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子

小时候，我常到隔壁廖家去玩，廖婆婆、汉堂哥嫂，一家三口，日子虽过得清贫，但我总能听到很多笑声。

忽一日，剃头匠汉堂哥外出做活，突发脑溢血，当场死去。没过多久，汉堂嫂也改嫁而去。

这样，我的隔壁就只剩廖婆婆一个人了，整日冷清清的，听不到笑声了。

自此，廖婆婆常常随我一道上山砍柴，转过脸就流泪，动不动就叹气。

又过了几年，她娘家的侄子将她接去养老，将她家的家具都搬走了，顺手还将她家的房子也拆了，得了些门框、门板与檩子。

从此，我再也没看见过她。

我越来越想看到她。

我开始流泪。开始叹气。

我开始不敢常回老家了。

张水美：我宁愿早死

2013年，渐近年关，天气却好得一塌糊涂，阳光普照，冬天的田野把一切都收拾好了，就等春天。

这是一次漫长的出走，我要出门去寻找廖婆婆。

就在2013年年底，我作为致公党浏阳工委的代表，走访了浏阳城区联城社区的六户贫困户，得以遇见张水美老太太。

张水美已经80岁了，满头白发，佝偻着背，有些虚胖，脸色不好，在家里走动都得用拐杖。社区小张告诉我，她是外地人，当时辞了工作，随丈夫李榕生来到浏阳，好在丈夫一直在浏阳一中担任外语教师。丈夫2011年过世后，她就独自生活在浏阳一中老家属楼里，自己住一间小房子，靠出租另外两间房给学生过日子。就在不久前，社区刚为她办了低保。她浑身都是毛病，患严重的甲亢病。走访那天，匆匆见了一面，粗略感受了她落寞的神情，就一直牵挂着。就在除夕前两天，阳光很好，我特地再去看她。

她住在四栋二单元二楼左边，时候已是下午两点多了。上午社区小张就与她约好了，可我敲了许久的门，屋内寂然无声。小张却肯定地说，老人应该不会出门。于是，小张又打老太太的小灵通，打了好几次，也没有人接听。我们的心悬了起来，便更大声地敲门，门终于开了。老太太依然穿着上次我见到的那件老红色旧棉袄，黑色的毛线裤，竟然没穿罩裤，一手端着饭碗，一手拿着筷子。老太太今天的气色看上去没前几天好，一见我们，连连道歉地说，她上午起床很迟，刚蒸热了昨天的剩饭剩菜，坐在小饭厅里吃，也就没听见我们的敲门声。

屋内有些阴冷，空气也有些浑浊。我们陪她来到小饭厅，但见靠大窗放着一张小饭桌，桌上摆了几碗剩菜，油晃晃的。老太太手里的饭碗依然是满满的，米饭上盖了几根煮过头的菠菜。她说她没胃口，干脆放下碗筷与我们聊了起来。她的普通话夹杂着外地口音，中气又不足，有些含糊不清，听起来比较吃力。说着说着，老人就哽咽起来。

她1933年3月出生于上海，当日本兵打到上海来时，做小生意的父亲带着一家老小逃到苏州乡下老家太平桥镇。安顿下来后，父亲将平日里积攒起来的钱，赎回之前祖父的田，有七亩多，辛勤耕种，倒也够一大家子的口粮。张水美排行第三，父亲将她与姐姐都许配给了当地农民。可解放后不久，张水美来到北京远房亲戚家当保姆，几年后亲戚便介绍她去工作。几经曲折，她于1957年初进了当时的外交部机械厂当机工，虽没正式上过学，但她人很聪明，迅速成为一名技术熟练的机工。而当时的李榕生从北京对外经贸学院外国语言系俄语专业毕业，分配到外交部当专职翻译。李榕生是广西藤县人，也是穷人家出身，当他在同事家里看到水美的相片时，一眼就喜欢上了这个质朴又灵慧的姑娘，便央求同事当介绍人。李榕生比水美小一岁，但他就是喜欢她的清纯上进，水美自然也喜欢这个纯朴有学问的大学生，两人于1960年结婚了。

1961年年初，中央机关抽调万名干部到农业第一线，参加整风整社的运动，李榕生也在抽调之列，与几十名同事一起来到了湖南浏阳淳口镇。两年后，原本应该回中央机关的几十名干部，却被要求填写重新分配的志愿，李榕生被莫名其妙地分到了郑州。无法回北京，也无法到苏州，在此陌生之地呆了没多久，他干脆又回到了浏阳，到浏阳一中当了一名外语教师，从此扎根浏阳数十载。

就在丈夫远赴浏阳后不久，水美发现自已怀孕了，预产期在当年8月初。水美身子弱，当时食物匮乏，更别说营养品了。好在预产期前，丈夫回来了，还带回了他节省下来的一斤猪油。一周后，儿子降生了，总算能陪妻子坐月子。可儿子56天时，水美就得上班，丈夫也回浏阳了。当时她既要上班，又要带孩子，没什么东西吃，她竟喝酱油水、吃冬瓜发奶。到后来，她瘦，儿子也瘦，丈夫看了心痛不已。

几年的分居两地，使得夫妻俩疲惫不堪。后来，水美干脆辞掉北京的工作，带着儿子来到了浏阳。再苦再累，一家人在一起比什么都强。

丈夫工资不高，水美就四处找事做，在城区鞭炮厂打过零工，后来到城关镇竹帘厂上班，一干就是20年。到上世纪八十年代，厂子垮了，她就回家了。此时，儿子从湖南省技工学校毕业，在浏阳土产公司上班，且娶妻生子。竹帘厂是街道工厂，水美也就没有退休工资，就靠丈夫一人的工资过日子，省吃俭用倒还过得去。1994年丈夫退休时，儿子所在的土产公司效益越来越不好，父母还得时不时接济他们一家三口。李榕生老师只得接受浏阳高考补习学校的聘请，整整上了8年的课，将所有补课费都存了起来，说要留给妻子用。

之后，夫妻俩过了差不多10年的平静日子。

2011年夏，李老师突然病重住院，住进了重症监护室，每天花费1万多元。连住40多天院，用光了他们所有的积蓄。那天一大早，他已不能说话，只能拉着老太太的手默默地流泪，万般眷恋地离开了人世。老太太从此陷入了孤独悲痛的境地，常常独自站在窗前流泪。她在与我们诉说时，时不时地哭出声来。她说，榕生对她好，她这辈子不后悔与他结婚，不后悔远离亲人来到浏阳，可榕生怎舍得离她而去，让她独自生活在这套房子里？

听着老太太伤心的呜咽，我的心里沉甸甸的，想起她还没吃几口饭，端起桌子的饭碗递给她，她又放下了。她甚至有些气喘吁吁地说，她每天上午很晚起来，差不多中午了才开始做饭，也吃不了多少。天气好的话，下午就挣扎着去菜市场买些小菜。有时晚饭就熬些稀饭，或者什么也不吃了就睡。

我听得急了，忙问：“您儿子呢？怎么不来照顾您？”

谁知不问还好，一问老太太又哭了起来，我赶紧给她倒了杯水。

老太太喝水之后，平静了些，但依然带着哭腔说，她儿子前几年离婚了，什么财产都没要。50多岁的人了，也找不到好工作，就在城区人民西路包了间邮政电话亭，很少有时间来照顾她。孙子则远在深圳打工，最多过年时来看看她。一年前的一个冬天，她不知怎么就昏倒在小饭厅。租住的孩子们都上课去了，不知过了多久，她才醒过来，只觉得浑身冷冰冰的。她心想，要是再躺在地上，着了凉受了寒，不大病一场才怪！死并不可怕，她倒想早些死，便可以早些看到老头子，又能与老头子呆在一起过日子了，怕只怕万一中风瘫痪了，那可得受累呢。她积攒起全身的力量，挣扎着爬到房间，终于摸到电话，费劲地打给了儿子。儿子急匆匆赶来时，她还躺在地上。她果真病倒了，一连躺了好多天，眼泪都淋湿了枕巾。

看着老太太扁着嘴哭的模样，我也掉泪了，我想起了廖婆婆当年孤苦无依的模样，想起了我早逝的妈妈曾经受过的磨难。倘若妈妈还在人世，又是什么模样，我们兄弟姐妹能好好照顾她吗？父母辛苦一辈子不就是为了儿女，可儿女又能回报多少？老太太如此状况，她儿子难道不知道？再忙也不能将老母丢在一边呀！

但为了不惹老太太伤心，我不敢再问她儿子的情况，只是反复对她说，走路要小心，不要吃油腻的东西，要按时吃药！恍惚依稀间，她成了我的母亲，我是如此担忧她。

我来到她的房门前，房里的光线更阴暗，但见靠右墙摆着张小床，床对面便是一张两门衣柜，靠窗摆着一张书桌，而床与书桌之间还有张木桌，上面堆了各式各样的药盒，看来是老太太平日要吃的药。床上的被子没有叠。毕竟是老了，哪有精神来收捡呢？我仿佛看到，老太太每天躺在床上，睁大着眼睛，呆呆地看着天花板。

我的心绪更为沉重，赶紧将视线收回来，便看到进客厅的地面摆满了一大堆金灿灿的东西，有鞭炮、纸钱、纸元宝、纸房子等。老太太告诉我，这些物品是准备过年时烧给丈夫的，希望他在另一个世界里不愁吃，不愁穿，有人陪伴。而墙上，相框里的丈夫正笑微微地看着她。

告别之时，老太太坚持要送送我们，我不愿她辛苦，温和地劝阻她。她却拄着拐杖往门外走，我只得小心翼翼地扶她下楼梯。

来到楼下小坪里，老太太却有些心不在焉，立住了脚，双手拄着拐杖，愣愣地瞧着不远处几个坐在阳光里聊天的老人，一动不动。她在想什么呢，我只得静静地站在她的身边。

当她终于回头时，她无意识地扫了我一眼，好像惊讶我怎么站在她身边。她那无奈的眼神，我好似看到了多年前廖婆婆的眼神，当时廖婆婆随着她侄子告别已经拆烂的老屋，一步三回头，脚步踉跄。

赵海龙：天天围着孙子孙女转

阳春三月，莺飞草长，田野间处处铺展着喜人的新绿、隐约的花香。

浏阳不少姓氏都是从江西迁移而来，称江西人为老俵。我以前到过宜春、婺源、景德镇，但都是一游而过。这一次去吉水，肯定要走村入户。一路上，春光明媚，田野上已有人在忙碌。我又想起了廖婆婆，失散多年的廖婆婆。

金滩村三组离吉水县金滩镇政府很近，靠近吉水工业园，这里的年轻人依然出外打工，去工业园上班的人不多。

那天下午，阳光很好，我很想去赣江边上走走，可附近沿河都在新修河堤，往下不远，县里已建成了一座大水电站，即将蓄水。沿河的人家都搬迁了，沿河的田土正在一一抬高。可以说是新的造田运动吧。虽是阳春三月，岸边成了凌乱的工地，浑浊的赣江水流缓慢，看上去那么疲惫杂乱。我兴致全无，便要村支书带我走访一二户人家。

村支书停住了脚步，想了想，返身带我奔往一栋旧旧的二层楼房，远远地，屋里传来一阵悠扬的音乐声。走过去一看，堂屋大门口坐着三个人，打过招呼，刚才正在聚精会神地看杂志的叫赵正海，对面坐着他老婆邓瑞英及孙女。音乐声应是孙女的手机放出来的，她胖胖的，脸圆圆的，穿着大红上衣。

两位老人身上穿的都是乡下裁缝缝制的衣服，一望之下，屋子里整齐简洁。哦，正是我喜欢的勤俭之家。

赵正海年近七旬，神情有些疲惫，但从容淡定。他个子不高，眼睛大大的，有明显的眼袋，目光有些善良又有些锐利。也许因他几十年来一直担任组上的会计，竟随口就说出了组上有320多人，60岁以上的老人42人，连一同来的村支书都有些惊讶地看着他。

赵正海手里拿着的是一本《今古传奇》。

老赵的家境在农村来说不算富足，却喜欢看文学杂志，真是难得。

老赵能说不太标准的普通话，随后一聊，我更惊讶地发现，老赵竟然一直坚持阅读。1962年，他小学毕业，因家里太穷，没办法再上学了，就回到生产队参加劳动，从记工员、队长，一直干到会计。他一直喜欢文学，喜欢看书。因为家境一直不是太好，子女又多，买不起书，就只能借书读，借到什么书就读什么书。读书时就可以忘却一切辛劳，一切烦恼，甚至可以忘却贫穷，忘却病痛，可以惬意地在自己的理想王国里载沉载浮。

从上世纪80年代起，老赵家里情况略为好转，他就想办法从日常家用里挤出些钱来，订阅了《今古传奇》，之后又坚持订了《今古传奇·人物》、《江西广播电视报》。他算了一笔账，按现在的价钱，一年订这些杂志报纸得231元，但他这辈子就这么个安慰所在，说什么也不能放弃。

这时，他老婆静静地笑了。老婆比他少三岁，看模样就是个贤妻良母，除了泡茶给我们喝之外，一直安静地坐在那里听我们聊天。大孙女刚才让他爷爷喝斥了几句，关了手机音乐后，一直呆坐着在她奶奶身旁。老赵告诉我，他们共有五个子女，两个女儿已经出嫁，子女多了就平添了许多累。大儿子生于1969年，是个泥瓦工，原本在广东打工，现在回来了，另建了栋三层楼房。他平日里就在附近一带给人建房子，大媳妇在工业园一家鞋厂打工。二儿子生于1975年，自1989年初中毕业后，就一直在外打工，现在去广州花都一家皮具厂上班，把老婆儿子都接过去了。三儿子1979年生，当年在县职业高中毕业后，去了福建泉州，现在在当地一家工艺品厂当技术员，在外也差不多20年了。

老赵叹了一口气，随后便说，这么多年来，儿女们在外打工，我们就为他们打工呢。不是么，大儿子有三个子女，眼前的大孙女小时候发高烧烧坏了脑子，有些智障，一直由我们带着；小孙女在金滩中学上学，由我们夫妻带大，现在周末回家也在这里吃住；孙子上小学五年级了，太调皮了，近一二年才由他父母自己带。二儿子只有一个孩子，从生下来起也由我们带，直到去年他父母将他带到广州去了。小儿子有两个孩子，大孙子上六年级，一直由我们夫妻带养，小孙子去年才由他父母带到泉州去了。还有大外孙女上吉安卫校，也由我们夫妻带大，现在放假也回我们这里。小外孙女上小学四年级，吃住也一直在这里。

他看了看我们，算了算，最高峰时，家里有大大小小8个孩子，整天吵吵闹闹不得安宁。他们奶奶最辛苦，每天天不亮就起床，一日三餐之外，还得料理孩子起床，送孩子上学，洗衣服，搞卫生，忙得脚不沾地，都没时间好好梳头。倘有一个孩子生病了，就更是忙得一塌糊涂。

