桁林

[摘要]我国建设小康社会“三步走”的战略已经进入后半程。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应包括人均、总量、结构三大指标，由“先富”到“共享”、实现收入分配结构合理化，这是“全面建成”题中应有之义，也是寓意所在。如果光有人均和总量达标，两极分化，那么改革开放的事业还是失败了。所以，除了已有的“两个根本性转变”而外，应加上收入分配结构的根本性转变。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全面性”正是体现于此，新常态为此应运而生。花大力气达成的经济新常态，呼应的是大众创业、万众创新，旧有的发展方式无法适应这一转变，而没有共享型新常态也跨不过中等收入陷阱。但凡中等收入国家能够解决中间大多数人的动力机制问题便能获得后续发展的动力，从而克服中等收入陷阱，大踏步地迈向发达国家。

[关键词]新常态；必要性；构成要件；实现条件；中等收入陷阱；转型；挑战

一、引出问题

有一种普遍的观点，认为经济增长率下滑主要是由于外需不足造成的，甚至认为世界经济还没有走出2008年金融危机的阴影，这当然是不实之辞。外需不足对出口导向的增长方式确实有致命影响，国内机场、港口等运输能力过剩便是显而易见的明证。与此同时，国内劳动力成本、生态环境成本上升越来越不利于出口导向型经济，也是不争的事实。2003年中央提出科学发展观，就是有意识地转变经济增长方式，而不希望过度依赖外需。

事实上，即便外需不足，还可以用内需弥补，我国的内需还有着很大的增长空间，特别是城市化，从一线城市向二、三线城市传递的序列展开后将会很长，增长空间与潜力甚至没有尽头（至少从目前来看是如此）。而中国的城市化也还很活跃，城市人口比率刚过半数（55%），每个大城市都很年轻，其道路、地铁等基础设施、住宅都还需要大量投资。

那么问题应该是出在了政府主导型发展模式上。2013年以来不断加大查处腐败的力度，无论广度还是深度都前所未有，与此同时政府主导的所有投资趋于谨慎，甚至变得缩手缩脚、瞻前顾后、畏首畏尾，动力明显减弱，由此产生多米诺骨牌效应，这对于以投资为主体的增长方式而言，无异于釜底抽薪，一下子失去了主心骨，迷失了自己的方向。过剩的流动性则犹如无头苍蝇一般四处乱撞，或是一股脑地流向股市，或又是一股脑地流向债市、房市，市场充满急躁不安的情绪，地方债务平台的系统性风险（危机）也显露峥嵘。

改革开放后的经验表明，经济下滑肯定不利于就业，影响社会稳定，但却有利于结构调整和经济转型。因为经济繁荣、快速增长时期是不可能调整结构的，只会助长原有经济结构更加畸形；结构调整得最好、市场能够发挥决定性作用的恰是经济紧缩时期，譬如1989-1991年、1996-1998年，可惜持续时间都不长，顶不住就业压力，因此没能形成新常态。

所以，经济紧缩是实现新常态的必要条件，首先就是要将速度降下来；速度降不下来，经济转型只能是一句应景的空话。20年前，党的十四届五中全会在讨论《“九五”计划和2010年远景目标建议》时便以党内文件形式正式提出了关系全局的“两个根本性转变”战略，新常态却迟迟不落地，就是因为降速的决心不够大，不是担心失业就是担心银行信用危机、地方债务系统性风险等等。现在通过打虎立威，速度立马下来了，原有的那些不能降的借口不攻自破，可见还是发展模式自身的问题。由此看来，新常态既是经济新常态，也是政治新常态，降速并不难以达成。

以上关于新常态何以成的表述仅停留在新常态的表层；深入里层揭示门道，必须研究新常态何以必须成？如果不成将会怎样？这又是一大关键，即实现新常态的必要性。

达成新常态的代价自然是非常大的，且充满了不确定性。有人认为是杀敌一千自损八百。新常态千呼万唤始出来，一朝来临却又觉得太突然，没有足够的心理准备，而且怀疑有无必要——如果仅是给经济降温去火，可以用其他办法，何必大动干戈引来哀鸿一片？况且，政府调控的工具箱里还储备了很多可用的工具，即便不能达到一箭封喉的目的，一套组合拳下来，至少也能起到相当不错的治“表”效果。再退一步，即便产业转型、结构升级不能一步到位，照样表面上也能红红火火、高歌猛进的。再说了，之前已经等了多年（从1995年算起），再添几年又何妨，何必非要一朝落地？船到桥头自然直，何必计较一时得失？等等。

