果。例如，春秋战国发展的高潮就是由于这个时代经济上有一定的发展，思想上由儒家所概括的玉器道德化、宗教化、政治化等观念滥觞，由此形成了一个用礼玉的高峰。而强盛一时的西汉王朝又是如何出现另一个用玉高峰呢？礼玉的一系列变化又暗示了汉王朝哪些特性以及由此造成后续王朝怎样的变化呢？下面的文章将力图解决这些问题。

首先，王朝崇拜的变化也影响仪式的变化。秦汉时期各族人民从其先辈继承了许多对神的崇拜，这些崇拜拉近了诸王与神的距离，在某种程度上甚至使王具有了“神性”，这种“神性”通过包括祭祀在内的许多仪式来昭告天下。历代皇帝都规定大规模的祭祀活动，耗费不计其数的财力，但是约在公元前31年以后，王朝崇拜发生了一次重大的变化，当时一些祭祀被祭天的仪式所取代。新的仪式代替以前活动中特有的炫耀和奢侈的做法，元帝和成帝通过削减宫廷奢侈品的费用来实现，元帝已经中断了200多座祠庙的祭祀仪式。到成帝时期，朝廷下令取消地方总共683个各类祭祀地中的475个地点的崇拜仪式。在之后的时代，祭祀仪式进一步受到限制。大量地减少奢侈的祭祀活动，理所当然地会影响到礼玉的使用范围和频率。巫鸿则认为这一变化有着其更深刻的缘由：古代对祖先的祭祀主要是以墓和庙为中心，在三代部分时间内，城中间的庙是宗族进行宗教活动的中心；而城郊的墓地则是属于死亡的寂静王国。然而，祖先祭祀的这种内部的二元性在汉代却发生了一系列的变化，最重要的是属于同一血亲氏族的宗庙逐渐衰落甚至消失了，与之相关的礼仪、礼器逐渐转移至家族墓地中12，其中原因又与汉帝要求推崇本宗有极大的关系。而与墓葬相适应的墓室壁画逐渐兴盛，并成为主要的活着的人对死者表达思想，或者是死者对另一个世界的美好愿望。由此，我们可以看出，在之后的汉代丧葬礼仪中，墓室中壁画逐渐兴盛，它们分担了礼玉的一部分功能，造成了玉器在墓葬中作为礼器使用量的减少。

西汉玉佩组复原长约68cm广东省广州市象岗南越王墓出土现藏于广州西汉南越王博物馆

同时，我们从汉代仪式变化中，可略见汉代社会与文化的变迁。仪式通常被界定为象征性地、表演性地，由文化传统所规定的一整套行为方式。通过仪式运作，国家权利与政治力量深刻而透彻地嵌入于普通民众的生活中，它可以有整合、强固的功能，又可能具有瓦解、分化的作用。在现代人类学研究中，探讨的就是谁为了什么目的创造出这些意识形态，其创造和运用除了揭露出心智逻辑外，还揭露出权利的运作。所以，我们从汉代礼玉演变中发现汉代礼仪的变化，而这些变化又反映出当时深刻的社会学问题。

另外，巫鸿在对玉人的探讨中指出，在中国漫长的用玉过程中，在汉代给了玉新的象征意义——玉被视为永恒与升仙观念最有力的象征。例如，玉璧在西汉墓葬中出土数量多。河南永城僖山梁王墓出土70多件，这些玉璧作为重要的礼器出现在墓葬中。到了满城中山王刘胜墓中，不但出现玉璧还有玉衣的出现。玉衣将尸体完整的包裹进去，将死去的中山王转化为一位“玉人”，这种保护尸体的方法显然较仅仅放置玉璧要先进得多。这种玉衣实现了对尸体的转化，使其完全实现了死者生前的理想——得道成仙，变成一个不受时间和自然规律影响的玉仙人13。由此后，玉衣在汉墓中多有发现。我们是不是可以这样理解：玉衣这种有更强转化能力的工具在一定程度上替代了玉璧的功能，而玉璧在墓葬中虽时有出土，但是其主要功能已不是对尸体的包裹，而是更多的作为精美装饰物存在，它们有的用来装饰悬挂，有的用来陈设加强宫殿豪华气氛，有的作为玉佩随身佩带。