四五年前，后面四个孩子还小时，他们奶奶天天骑三轮车接送孩子上下学，一天至少四趟。那年夏天，他们奶奶中午送他们去上学，孩子们在三轮车斗里叽叽喳喳好不热闹。下坡时，前面突然冲来了一辆农用车，路又窄，右边是一口大池塘。眼见农用车直直地冲过来，奶奶吓坏了，慌忙往右打转笼头。坏了，车子倒了，她自己摔到池塘里去了。孩子们摔到了路上，一个个吓哭了，她也吓得在水里直扑腾，放声大哭。当她湿淋淋地被人从水里拉出来，弄清了孩子们只是从车斗里抛到路上，并没有什么大碍，这才转忧为喜。但她从此再也不敢骑那辆三轮车了。

我不由看了看奶奶，她戴着蓝花袖套，深蓝罩衣，温和地笑着，有些不好意思。见我的视线落在大孙女身上，奶奶不由伸出手，握了握她的手。赵正海却又叹气了，我们最牵挂的还是这个大孙女，生下来2个月时突发高烧，未及时去看病，竟导致智障，且右边身体行动不便，常犯癫痫症。她自己能吃饭穿衣，但不能独自出门，走远一点就不知道回家，更受不得惊吓，一受惊吓倒地就晕。我们俩总得有一个在家照看她，你看，她脸上还有几处伤疤，就是前几天发晕时摔伤的！她每天都得吃药，一年医药费都得五六千元。虽说政府关心，她与她父母都享受低保，但那药有副作用，你看她都胖成这样了。

胖女孩不知道爷爷在说她，依然无意识地发呆。

小孩难带呀，这么多年赵正海真觉得累了。从2010年起，组上搞造田运动，没田种了，他就打起精神种了些菜，菜每年还能卖三四千元，总算有些钱补贴家用。但他主要精力都放在管教小孩上。2009年时大儿子夫妻在广州打工，小孙子在家不听话，一放学就跑出去找小伙伴玩仗，也不回家吃饭，也不做作业，即使回来也只是看电视。一个周末的早上，见孙子又要跑出去，赵正海就教育他，要他在家好好做作业。孙子不听他的话，一不留神跑了出去，天黑了才回来。赵正海生气了，一把逮住他，要将他捆起来。孙子挣扎着跑了出去，跑到后山上藏起来了，急得赵正海夫妻俩摸黑找了几个小时，最后还是奶奶找到他，千方百计地将他劝回了家。

谁知，孙子根本不领情，当天晚上就打电话给远在广州的爸爸，说爷爷捆他，他长大了要杀掉爷爷，吓得他爸爸妈妈春节回来后就不再外出打工。说来奇怪，自从爸爸妈妈回家之后，天天管着孩子，孩子渐渐听话了，学习成绩也上来了。

赵正海说，孩子们在外打工也不容易，之前他们愿给我们多少钱就是多少，从不强求。可这几年，我和他们奶奶年纪大了，身体也差了。他们奶奶因过去生孩子留下了病根，一累就全身痛，还得忍痛干活。我也有高血压，去年上半年有段时间血压冲到了180，到镇医院住院治疗一个星期，没有多大成效。到了8月初，又到县医院住了一个星期，血压才降了下来。现在每天得吃药呢。我们身体不好，孙子孙女们的身体可得养好，营养也得跟上去。开销自然越来越大，实在无法可想，就在2012年过春节趁一家人都在家时，我特地开了家庭会，商量家里开支分配问题。儿子媳妇还算体谅我们的苦处，商定每家每年交2000元给我们，每个孩子每月交150元伙食费，家里每年的水费、电费、电话费则由三个儿子平分，我们夫妻倘若住院，也由三人平摊费用。即便如此，压力依然不小，也只能将就了。

我想，我们下午这时来，应是打扰了他们难得的清闲时间，不由为此而抱歉。老赵大度地笑了笑，说，没事，难得如此聊聊天，将心里的烦恼说出来。我们年龄大了，辛辛苦苦给儿女们带孩子，并不指望他们给我们多少钱，只是希望他们记住他们的职责，知道我们的辛苦，不能无缘无故给我们脸色看。

说到这里，赵正海的脸上满是苦笑。他说，老二媳妇去年过年回家时，觉得自己的儿子太瘦了，是我们看轻了她的儿子，没照顾好她儿子，没让他吃好穿好。于是，不光不理我和他奶奶，天天指桑骂槐地骂我们，还找岔子与二儿子吵架。一大家人由此都没过一个好年，我更是憋气，手心手背都是肉，我怎么会看轻她儿子、我孙子呢？但二媳妇不领情，过年后就气冲冲地领着她儿子到广州去了。都一年多了，我孙子也不见得就胖了，可我与他奶奶心里就难过了。你看，我们这房子还是1997年建的，够简陋的吧，连外墙砖都没贴，家里也没有几件像样家俱，还不是我们将钱都投在孙子们身上去了。

而我之前一进屋，就看到了右面那斑驳的墙上，挂着大大小小三个相框。再一看，里面装了些小孩子的照片，还有几张各个时期的全家福，看来老赵一直在用心地经营着这个大家庭。

事实上，赵正海夫妻这十多年来都是分房而睡，不是他们不需要相互慰藉，而是为了照顾孙子孙女，能让孙子孙女晚上睡个安稳觉！

那一刻，我感叹万分：可怜天下父母心！父母一辈子操劳，一辈子心甘情愿地付出，不就是为了让儿女们生活得更好么？不过，当今普天之下又有多少儿女能真正懂得并珍惜父母之心？

我在金滩镇前前后后呆了四天时间，除了采访，都呆在工业园边上顺天酒店二楼520房间里，整理采访笔记，看看书，还在电脑上看看电影，竟意外地搜到了迈克尔·哈内克的《爱》。电影讲述了一个“关于年岁增长所带来的身体衰弱及耻辱”的故事，用缓慢的纪实叙事手法，细致、冷静、温和地描绘了一对老年法国夫妇乔治和安妮，一步一步走向生命终点的历程。

乔治和安妮原本都是音乐教师，已年过八十。老两口相依相伴，看演出，听音乐、看书，生活过得安逸，也很有情趣。可安妮第一次中风住院，就偏瘫了，不过还能用一只手吃饭、看书，还能开着电动轮椅在客厅旋转。她不愿去老年公寓，不愿去冷冰冰的医院治疗，乔治独自尽心尽力地照顾安妮。安妮第二次中风，状态很糟，只能卧床，且意识时常模糊，一切全要照料。老乔治艰难而顽强地照顾着安妮，最后竟用枕头闷死了已经奄奄一息的安妮。老乔治买来洁白的鲜花，精心修剪，细心洗涤，洒在安妮的周遭。之后，他推开大门毫不犹豫地走了出去，从此不再回来。

有人说过：长年累月的疾病不仅折磨着患者，更折磨着亲属，最终一点点地摧毁常人的理智。在《爱》中就有很多东西让人不忍直视，比如恶疾带来的不堪，比如亲眼看到出类拔萃的爱人慢慢凋零的钝痛，比如老人的意志与尊严在疾病面前慢慢消失的无奈。

“生命怎么这样漫长？”安妮在中风瘫痪卧床时的这句话，一直萦绕在我脑海。我想，只有当一个人活得生活起居必须依赖别人、活得没有尊严饱受病痛折磨的时候，才会绝望地感叹生命之长。

想想吧，即便在敬老院里，在生命的最后历程，与众位老人呆在一块，可能会比独自一人在家要热闹。但依然只能简单地过日子，依然不能生病，生病就会立刻陷入不堪的境地。我不知道廖婆婆到后来有没有生病？她娘家的侄子们又对她如何？实在不敢想象。

面对现实，你终将老去，我也会终将老去，大家都会不可避免地终将老去。老去的时光又是怎样的光景呢？最好不要孤独，最好不要困顿，最好不要病痛，只要安然而逝！

白大爷：总不能老住在

别人家的房子里

河北之行第一站是赞皇县嶂石岩乡王家坪村，按照中国作协现任主席铁凝小说里的话说，这是一个藏在大山褶皱里的村庄。

谈起河北省，之前我从没听说过赞皇县，我知道得更多的是保定、邯郸、荷花淀、西柏坡，甚至井陉、正定等地方。

赞皇县位于太行山中段东麓地段，距省会石家庄市仅50公里。已是四月底，从石家庄出发，高速公路两旁是葱茏的麦地，绿意恣意流向远方。我还惊讶地发现，排排杨树间，间或会闪过一二棵槐树，挂着串串曼妙的白花，应是许多北方作家反复赞美过的香甜可口的槐花了。

车过赞皇县城后，往西有两条山谷：一在正西，曰许停川，两旁皆是贫瘠山区；另一条沿槐河南岸南拐，而后西转，曰里川沟，直达王家坪村。渐渐地，窗外为曲折的山地，公路宛若藤蔓，缠绕在槐河南岸高高低低的山峦上，一会儿谷底，一会儿山头。山上有树，多是近些年嫁接的枣树，刚刚挂上嫩叶。

最令我着急的是，随路而行的那条槐河，河床看上去很宽，却干枯见底。河床上，躺满了大大小小的石头，还胡乱地生些杂草，丑陋荒凉。我来自南方，每每看到北方那么多河道没有水，就心绪低落。

没有水，人们的日子怎么过？

河岸宽敞处，看得见或大或小的村庄，房屋周围也会有几棵绿树，但几乎都是灰蒙蒙的。村庄四周田地不多，大都为零星的菜地。其时阳光灿烂，风有些凉，干燥。好在越往里走，山越来越高大，气势越来越足，山高林密，欢欣就从心底升起来。

王家坪村两面环山，是嶂石岩乡最大的行政村。该村有1300多人，耕地面积却只有300多亩。过去很长一段时间，有限的土地都用来种植小麦、玉米，也出产核桃、板栗、柿子、黑枣，日子自然过得艰难。当打工潮席卷而来时，村里的年轻人争先恐后地外出打工了，只剩下女人孩子与老人留守。

车向右拐，穿过干涸的河床，拐上一条仅容一车的水泥路，路旁全是些房子。没行多远，车呼地停在重重房屋之间的广场上。司机打开车门说：“到了，就是这里，你去村卫生室找延医生，他会替你安排好一切。”

村卫生室不大，是一个三开间平房，当门摆着一张大办公桌，后面靠墙立着两个灰色铁文件柜。一位身穿军绿色解放装上衣、花白头发的胖大哥正在认真地写着什么，闻声站了起来，看了看我，满面含笑地问：“来了？累了吧！快坐坐！”温和而儒雅，这位忠厚长者，便是延大哥。延大哥年轻时就是村里的赤脚医生，还当过村上的干部，当年亲手在村里建起了医疗站，从此坚守在村子里。

延大哥很忙，接下来两天，都由胖胖的延大嫂带我在村子里采访老人。就在来的那天傍晚，趁天未黑，我在村子里走了走。偌大的村落，除了偶尔有几个小孩嬉闹着跑过，或几个老人匆匆走过，很是安静。静得竟有些空洞、寂寥。走走停停，我惊讶地发现，村外田土里几乎没种小麦，倒种了不少土豆，也有的成了菜地，有的就随意地撂在那里。那些新砌的带院子的楼房，大都建在原来的田土里，村子中央则是些空荡荡的旧院落。看来，这么多年来，村里年轻人出去打工，赚了钱，新建了不少院落，也就看轻了田土。

就在当天午后，我随延大嫂来到村里禾场，沿着进村的路往前走。朝左拐上一条小巷，两旁都是些石头垒成的旧房子，只见两位老人在不远处急急地朝上走。前面是个瘦老头，包着白羊肚手巾，后面跟着花白头发的胖大娘。延大嫂赶紧叫住他们，他们闻声转过头来笑了笑，说了句什么，继续朝前走。

跟在他们后面，来到坡上的一座红砖平房跟前，房子很整齐，却沾满了沧桑。走过厅屋，来到左边房间，光线陡然暗了。靠窗盘着老式土炕，炕上铺着蓝花的床单，搁了几床被子。炕的对面，一只倒扣的高瓦瓮上，搁着一块木板，木板上放着一台小电视机。

大爷让我们坐在木沙发上，他自己坐在坑上，大娘则坐在坑边小板凳上。

大爷很瘦，应是年岁已高，花白的胡子，满脸干瘪，布满了皱纹，穿着深蓝色解放装上衣，旧深蓝色裤子，倒还干净利索。一问，大爷叫白二熬，今年78岁。小时候家里很穷，娘很早就去世了，有个哥哥。但他还是念完了高小，这在当时很难得了。1958年，他光荣入伍了，部队驻扎在首都北京。

就在这年，爹过世了，可正是部队攻打金门战斗前夕，根本不能回家奔丧。他满怀伤痛，随部队匆匆开往福建厦门。这一呆就是一年零二个月，战斗一直停停打打，没有消停过，最后还是放弃了。

到1961年下半年，部队回到北京，他匆匆回家结婚。老伴性格开朗，做事麻利，他很喜欢。但军人以服从为天职，没多久就回部队了。其时正是国家困难时期，他在部队虽不至于挨饿，但日子也不好过，不是训练就是执行任务。

当得知家里人只能吃树叶、玉米芯、糠窝窝等充饥时，他几乎将所有津贴都寄回家，且想早些退伍回家，毕竟多一个人就多份力量。

可到1963年下半年，他才转业回家，一家人都高兴。他与哥哥商量后决定，后娘为这个家没少操心，兄弟俩轮流负责照顾后娘，每家一个月一轮换。

毕竟出外闯荡过，白大爷见识多了，办什么事都落落大方。当时王家坪村有六个生产队，他先后当上了五队的保管员、会计、队长等职。他干什么都尽职尽责，也深得人们信任。当时人们一心扑在土地上，每天早工、上午工、下午工连轴转，平地呀，种小麦呀，收小麦呀，种玉米呀，收玉米呀，舍不得歇息，一心只想能多打几斤粮食。白大爷呢，与白大娘两人一条心，勤俭持家，上工之余，一有时间就编藤筐，一个筐可抵十分工呢。大娘年年还会养头猪，日子不富足，但过得踏实。

美中不足的是结婚都七八年了，大娘一直没怀上孩子。那时也不兴去医院治疗，夫妻俩便决定抱养一个孩子。这时，大娘堂哥家又生了一个女儿，已是他家第六个女儿，正愁养不活。大娘动了抱养娘家侄女的心思，忙与堂哥堂嫂商量，堂哥堂嫂自是满口答应。于是，1968年9月某天，阳光明媚，白家喜气洋洋，刚出生不久的侄女正式过继到他们家。

虽不是亲生女儿，想想也是今后的依靠，白大爷白大娘依然看得宝贵，也算是娇生惯养。上完初中后，女儿再也不愿上学了，就让她留在家里帮忙做做家务。到23岁时，女儿结婚了，婆家就在本村，走路最多十分钟就到。可女婿家家境并不好，女儿一连生了二子一女三个孩子，日子一直过得紧紧巴巴。

渐渐地，白大爷夫妻俩年纪大了，疼惜女儿的难处，反过来主动分忧，两个外孙都由他们带大。大外孙今年28岁了，结婚后就带着老婆出去打工去了，替别人开车。逢年过节回家时，还是情愿与外公外婆挤在一起住。小外孙今年也20岁出头了，在北京打工几年了，一个月才挣2000多元，还不够他自己用。

眼看着小外孙也长大了，该找老婆了，可连房子都没有。于是，女儿女婿与白大爷夫妻俩商量，想拆了他俩的老房子再建新房子。在王家坪村来说，地皮很珍贵。为替小外孙着想，白大爷爽快地答应了。