从上述思考抑或怀疑便不难看出，除非迫不得已、不得不为，否则，断不会下如此大的决心，非要壮士断腕。“两害相权取其轻，两利相权取其重”，不是耐心不够，而是时间紧迫。没有新常态就跨不过中等收入陷阱。这种危机意识在伴随着中国向中等收入国家迈进过程中其感受也越来越强烈了。现在中国经济形势正所谓“短期看空，长期看好”，出现了“三期叠加”局面，除了产业转型期，还增加了一个速度换挡期和前期政策消化期，由紧缩而转型，进入了新常态——这是过去多少年想进而进入不了、因顶不住压力而最终放弃了的状态，并且与“两个根本性转变”相比，还多了收入分配结构的根本性转变。

二、新常态的必要性及其实质

“十三五”是建成小康社会“三步走”战略的收官阶段，也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决胜之局。按小康社会的定义，人均收入应达到中等收入国家水平，也就是由原来的发展中国家跃升至中等收入国家。这是质的飞跃。众所周知，发展中国家就是落后国家、低收入国家的另一种婉转的说法，由落后国家、低收入国家到中等收入国家，这是百年来未有之巨变。

很多国家在这个节骨眼上落入了中等收入陷阱——在向高收入国家发展的同时，伴随着纷争、分化，最后走向内乱和内战。历史上看，俄国18世纪70年代有过类似情形，不是因为贫穷和不发展，恰恰是发展了之后不能解决内部纷争和分裂，最后走向解体。所谓拉美化、中东乱象，都出现在国际金融危机之后、外需不足而国内收入分配鸿沟、两极分化得不到弥合这样的断裂带上。

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不是只讲人均和总量，还有第三项指标，即收入分配结构合理化。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全面性便体现在此。如果出现两极分化，那我们改革开放的事业就失败了。建设小康社会“三步走”战略前两步的成绩再辉煌，如果第三步走不好，便会功亏一篑，前功尽弃。而建设小康社会“三步走”战略的前两步主要解决“先富”问题，如果不允许一部分人先富起来，还是受旧的生产关系束缚，最终免不了共同向贫穷看齐。小平同志讲，这不是我们要的社会主义。对此，十八届三中全会阐释得更到位，要让一切劳动、知识、技术、管理、资本的活力竞相进发，让一切创造社会财富的源泉充分涌流，形成更加蔚为壮观的合力（生产力）。试想，不给予生产要素以恰当的报酬，这一切能成么？

但是，拉开收入分配差距就有两极分化的可能，况且加入财产性收入、资产性收入之后，更是会使一部分人永远输在起跑线上，加重两极分化。如此一来，“先富”和“共富”、“独享”和“共享”不就矛盾了吗？小康社会“三步走”战略的前两步和第三步不就前后对立了吗？这是问题的要害和实质所在。对此需要深刻理解新常态究竟“新”在何处以及是否意味着政策的改变。

首先，需要确立正确的判断标准，即任何一种发展方式只有当它有利于改善中间大多数人的收入状况时，才是可持续的，否则都是暂时的、权宜的。因为只有这种改善才对整个收入分配结构改善起到真正的作用，除此而外，无论怎么折腾都会加剧两极分化。这是亘古不变的法则。

那么，计划经济是否有利于改善中间大多数人的收入状况？我们先了解一下计划经济的主要缺陷是什么。一是定价机制不合理，导致利益关系扭曲，缺乏应有的激励（生产）功能，最后自己将供求关系搞乱了。二是任何计划与“大社会”比起来都是“小盘子”（时空受限、受众受限），计划定得再严密，都会留有死角，不可能事无巨细、面面俱到，计划只能抓大放小，突出重点，管得过多便顾不过来，更不可能管好。从收入分配结构来看，这就将中间大多数人限制得死死的，不要说鼓励创造性，甚至连流动性都不足，货到地头死，造成资源极大浪费。然而，市场经济却不受此时空限制和受众面限制，能使潜在的生产力得到尽可能的发挥。所以，计划经济最终要让位于市场经济，通过激励兼容机制吸纳更多的投入，让一切劳动、知识、技术、管理、资本的活力竞相进发，让一切创造社会财富的源泉充分涌流。