西汉螭纹玉戈长17.2cm、宽11.2cm、厚0.7cm江苏省徐州市狮子山楚王陵出土现藏于徐州博物馆

其次，宗教信仰的变化在某种程度上也影响到礼器的变化。在汉代，宗教信仰和活动发生了一次重大的变化，这一变化几乎在各个方面必将影响中国文化的未来进程。14这就是佛教的传入并逐渐兴盛。佛教的吸引力在于，它在没有其他思想体系或宗教能够赐福的时候许诺接触正在受苦受难的人类的痛苦，于是在佛教除了对中国的语言和文学产生影响以外，还在中国寺院、庙宇和佛塔中留下深深的痕迹并成为众生求拜许愿的地点。新信仰的出现，使得人们礼仪行为发生重大的变化，统治者可能直接进入寺院进行祈求活动，而上行下效，整个社会阶层纷纷效仿。从另一个角度来说，就可能是礼仪上对佛的推崇方式超越了以前的传统，而礼器的使用范围又加以拓展了，礼玉的地位又一次被冲击了。

再次，对儒家的推崇是汉代思想方面一个重要地变化。汉武帝即位不久，董仲舒就提出了一个在理论上维护“大一统”的任务，就是要求树立为封建专制主义政权服务的思想体系。于是“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运动如火如荼在汉代进行，儒家学说被统治者竭力推崇。而厚葬是儒家的一个重要思想，它要求在世的人对死者尽孝道，因此大量玉器作为陪葬器物，就出现考古发掘中出土的大量玉器。而经济的繁荣也是引起厚葬的一个因素。汉代经过几代皇帝的经营，经济由虚弱逐渐变得繁荣起来，而由此导致了前所未有的奢侈风气和普遍地消费奢侈品，王公贵族们争于奢侈的生活。而玉器自古以来就被推崇为有极高的价值，所以，贵族们狂热地追求精美玉器也是必然的结果。从考古发掘来看，整个汉代的倾向是殡葬越来越浪费和奢侈。1953年在洛阳发掘的225座墓葬中非常明显地表现了这种情况。15玉器作为陪葬，有礼玉，也有上文提到的装饰性玉器。我们也可以推断出，这两个因素也对汉代玉器功能的演变有一定的影响，礼玉逐渐退化，并向装饰用玉演化，而葬玉在汉代发展到极致阶段。

西汉龙虎形玉带钩长11.8cm、宽6.2cm、厚0.6cm、环径2.5cm广东省广州市象岗南越王墓出土现藏于广州西汉南越王博物馆

礼器不仅仅被视为在礼仪中“被使用”的物体这么简单，这类人造器物将人们的愿望及理想依附在具体的形式中。在中国古典礼器艺术的整个传统之中，玉器首先承载了这些功能而被人们所重视。礼玉从新石器时代开始到元明清仍有使用，经历了六千多年的发展史，而汉代礼玉又是这个历史的“蜂腰”阶段。礼玉在汉代有着承前启后的地位，它继承了秦代及先秦时期的用玉制度，但是在东汉末年，中国古典玉器以礼仪和丧葬为主的印象基本结束了，玉器从此以装饰和观赏的身份进入大众视野。探讨汉代礼仪用玉的渊源及演变，不仅对中国古典玉器有重要的意义，也对了解汉代社会有侧面的推动作用。玉器艺术在中国社会将长久地持续和发展下去，但是礼玉的黄金时代已一去不返了。“在中国历史和艺术上有一个‘玉器时代'，所有后来的‘礼器时代'都遵循它并从中汲取它们的艺术标准及价值。”16而汉代的礼玉在这个所谓的“玉器时代”一直闪烁着耀眼的光芒，让后来人在研究中国玉器文化、礼玉美术乃至社会学的过程中，不断地从中挖掘新的内涵。

注释：

1 许慎《说文解字》，玉部部分，中华书局，1963年。

2 卢兆荫《玉德·玉符·汉玉风格》，《文物》，1996年第4期。

3 卢兆荫《玉德·玉符·汉玉风格》，《文物》，1996年第4期。

4 崔高维校《周礼·礼仪》，辽宁教育出版社，1997年。

5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所《满城汉墓发掘报告》，文物出版社，1980年。

6 崔高维校《周礼·礼仪》，辽宁教育出版社，1997年。

7 卢兆荫《略论汉代礼仪用玉的继承和发展》，《文物》，1998年第3期。

8 崔高维校《周礼·礼仪》，辽宁教育出版社，1997年。

9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所《满城汉墓发掘报告》，文物出版社，1980年。

10 古方主编《中国出土玉器全集》，5、6页，科学出版社，2005年。

11 夏鼐《汉代的玉器——汉代玉器中传统的延续和变化》，《考古学报》，1983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