可白大爷家原来的地基太小了，不太好建新房，女婿便找邻居家商量。邻居家的房子空置好久了，与白大爷家房子是前后排，共一个院子。两家一合计，就将两家的房子互换了位置，女婿在后山上再挖块地基出来，这才基本像样了。

白大爷家的老房子是石头砌的房子，但还能住人，邻居家的房子则早坍塌得不成模样了。换也换了，地基也挖得差不多了，女婿却说没钱建房子了，得出去打工赚钱再说。

新房子不建了，老房子又不好再住，白大爷有苦难言，只得找左边隔壁邻居商量，借他家旧房子住住。邻居没怎么犹豫就同意了，令白大爷感激万分。简单翻修之后，就搬进来了，住在这栋房子的右半边。

到老了，却不得不借住在别人家，说什么都有些凄凉。白大爷唉声叹气地说，又有什么办法呢？也只怪他身子骨单薄，不硬朗，一辈子就在小山村里折腾，没有多少余钱，不能支援外孙建房。

眼看着年纪越来越大，地里的活干起来都力不从心，更别说去打零工。好在从2006年起，他竟能领到当初上过前线的补助，真是雪中送炭。刚开始每季度只有130元钱，后来增加到600多元，到今年就有900元钱了。从前年开始，夫妻俩每人每月能领到55元钱农保金，加上每年山上的核桃、板栗也能卖1000多元钱。如此一来，尽量省省，吃饭没多大问题了。

可大娘的身体不好，五年前检查出来得了高血压，现在天天得吃药，只能在家里做做家务。而白大爷快80岁了，还得砍柴种菜，且种一亩地。风烛残年，抚养养女长大，又帮衬着抚养两个外孙长大，原以为老有所靠。可临到老了，还得靠自己劳作，有家都不能归。

就在我们说话之时，白大爷不时陷入沉思，时不时随手取下头上的白羊肚手巾，随即又系到头上，看得出他内心的无奈。当我问及养女对他们如何时，两位老人都沉默了，连一直在旁边当翻译的延大嫂也沉默了。短暂的沉默压在心上沉甸甸的，应是掩藏了大爷大娘的万千心思吧。

过了好一会儿，大娘才说，她也会回娘家来看看，也帮忙做做家务。可她毕竟有自己的家，丈夫儿子都打工去了，女儿也出嫁了，家里家外都靠她。她从小娇惯了，有些事也做不来呢。说完，又陷入了沉默。白大爷则干脆一声不吭。

看来，老人不太想说起养女，我也就不再多问了。

当走出大门，视线投向右边台阶角落时，我赫然发现那里竟安有小灶，灶上有一只锅，旁边放着几件简单的炊具，还堆着几块劈柴！我试探着问：“你家就在这里做饭么？”大娘坦然地回答：“嗯，就在这里做饭，再回屋子里吃呀。到了冬天，就搬进屋里做饭。”

再抬头朝前看，屋前地坪里，就在那棵绿意葱茏的大梨树下，还堆着几捆干柴，捆得整整齐齐，那些应是白大爷上山拾掇来的。

白大爷与大娘，这么大年纪了，还得上山砍柴，难道养女女婿不担心么？

我一时无语。白大爷却试着问我：“去看看我家的老房子么？”看着老人期盼的眼神，我满口应承：“当然好呀！”两位老人就忙在前引路，真是抬脚就到。

这是座石头平房，有些斑驳有些苍老，但还算整齐。从中间弧形门洞里走进去，来到有些零乱的院子里，三四棵老梨树绿叶苍苍。大爷家房前有两棵，左边那座已经坍塌的房子前也有两棵。再往前延伸到山坡前，是已然砌好的地基，光光的地基裸露在阳光下，有些荒凉。

白大爷告诉我，换来的破房子，再怎么修补都不能住人。那砌好的地基便是用来给小外孙盖房子的，至于什么时候才能盖好，真是不得而知。

他站在院子中间，默默地看了看老房子，又看了看地基，一脸苦相。而白大娘则打开了房门，将我拉进她家的老屋，边指点着介绍屋里的为数很少的几件家具，边不由自主地摸了摸窗前的一张书桌。屋里依然干净整洁，有土炕，靠窗还摆着老式矮橱、桌子、椅子等。看来大娘还不时地来打扫卫生，恋恋难舍自己的家呢。

大爷也跟了进来，叹了叹气说，其实住在自家的房子里才安心，现在却不能住了！又有什么办法呢？

老人一直在叹息，却舍不得说女儿女婿半句坏话，难道女儿女婿看不到老人的难处、想不到老人的苦处么？既然千辛万苦养大养女，为何又没招上门女婿呢？我却不敢贸然问大爷。我想，大爷有大爷的难言之隐吧，家家有本难念的经。

常言道“莫做迟孝之人”，也就是说，不要等父母离开我们，才后悔当初自己忽视了自己的父母。对父母而言，不一定要子女赚多少钱他们才高兴，只要子女平安，多抽时间陪陪他们，陪他们聊聊天，就算只吃萝卜青菜，他们也会心满意足。因为子女回家了，他们感觉到了家的温暖。

人活在世上其实也就是几十年罢了，不管穷也好，富也好，最后都要化为零。家人、亲戚、朋友，这些才是我们的财富，那些千万家产，你能享用多少？大多数家产仅仅只能用来炫耀罢了。

文小兰：人老了，

只要身体好就好

正是仲夏时节，阳光最为灿烂之时，我前往荆楚大地——湖北。从地图上察看，广阔的荆楚大地正处于南北交结处，为九省通衢之地。车窗外连绵的绿色田野，连绵的道道青山，蓬勃的生机在其间奔涌不息，那些鲜艳的荷花更是令人精神振奋。千百年来，荆楚人在此辛勤耕耘，繁衍生息，其璀灿的文明与文化传奇一脉相承，引人入胜。那些星星点点散布于青山绿水间的栋栋民居，在酷热的夏日里，与其他地方相比，并没有什么不同，安静而又从容。我原本希望能去恩施等地的大山深处走走，友人却推荐我去武汉近郊蔡甸区，他说近郊有近郊的特色，何况此地地域文化更能彰显荆楚文化特色。

到蔡甸的第二天上午，我来到了蔡甸街敬老院。这是一座沉静的大庭院，但见树木葱郁，有前后两排二层楼房。就在后栋厨房前，我见到了正在帮厨的雷副院长，她热情地迎了上来。原来胡院长生病住院了，这段时间由她代理院长。雷副院长领着我来到前栋三楼，这里只有一个大房间，前半间是办公室，放着四张办公室桌、一张药柜，隔开的后半间便是胡院长的卧室。

这时，楼下突然传来高声叫嚷声，吓得我从椅子上跳了起来。雷副院长却笑着对我说：“没什么，是楼下电视室里的声音，老人们大多耳朵不好，总是将电视机声音开得大大的。”我听了听，才放心地坐下来。

雷副院长是敬老院的元老之一。早在1990年，她就来了，那时敬老院还叫劳保福利厂，有十多个人，采取以厂养院、以院办厂的形式，她当时在厂里当会计。到2001年时，福利厂改制了，成立蔡甸街敬老院，她就留了下来。到2003年上半年敬老院搬到了这里，由当地五星小学改建而成，有100多人的规模，由当地村支书胡家村任院长。

胡院长对老人很好，不停地为老人忙碌与奔波，想方设法改善敬老院的条件，老人们也很亲他。之前敬老院还租用了院前一块地当菜地，胡院长常带领老人们种菜养鸡养猪以改善生活，但随着老人们年龄增长及土地被征用，也就放弃了种菜。到现在，敬老院里只有70多人，集中供养57人，代养24人。院里的老人们年岁都大了，除了看看电视、相互串串门聊聊天、早晚在院子里散散步，或者到蔡甸街上逛逛超市，偶尔打打小麻将，就基本再没有其他活动了。

宿舍由旧教室改建而成，每间房间进深长，空间也大，住着两位老人，却不带厕所。厕所分别建在大楼两侧，与洗漱室洗澡房建在一起，老人们自是不方便，有人来往还得拄柺杖。

院里的床位供不应求，代养者每月只需交500元，倘需护理每月另交400元到500元，即便是全护理每月也只多交800元到1000元。至于集中供养，则由区、街道财政负责，之前每位老人每月300元生活费，另有120元零用钱，敬老院会每月发给老人20元。从今年7月起，每月生活费涨到了450元，零用钱不变。

敬老院包括院长在内，只有8名工作人员，每人都身兼数职。比如，前后栋各一名服务员，除了打扫卫生之外，还得负责一些老人的护理工作，并到厨房帮厨。一直以来，院里就没有专门的医务人员，也没有专业护理人员。老人病了，先吃些院里常备的常规药；再不行，就送到院外几百米的五星村医疗室看病；倘是大病，便将老人送到区红十字会医院治疗。

集中供养老人所有医疗费都有新农合医疗报销，有时老人所在村也可以报销一部分，但日常保健则任其自然了。至于代养者，倘平日行动不便，就另外请人护理，我在此见过两三个由附近村民充当的护理员。她们无非就是料理老人的日常起居，且一般一人负责二三个老人，费用由老人的家属自己掏。

敬老院工作人员的工资比较低，院长每月1600元，副院长每月1300元，其他人每月1100元，真是令我惊讶。除了院长常住院里，每晚留两人值班外，其他人每天晚上都回家。

就在那天上午，我坐在蔡甸街道敬老院前栋楼下李后珍阿婆房里，与几位婆婆聊天时，纱门吱地一声开了。一个高个子女子趔趄着走了进来，看了看我们，便在李阿婆的身边矮凳子上坐下来。

我看了看她，相貌端庄，却蓬松着一头花白短发，穿着黑底白色细条纹T恤、黑色长裤，默默地坐着，怔怔地听我们说话。

她看上去年纪并不大，左边身体行动不利索，是不是生病后住进来的？见我不时地看她，80岁的韩芝婆婆忙介绍说：“她叫文小兰，刚来一个月，和我一个房间。从冠亚养老院转过来的，是她妹子送过来了的。她妹子刚生小孩不久，不能照顾她，她是院里最年轻的。”

文小兰知道在说她，看了看我。这时，又进来一个婆婆，却是照顾文小兰的护工。她还同时照顾另外两位老人，家就在敬老院附近，每人每月收600元护理费，倒是比院里的护理员工资还高。

我总觉得文小兰有些异样，便转过来试着与她聊天。她也有心与我说话，虽说反应有些慢，话语有些含糊，倒也能顺利地聊下去。

她是蔡甸黄陵镇人，今年刚刚52岁。她女儿毕业于武汉一所职业技术学院，在汉口一家广告公司打工，月工资2000多元，因刚生孩子不久，还在家带孩子。女婿人不错，在武汉一家地产装修公司当项目经理，一月能拿8000多元，原本坚持送她到冠亚养老院，那里条件好。女儿生孩子后，负担重了，只得将她转到这里。

说来文小兰也是苦命，四岁时父亲过世，十六岁母亲过世，就留下她们三姐妹相依为命。她是老二，姐姐大她两岁，妹妹则小她两岁。她初中毕业后，进了大集镇汽配厂当工人，后来，遇见了她后来的丈夫、厂里质检部的技术员，并于1983年8月结婚。婚后不久，女儿出生了，小日子虽平淡倒也温馨。

可渐渐地，她对丈夫经常在外玩牌不拿钱回家养家非常不满，夫妻俩时常发生矛盾冲突。也许是自小受过苦吧，小兰很要强，为了建新房与丈夫、家母吵了不少架。她觉得家母看不起她，嫌她是农村户口，硬是让她将新房建在老屋的后面。这里前没有出路，后面则是人家的厕所与自留地。丈夫不光当甩手掌柜，还不帮她说半句话，任她独自忙得脚不沾地，任她独自伤心。

新房建起来了，夫妻感情却淡漠了，到1997年下半年，女儿上初中不久，她与丈夫离婚了。事实上，文小兰离婚时，汽配厂已不景气了，她还得自谋生路。

说起往事，文小兰不由得泪眼蒙眬，我却关心她什么时候成了现在这个模样。她说，女儿爸爸只知道打牌，不拿钱回来养家，她找他说理，他比她还凶。后来，女儿学美术，学费多了，文小兰当时没多少钱，让女儿去向孩子她爸要，他却说：“这事不要找我，我不管！你妈妈有钱！”女儿哭哭啼啼跑回来了，真是气人啦。女儿结婚时，女婿家给了一万元彩礼。她爸爸竟跑过来吵闹，说他也有份，蛮横地要去了5000元，文小兰只得再添钱给女儿买嫁妆。

之后，她直直地盯着我问：“你说，这样的人，我能不和他离婚吗？”

此时，我才发觉她的思维有些问题，旁边的婆婆们都摇摇头叹息：“她呀，脑子不行了，坏掉了。”于是，她们争先恐后地对我说起文小兰的遭遇及她的病，文小兰坐在那里看看这个看看那个，仿佛在听别人的故事。之后，不知什么时候悄悄地走了。

正在聊着文小兰，忽然门外传来喊声：“打饭了，快来打饭！”我看了看时间，惊讶地问：“怎么现在就吃饭？才十点半！”屋外不时传来锅勺丁当响，几个婆婆都往外走。我也来到外面，只见老人们端着饭盆纷纷赶来，孩子般围着走廊外一辆小推车。推车上搁着一只大盆子，盆子里装着水煮豆腐，淡淡的酱油色，什么辣椒姜葱都没放，另有一个方形盆子盛着打散后的米饭。

就吃一个菜么，真是有些简单！老人倒没有惊奇之色，看来对只有一个菜习以为常了。至此，我才明白之前为什么90岁的李后珍婆婆一直守着自己的小高压锅。于是，我又走进去瞧瞧，李婆婆正坐在小高压锅旁边静静地吃饭，锅里搁着一碗青皮豆蒸肉，右边是她放东西的小方桌。

这时，雷副院长来找我吃饭，我随她来到后栋食堂。食堂不大，里面摆了十来张桌子，有桌子上搁了几只大冬瓜。我就坐在厨房门口的小方桌子边，雷院长端来一碗水煮豆腐、一大碗油炸鱼，还有一小碗米饭。她说她们已吃过，都站在旁边看着我吃。

说实话，水煮豆腐的味道实在一般，甚至有些食不下咽。厨娘又端来一碗油炸薯条，我依然吃不下。勉强吃过几口饭，我放下了碗筷。雷副院长关心地问：“是天气太热了，还是菜不好，你吃不下？”我借口说：我很少这么早吃午饭！”雷副院长笑了笑说：也没办法呢！老人起床早，又没什么活动，早上还只有六点就跑到厨房里看有没有饭吃。于是，每天早上六点半吃早饭，上午十点半就吃中饭！”

一时间，倦意席卷而来，我觉得特别累，随雷副院长来到后栋二楼右边值班人员寝室。见进门那张床还算干净整齐，倒下来便睡，很快睡着了。

待我醒来时，隔壁房里雷副院长她们早就忙活去了。我又往婆婆们的房里走，不想走进了文小兰她们的房间。进门处床上的陪护还没醒，文小兰躺在床上睁大眼睛看天花板，韩芝婆婆则躺在床上摇扇子。