“先富”政策显然是个巨大的引擎（政策杠杆），正是在这个作用下实现了超英赶美的“中国速度”，并不断拉高GDP，创造了巨量的社会财富。人均水平虽然还只是中等收入国家的水平，但总量已经接近世界第一。这是了不起的变化，让世人为之惊愕。现在要看世界大宗产品的价格行情首先要看中国经济走势。这就是中国的世界影响力。

其次，后续发展只能在这个总量水平上释放出更多、更大的生产力，而不能从这个发展高度和体量（吨位）上退下来转入其他发展轨道，否则将是巨大的“空难”事件，意味着生产力和社会财富的巨大损失和浪费。正如推进宇宙飞船进入太空轨道那样，不是一级动力就足够了，而是需要三级动力的持续推进，不能因为一级动力不够就撤退或废除它，如此将连已有的高度都达不到。所以，二三级动力不能取代一级动力，更无法取代已有的高度。

第三，倘若没有二级动力的助推与加持，很难想像生产力会被推向另一新高度。到目前为止，“先富”的动力已经释放完毕，为此几乎倾注了所有政策、集中了所有资源，在拉开收入分配差距的同时，一方面改善了收入分配结构，另一方面也恶化了收入分配结构，总之正反两面的作用都有，是二者的合成。因此，不能认为拉开收入分配差距就是两极分化。拉开收入分配差距同时也是改善收入结构的第一步，改善收入分配结构就是从拉开收入分配差距开始的。如果因为要遏制两极分化便不允许拉开收入分配差距，那就因噎废食了；没有正常的利益激励机制，就不可能激发潜在的生产力，哪来巨量的社会财富？甚至还会造成反向的、逆向的选择行为，搞成新型“大锅饭”——对收入分配结构，假如采取“去两头留中间”“截头留中”的二次分配办法，最后很可能就是这种糟糕的结果——非但不能产生新的动力，恐怕连已有的动力都会丧失殆尽。

如果认为不发展是一种陷阱，那么，发展了之后如果不能很好地解决收入分配问题同样也是一种陷阱。而且，发展起来之后的问题一点也不比没有发展的时候少，甚至更加危险。因为前者处于静止状态，而后者处于高速运动状态，灾难和损失也将更加深重。

第四，核心问题在于如何获得持续发展的二级动力？关键在于将中间大多数人的生产力释放出来。这绝不仅仅意味着只是收入分配结构的改变，首先是、而且根本在于发展方式的转变。只有中等收入国家才有条件、也有能力做此转变。

虽然同样都是为了缩小收入分配差距，由于治理方式不同，治理风格迥异，结果却是两重天，效果自然有着天壤之别。一种是治“表”的方法，采取前述“截头留中”的办法，抽肥补瘦，这当然是一种共享，但它是一种消极的共享，严重扭曲了生产关系，等到纸包不住火的时候终将毁于一旦；另一种是积极主动的治“里”办法，尽可能地激发中间大多数人的积极性，使之跟上经济增长速度而不掉队。只有这样才是可持续的。纵观世界各国的现代化历程，但凡能够跳出中等收入陷阱的，都是因为获得了第二级的发展动力——将中间大多数人的积极性调动起来，不仅继续改善收入分配结构，而且创造出更加辉煌的生产力，真正做到“又好又快”。可见，但凡能够很好地解决中间大多数人动力机制的发展方式，都能够有效地避免落入中等收入陷阱，而且大踏步地迈向发达国家。

当然，其他发展方式也能有效地避开中等收入陷阱，但需要有恰当的条件，也需要相机抉择，而且只是暂时的、权宜的。最典型的莫过于俾斯麦的“铁血政策”，如果不发生世界性经济危机，它还有一定的发展空间；一旦发生世界性经济危机，后果则是倍加惨重，因为它把所有的宝都压在了外需上。借用马克思的话，当价值不能正常实现，此时摔坏的不（只）是商品，而是商品所有者。

新常态就是为了迎合历史发展阶段的要求而产生的，它着眼于为中间大多数人提供新的激励机制和有更多的发展机会，从而达到改善收入分配结构、缩小收入分配差距的目的。这就是新常态的“里”。打虎立威只是为了截断政商关系明联暗合的“泳道”，规范市场行为，让市场真正起决定性作用。从2005年开始我国沿海地区便出现了“民工荒”，这意味着旧的发展方式需要让位给新经济了，而只有为中间大多数人提供新的激励机制，才能延续已有的发展势头。遗憾的是，旧的发展方式并没有为新经济“站台”，而是借着政商关系继续垄断资源、垄断市场，从而走向自己的反面。最典型的便是互联网行业，没有哪一家是由旧的发展方式释放出来的。

