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良文++梁圣蓉��

就我国1993-2013年省级面板数据利用固定效应回归和工具变量法对贸易开放、产业集聚与城镇化三者之间的关系进行实证分析，研究发现：三者之间存在着长期的均衡关系。其中贸易开放与城镇化之间存在显著“U”形关系，且我国正处于该曲线的右半部区间；而产业集聚与城镇化之间则存在显著的倒“U”形关系，且我国正处于该曲线的左半部区间。就业创造、产业升级、投资拉动、收入分配四大效应均促进城镇化的发展，影响力从大到小依次为就业创造效应、产业升级效应、投资拉动效应和收入分配效应。未来我国应抓住供给侧改革的机遇，在加快推进产业结构转型升级，优化产业结构基础上，继续扩大贸易开放，不断降低贸易成本，积极承接世界产业转移，充分发挥四大效应的作用，促进产业集聚发展，增强城市吸纳劳动力的能力，带动城镇化协调发展。

城镇化；贸易开放；产业集聚；固定效应模型F741；F26923；F291

A0008-08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资助项目（14BJY047）；中南财经政法大学2015年度“研究生创新教育计划”博士生科研创新课题（2015B0309）

〔作者简介〕罗良文，中南财经政法大学经济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梁圣蓉，中南财经政法大学经济学院博士研究生，湖北武汉430073。

一、引言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贸易开放水平逐年上升，货物进出口总额从1993年的1957亿美元增加到2014年的430304亿美元，翻了2098倍，贸易依存度达417%，为全球最大贸易体。工业稳定发展，总量位居世界第一，形成了大量的产业集聚，且集聚程度逐年增高。城镇化进程快速推进，从1993年的2799%提高到2014年的5477%，达到世界平均水平。经验数据表明，贸易开放度高的东部地区，产业集聚水平、城镇化水平也远远高于贸易开放度低的中、西部地区。这似乎意味着贸易开放提高了产业集聚和城镇化水平。但事实真的如此吗？贸易开放、产业集聚与城镇化三者之间的关系究竟是怎样的？这正是本文要研究的问题。

二、文献评述

关于贸易开放与城镇化的研究。传统研究大多从产业、人口、区域环境、制度、土地等角度解释城镇化现象，事实上贸易开放与城镇化之间由于在理论上难以找到直接的因果关系，所以他们之间的循环累积效应往往被忽略（徐静，2013）。〔1〕大多数文献认为，贸易开放促进了城镇化水平的提高，例如，Hanson（1998）认为，对外开放对城镇化具有重要的正向促进作用。〔2〕Zhang（2002）认为，除工业化和政策因素外，经济增长、结构调整，特别是贸易开放，是中国城镇化的主要推动力〔3〕；Huff（2011）认为，全球化是南亚国家城镇化过程中最重要的因素，沿海大城市形成的原因在于其地理位置能够缩小国际贸易的运输成本。〔4〕郭东杰、王晓庆（2013）认为对外贸易反映了产品的外部需求，其就业创造能力和收入效应均能影响城镇化进程，并通过实证得出了贸易依存度每上升1%可带动城镇化率提高002%的结果。〔5〕熊灵、魏伟、杨勇（2012）认为贸易开放度的提升更有利于人力资本积累水平较低地区的经济增长，即这些地区可以通过提高人力资本积累水平提高地区经济增长率，也就是说贸易开放可以提高地区人口城镇化率。〔6〕也有一部分文献认为，贸易开放与城镇化之间的关系与城镇化水平、贸易成本等因素有关系，例如赵金华等（2009）发现对外贸易规模对城镇化水平高的省份影响显著，对城镇化水平低的省份影响不显著。〔7〕谢治春（2015）构造了28个国家1991-2011年的面板数据进行研究，发现对外贸易所引起的人口聚集与城镇化之间呈现倒“U”形关系。〔8〕显然，国内外学者的实证研究结果没有一致的结论，对外贸易与城镇化的关系也难以简单地归结为正相关或负相关，原因在于内在传导机制比较复杂，存在着非线性关系。

关于产业集聚与城镇化的研究。目前越来越多的国内外学者开始关注产业集聚与城镇化之间的关系，取得了一定的研究进展。大多数学者认为，产业集聚与城镇化均表现为空间集聚，产业集聚使大量的人口、资源向城市聚集，从而可以促进城镇化水平的提高。例如，产业集聚的奠基人Marshall提出了产业集聚通过发挥产业区内辅助性配套产业、协同创新环境、专业化劳动力市场等一系列优势产生外部规模经济，促进城市化发展的理论。Mills，E.S.，and Hamilton（1994）通过构建城市形成模型，认为城市形成与城市化发展的动因在于产业的区位选择与集聚过程。〔9〕Fujita等（1999）认为产业集聚能辐射和带动相关支持性和辅助性产业的发展，进而形成专业化集聚区的圈层网络，在促进都市型集聚区与专业化集聚区融合的基础上，进一步形成具有特色产业集聚群的大都市产业经济集聚区。〔10〕刘铮（2011）认为是以制造业为核心的产业集聚带动人口集聚，并促进大城市郊区的小城镇迅速发展。〔11〕赵昕（2011）认为城市化的表现形式是农村人口向城市转移，但如果没有产业发展对人口的巨大吸引力，人口的集聚很难实现。〔12〕范剑勇（2006）认为产业集聚的好处体现在城市范围的区域，具有规模报酬递增特征的城市起到了“仓储系统”的作用，其产业集聚效应最终体现为产品的单位平均成本下降。〔13〕也有部分学者通过实证分析认为，产业集聚对城镇化的影响取决于集聚水平的高低。例如，陆根尧、符翔云（2011）利用省级面板数据建立固定效应模型，在对产业集聚与城市化两者之间进行总体分析的基础上分别对我国东、中、西部地区进行分析，得出了产业集聚对城市化的推动力度会随着产业集聚程度的提高而呈现先变大后变小趋势的结果。〔14〕魏玮、马松昌（2013）认为产业集聚与经济增长呈现倒“U”形曲线关系，适度集聚带来规模经济，过度集聚则会引起规模不经济。〔15〕杨林、袁鑫、滕晓娜（2014）通过三类区域产业集聚与城镇化内在相关性的面板数据分析，发现整体而言，山东省产业集聚与城镇化曲线呈倒“U”形，且三类区域的产业集聚都与最佳规模差距呈现非均衡性。〔16〕综上所述，产业集聚对城镇化的影响难以简单地归结为正相关或者负相关，而应该认为其内在传导机制比较复杂，也可能存在着非线性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