见我们来了，韩芝婆婆坐了起来，我走过去坐在她的身边。韩芝婆婆用扇子指了指文小兰说：“她呀，真是造孽，造孽！这么年轻就中风了！”

文小兰也坐了起来，忧伤地看着我，且不停地用右手去揪左手。我问她：“你这是在锻炼左手吧？”她告诉我，她只想左手左脚行动灵便些，不用请陪护了，妹子就可少花些钱！说到这里，她叹息道：“谁知什么时候才能好起来呢？”

我费力地朝她笑笑。

原来，当初扎花圈只能聊以糊口，文小兰托关系在乡下承包了30亩鱼塘。她是农村长大的，不怕苦不怕累，一心扑在鱼塘上。到了年底，鱼儿大都有了七八斤一条了，不过还得养一年才好卖。可买饲料、请人帮忙还有承包费等，都欠了好几千元钱了，过年前总得还上吧。她哪里有那么多钱？情势所迫，她没向姐姐妹妹说起，就将鱼塘草草地转包了。到第二年年底，对方倒是一下赚了10多万元。

文小兰只得另找谋生之路，眼见汉正街当时服装批发生意红红火火，几番考察与思索之后，她决心办个承接童装加工的作坊。妹妹见她艰难，主动借给她1万多元钱，她另借了上万元，起步的本钱凑齐了。随之，她没日没夜地忙开了，从别人那里买了10多台旧机子，在偏僻处租了间大房子，雇了几个缝纫工，便开张了。

她倒是懂得经营之道，比如一件上衣加工费2元的话，她就给缝纫工1.5元。自己赚的虽然少，但大大调动了缝纫工们的积极性，头年她就净赚1.5万元。她看到了希望，只留下5000元生活费，其他都拿去买了几台新缝纫机，小作坊由此气象一新。

就这样，今年换几台机子，明年换几台机子，到后来累计投资10多万，有了30多台新机子，规模比之前大多了，业务量也不断增多，小厂办得有声有色。

2010年，她突然中风病倒，只得请姨妈家儿子媳妇来负责。到底是年轻人，舍不得下功夫，在利润分配上又要占大头，同样2元一件的加工费，自己得1.5元，雇工只得5毛钱。雇工们纷纷离去，短短两年时间，只剩下了七八个雇工，小厂无法再办下去。

当文小兰身体略微恢复后，姐妹们陪她来到厂子里，眼见曾经热火朝天的两间车间空荡荡的，她不由黯然落泪，真恨自己身体不争气啊！之后，她听从姐姐的建议，含泪贱卖了那些设备，30多台机子只卖了五六千元，空调则只卖200元一台。她有什么办法呢？自己都病成了这样，还不知猴年马月才能恢复。

说到这里，文小兰默默流泪了，我们也听得心情沉重。突然，她起身就往外走，说她要去看电视了。

我们直直地看着她开门，然后门嘭地一声响，她走了。

这时，陪护她的婆婆叹了一口气说：“她呀，就是太要强，当初要是不离婚就好了，说不定也不会得病！”

见没人答话，婆婆自顾自地说下去：“当初她前夫还等了她几年，她在镇上开花圈店时，还时常去帮忙，见她无意复婚，才又结婚了。”

后来，文小兰在蔡甸街上找了个家教老师，重建家庭，结婚都十年了。后来，那个老师中风了，她精心照顾了他三年，他的身体总算基本康复了。可轮到她文小兰中风了，对方却从没来看过她，也从没打过电话来问候。她自家妹子呢，孩子还小，自己顾自己都顾不上，很少打电话过来问候她，也没来看过她。

文小兰心里苦呢！有时她半夜猛地坐起来，一动不动，也不吭声，就默默地流泪！

这时，我看到文小兰床头小桌上，有一盒醒脑再造丸，药盒已沾满了灰尘。陪护婆婆叹了口气说：“这是她的药，她不肯吃，她什么药都不肯吃！她说她已经这个样子了，再怎么吃药，都好不了，还不如省几个钱，妹子的孩子还那么小，不容易呀！”

韩芝婆婆也转过头对我说道：“你看，你看，这个妹子呀，真是造孽，有病不好好治，今后还不知会怎么样？”我不由暗暗叹息，人呀，有时真是无奈，如此一个好强的女子，因为病魔的袭击，不得不放弃苦心打拼来的事业。辛辛苦苦拉扯大的女儿也照料不了她，也许她今后只能这样在养老院里了此残生。

我想我能懂得文小兰心里的苦，那沉重的苦应该是压得她喘不过气来！

而内心的伤痛，往往催生身体上的疾病，何况劳累了大半辈子，身体上的疾病自然乘势而来。

黎昌成：是病拖垮了这个家

公元701年，武则天将该年年号定为“大足”，谓大足天下，天下“大足”。57年后，其曾孙唐肃宗颁令设置大足县，其地位于四川盆地东南。至1975年，大足县分为双桥区和大足县，至2011年撤销双桥区、大足县，设立大足区。

大足地处成渝经济区腹心，是驰名中外的“石刻之乡”、“五金之乡”、“鱼米之乡”和“鲤鱼灯舞之乡”。辖区内遍布摩崖造像，时间跨度从公元9世纪到13世纪，这些石刻以其艺术品质极高、题材丰富多变而闻名遐迩，从世俗到宗教，鲜明地反映了中国这一时期的日常社会生活，弥足珍贵。

我投奔友人小燕而来。她写过一本《大千大足》诗集。时在九月，一下飞机便发觉重庆细雨霏霏，甚是凉爽。小燕是大足电视台的编导，听说我要采访空巢老人，便向我提及前几天在大足闹得沸沸扬扬的一则新闻，80多岁的老母生有三个儿子，却无家可归，借住在娘家侄子家。

在重庆近1000个乡镇中，大足龙水镇是一个特例，是西部最大的建制镇。建置于唐乾元年（759年），古有“昌州”之说，今有“五金之乡”美名，历来是大足工业中心、交通枢纽、经济重镇。截至目前，全镇城区面积达10.61平方公里，辖区内有中国西部最大的五金专业市场及全国最大的废金属市场。

来到龙水镇，我惊讶于这里的繁华与热闹，友人小燕曾供职于镇上珠溪小学，竟有3000多名学生，且大都是外来小商人的子弟。说到空巢老人，她想到她之前学校的一名学生，这个小男孩爸爸在监狱服刑期间，他妈妈跑了，平日里与爷爷相依为命，但他懂事明理，成绩非常好。我觉得这爷孙俩肯定有些特别，便与小燕一起去寻找。因为小男孩已上初中去了，小燕联系上了他曾经的班主任，让她给我们带路。

我们一行来到废金属市场后面，这里是一大片裸露着泥土的建设工地，看来这镇子还在不断拓展。沿着一条坑坑洼洼的水泥路，来到龙东村所在地，路两边立着一些灰蒙蒙的楼房，机器的嘈杂声汹涌而来。一看，每间门面都有小作坊，生产着各色各样的小五金。

走不多远，在一长排简单的两层楼房前停下来，从后面顶头楼梯间上二楼。走到右边的套房里，三房两厅，住了人，却还是坯房模样。厅里进门对面摆着一张长条桌子，上面摆了些炊具。再往里走，横空扯了两根绳子，晾了些衣物。“有人吗？”连问几声，悄无声音！

三间房门都关得紧紧的，靠边那间房是祖孙俩的房间，一推就开。一看，房里凌乱得无以复加：大窗户对着门前那条破路，没有窗帘；靠窗摆着一张旧床，床上乱堆了些衣物；床头靠墙放着双门柜，柜门大开，衣物仿佛要从柜里流出；房子中间放了张圆桌，堆了些碗筷与炊具，它们上面蒙上了厚厚的灰尘；正对着房门的墙角地上还堆些杂物。看来这里很久没住人了。可人到哪里去了呢？

这时，进来一位五十多岁的妇人，她肯定地对我们说，这段时间祖孙俩住到孩子的伯伯那里去了，周末就会回来。

好在还有男孩伯伯的电话，可伯伯不愿接受我们的采访。好说歹说，才让我们到某某小学附近，他就在路边等我们。

于是，重新上车，掉头往回走，来到镇子外面。在一个陌生的地方，我完全没有方向感。终于车停了，一位身着白色圆领T恤的小个子年轻人迎了上来，他便是黎老的大儿子黎国其。

小伙子在前，我们在后，沿着一条满是杂草的小路往前走，便看到一栋两层老式红砖楼房。从外面右侧上楼梯，第二间才是他们租住的地方，老头正坐在门前，呆呆地看着外面。进得门来，房子中间摆着一张大圆桌，桌上摆些剩饭剩菜，而靠左墙一张书桌上则放了液化气灶与高压锅、铁锅之类炊具。黎国其搬出几张高高的塑料凳，热情地让我们坐，从里面走出一个小男孩，怯怯地依着他，默默地看着我们，那是他的儿子。

还在路上，小燕就说到这个凄惶的家庭，奶奶去世了，大儿媳离婚走了，小儿子坐牢了，小儿媳早就跑了，就剩下三代四个男人！

我与老黎来到里面那间房子，进门处靠墙放着一张床，床上简单地放了床被子，左墙地上则放着一台电视机，堆了些衣物。老黎坐在床上，我就坐在对面塑料凳上。老黎名叫黎昌成，其实并不老，出生于1954年5月，刚刚六十岁。他若有所思地坐着，我只好无话找话地自我介绍，我说我是浏阳人，想与他聊聊天。这时他的眼睛一亮，说：“我到过浏阳！”“什么？你到过浏阳，到浏阳干什么呢？”“玩呢，我和我老婆一起去的！”他似乎有了说话的兴趣。

就在2004年秋天，老黎带着他老婆从浙江出发，一路玩到湖南。到了韶山、长沙、浏阳等地，特意看了毛泽东故居、彭德怀故居、浏阳河。走了整整一个月。看来这个老头有些奇特，虽我问一句他答一句，对话还是顺利地进行下来了。

老黎原为大足石龙乡新生村人，1977年他高考失利，以3分之差回家，不甘心地当了一名农民。到1979年秋天，经人介绍，他与家在永昌的谢安明结婚了。第二年6月，大儿子国其出生了，1982年又有了小儿子。老黎虽是高中毕业，勤奋上进，却依然被困在土地上。于是，在他看来，有文化没文化都是次要的，最要紧的是多赚钱，让两个儿子过上好日子。

当南下打工潮刚刚兴起时，他让老婆先随她弟弟去浙江临海摩托车厂去打工。眼见形势还好，到1995年年初，他让两个儿子都退了学，一家人直奔临海而去。当时，两个儿子一个15岁，一个13岁，先在当地鞭炮厂干活，一个月就有二三百元工资。

老黎则进了老婆所在的摩托车厂，老婆每月有1400元，他每月只有三百元。可他舍得学，7个月就掌握了制作摩托车油箱的技术，做得又快又好。每天从早做到晚，他一天至少可做100个油箱，每只油箱五元钱，每天就是500元钱。

为了尽可能地多赚钱，他一年只在过年时休半天假，每天除了埋头做油箱，还是做油箱。后来，两个儿子也进了同一家摩托车厂做电焊工。

一门心思赚钱，一家四口都铆足了劲，到2005年年底，他们已来浙江打工整整10年了，家里的老屋已经倒了，田地也让给别人种了，他家的存折账户上有了足足150万元。这么多钱，远远超出了他们的想象。

正当他们计划返乡创业时，厄运悄然降临了。先是老黎，整整十年，他几乎没好好休整过一次，从不关注自己的身体，也不关注孩子们的教育，他眼里只有钱。2007年国庆期间，他10月4号就到了厂里，那天他累了整整一天，晚上洗了澡就早早睡了。到第二天一大早醒来时，却愕然地发现自己竟然起不了床，急得哇哇大叫。工友闻讯赶来，将他送到附近的医院。检查结果表明，他中风了，血压高达220/190。

他才刚刚53岁，无论如何都接受不了中风瘫痪的事实。他痛苦万分地住了9天院。那是怎样漫长的9天啊，他都不知道是怎么捱过来的！

后来，他倒是可以站起来了，但总归腿脚不灵便了，说话含糊，班是再也上不成了。无法可想之时，老黎便带着老婆出外散心了，之前承诺过她，赚了钱就带她看看外面的世界。可真想成行之时，已是疾病缠身。

到2008年，老婆的身体也出问题了，一检查，肾炎已演变成了尿毒症。命运真是无常，他们赚了钱，却丢失了最宝贵的健康。

儿子们的生活也令他们揪心。此时，大儿子与打工认识的四川内江姑娘结婚了，儿子都2岁了，媳妇就在家带带孩子。小儿子早在2001年就当上了爸爸，与来自云南的打工妹同居了，可没过多久孩子妈就自顾自走了，从此不见踪影。

无奈之余，孩子奶奶只得安下心来带孩子，尿毒症却严重了，住进了浙江临海医院，光检查费就花了1万多元钱。于是，黎昌成决定回老家大足，好在两年前他们家就在龙水镇边上买了当地人自建的套房与店面。

说到这里，老黎无法再说下去，不管不顾地哭了起来。没有眼泪，也没有声音，只有痛苦的号啕状，身子剧烈地颤抖着。我吓坏了，我从没有见过男人如此痛苦的模样，内心不由隐隐地痛。

说回就回，也顾不上装修房子，就送老婆住进了大足人民医院，这一住就是一年多。此时，她尿毒症已很严重了，一周得做两次透析。

见老婆痛苦的模样，想着他们夫妻相濡以沫，想着儿子刚刚成家不久，老黎想，就是砸锅卖铁，也要治好老婆的病，什么药好就用什么药。

听说可以换肾，花费再高也得试试。可肾源实在难找，只得等，心急如焚地等。拖到2011年年底，老婆还是含恨离开了人世。用去了将近80万元钱，病没治好，人也走了。真是人财两空啊！

说到这里，老黎又痛苦无声地号啕，浑身颤抖得更为严重。我站起来，走近他，却不知如何安慰他，又退坐到凳子上，等他渐渐平静。

他从T恤口袋里摸出了烟与打火机，连打几次，都没有火，就放弃了。之后，呆呆地坐着，沉入到自己的世界里。

这边老婆住院，那边大儿子开起了电焊加工厂，就在楼下门面里。儿子们都是技术纯熟的电焊工，早在浙江就有了开厂计划，于2009年年初一次性购买了10台焊机，花了10多万元钱。形势还好，过了没多久，就又买了12台焊机。后来，因为同行业竞争厉害，加工厂办不下去了，所有投资都打了水漂，加上老婆治病，原本150多万元钱全都用得光光的，还欠了几万元债。

这时，平时有些骄纵的小儿子出事了。原本只是谈恋爱，但女孩父母强烈反对，以女孩只有16岁为由，告他小儿子强奸，且被关进了看守所。大儿子放下一切为弟弟奔走，但依然被判四年徒刑，被关进了监狱。