政府主导的“市场”虽然也是市场，但它有诸多类似于计划经济的缺陷，比如尽可能多地集中资源、倾注更多的优惠扶助政策，只突出重点，施及面、受惠面仍然过于狭窄，无法送达所有的“毛细血管”，不能为中间大多数人提供更多、更好的选择与发展机会等。真正的市场都是在经济高潮退去、政府撒手时作为补充、回填、补缺的角色进入的，反而夯实了市场基础，这是被多少年实践所反复证明了的真理，比如1989-1991年、1996-1998年，其后续的成长性都非常好，抗风险能力很强，这是非常有意思的现象。同样道理，新常态只要持之以恒，假以时日一定能实现良性循环，让市场发挥决定性作用。

三、收入分布状况及其趋势分析

1.收入状况的众数、中值、均值及方差

人均收入（均值）指标固然重要，而收入分布（distribution）同样非常关键。在刻画收入状况时，光有均值显得过于单薄而不够生动，缺乏立体感。譬如，只有极少数人富有而大多数人都很贫穷，平均数便徒有表象反掩饰了真实国情，大多数人实际上并没有达标而是“被代表”了——尽管少数人富可敌国，但这个国家的多数人仍很贫穷。所以，只讲收入水平而不讲收入分布状况，容易被表面的富裕程度所迷惑。

众数、中位数（中值）和（平）均值偏离程度可以有效地说明一国的收入分布状况。譬如，一组数据相差悬殊时应看中位数；频数较大时应看众数。图1直观地反映了美国1971年、2015年收入分布前后对比。众数、中位数和均值各自都能从不同方面反映收入的分布特征，因而具有内在的逻辑一致性，同时又互补互证。这里中间收入阶层取代了中位数，点概念扩大为域概念。

然而，上述统计特征都各有各的局限性，不如方差更全面综合地反映数据分布的统计特征。方差所表现的是数据离差（偏离均值）程度。之所以用方差而不是离差，是因为上下（左右）离差在加总时会相互抵消，反而掩盖了总体上的偏离程度，为此应使用离差的平方和，即用方差表示离散程度：

如上所示，方差就是所有离差的平方和。其中，o被称作标准差，u是均值，后者作为中心趋势的参照系其所有数据的离散程度都以此为靶向。

当然，方差不能用来直接比较，由于均值不同，方差大未必就贫富悬殊、两极分化严重。因为二者不同量级。如果只论重量大小不论体积，能说明浮力吗？同样，只讲方差而不顾收入水平高低，发达国家肯定高于落后国家，如此是否说明前者两极分化更严重呢？真实情形未必如此，甚至正好相反。因此，均值不同就不能直接比方差，需要转化为相同均值（即位移）之后才能比较，或是以均值为横轴，以方差为纵横在建立二维空间的基础上才能进行国别的比较分析。

纺锤形收入分配结构f1或亚铃形收入分配结构f2视中等收入分布集中度而定。前者f集中度高，说明两极分化程度小；后者f相反，收入分布比较分散，说明两极分化严重。中等收入陷阱就是指收入分布结构动态变化过程趋于扁平化，虽然整体收入水平提高了，但收入分配结构也由过去的纺锤形向亚铃形转变，表明贫富差距扩大，旧有的均等化格局被打破。

图3反映了我国20年间某些时间节点上城镇居民的收入分布。之所以用城镇居民收入分布而不是全国居民收入分布，原因是2003年之前城乡统计口径没有统一，国家统计局入户调查分两班人马，一个是农调队，另一个是城调队，使用两套指标，自然谈不上全国性的更全面的数据①，而只能从城镇居民的收入分布反映一定的变化趋势。二者相比，全国性的数据集中度更低一些。

以城镇居民收入分布的变化反映城市化整体趋势虽有不足，但仍不失代表性，无疑具有导向和领先（先行）作用。问题在于，城镇居民收入统计的口径也过于狭窄，没能跟上货币化、商品化、市场化步伐，缺乏对财产性收入应有的关注，如息票利得、房产、租金等没有得到应有的反映，反而成了隐性收入，显得很不合时宜。例如国家统计局将年收入5.6万元定为高收入人群，而在一线城市，这样的收入在中心城区连一平米都买不了，所以这种“幸福感”是否来得太廉价了？这种情形之下还提收入增速跑赢了GDP又有多大意义呢？其实，收入大头根本就不在这里。因此所谓的收入增高其实是“虚高”。特别是在资产价格不断膨胀的今天，财产性收入远胜于工资性收入增长幅度。虽然收入增长速度跑赢了GDP，但一直赶不上房地产价格上升的脚步，以至于住房成本的收入占比逐年稳步上升，这部分租金稳占城市居民家庭收入的四分之一以上。但是，国家统计局城调队入户调查时只看现金收入，并不计实物收入（也难以计算），对于自有住房更不计租金，除非属于对外出租才计入租金。

统计上尽管有诸多瑕疵或缺陷，20年间城镇居民收入分布的动态变化特征（规律）还是很显然的，并很有代表性。图3表明：第一，收入水平逐年稳步提高，无论众数、中位数还是均值都在提高。第二，收入分布趋于分散，不再有原来那么高的集中度，这并非什么坏事，而是收入分配结构改善的必然结果。人们历史记忆中的收人分布高度集中（均等化）并不值得留恋。第三，收入分布呈现出动态变化特征，方差扩大不应看作是两极分化或是两极分化的前兆，而是整体收入水平提高的必经阶段。舍此而另求他途，都不是什么正道；更有甚者若要因噎废食，最后只能搬起石头砸了自己的脚。

3.收入累积分布函数F（x）和Lorenz曲线L（P）

概率分布的累积分布函数不止一种表达式，洛伦兹（Lorenz）曲线也是累积分布函数的一种表达式，即从最低收入人口算起一直到高收入人群每个点上所累计的人口占比都对应着一定的收入（或财富）占比，由P，L（P）来描述。在这个二维空间里所展现出来的便是一条洛伦兹曲线。洛伦兹曲线是在过往财富分配数据基础上建立累积分布函数所对应的曲线，通过变量百分比反映一国收入和财富的配比，以及二者的匹配程度。通常表述为最低收入P%的居民拥有总收入L%的财富。

所以，F（x）也由L（p）唯一地确定。

4.收入分布函数的洛伦兹曲线与基尼系数

在全部收入分配中，将人群按收入水平由低到高进行排序，并逐级累加所占份额，由此得到一条有关收入分布函数的洛伦兹曲线L（P），如图4所示。它非常直观地表明了低收入人群所占有的收入份额以及中等收入人群、高收入人群所占的份额。根据一个非常粗略的估计，不论哪个朝代，占20%的最高收入人群都占有全部收入或财富80%以上的份额，即所谓的二八法则。这便是对洛伦兹曲线的最好说明。

客观上，收入或财富实难真实、精确地估计，更难统计。究其原因，一是缘于技术性原因，譬如，商业化程度不高的传统社会里非货币性收入该怎么折算？在职（位）消费要不要计入？又该如何计算？事实上，对于一些应核不应核的项目，国际间也无统一准则，如应否除税、应否剔除公共援助受益者、应否剔除外来人口、应否计入政府福利等等，口径不一，以至于国家间不具有可比性。二是即便实行城乡住户调查一体化之后仍存在调查难的问题，特别是高收入人群往往隐瞒收入，致使统计上不可能全面掌握隐性收入、灰色收入或非法收入，这缘于它本身就是隐性的或非法的，而这部分收入又非常庞大，如果非要硬性或强行纳入，就会出现两本账，鼓励说假话，这不是靠加大直接调查力度所能解决的，所以有些收入根本没法计入。当然，也有补充和补救的办法，如以房产等指标为参考，调整高收入者的收入数据，只是工作量大，客观性也备受置疑。三是出于多种原因有意为之。统计制度的改革无异于一场自我革命，切断形形色色的“隐性福利”，包括高收入阶层偷逃税收、权力资本化、利益输送以及行政机关、垄断部门、国企分发的福利等，其阻力可想而知。明朝中期，张居正重新丈量土地，仅新丈量出来的土地面积这一项收入就使国家财政有了保障，解除了长期以来悬在头上的财政危机。可见积习难改，富人多吃多占、隐瞒不报已到了何种地步。就是今天，财产性收入如息票收入、房租收入仍在税收统计的视野范围之外。