没过多久，大儿媳因丈夫不管生意，天天找他吵架，乃至离婚后一走了之，连自己的亲骨肉都不要了。一家人七零八落，只剩下老老少少四个男人，其中还有一个蹲在监狱。

说到这里，老黎再次痛苦地无声地号啕，大颗大颗的泪滚落到面颊上。

这时，他的小孙子进来了，默默地伴着爷爷坐着，幽幽地看着我。

我不忍与他聊了，原本一个好好的家庭，闹得家破人亡，就靠大儿子打工挣钱养家，租住在如此简陋的房子。一个坚强的男人在命运的接连打击下，唯有默默地号啕，真是太残酷了。

想想看，一个勤劳之家，凭自己的劳动，在十来年的时间内，挣了150多万。尔后，在短短四五年时间内，又变得穷困潦倒，家不成家。除了还有套没有装修的旧房子，除了还有浑身的债务，及老老少少四个男人，什么都没有了。

而他昔日的健康不在，除了今年有每月80元养老金外，什么收入也没有，乃至忧心沉重，乃至思维混乱。即使如此，他还一直照管两个孙子。

但我始终不明白，他儿子们当初做了什么生意，怎么就赔本了？我也不忍心再问他什么了，怕惹他伤心！

于是，我来到外屋，友人正坐在走廊上与黎国其聊天。就在来之前，友人还建议我今后资助老人的大孙子黎代天，那个品学兼优的小男孩，我自然乐意。刚才友人和他聊了此事，伯伯黎国其却不同意。他说他们一家现在是困难，但再苦再累，也得维持下去，今后的日子会慢慢好起来的。我不由仔细看了看他一眼，他个子不高，一头浓密的头发，神情里更多的是倔强及精明。当我试着问他当年亏本的事情，他倒很坦率地说了起来。

他说，都是书读少了的缘故，做生意是需要智慧的。当时，为了给妈妈治病，全家人都回来了，妈妈住院，爸爸去照顾，他和弟弟就开起了电焊加工厂。因靠近废旧金属交易市场，因他熟悉这一行，多番思索之后，选择生产铁花锄、不绣钢花锄等小园林工具，并很快与香港海锣外贸公司签订了供货协议。

2008年7月，他们按要求生产了第一批货，价值20多万，他亲自送了过去。对方公司很高兴，当即就付了5万元，还承诺货款一定会按约按时给付，并又定了一大批货。

他很兴奋，回来后就加紧组织生产，为了获得更多的利润，他也学着当地一些人偷工减料的坏习惯，原本8厘米的花锄只做6厘米多，6厘米的只做4厘米多，且厚度也达不到合同要求。虽然如此，这批货也花去了四五十万本钱。当他兴冲冲地送至香港公司，一验收自然是不合格。

他吓呆了，他家所有的身家性命都押在这里了，便和经理说好话求情。对方最终答应，他们想办法帮他销往非洲市场，销多少是多少。此时，他就是打破自己的脑袋都没用，他算是领教了合约的严肃性，好在对方将第一批货款都给了他。

可接下来弟弟出事了，妈妈的病更严重了，老婆吵离婚，黎国其疲于应付，也无力无钱再去恢复生产了。

当一切尘埃落定时，妈妈去世了，弟弟被关了，老婆走了，家里已是负债累累。不时有讨债的上门，可他拿什么去还债呀，他只得将老爸及侄子、儿子安顿在旧房子，自己去附近打工，另租住处躲债。

好在他有技术，工资每月也有五六千元，可除了生活费，他还得还债，只能晚上偷偷地溜回家里看看。他真想早日还了债务，正大光明地住在家里。到前年上半年，他在浙江临海承包到了一只货船的装修工程。当他组织一批人过去时，船主发觉他们只会焊不会装修，而另一支江苏来的队伍既会焊又会装修，竟不客气地悔约。黎国其不光没赚到钱，倒亏了六七万元钱。

老黎得知这一切更是着急，待孙子们上学去了，就常常独自坐在房里发呆，默默地掉泪，甚至拿起身边的东西使劲地往地上摔，家里自是凌乱异常。就在前几天，老黎坐在门口抽烟，猛地冲进房来，将家里唯一值钱的电视机摔坏了，一时也没钱再买了。

说到这里，黎国其看了看正在默默抽烟的老黎，老黎不知何时已悄然坐了过来。黎国其说，他正在俊华汽贸打工，正在研究如何减少摩托车排气管噪音。老板说只要他成功了，就会奖励他一万元钱，他对此充满了信心。

他计划晚上到离此不远的双桥开发区去摆夜宵摊，并且已经考察了很长一段时间。他弟弟今年年底就会刑满释放了，到时两个人支撑这个家就会好多了，他爸爸与孩子们的日子也会好过些。

此时，已是夕阳西下，我看了看黎国其，他的脸上满是坚毅，他身边的老黎则满脸茫然。孩子呢，依然睁大无邪的眼睛，警觉地看着这个世界。

我不由暗自祈祷这个历经重重波折的家庭能一天天好起来。

当然，黎昌成是男人，但生活早已将他的内心击打得千疮百孔，他甚至没有昔日廖婆婆坚强，乃至疾病缠身。接下来他该怎么办呢？他一片迷茫，我们也一片迷茫。

石大爷：我为女儿还贷款

原以为庆阳离兰州很近，谁知竟离西安近。时候已是9月下旬，友人说，要来庆阳就早些来，再晚便冷了。

庆阳乃周先祖居留之地，因先祖公刘之子为庆节，至隋开皇十六年（596年）设州治时，以此取名为庆州。也有另一说，隋开皇十六年，诏发陇西兵讨伐党项，大破其众。党项情愿为臣妾，遣子弟入朝谢罪。隋于此时置庆州，有庆祝伐羌得胜的意义。古州城处于二峪原之南、马莲河之北，山水俱阳，是为庆阳。

于我而言，这是一片神秘之地。这里有阔大雄厚的黄土高原，之前我未曾去过。

到庆阳第二天，天晴了，先去宁县。出了城，车窗外不时闪过大片大片的苹果园，苍青的苹果树上，串串红艳艳的苹果真是诱人。那大幅广告牌令我不禁会心地笑了起来：庆阳苹果果真好！谁想出了这么好的广告词！开车来接我的李司机抢过话头说：“我们庆阳苹果虽不如山东苹果有名，但俏得很，在广东、深圳等地销得很快！”话里满是自豪。

苹果园之外，还有大片大片的玉米地，宽阔的原野上，满眼都是绿色，还以为是行走在江南大地上呢。但再看看，一座座四合院却是江南所没有的。那些或新或旧的四合院，简洁而整齐，院门正上方还有些大字：平安是福、吉祥如意、自在富贵、家和万事兴、耕读传家，等等。昔日强悍的少数民族杂居地，直至现在都在倡导儒家精神呢。

渐渐地，过了董家原之后，景象不同了，时而沟底，时而塬上，却再也没有董家原的阔大。除了四合院，不时可见窑洞，有些窑洞已经废弃。令我最为震撼的是，窗外掠过的壮丽的黄土高原景色，蜿蜒起伏的塬与深阔的沟气势恢宏，且处处郁郁葱葱。我们前往宁县盘克镇，半路上经过宁县老城之后，依然往前。

“九龙川里桃花香，梁公古治是吾乡。马莲桥下金龙见，飞黄腾达呈瑞祥。”宁县古称“豳”，是周先祖公刘迁居拓荒、创基立业的发祥地。北魏末称宁州，宁者辑安定和平之意。唐初，秦王李世民三战宁州，翦除割据势力，大败突厥兵，巩固了唐王朝的西北边防。唐中宗年间，宁州刺史狄仁杰“德政斐世，州人勒碑以颂”。此地民间更是流传着“狄仁杰斩九龙”的故事。

狄仁杰竟有如此英雄壮举，李司机与车内同行的小周絮絮说来，听得我心潮起伏。这是一片古老而传奇的大地，我会遇到怎样的老人呢？老人的境况又如何呢？头天我去了盘克镇形赤村，第二天则来到了春荣乡，离县城比盘克镇要近多了。

春荣乡政府院子，一看也是个简单的四合院。乡里民政干事坐上了我们的车，行没多久，便到了路户村大庄南组。

远远地，只听见前方鼓乐齐鸣，看来是有人家在办丧事。正想问问路，一个高大的中年汉子站在路边上挥手，是石组长在等我们。待打过招呼后，转身领我们朝路边一户人家走去。

这户人家只有简单的两间平房，呈丁字形排列，没有围墙，但见前坪里、墙边摆满了蓬蓬的棕红色铁扫帚草，有两位老人正蹲在前坪一丛铁扫帚草前忙碌。见我们来了，两位老人费劲地立起身来，微笑地招呼我们：“来了，赶紧坐坐。”

他们刚才在捶打铁扫帚草，地上有些黑黑的小粒种子。一问，他们想把这些种子送到药店去，还可换几个钱呢。石组长不以为然地说：“又能换几个钱？犯不着这么去累！”

大爷只是笑了笑，从屋子搬来几张矮凳子，放在坪里，招呼我们坐下。

我看了看两位老人，真是老态龙钟。大爷病容满面，穿着长长的黑色西装上衣，灰色旧裤子，黑色布鞋，行动迟缓。婆婆则蓬着灰白的头发，微眯着眼，花色上衣，黑色裤子，微驼着背走路。同来的人抢着搬来两条长板凳，刚刚坐下来，闻讯赶来了几个看热闹的村人。也好，大爷耳朵不好使，大家便七嘴八舌地帮他讲讲他的故事。可当地话太难懂了，只得让县民政局小雷当翻译了。

大爷名叫石志孝，1932年9月出生，今年都82岁了。婆婆叫高玉兰，今年71岁，比大爷小了整整11岁。说到两位老人的婚姻，倒有一段传奇故事：老头家里底子薄，兄弟两个只有两孔窑洞，他上到初一就不得不回家干活。他干过八九年队上记工员，也干做三年多的保管员，大家都很信任他。

1962年，他都30岁了，还没有找到对象。一天，已经出嫁的姐姐跑回家来，说有个城里来的姑娘在她家，让他赶紧去看看，只是得花些钱。这个姑娘就是高玉兰，当时还是19岁的妙龄女孩，还是来自张掖县城的小城姑娘。石志孝自是万分满意。

且说高玉兰父亲死得早，她还有两个弟弟，一家人就靠在医院当护士的母亲每月32元工资维持生活，日子过得万分艰难。一位曹姓熟人找到玉兰家，说可以给她介绍在棉纺厂工作的男朋友，当着她母亲的面，还鼓动她一起去看看。不想却将她领到这穷乡僻壤，且对方还比她大那么多，她心里自然是十分不情愿。

但呆在城里又有什么出路？她母亲倒同意了。由此，石志孝花了40块钱，娶到了城里姑娘玉兰。第二年，她母亲带着两个弟弟报名下乡，迁到了附近的湘乐镇张皮村，她心里才踏实了。

玉兰没上过学，但她聪明上进，之前母亲在医院工作，她随母亲掌握了简单的护理知识，不久她当上了大队的赤脚医生，天天背着药箱走村入户给人看病。婚后第三年，女儿石照林出生了，这是他们唯一的孩子。夫妻俩省吃俭用，手头渐渐有了些积蓄，在塬上挖了几孔新窑洞，日子虽然清贫，倒也平静踏实。

到1984年年初，给女儿招了个上门女婿。女婿是沟底九龙川人，他家兄弟多，境况不好，人倒是老实人。女儿生了两个女儿一个儿子，大孙女今年30岁了，孙子是老二，今年也28岁了，小孙女今年25岁。现在两个孙女早就结婚了，孙子也于头两年成家了。这么多年来，两位老人帮衬着这个家，帮助女儿带大了孙女孙子，也算是功德圆满。

见我只是问些石大爷及婆婆的故事，旁人渐渐地散去了，就剩下我们几个及石组长，场院里安静了。我看了看简单的院落，两排平房都是三开间，横排的偏左那间是老人的，没盘炕，他们也就任其空着。竖排靠里这间，靠窗盘了炕，炕头便是老人做饭的地方。看来石家经济状况不怎么好，没有楼房没有围墙，只有些简陋的家俱，连电视机也坏了好多时日。

石大爷听力不好，婆婆又老是打断话头，只说女儿女婿好，对话就显得有些吃力，但两位老人这么多年的生活情况还是清楚了。到底是上门女婿，一直以来，对两位老人有些疏淡。之前，女婿趁农闲时节在周围打打零工，也常去山里当伐木工人，女儿则在家里种地，两位老人帮衬着料理家务与孙子孙女们。

后来，女婿到山西运城水泥厂打工，到2003年夫妻俩都去了，将孩子们丢给了老人。再后来，大孙女、孙子跟着去了，小孙女初中毕业后也去了。他们一家人在山西运城团聚了，大孙女甚至还找了个山西女婿。

如此这般，直到六年前小孙女走后，两位老人才消停。此时，年纪大了，身体也出毛病了。但女儿女婿，乃至孙子孙女们，一年只过年时回来一次，何曾注意过老人身子骨越来越弱！

孙子孙女在家时，女儿每年还会给父母四五百元钱，近五六年就再没给过一分钱。前几年过年时，老头犹豫了好久，要女儿给些钱他，手里实在紧张。女儿脸当即就沉了下来，并没有吱声，也没给钱。晚上，女儿郑重其事地和两位老人算账：每年种地收入多少，每月养老金多少，粮食补贴多少，退耕还林补贴多少，计划生育补贴多少，如此算来，女儿便说：“政府给了你们那么多，你们有钱，在家里用不了多少钱，不需要我们再给！”

大爷什么也没有说，但心里真不是滋味，有苦也只得往肚里咽。整整一个晚上，他未曾合眼，他没想到女儿竟如此和他算账，他与女儿竟如此隔膜，只觉得心里沉甸甸的。

大爷有高血压，原本应该天天吃降压药，但只要略微舒服些，他就省着不吃。这几年身体日益虚弱，加之脑动脉硬化，常常头发晕，走起路来都没劲，还得强打精神去种地种菜去拾柴火。

至于婆婆，虽是赤脚医生出身，但早在二十多年前，她就没再给人看病打针了。村里人依然找她，她也进些医头痛感冒的药在家里，算是给村民方便吧，并不能赚多少钱。五六年前，她眼睛有些老化了，就不敢再替人打针了。事实上，她一年到头小病不断，有支气管炎、肠胃炎等，疼痛已使她老得不成模样。为了尽量节省，常买来药水自己打针，每年得花1500多元钱医药费。

原本家里有十多亩地，两位老人只种了三亩地，其他以每亩100元租了出去。今年请人打粮食，有十多袋，足够两位老人吃一年了，最后请小孙女的公公帮忙才搬回了家。

说起这些，婆婆也叹气：“女儿也不容易，她也是没办法！”

此时大爷瞪了她一眼，转身走进屋子里，然后抱着一只小小的铁盒出来了。谁也不看，板着脸，一屁股坐在门口的小板凳上，从口袋里摸出一叠纸片，自己卷烟抽！大爷一声不吭地抽着烟，两眼茫然地看着地上那些铁扫帚草，脸膛上那些病态的潮红更扎眼了。

气氛有些沉闷，我无话找话：“孙子可好，结婚了吗？”

大爷不吭声，依然默默地抽他的烟。婆婆说：“孙子2010年年底才结婚，之前，女儿女婿于2006年将原来的窑洞填了，在原地建了两栋小平房，也花了七八万呢！到孙子结婚时，还贷款五六万元付了彩礼！”

大爷这时忽地插话了，依然板着脸：“你怎么不说为了贷款，将我们的粮食补贴折子都抵押在银行了！”

轮到婆婆也不说话了。石组长倒接过话头说：“就是因为粮食补贴折子抵押在银行，那些粮食补贴、退耕还林补贴、高龄补贴、计划生育补贴等老人都拿不到，都被扣去还贷款了！老人这几年就靠每月65—70元的养老金过日子。到今年上半年女婿还清贷款，交给老人时已是一张空折子了。”

我听来有些气闷，年轻人不管老人的生活，还将老人的钱都用掉，实在有些过分。最气愤的还是石组长，他兼了村干部，对两位老人的生活状况十分清楚。

临告别时，站在路边上，见婆婆还在絮絮地和我说起女儿的难处为女儿开脱，石组长气呼呼地扯住我们说：“我这个姐姐真有些过分，只管自己的小日子，就不管父母怎么过了？她一家四人的农村合作医疗、养老金还得老人先垫交，老人又拿不出钱，常常害得我跑五六次才能拿到钱，都是老人省下来的一叠零碎票子呢！直到老人手里真的一分钱都没了，才会将钱寄回来！”

为什么为难自己的父母呢？村上前几年就想给两位老人申报低保了，但想想存折没在他们手里，申报了也只是还贷款，就没给他们办。直到今年才申报，6月份一申报民政部门就批准了，现在正在公示呢！希望这些钱多少可以改善老人们的生活！

见石组长说得激动，两位老人先是呆立在路边，静静地听着，然后才默默地相携着，颤颤巍巍地往回走。

看着老人迟缓的背影，我追上前去，将差点忘掉的红包塞到大爷手里。

大爷的手很凉，还莫名地颤抖着。他看着我，眼神有些无助，想说什么却什么也说不出来。

我朝他摆摆手，不由满心酸涩：老吾老以及人之老，该是人应有的恻隐之心！

我想起电影《桃姐》讲述的故事：桃姐作为佣人，照顾罗杰一家三代。即使其家人均移民加拿大，而只剩罗杰一人在港，她依然继续细致周到地照顾他的生活，直到她不幸中风。出院后，桃姐坚持搬到老人院去生活，而罗杰念及桃姐的恩情，经常去看望她，直至最后给她送终，让她平静而温和地走完了她平凡的一生。在罗杰看来，桃姐侍候了他们罗家数十年，如今她得了大病，就应无怨无悔地去照顾她。

父母一辈子全心全意地为子女，子女应该回报父母的养育之恩，至少不能一味地向父母索取！

自从2014年年初以来，我把几乎所有的心思都放在老人身上，出外采访老人，在家书写老人，上网搜索有关老人的文字，或看与老人有关的电影。一旦静下来，我的脑海里每每闪现某个曾经采访过的老人，一种悲凉的气息便萦绕而来。我想，老人的命运遭际的决定因素在哪里呢？在老人自己，在儿女，还是当今社会？

搜搜网上披露，2013年2月，中国社会科学院发布了《中国老龄事业发展报告（2013）》。报告指出，中国将迎来第一个老年人口增长高峰，2013年老年人口数量突破2亿大关。2025年之前，老年人口将每年增长约100万人。与此同时，劳动年龄人口进入负增长的历史拐点，劳动力供给格局开始发生转变。

中国老龄科学研究中心副主任党俊武是该报告的副主编，研究中国社会及农村老龄化问题已超过20年。据他介绍，劳动年龄人口从2011年的峰值9.40亿人下降到2012年的9.39亿人和2013年的9.36亿人。2013年老年人口数量突破2亿大关，达到2.02亿，老龄化水平达到14.8%。老年抚养比从2012年的20.66%上升到2013年的21.58%，推动社会总抚养比从2012年的44.62%上升到2013年的45.94%。毋容置疑，老龄社会已经来临，如何赡养老人？如何突破劳动力供给的矛盾？如果不积极面对，真不知是什么后果！至少令我胆颤心惊。

想想之前形赤村的张绣芳，孙女死了，丈夫死了，儿子也死了，过重的悲痛耗尽了她的生机。而她年轻的儿媳，努力去跑黑车赚钱，抚养三个儿女长大，还时不时地跑回来帮婆婆一把。由此看来，如果心里有老人疼惜老人，还是会想办法离老人近些，争取就近照顾照顾老人。也就支撑张绣芳们努力活下来了！

我想到一句有关爱情的话语：天若有情天亦老，人间正道是沧桑。

刘雪梅：我们活一天，

孙女活一天

樟木头镇位于东莞市东南部，总面积118.8平方公里，常住人口约13万人。曾经是东莞市唯一的纯客家镇，客家先民大都于明末清初时自闽西、赣南、粤东、粤北迁徙而来。二十年前，樟木头镇物价和劳动力成本相比香港非常低廉，且距离香港仅仅一个小时车程，对于北上的香港“淘金客”非常有吸引力。全盛时期，该镇曾吸引15万港人在此投资置业，“小香港”可谓声名在外。

我与此地结缘，乃因“中国作家第一村”。我于2011年年初慕名来到樟木头，当即在荔景山庄买下了景桐阁5B那套小房子，成为作家村的一员，由此拉开了我的文学视野。在这依然温暖的十一月初，我回到这里，连续采访了几天，看到了不一样的樟木头。

樟木头镇老街所在的圩一组组长是个胖胖的中年男子，他告诉我，老街上的房子都租给了河南人和湖南嘉禾人，人称“老鼠街”。河南人在此大多是收废品，嘉禾人则到附近打工或在租房里卖山寨货。他们大都带孩子过来了，但很少带老人过来。过年时一般不回家，到暑假了就会带孩子回老家。至于当地老人，大都和子女住在一起，他给我介绍一对特殊的空巢老人，来自嘉禾，靠打工赚钱给孙女治病。

下楼穿过一块空地，再沿着水泥台阶走过三排房子，最后一排楼房后面是长满荔枝树的山坡。这些旧楼房排得很密，大都三四层高，几乎都租给了嘉禾人了。站在最后一排楼房后面，敲了敲第二张小铁门，没有人回应。

组长往回走，来到倒数第二排房子前。就在第二个紧闭的大门前，使劲地拍门，边拍边喊：“刘雪梅，刘雪梅在么？”过了一会，门悄悄地开了一条缝，出来一个矮个子女子，略微有些胖，蓬着头发，穿着黑毛衣、深灰裤子。

她就是小女孩的奶奶刘雪梅，在这家家办小学班干活，帮着做饭带小孩。她虽然满脸沧桑，不修边幅，但并不是很老。我随刘大姐往后栋走，去她家租住的小屋。

走进屋内，光线较暗，再一看，一间大房子隔成了三小间，偏右留有过道。穿过过道，来到最内一间，应是她家平日里的饭厅。靠右墙搁着一套旧课桌，墙上还贴着四张小孩的奖状，奖状下方挂着一块小木板，上面隐约有字。靠左墙放着一张床，上面铺着席子。靠窗则搁着一台旧冰箱及一张旧书桌，书桌上那台液晶电视机，是屋子里唯一的亮色。窗外大概是厨房，由阳台改造而成。我们在饭桌前坐下来，当得知我也是湖南人时，大姐脸上有了笑意，话题很自然地扯开了。

刘雪梅一家来自湖南省嘉禾县钟水乡湘溪村，普通的农民家庭。丈夫黄光亮，出生于1953年9月，上过小学，在老家是个有头脑、舍得干活的农民，曾当过村干部。她比丈夫整整小五岁，没上过学。大儿子黄中甲生于1981年，二儿子黄申甲生于1982年，两人初中没毕业，就回家帮衬父亲干农活，或在四周打打零工。

眼见儿子们都得成家立业，家里却一栋像样的房子都没有。几番思索，黄光亮于2000年5月带着她和两个儿子来到樟木头镇打工，心想至少能挣到建房子的钱吧。因为没有任何特长，黄光亮只好当搬运工，天天站到大街上等着别人来雇，干些背水泥装货等杂活。两个儿子先后去学开车，后来就帮人开货车送货。她则到老市场及新达中心打打零工，一家人随老家人在老街租了间房子，总算是在此地有个简陋的家。

老黄带着一家人拼命干活，省吃俭用，一心想尽快多挣钱回老家建新房，给两个儿子娶上媳妇。到2002年，大儿子在新达中心给人开货车，每月可挣到800元钱，还找到了谈婚论嫁的女朋友。第二年11月，小孙女出生了。全家人非常高兴，爷爷给她取名美云，希望她能像天上的云彩一样美丽快乐。

可好景不长，小美云总是拉肚子，怎么打针吃药都不见好，且越来越瘦弱。一岁时，刘雪梅将她抱到樟木头医院检查，医生不太肯定地说：“小美云可能得了白血病，还是去大医院再查查吧。”老少夫妻都吓得不轻，第二天一大早就抱着她去广州儿童医院检查。经专家会诊，确诊为重型地中海贫血症，目前尚无根治的办法，除非做骨髓移植。如不治疗，很可能于5岁前死亡。

一家人如同掉进冰窖里，孩子母亲更是哀哀地哭了好久。老黄倒最先镇定下来，他想无论如何都得给孙女治病。只是没想到，这是个漫长而又艰辛的过程。

从此以后，一家人轮流定期带小美云到樟木头镇人民医院输血。一开始，每次输1.5个单位，后来随着小孩的长大加至2个单位、3.5个单位，渐渐到4个单位。费用则从每月的500元，2011年年底已达到每月住院2天，输血费用1500元。由于还需做化疗，各种医药费用每月多达3000余元。

奶奶刘雪梅干脆在家负责照顾小美云，老黄则早出晚归地去揽活，每月也能挣1000多元钱。一开始，美云医药费并不算多，加上儿子媳妇再凑一点，基本上不成问题。可小美云一直未能上户口，医疗费用无法在嘉禾老家享受新农合医疗的报销。随着美云的医药费一天天增多，欠下的债务越来越多，家人的心理防线开始崩溃。

最先耐不住的，竟是美云爸爸，他原本一直给人开货车，赚来的钱几乎都给女儿治病了。在压力面前，到2010年他精神出了问题，忽然有一天竟割腕自杀，好在被老黄夫妻发现，并拦下了。此后，老黄夫妻就不敢催他挣钱给美云治病了，同时还明白不能指望他了。眼见儿子对生活越来越失去信心，有时在家一睡就是一个星期，老黄夫妻很着急，但也无法顾及他。2011年一年，他都不怎么回家了，更别指望他能拿出多少钱了。

没过多久，4月的一天早晨，一直边打工边照顾女儿的媳妇刘会英，突然对老黄夫妇说道：“我要离家去过自己的生活，给自己治病，孩子就交给你们了。”说完，背起背包头都不回地就走了，从此不知音讯，只是偶尔用座机打个电话问问美云的情况。想想最近一两年，大儿媳刘会英脸色越来越惨白，还得坚持去工厂上班。家里一直没钱给她看病，她提出要离家自己救自己，也在常理。老黄夫妻不由凄然。

至于小儿子，一直在镇上给人开车，媳妇则时不时在天河商场给人打工。小美云一岁时他们就结婚了，且接连生了两个女儿一个儿子，奶奶刘雪梅帮着带了四年小孩。小儿子一家五口负担重，帮人开车收入不高，后来干脆去做小生意，辗转于周围集镇跑市场，没有办法也没有能力来帮着照顾美云。

于是，照料美云的重担就落在了年迈的爷爷奶奶肩上，念及将来能通过骨髓移植保住孙女的生命，老黄选择了坚持。他一方面向亲戚朋友们借钱，另一方面，更加卖力地干活。他常对人说：“只要能治好孙女的病，我哪怕是累死也心甘情愿！”为此，他每天早晨6点多就出门，在工地上扛水泥到晚上6点，每月勉强能挣到美云输血的钱。他曾再三对老婆说：“我们必须撑下去，趁身体硬朗，能多做就多做！美云这么懂事乖巧，怎么舍得放弃给美云治疗呢？”

小美云很爱上学，在前栋民办小学班上了2年级后，老黄找了几家民办小学，对方都不愿意接纳她，只发给她课本。到美云8岁时，治疗费用已花去了10多万元，老黄夫妻已是债台高筑，不堪重任。

可美云的病情越来越严重，除了尽量给她输血外，也拿不出多余的钱给她治疗。美云瘦弱不堪，从厨房走到大门口的力气都没有，天天躺在床上，不哭也不闹，也吃不下东西，最多看看电视。老黄看在眼里，急在心里，愁眉不展。一个村子的老乡几乎都租住在附近，当时有人劝道：“老黄，美云这孩子都这样了，不要再给她治了，她苦你们也苦！”但老黄无论如何都不肯放弃。

好在天无绝人之路，樟木头镇电视差转台“记者”不知怎么得知了小美云的遭遇，特地前来老黄家的出租屋采访，将他们一家的困境进行了专题报道，呼吁大家都来帮助小美云！

一时间，樟木头镇政府、当地民众及嘉禾县总工会、媒体等，都闻讯行动起来了，看望的看望，捐款的捐款，且许多好心人纷纷寄钱到媒体公布的老黄的账户上。短短的时间内，捐款就达30多万元，老黄夫妻感激万分，赶紧带美云到医院进行彻底检查，调整治疗方案。

眼见着美云的病情得到了控制，当地博华小学也接收她上学了，老黄夫妇才长吁了口气，就将她妈妈叫了回来。之后，嘉禾县当地政府为美云开辟“绿色通道”，办好了户口，结束了她长达9年的黑户身份，住院治疗也就有了希望。

说到这里，刘大姐双眼通红，泪一串串地滚下来，乃至泣不成声，在昏暗的屋子里更显凄凉。我赶紧拉拉她的手，她的手粗糙而冰凉。小美云的病让这个家雪上加霜，社会捐助用于还债之后，都留着给孩子治病。

刘大姐告诉我，她们全家人依然在为给美云治病努力打工：老黄61岁了，依然在街头揽活，从早到晚帮人搬货，每月会有3000元左右的收入；美云妈妈在白果洞一家工厂打工，下班后就天天回家，帮着照顾美云，给美云打针，每月还会拿出三四百元钱；刘大姐从去年下半年起，就在前面的民办小学班里打工，每月也有1300多元钱。只是美云爸爸情况令人忧心，去年好不容易振作起来了，在镇上市场帮人开车，可今年上半年送货时出了车祸。新车没上牌照，不光赔了些钱，驾驶执照也被吊销了。没办法，只好让他回嘉禾老家，老家还有美云姥爷，还可到附近石灰窑里打工，也就不指望他什么了。

说到美云的未来，刘大姐拭去夺眶而出的眼泪，说：“自从有了好心人的捐款，我们就送美云到东莞东华医院治疗、输血。经过调理后，20天才输一次血，每天还能给她吃一次去铁嗣片，打两支去铁针。她的病好多了，人也轻松多了！”

“今后你们怎么办呢？”我问刘大姐。

刘大姐的泪又出来了，指了指那台电视机说：“你看，这电视机还是去年花了1000多元钱买的，美云不能出去与小伙伴们玩，之前那台电视机坏了，我们咬牙买了一台新的，让美云还能看看电视！医生告诉过我们，美云的病真正要治好只能做骨髓移植手术，至少得50万的医疗费。我们哪有那么多钱，也不可能经常让社会捐助！她爷爷说，我们在一天，就一定想办法给她治病，延续她的生命！我们活一天，她活一天！”