由于现行收入分配统计是粗线条的、粗放的，只着眼于工资性收入，局限于会计账目范围内，目的也只是为缴纳税收服务，因此免不了偷逃和低估。提出“巴菲特税”的理由之一就是富人实际纳税率不及普通人的三分之二，且富人有更多渠道、更多途径、更多办法合理避税，所以大部分都被回避掉了。相形之下，穷人没有那么多渠道，也没有那么多途径可以合理避税。国内有很多企业将注册地选在百慕大、开曼群岛、英属维尔京群岛，就是为了避税或享受税收优惠政策。扎德伯格落籍新加坡，也是为了规避美国的资本税。

最近欧盟内部闹得沸沸扬扬的漏税事件也表明，欧盟要可持续发展必须堵塞逃税漏洞，以免苦乐不均被人钻空子、撕开网子。为此，银行间应共享跨国账户的个人（利息支付）信息，实现欧盟所有公民（投资）境外收入的税负公平。但是，卢森堡、奥地利和比利时等国为保金融业繁荣，效法瑞士实行银行保密法，消极抵制个人账户信息公开，更别提账户信息互换与共享了。至于现行的储蓄税，只适用“个人”在其他国家开设的账户而不适用于“实体”，且不涉及股息收入和资本收益，因而造成一些不法之徒通过设立基金继续向设在列支敦士登等“避税天堂”的银行账户非法转移资金以逃避税款。

洛伦兹曲线反映的是收入分布状况，若要反映收入分布的贫富悬殊程度，还需要参照系，没有参照系便谈不上程度。好比水的温度是通过冰点和沸点来刻画百度的。基尼系数（G值）就是参照了图4中那条绝对平均的收入分布线而定义的，即经过原点的45度线，它与洛伦兹曲线围成的面积A部分称为“不平等面积”，而洛伦兹曲线本身围成的面积（积分）是B，因此G

基尼系数越小，A部分围成的面积便越小，说明收入分配越平均；反之，基尼系数越大，A部分围成的面积也越大，说明两极分化，造成分歧、分化和分裂，不仅再生产关系难以维系，严重之下还会撕裂整个社会。一般认为，0.4是一个坎，是收入分配差距的一条“警戒线”，越过这条警戒线，贫富对立、仇富心理都会应运而生，甚至滋生社会动乱。G值小于0.2表明收入绝对平均，0.2-0.3属于较平均；0.3-0.4属于相对合理；0.4以上属于收入差距较大，超过0.5便是贫富严重分化的极端情形，达到0.6更悬殊了，社会很难承受（忍受）如此不平衡的分配关系和分配比例，必然导致两大后果：

一是内需严重不足，产能普遍过剩，按过去的标准这就是经济危机，现在允许采取财政、货币扩张政策，尽管典型的经济危机消失了，取而代之的却是滞胀，特别是资产价格的膨胀。

二是大规模的资本外逃。资本的本性是逐利，既然国内关系如此紧张，竞争如此激烈，还不如转移资产到劳动力成本更低、更有开发潜力并且靠近资源和消费市场的其他国家去。所以，撤资是一个重大利空，它决定了未来5-10年的长期增长率。

发达国家的基尼系数大致在0.24-0.36。其中，美国为0.4，属于很高的。据美国人口调查局的数据，1973年20%最富有家庭收入占总收入的44%，到2002年这一比例增至50%以上；而社会最下层20%家庭收入占总收入的比例则从1973的4.2%降至2002年的3.5%（参阅图1）。

5.基尼系数七连降说明什么

目前，我国按收入计算的基尼系数已从上世纪80年代初的0.3左右上升到0.45以上；按财产计算的基尼系数，则从1995年的0.45扩大到2012年的0.73。最富有的1%家庭占有全部财产的1/3，底层25%家庭拥有的财产总量仅占1%。无论哪项指标，都明确指出了目前收入和财产不平等的状况日趋严重。

由于自2000年公布中国基尼系数为0.412之后，国家统计局再未公布，直到2013年初才一次性公布了2003-2012年基尼系数，导致数据的滞后性。有学者认为实质上我国2010年基尼系数已达0.50，突破0.40的国际警戒线，堪比贫富悬殊常年动荡的国家，但是其稳定与可持续发展却是日月可鉴、有目共睹的事实。国际上通行的准则在我国似乎再次失灵，仿佛到了另一世界而不起任何作用一般。