刘大姐说：“我们也想过带美云回老家，但那样不光是给她看病不方便，更重要的是，在家里光靠种地不挣钱，怎么给她治病！前些年我们回家的路费钱都没有，就很少回老家了。现在情况好些了，一年还可回老家一两次。离老家外出十一年了，所有打工挣来的钱都给美云治病了，我们却老了，你看我的白头发够多的吧，她爷爷更是满头白发，背都累弯了。至于今后怎么办，真的没想过，也没办法想，过一天是一天吧！老家还有她姥爷，姥爷是小学退休教师，年纪大了，这几年，我们根本就没管过他，也很少回去看他，真是过意不去呢！”

刘大姐带我看另外两间隔间，这里放了一张床之后，转身都困难了。出来后，打开侧边那间小铁门，里面一片漆黑。开灯一看，是一间小房间，一左一右放了两张床，便是美云与她妈妈的房间。今年刚刚加租的，每月70元钱，却没有窗户，空气有些浑浊。

临别时，我又握了握刘大姐冰凉的手，她蓬乱的头发深深刺痛了我的心！

说来真是孤陋寡闻，未到东莞之前，我知晓不少地方在提倡居家养老模式，但真的未曾听说过社工。一开始，樟木头敬老院年轻的社工姑娘带我拜访老人时，我还以为社工与义工差不多，只是叫法不同而已。

结束了樟木头镇的采访之后，我与友人丁燕找到东莞市民政局了解关爱空巢老人的工作，莫科长强烈推荐我去中堂镇看看，看看镇里推行的居家养老模式。第二天一大早，吴家涌社区的社工巧依就到东莞文联来接我，驱车不到半小时，就到了吴家涌社区。巧依是东莞本地女孩，个子不高，瘦弱朴素的模样，说话声音细声细气。一下车来到农贸市场，穿过一个个摊位，一抬头就看见前面一栋灰色的大楼，上面有“吴家涌社区服务中心”几个大字。

社工中心就设在一楼，老年人活动中心也在此。走进老年活动室，房间很大，进门靠左墙放着一长溜多功能按摩椅，再过去摆着几排长沙发，对面墙上挂着一台大电视机。屋子右半边摆着深棕色长条形会议桌，四周围着椅子，右墙上则张贴着色彩缤纷的宣传画。

屋子里有三位老人躺在按摩椅上按摩，有几位老人则坐在沙发上，边看电视边照红外线灯。我们来到会议桌旁坐下，巧依的助理也过来了。助理姓吴，留着齐耳短发，穿着浅绿色背心，我们自然而然地聊起了中堂镇的居家养老话题。

中堂镇地处东莞市西北部，地理位置得天独厚，素有“东莞北大门”之称。面积60平方公里，下辖20个村（社区），户籍人口7.21万人，新新莞人6.44万人。东江支流环绕四周，曾是著名的鱼米之乡，之前一直以农业为主，后来中堂镇也建起了大批工厂。人们的观念也随之改变，对居家养老也越来越重视。

2010年5月25日，东莞普惠社工服务中心向中堂镇社会事务办派驻16名社工，建立起社工服务点，尝试为全镇老年人、残疾人、青少年、单亲及特困家庭提供多层次、多样化的服务。渐渐地，居家养老服务成了社工服务的重心，先后组织社工三次赴香港取经，探索社工+社工助理+护工+义工“四工联运”居家养老服务模式。从此，年轻的社工们理念焕然一新，对老人有了更多的体恤，干起活来从容不迫。

三年来，他们重点为中堂镇1500多位80岁以上老人提供全方位贴心服务，其居家养老服务在东莞首屈一指。而中堂镇在东莞并不是经济最好的镇，却能如此重视养老事业，看来，东莞市民政局推荐我来此镇是对他们工作的极大认可。

巧依是个温和的女孩，我们缓缓而谈，小吴也不时补充，我对吴家涌社区整体居家养老模式便有较为清晰的认识。2011年全镇20个村只有5个社工，5个助理，到现在有社工8人，助理8人，护理师3人，营养师2人，康复师2人。而吴家涌社区60岁以上的老人400多人，80岁以上的老人70人。社区于2012年1月开始对70位老人提供居家养老服务。拥有社工1人，助理1人，护理师1人（负责6个村），营养师1人（负责10个村），康复师1人（负责20个村）。另有护工19人，负责上门为老人进行家居清洁、个人清洁、精神抚慰、心理疏导、陪同就医、购物等。一名护工负责8位老人，一天服务4位老人，护工都是中堂镇农村妇女。居家养老实在是件好事情，受到了老人们的热烈欢迎，但推行起来也是困难重重，麻烦重重。好在推行一段时间后，社工与老人、老人家庭度过了磨合期，一切都朝好的方向发展。

在东莞所有的区镇里面，中堂镇居家养老中心的工作，是做得最好最到位最有特色的。说到居家养老服务的推行，在中堂镇也不是一帆风顺，社工与助理们克服了种种困难，甚至还经受了不少委屈，也有不少感悟与思索：一是老人身体都不好。推行居家养老服务，不能光为老人打扫卫生、帮忙干活，更要关注老人的身心健康，也就需要护理、营养及康复等方面配合；二是传递了正能量。老人大多比较悲观孤独，正因为社工、助理及义工等上门与老人聊天，疏导内心情绪，从而引导老人们渐渐开朗；三是体现了一种人文关怀。之前，老人特别是五保老人，很少有人过问，但现在社工们不时地走访老人，过生日及节日都会及时送去问候，去陪伴他们，让老人感觉满心的温暖。

不过，巧依及助理小吴也感慨良多，在她们看来，推行居家养老服务也因此导致儿女们有了依赖性。有些子女不再去履行照顾老人的义务和责任，更加撂担子，任由护工去料理老人。还有儿女们对父母不孝敬，老人的住院手续都由护工去办理。护工只是隔天才会去服务，子女却要求护工天天去。那些痴呆老人更是可怜，子女就丢些吃的喝的在桌上，从不管老人到底吃了还是没吃，甚至老人拉在身上、拉到床上都不太管！相比之下，护工总是料理老人吃喝，料理老人卫生，老人们至少吃饱了、干净了。

吴家涌社区并没有很好的集体经济，分红并不多，大概每人每年2000元左右，最多还给村民买好农村合作医疗。大部分家庭经济状况并不好，还得去打工或做生意，也因此疏于对老人的照顾，甚至不管不顾老人。

说到这里，我问巧依：“从你们的工作实践来看，为什么有些子女不能很好地照顾老人，甚至置老人而不顾？”巧依与小吴相互看了一眼，又沉思了一会，谨慎地说道：“我们也曾经多次探讨过此类问题，大概有以下几种原因：一是子女文化水平低，未能意识到照顾年老体弱的父母是自身责任；二是子女收入不高，负担又重，自顾不暇；三是子女思想认识有问题，只顾自己的小家庭，哪会管父母？四是父母年轻时对媳妇不太好，潜藏了家庭积怨，到老了就爆发出来了。”

我不依不饶地问道：“你们认为主要问题在哪里？”巧依与小吴不约而同地回答：“主要是家庭矛盾，之前父母不帮着儿子媳妇照顾小孩，对待子女有偏心，还有就是重男轻女，嫌弃媳妇生了女儿。”

我想，子女不能很好地照顾父母，应有种种因素，家庭矛盾只是其中之一。当人们为了生活辛苦忙碌时，只会沉浸在自己的小世界里，相互间为利益斤斤计较，家庭矛盾日渐加深，很少赡养老人，还振振有词。念及于此，再看看眼前在做按摩在看电视的几位老人，真觉得她们情绪低落。

陈克云：冷就去妈妈那里烤火

整个2014年，为了更真切地了解空巢老人的生活，我从湖南浏阳出发，跑了湖北、四川、甘肃、广东等几个省份，走访了各式各样的老人，自是感触良多。当回过头来看时，在湖南仅浏阳一地代表性还不够，还得再走访几位外地老人。我便去了湖南桑植，也因此在江南江北画了一个大圈。

桑植，地处湖南西北部，古称充县，历属西楚荆州，素为土家族、苗族聚居地，还有白族，少数民族占了88%。看来是一个纯朴又浪漫之地。

2014年寒冬，天阴沉沉的，这天上午十点二十分，我从长沙东站出发，坐上了前往张家界的大巴。下午三点，一到张家界市汽车站，我赶去售票窗口买去桑植的车票，被告知直接去停车坪坐中巴车即可。

一路上青山连绵，间杂着栋栋小楼，崭新又粗陋，不想细看。

田间意外的整洁，一丘丘油菜，青悠悠的。

桑植原本多山，那些山上便有不少梯田，但只有田垅里的田才金贵。

山间住下，一夜寂静。

第二天一大早，桑植民政局的朋友就领我前往龙虎山村。龙虎山村离县城仅18公里，说到就到。古典式村委会大楼，一个整齐的小院子。年轻的村支书戴着眼镜，一副文弱书生模样，热情地领我看村上刚刚通过验收的老年日间照料中心。多功能室就在一楼，看上去更像会议室，摆着十来排长条桌子及靠背椅，电视机挂在前面墙上，有些老人边看电视边聊天。随后，我跟着他楼上楼下，一一看过健身房、学习室。

一切都是按照城里人想象中的乡村文明中心来建造的。

不止有学习室，还有娱乐室、医务室及配餐室，都在对面的老年活动中心，走过马路便到。

村支书不停地给我介绍情况，语气是习惯性的报告。村里60岁以上老人有190人，空巢老人占30%。60岁以上老人每月养老金60元，90岁以上老人每月100元，五保老人则在乡敬老院生活。土地贫乏之地，子女出外打工，老人们留守在家，得靠自己种地种菜，甚至还得带孙子孙女，日子过得十分艰辛。

可是，我更想找老人们聊聊天。是的，不用想，这里每天都会有老人来下象棋、打麻将，或者看看电视。

我慢慢地把话题引向我的思路，村支书开始叹气，给我介绍了陈克云大叔。

我随着陈克云大叔走出村委会，顺着前面那条水泥马路走，路过一个锯木头的棚子，走上了左边弯弯的田埂。田埂两边一高一低都是菜地，满是喜人的绿色。再往前走，是一条小溪，溪边长着一些蓬草，看得见亮亮的浅水，却听不见水声。

陈克云中等个子，佝偻着背，双手插在裤袋里，低着头，缓缓走着。他戴着深蓝色的鸭舌帽，穿着整洁的深蓝色夹克上衣及深蓝色裤子，黑色旧皮鞋，倒是挺讲究。一路无话，转到一长溜木板屋前，最顶头还横着一栋旧式的两层楼房，楼房贴着白色细条外墙瓷砖，门窗漆了蓝色的漆，门框上那些旧对联很打眼。而那些木板屋已呈深棕色，红色对联及喜字已经暗淡。台阶上堆了些杂物，在屋檐下晾着一串衣服的门前，陈克云大叔掏出钥匙开门了。

跨过高高的木门槛，随他来到屋内，光线骤然暗淡，但见左上角靠墙摆着一张大床，床上铺着红色的被子，墙上还挂着几件衣服，床底边沿放了一些旧鞋。地面是泥土的，不太平坦，床对面靠墙摆了旧书桌，桌上放了台旧电视机，桌前几只塑料桶里盛满了白色的粉末，我估计是红薯粉。我走向床前一张木靠背椅，也不管干净不干净了，坐了下来，房间里寒气逼人。

陈克云大叔坐在床上，双手依然放在裤袋里。同来的友人，可能觉得冷，站在外面晒太阳去了。

大叔依然低着头，脸上满是病态与愁容，我问一句，他答一句，有气无力。

两个钟头，我总算拼凑起了陈克云的生活片断。他今年年初刚满60岁，年龄上不能算老，称他为大叔没错。为了养家，他一直在本地小溪煤矿下煤窑，后来得了严重的胃病，身体垮了，六年前才彻底不干了。

1979年，他在这间木屋内成亲，第二年有了女儿，到第三年又有了儿子，儿女双全。当时，他在煤矿干活，老婆在家带孩子做家务，日子虽然清贫，倒也充满寄托与希望。可真没想到，就在他30岁那年，女儿才四岁、儿子才两岁，老婆却不辞而归，跟别的男人跑了。这一下如晴天霹雳，他一下子蒙了，孩子不见了娘，成天地哭。他也默默掉泪，男人的尊严受到了侵犯，但不能让人再多看笑话，他必须得咽下去，再振作起来。

他每天早早起床，安顿孩子们吃过早饭后，就让老母亲帮着照料，自己急急地骑着自行车赶往煤矿上班。上班之余，他又当爹又当娘，还得耕种那些田土，干满屋子的家务活。忙到晚上，安顿好孩子们睡觉后，他早已累得眼睛都睁不开了。后来，孩子们上学了，他也没时间多管他们的功课，只要调皮的儿子不惹事生非，就万事大吉了。

陈克云分家时分得一间厅屋、一间卧室、一间杂屋，原本计划好好攒几年钱，重新建一栋房子。老婆走了，他再也捡不起如此雄心，一直到现在都住在旧房子里。住旧屋子没什么，这么多年操劳与辛苦，他的胃病十分严重，更可气的是儿子不听话。说到儿子，大叔头更低了，仿佛要将身子缩成一团。

陈克云的儿子从小顽皮，上学也不好好读书。随着儿女们越来越大，开销也越来越多，陈克云天天依然家里煤矿两头跑，还坚持养了猪，难得的休息日就忙地里的活。女儿呢，从小就帮着干家务，还帮着带弟弟。儿子到十一二岁时，常常在学校与同学打架，甚至小偷小摸，老师动不动就将他叫过去，叫他多管教儿子。陈克云没有别的办法，只有将儿子扯回家后，一顿暴打。儿子却直直地站着，不哭也不求饶，倒叫他有些凄然。想想儿子从小缺乏母爱，再看着儿子身上被他抽得青青紫紫的伤痕，不由暗暗悔恨，孩子还小，他怎么就舍得下那么重的手呢！但他内心早已苦楚不堪，也拂不下脸面再去劝慰儿子，儿子也就不亲他，父子俩之间的隔阂越来越大。

女儿上初三后，可以帮着干不少活了，他可以松一口气了。也许是饱一餐，饥一餐，又时常吃冷饭冷菜，他的胃病经常发作，痛时就买些止痛药吃，不痛时就不管了。据别人说，他跑了的老婆去学校偷偷看过儿子女儿，但儿子女儿都不理她。儿子甚至说，之前那么小时不来看，现在来看有什么用？

儿子也上初中了，越来越难管教，陈克云常常得到学校协助老师教育儿子。此时，他已不敢轻易打骂儿子了。儿子性格更为倔强，在学校里简直就是一霸，回到家里对他这个爹也没有好脸色。倒是与他姐姐感情深厚，姐姐初中毕业就南下到广州打工去了，挣钱补贴家用，甚至还偷偷地寄钱给弟弟用，劝说弟弟好好上进。

儿子初中毕业之后，就随着村上的熟人，跑到广东海丰县毛织厂当学徒工。如此一来，就陈大叔独自在家了，家里顿时空荡起来，他一时不知是什么滋味。女儿挂念在家的爹，时常打电话回来问候，也寄钱回来家用。儿子不光不打电话，当陈大叔打电话过去，还没说上两句，儿子就不耐烦地挂掉了，再拨便是关机。后来辗转听说儿子辞掉了工作与当地小混混混在一起，陈大叔禁不住老泪纵横，他打电话过去劝说，但儿子没说上两句就挂掉了。

儿子过年时从不回家，陈大叔也拿儿子没办法。

陈克云的胃病越来越严重了，后来，找了个当地女子一起过，那女子的男人过世了，两个小孩也在外打工。但那两年正是他胃病严重之时，动不动就得住医院，收入少了，还得她去医院照顾他。她心生不满，两人常常为钱吵为儿女吵。结果，没过多久，两人就分开了。这一分，他再也不想找老婆了。

天实在冷，我的脚冷得有些生疼了。我看了看四周，靠前窗倒是安了只新煤灶，看来还没动用，除此之外，再也没有烤火炉之类的取暖用具了。冷风嗖嗖，我站了起来，真想到外面去晒晒太阳。陈大叔大概看出我冷了，进了里面那间屋子，出来时提着一只小烤炉，抱歉地说：“天太冷了，我家只有这个烤炉。”他插好插座，很快有了丝丝热气。烤火炉如一个小小鸟笼，又旧又脏，满是灰尘。

我重新坐了下来，问他；“平日在家不冷么？”

他苦笑着说：“一天到晚都得忙，难得有坐的时候，没有时间怕冷。”

没有时间怕冷。就这一句，我顿时万般酸楚。

我擦了擦眼睛，我必须要问下去，问答之中，总算是有个人陪他说了会话。

“万一，实在太冷了，怎么办？”

“就到我妈妈那里烤烤火！”

“你妈妈多大年纪了，没和你一起住了？”我惊奇，疑惑不已。

陈大叔苦笑着解释说，他是家里的老大，老二做上门女婿走了，老三出外打工去了。妈妈就住在隔壁老三那栋楼房里，帮老三照料孩子们。老三儿子上高中，女儿上初中，周末都会回家。

“我妈80多岁了，天天还得干不少活，我有空还得去帮衬她！”

“你为什么不和她一起开伙？”

陈克云突然泪眼蒙胧：“我……我不忍心让80多岁的老母为我操劳……”

“说说你女儿吧。”

“女儿？嗯，还好。23岁那年结婚了，自怀孕后就一直呆在离此不远的慈利县婆家，现在我外孙5岁了。她一直在家照顾孩子，女婿则在长沙打工。女儿能维持自己的生活就不错了，最多过年过节或我生日时回来看看我，给我两三百元钱，平时就难得有时间了。”

“儿子呢？”

“儿子？这么多年从来没回来过，也从来没寄回来一分钱。”

陈克云再次大把大把地抹眼泪：“我呢，当初只是煤矿里的临时工，也就没有退休金。我种地种菜之外，一年得养几头猪，这还不够，还得四处去打零工！”

说到这里，他指了指书桌前那几只大桶：“你看，这几只桶里都是红薯粉呢。我前几年在对面坡里开了几亩荒地，都用来种红薯，红薯可以喂猪，还可打几百斤红薯粉。今年我收了1000斤红薯，打了100多斤红薯粉，卖得就剩下这些了。全部卖掉也能赚1000多元钱呢！只要舍得力气，也能赚点辛苦钱，只是再往后走，我年龄大了，使不出力气来了……”

我不由称赞陈大叔算盘打得好，但是，短暂的笑容之后，他又想起了儿子，想起儿子就连连叹气：“都是没办法呢！儿子都32岁了，还没有成家，家里也只有这两间旧房子，真怕他会打一辈子光棍！”

我惊愕了，忙问：“你怎么会这么想呢？迟些成家也不要紧呀！”

他却连连摇头，欲言又止，看了看我，才说：“我儿子不听话呢，我劝他好好挣钱，早些成家，他却半点都不听！他从工厂出来后，与海丰当地痞子混在一起做坏事，竟然还参与贩毒，常常海丰桑植两地跑！三年前被抓了，被判了十五年徒刑，到现在还被关在岳阳监狱。他做这种伤天害理的事，真是令我伤心！自从他出事后，我天天晚上睡不着觉，心里火烧火燎的！我真不知道他这辈子怎么办？”

贩毒，又是贩毒。我突然有点不知所措起来。曾几何时，为了几个钱，原本还算朴实的山里小伙子就铤而走险！

看着陈克云满脸的愁云，我心里也凉凉的，不知该如何劝慰他。就在静默之时，一只深黄色的小狗冲了进来，亲热地往大叔腿上爬，看来想冲到他的怀里去。大叔不好意思地喝住了它，小狗委屈地围着他的腿打转，小尾巴依然摇得欢快。大叔告诉我说：“我独自呆在家里时，实在是冷寂孤独，两年前养了这只小狗。小狗是宠物狗，很通人情，也很粘人，常常我到哪里它跟到哪里，倒给我带来了不少快乐呢！”

我让他带我去猪圈看看。陈克云今年养了两头土猪，全都喂青菜、红薯、萝卜等。上半年那头猪卖掉了，下半年这头猪前不久才杀掉，得了三百多斤肉，卖掉一半赚了2000多元钱，自己熏了100多斤腊肉。

“100多斤？不少哩！都留着自家吃么？”我好奇地问道。陈大叔脸上难得有了丝笑意：“我一个人怎么能吃那么多？马上就要过年了，我没什么好东西送亲戚朋友，就送些腊肉吧！来了客没有什么好菜，也就这腊肉金贵些！”

随后，他带我朝里屋走去，这是一间长方形的小屋，光线不好，一头摆着一张床，床上挂着旧蚊帐，一头摆着一张没上漆的旧双门柜。朝前看，便看到好多串金黄色的腊肉挂在另一间屋子里，跨过高高的门槛，便站在腊肉跟前了，腊肉诱人的香气扑鼻而来。腊肉下面有一只大铁锅，已有大半锅炭灰，看来铁锅当成了火盆来熏腊肉了！铁锅靠着老式大土灶，灶上安着大铁锅，便是做饭的地方。灶上还有几只未洗的碗，一只表面熏黑了的小高压锅。

待我的眼睛适应了屋内昏暗的光线时，不由暗暗吃惊，这是怎样一间房子呀！且不说低矮昏暗，不规整，其布局实在有些特别：灶前面不远处开了一个小门，通向一间小洗澡房，里面放了一台半新的双缸洗衣机；灶后面的空间，靠内一半放了几只装粮食的大铁桶，另一半就是猪圈了，只简单地拦了半人高的木板。好在现在猪圈里没养猪，并没什么大的异味。不过，我猜想猪圈过去便是厕所了。

过了好一会，陈大叔不好意思地叹息说：“早就想将猪圈向外移，可动不动就是几千元钱，也就一直拖着！”

我实在不知如何回答他，匆匆走出了厨房，甚至都不敢多看。走了这么多地方，我还从没有见过将猪圈放在厨房里，也很少见过将卧室安在厅屋里。我想，陈大叔并不是不爱整洁之人，之所以家里灰蒙蒙的，也许是他心绪不高，没什么心情收捡吧。

重新回到前厅，见他情绪依然不高，我便问他这段时间在哪里打零工？他有些着急地说：“前一段时间还好，天天有事做，每天还能赚一二百元钱。现在快要过年了，最多帮人家打打杂，越到过年越心慌，别人家过年热热闹闹，我常常只有一个人过年！每到大年三十，我会做一桌子菜，却什么也吃不下！”说着说着，陈大叔说不下去了。想想吧，其时外面鞭炮声声，别人家欢声笑语，万家团圆，他却独处于空荡荡的屋子里，独自坐在一桌子菜跟前，怎么能咽得下一口饭呢？

就在三年前的那个夏天，他还在田里收割稻谷，村支书找到了田边，告诉他他儿子被抓了，正关在桑植县城看守所。他呆立在田里，手里刚割下的稻谷全都掉在脚下了，继而，他不知不觉地蹲到了田里。村支书见了，忙走到他身边，将他拉到田埂上，对依然不太清醒的他说：“你别急，还是搭车到城里看看吧！”

他很久没见到儿子了，此时他的脑海里蹦出来的依然是儿子小时候可爱的模样。他连家也不回了，就直直地朝村委会那边小街上走。村支书便问他：“你身上有没有带钱？”他这才摸摸口袋，掏出来一看，只有几张拾元的票子及一些零碎钱。

村支书叹口气，从口袋里摸出一叠票子，数了五百给他。

他像木头人一样接过钱，就急急地朝小街上赶去。

村支书又把他叫住：“你的鞋子呢？你还是洗洗脚吧！”

他又回到田埂上，找到了那双塑料拖鞋，蹲下来撩拨了些水，胡乱洗了洗脚上的泥。

再也不管村支书还在说什么，他只管直直地朝前走，身上阵阵发冷。昏头昏脑地站在大太阳下等车，昏头昏脑上得车去，他根本没心思坐下，恨不得一步就跨到看守所大门跟前。

车到了城里，人们都下车了，他也被动地走下车。可站在大街上，他四顾茫然，根本不知道自己到了哪里。他只得一路走一路问，终于挨到了看守所，一眼看到大门口身穿警服的警察，不由莫名地心虚。好不容易鼓足勇气去打听，却被不耐烦地告之：暂时还不能见，犯罪事实还在查证！

他狼狈地站在大厅里，当得知儿子竟是参与贩毒被抓，他又气愤又伤心，儿子怎么会做这种伤天害理的事？

最后，在一旁别的家属善意的提醒下，他还是跑到看守所小超市里放了五百元钱，让儿子偶尔加加餐。

都过去几年了，直到现在说起此事，大叔依然满眼是泪，他不停地责备自己教子无方。

“后来，您见到您儿子么？”

陈克云长吁了一口气说：“一年后，儿子被判了徒刑，在送监狱之前，看守所通知家属去见面。我与女儿赶去了。一家人终于聚在一块了，却是窗内窗外，相隔咫尺。他姐姐只知道哭，我也无话可说。最后，我与女儿一人给了他1000元，让他好好改造。他倒有了些难过的模样。”

“之后还去看过没有？”

“毕竟是儿子，我当然想他，但他远在岳阳，我跑一趟太难了，还要花不少钱！这几年煤矿每月只发90元钱，满60岁后养老金每月才80元钱，但大多花在看病吃药上，哪里还能顾他？不过，我还是经常给儿子打电话，劝他好好改造！儿子渐渐有了些改变，再也不挂我的电话了！”

这时，外面有人在说得热闹，我与大叔出来一瞧，竟是大叔妈妈在与我的友人聊天。外面阳光很好，婆婆刚从小溪里洗菜回来，两手冻得红通通的，我一眼就看到地坪里那只菜篮里满满一篮碧绿的青菜。大叔便低声地对母亲说：“你看你，说了不要到圳里去洗菜，要是摔跤了怎么办？”婆婆笑了，儿子的责备倒给她带来了开心！婆婆很瘦，满脸皱纹，戴着深红色毛线帽子，齐耳白发，紫红色旧棉袄有些长，色彩已然黯淡。她热情地邀我们去旁边那栋楼房里烤烤火，友人一看时间都快十二点了，笑笑说：“谢谢啦，下次来吧，我们还得赶路呢！”说完，友人看了我一眼，便带头告辞。

大叔忙关上门，默默地跟上我们，我故意落在后面，还想和他聊聊。

到了村委会大门口，趁车子在倒车，我对他说：“你最大的心愿就是希望儿子早些出来吧？”他点点头，说：“儿子今年都32岁了！他得争取40多岁出来，到50岁出来就完蛋了！”我握握他的手，安慰他说：“儿子既然这样了，你着急也没有！还是好好养自己的身体！”他忧心地说：“过一天算一天吧！”

当我坐上车时，他呆立在车门外，愣愣地看着我。

车开上了大路，我回过头去瞧，他依然呆立在那里。我突然觉得他有些像鲁迅《故乡》里的闺土。

到2015年7月底，我再次将所有的文稿都梳理了一遍，回头再看看，看到最后，觉得还有些许欠缺。我决定就以浏阳为代表，来看看城乡养老事业的发展现状。浏阳居于内陆地区，浏阳养老事业的现状，应具有一定的代表性。

采访倒是很顺利，就浏阳当下的老人生活现状及所作的种种努力，与几位基层民政工作者进行了探讨。由此跳出个体老人的命运，来看待当下整体老年人的生存现状，我的心渐渐凝重。基层民政工作者一直奔走在广阔的城市及乡野，为那么多老人送去了温暖及关怀。但仅仅这些温暖，又怎令普天下的老人，生活平稳、身体康健、内心平和呢？想想我一路走来，那些在人生风雨中飘摇孤独甚至挣扎的老父老母，我自是坐卧不宁！

恰在此时，友人向我推荐蕾秋·乔伊斯的《一个人的朝圣》，我顺手拿起来就读，一读就被深深打动了。哈罗德，一个已经退休了的65岁老人，他既无朋友，也无敌人，退休时如他所愿，连告别会也没有举行。在接到好友奎妮·轩尼斯身患癌症即将离世的消息之后，哈罗德终于做出了他这辈子做过的最勇敢的决定，用走路的方式去激励奎妮·轩尼斯活下去的勇气。

这世上有许多人每天做的事就是不断将一只脚放到另一只脚前面，日子久了，生活显得暗淡无光。然而每个人的生活又是如此独特，每个人都走在不同的道路上，每个人都在追寻自己的圣地。1个人，87天，627英里——哈罗德穿越时光隧道的朝圣之路，是如此打动人心：世上有多少个朝圣者，就会有多少条朝圣路。每一条朝圣的路，都是朝圣者自己走出来的，只要你的确走在自己的朝圣路上，你其实并不孤独。

回望从2013年年底起，快两年的时间里，我从湖南出发，绕了一个圈，又回到湖南，一次次走近不同的老人，一次次忧心于老人们人生际遇的曲折及晚景的悲凉，一次次感动于老人们生命的顽强及积极向上！他们为儿女、为这个世界几乎奉献了毕生的精力，他们即将走向人生旅程的终点！他们对社会对子女没有抱怨，也无从抱怨！他们都只是普通的老人，在某种意义上又都是我要找的廖婆婆，也如哈罗德般卑微如飞扬的尘埃，但与他们相遇，走进他们的内心，便会得到纷纭的人生启示，包括人生的意义与价值。

我想，我走向老人之路，也是朝圣之路。曾让我心力憔悴，也曾让我感慨万千，还曾让我欢欣鼓舞。终于，我走过来了。

作者简介：

彭晓玲，中国作协会员，中国散文学会理事，鲁迅文学院十四届高研班学员，东莞文学艺术院签约作家，湖南省散文学会副秘书长，湖南省报告文学学会副秘书长。有作品散见于《散文》、《散文百家》、《清明》、《长城》、《山花》、《创作与评论》、《文艺报》、《文学报》等报刊上，曾出版散文集《红石头的舞蹈》、《挂在城市上空的忧伤》、《苍茫潇湘》，散文特写集《民歌婉转润浏阳》，短小说集《谁来疼惜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