事实上，进入新世纪以来中国基尼系数一路走高，2003-2008年分别为0.479、0.473、0.485、0.487、0.484和0.491，2008年一度飙升至0.491，此后逐年回落，2009-2015年分别为0.490、0.481、0.477、0.474、0.473、0.469、0.462，一路向下，达到15年来的最低点，出现了自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以来的七连降。不过这一数字仍超过国际公认的0.4贫富差距警戒线。城乡居民收入比自2009年达到最高的3.33倍之后，差距开始呈现缓慢回落态势，到2014年已下降到2.91倍。

我们应如何看待基尼系数包括七连降呢？

首先，如果只讲基尼系数大小（增减），而不置于具体经济环境中加以考察，就如同只讲方差大小一样毫无意义，也毫无价值。为此，我们至少可以列出四种不同情形说明基尼系数的增减现象，如表1所示。

由表1可知，基尼系数上升未必是坏事，而基尼系数下降也未必是好事，必须视具体情形而定。在经济成长期，基尼系数扩大是经济增长的根本动力之一，为了抑制基尼系数而遏制经济成长的动力，结果必然是杀鸡取卵，得不偿失，虽然基尼系数降下来了，但是代价过大。最理想的状态是经济增长的同时基尼系数还能降下来，真正实现共享型的可持续发展；最糟糕的情形是经济增速降下来了，而基尼系数反而更加凸显，到了黔驴技穷的地步——国家调控的财力捉肘见襟。全球金融危机以来，中东及阿拉伯地区发生动荡都跟这种局面有关。一旦石油、矿产资源价格下跌，固有的矛盾便更加恶化，于是社会危机也全面集中爆发。

图6是由图5转化所得。七连降中反映出基尼系数与经济增长率呈正相关，这个经验符合上述逻辑，说明中国经济还处在成长期。也就是说，经济增长伴随着基尼系数扩大，同时也意味着缩小基尼系数需要以压缩和丧失经济增长为代价——如果旧的产业格局没有根本扭转，基尼系数下降所传递的反而是不利的信号。

基于时间序列，对图6应反向看。基尼系数不断地向左下方斜线移动，但这不妨碍我们正向理解，即基尼系数的上升空间越来越小，明显受到钳制与抑制，触及了天花板。这些特征难道不正是经济社会不断施压的结果吗？于是这便与历史发展的逻辑与经验高度吻合了。

6.国际间的横向比较

事实上，横截面数据（不同国家间）与时间序列（一国）是可以比对（比照）的。假如将所有国家都置于同一个平面加以审视，不难发现，基尼系数和发达程度（或人均收入水平）之间内在的稳定关系或规律，如图7所示。

从逻辑一致性也能推断出如下结果，即收入水平上升一定伴随着基尼系数扩大，否则增长的动力何来？然而，随着经济增长和基尼系数扩大，随之带来日益紧张的再生产关系和社会关系，如果不能妥善地解决这些矛盾和冲突，国家必然陷入动荡。正因为如此，发达国家在各自的发展历程中都曾经历过动荡期，伴随着阶级斗争、内乱甚至内战，特别是在19世纪末和20世纪中叶以前达到了空前的地步，以致于大打出手，由国内打到国外，发生了两次世界级大战，几乎无人能够幸免。所以，一个国家随着它的发展进程要么随之分裂解体，要么就得强行扭转分裂瓦解的势头，这就是为什么基尼系数会掉头转向的原因，与诸多国家的发展经验是相吻合的。由是观之，国际横截面比较的结果也一定是呈倒U型结构（变化趋势）。

然而，出乎意料的是，真实分布并没有呈倒u型结构（变化趋势），如图8所示。如果只作简单回归，完全能够得出这样的结论：人均收入水平提高的同时，基尼系数是趋于不断回落的。这又是怎么回事呢？

从表象上看，人均收入低的国家其基尼系数反而高，这是不争的事实。但同时还应指出另一事实，这部分国家之间的分化也是最大的。即越穷分化越大，所以更难发展；只有其中很小一部分（基尼系数比较低的）国家才有上行空间，得以突破贫困陷阱；绝大部分则陷于恶性循环不能自拔。显然，中国就属于少数比较幸运的国家（这跟近代史中一系列演变有关）。所以，只要做进一步细致的归类，剔除那些基尼系数落入恶性循环的国家，国际经验仍是落在上述逻辑推断的区间范围内，而且中国也并非例外。

此外，我们还可以从图8中选取一条符合图7发展路径的一连串代表性国家，看看它们之间是否存在普遍的共性与规律？但这自然不是本文所能覆盖的。

7.政策评价

在促进经济增长的同时，稳步降低基尼系数，以实现共享发展，这才应是值得总结和效法的经验，而不是退回到过去，如缩小经济规模、降低经济总量，搞所谓“小富即安”自欺欺人。

目前缩小贫富差距的主要思路是“提低、扩中、控（限）高”，着眼于加大对低收入人群的转移支付、全面覆盖社会保障、提高全民教育等，给社会底层提供各种机会以体现社会公平，同时更好地促进消费。有人认为过去5年出台的多项措施，如调高个税起征点，央企限薪、养老金并轨等措施，以及多渠道增加居民财产性收入，规范隐性收入和多数地区上调最低工资标准等，无不对缩小收入分配差距起到了重要作用，即政府大力推进收入分配改革的措施收到了成效。2015年，全国至少有28个地区上调了最低工资标准，比2014年更加积极踊跃。

实话实说，因为僧多粥少“提低”只能是杯水车薪，“限高”更是权宜之策，是非激励性的反向惩治措施，无益于改善收入分配结构。未来收入变动应该鼓励更多人达到更高的收入，而不是强置天花板、大念紧箍咒。至于“扩中”，更是鞭长莫及，甚至连影子都还没找到。究其原因，在于让中间层脱颖而出并不是无条件的，一要有实业基础，如果连资本都缺乏投资机会，中间层又怎么可能赤手打天下？这在逻辑上也是说不通的。二是要有强有力的反垄断措施，促进竞争格局，避免赢者通吃从而抑制创新。三是要保护知识产权，如此才能真正重研发、重人力资本开发。这些必备的条件都不具有，何来“扩中”？

四、结语：真正共享型的新常态

建设小康社会“三步走”的前两步着重强调要允许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因为不拉开收入分配差距，只能共同向贫困看齐；不走出这一步，更谈不上共同富裕。所以，必须要有闯劲、干劲，“杀出一条血路”，不被旧的生产关系所束缚。这个阶段，再怎么强调拉开收入分配差距这一动力机制的重要性都不过分，甚至应不惜集中所有资源、倾注所有政策。

但是，如果只有前两步，即只是释放“先富”这部分的生产力，而中间大多数人的生产力并没有充分发挥出来，其后续的发展动力便没有了补充。而且，集中了过多资源、倾注了过多政策之后反过来容易抑制新经济的出现，导致前后阶段不相衔接，出现断档、断裂。由于中间大多数人的生产力无法释放，不难预料会有什么样的灾难性后果——后劲乏力，预期下降，资本撤离，经济衰退，产生多米诺骨牌效应。

那么，中间大多数人的生产力如何才能发挥出来？这部分人并不占有资本、土地优势，如果只凭自身劳动力也不能为社会创造更高的生产力，唯一的增长点和增值空间只能是人力资本价值。所以，要获得持续发展的动力，只能建立在以创新为基础的发展方式上。真正的“共富”“共享”不是去两头留中间、抽肥补瘦，而是让大多数人有发展的机会，这才是最大的共享。花大力气达成的新常态，呼应的是大众创业、万众创新。如果还是旧有的发展方式，肯定无法适应这一转变。可见，十八届五中全会提出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五大发展理念，并非隔空喊话；让市场起决定作用也非泛泛而谈，而是要有看得见的生产力，为后续发展提供二级动力。

这个道理同样适用于绿色的发展理念。并不是现在才有治污、治霾的迫切需要，过去的污染就不严重，或过去的命就不值钱。倘若旧的发展方式不变，对此可能仍然会视而不见，漠然置之。那么，现在为什么管用了呢？这跟互联网环境没有多大关系，而是由于发展主体变成了中间大多数人。或者说，互联网普及只是个诱因，发展方式变革才是根本。如果还是少数人说了算，就会将环境、生态、健康的代价转移或转嫁给大多数人，但是，对大多数人而言生存的代价却无法转移或转嫁出去，所以最终受损的还是大多数人。现在有两条底线不能突破，一是发展底线（就业底线），二是生态底线。二线并行构成上下限，中间部分才是容纳发展的空间，同时也是大多数人生存的空间。过去这两个空间是不重合的，现在开始重合了，根本原因就在于过去是少数人说了算，现在话语权越来越转向了中间多数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