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勇

在研究性格理论时我发现了一个让人心里很不是滋味的现象。

其中有一种性格类型叫“自卑型性格”。属于这种性格中的“强自卑型”的人，一翻看过去，大多数都是“穷苦出身”，或小时候在家里、所在社会环境里受过很大的压抑。在他们的自我、性格形成的童年、少年阶段，贫穷或家庭环境所导致的自卑、压抑，是他们的人生底色。

在贫困地区，树干成了当地学生锻炼身体的体育设施。

这样的人生底色，必然在局部上影响到社会的底色。

大人是如此，小孩子怎么样？在贵州、湖南、重庆，不同的时间段里，我接触过一些贫困地区的留守儿童和小青年。他们普遍自卑、“内向”、不擅长和人接触、压抑、心理保护很强。从小的生存状态和家庭、社会环境，使他们在自我面对这个世界时非常紧张，无力。

而反观城市中层的孩子，则较少这样的自卑和压抑，在呈现自我时，要主动和积极得多。至于上层社会的孩子，则从一开始，他们的自我就具备长袖善舞的潜质。

贫困并不仅仅是穷人的一种生存状态。它对人的自我、性格、心理结构，具有可怕的塑造力和扭曲力。它本身是社会问题而且也会产生复杂的社会后果。在这篇文章里，我不再重复我们已经知道的常识，而只是尝试去提供对贫困问题进行思考的一个新的角度。

一个故事

先从一件悲惨的往事说起。

很多年前，在我的家乡，当时有一户人家，户主叫那海，一个40多岁的中年男人，身材高大，为人憨直，但有轻度的智力缺陷，没有受过任何教育，娶的老婆身体残疾，没有劳动能力。于是，他们一家人的生活（有两个孩子）完全靠那海身体的纯粹劳力来承担—好在他还有些力气。

解释一下，“纯粹劳力”的意思是：那海在运用自己的劳力时，完全不会用头脑去为劳力争取一个比较好的价值，甚至他劳力的价值，被雇佣他的人或跟他有交易行为的人大大压低。比如，他卖一挑柴在既定的市场行情中，争取一下的话可以卖到10元人民币，但在别人的压价下，他8元就卖了。像他这样无法用头脑进行简单的经济运算和社会互动的人，被压价、被骗、被占便宜是家常便饭。

我不确定那海的祖上过得如何，但从他所继承的祖屋的古老形态看，不至于太差。不过，到了那海这一代，形势急转直下，已经可以用“一贫如洗”来形容了。

一年到头，他们家的情况是这样的：吃了上顿（午饭），还不知道下顿（晚饭）及烧煮下顿的柴火在哪里，要解决下顿，那海必须要去深山里砍一挑柴去街上卖，或者在街上做点零工，然后得到一小点钱买点米回家，回家后还不算完，还要去附近找些柴火来烧，实在找不到就拆祖屋;他们唯一能吃得上肉的日子，就是过年的时候，而且一般也就一两斤的样子，要和其他菜一起炒。

任何时候看，这种仅仅为吃饱饭而挣扎的生活都近乎让人绝望。那海家除了能获得邻居的一点点救助外，基本处在自生自灭的状态。

很多年后，那个社会结构慢慢地改变了，在社会经济层面，“进步”了。那海的子女也已经长大，其子已经成年，有养家的劳动能力了。有一年回家，我听说那海在一个采石场中，因为一场意外事故已经去世了，死得很惨。他的儿子同样没有文化，而且什么也不懂，不具备维权的能力，并没有获得任何补偿，哪怕是人道主义意义上的。

那海的一生，在贫穷中卑微地活着，直到屈辱地死去。而这一切，在某种程度上也通过“社会遗传”，传递到了子女身上。我和他的儿子有过一次短暂的交谈，在新的社会背景下，他用自己的劳动能力养家，已经告别了那种吃了上顿还不知道下顿在哪里的日子，但他没有任何文化、知识技能，并不能挣脱贫困的处境。

贫困首先是一种自我剥夺。那海陷入绝对的贫困，一个因素是没有继承到父辈的正常智力。此后，为了吃上一口饱饭，他无限制地透支自己的身体，完全无法发展出基本的知识、社会技能，更无法突破性格、心理的各种限制，使自己的人生和家庭永远锁定在赤贫状态。而这样的后果是需要政府通过低保、社会工作的帮扶等来消除的，可是在那时它缺席了。

这种自我剥夺最容易进行代际传递。从小在赤贫的家庭环境中长大，要那海的儿子“自信”是不可能的。事实上，一个人往往会自卑而且会过一种在心理上风雨飘摇的生活。这种心理上的剥夺比贫困本身还可怕。另外，家庭的贫困，使那海的儿子没有钱，也没有起码的意识要去读书。这完全超出了他们的经济和智识能力。要结束这种自我剥夺，同样需要基层权力来做。

自我剥夺

翻开历史，贫困几乎是中国社会的常态。对于封建王朝来说，限于当时的生产力，以及治理制度，贫困不是什么大问题，天灾才是让人敏感的大问题。在贫困中，人还可以活下去，可以局限在某个封闭的小社会环境中自生自灭，但天灾却难以让人活得下去，势必冲击社会结构，进而冲击政权。所以天灾时对老百姓赈灾必须上升到一个政治高度。

进入到现代社会，尤其是现在的中国，贫困问题必然不仅仅是一个经济问题，同时也是一个社会问题、政治问题。消除贫困意味着系统性地解决影响到一个民族的尊严和形象的生存条件，同时也是制度优势和社会结构得以长期和谐的应有之义。党和国家对贫困所发起的攻坚战，要在2020年全面实现小康社会，是在创造中华民族从未有过的历史，迎来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这里的责任担当，无论如何强调都不过分。

贫困问题是最尖锐，也最难解决的社会问题之一。党和国家在政治动员之外，还进行广泛的社会动员，健全参与机制，正是看到了它的艰巨性。

如果贫困只是一种状态，只要尽全力去做，依靠我们的制度优势，是一定能做好的，这种“状态”必然可以改变或消除。但贫困的复杂性就在于它有两个问题：发生逻辑和可持续性。

举一个简单例子，只要给一户贫困户一年提供10万元的帮扶，这户人家立马就可以脱贫。在这样做时，我们其实是最省事的，可能并没有去考察他家为什么贫困，这里的发生逻辑是什么，也不会去考虑我们一年提供10万元，能提供多少年？通货膨胀后呢？按这个标准，我们有多少钱提供多少户人家？

另一个例子是：我们对贫困户进行定点帮扶，无论是在农业生产还是工业生产的参与上，都为贫困户找到了一条脱贫的路子。贫困的状态改变了。但能持续多久？在这个过程中，贫困户是否发展出了维持，甚至扩大现在的生活状态的技能、思路、素养，以及获取资源的机会？换句话说，他们摆脱贫困的能力、手段、机会是否在我们的帮扶中真正解决了，以致于我们的帮扶一旦撤去，对他们不会有什么影响？

所以在我看来，在解决贫困问题和保持它的成果时，我们可以进行一个广度和深度上的延伸，把握好贫困的社会剥夺和自我剥夺这两个特征，同时对它们“下手”。毕竟，它们造成的问题已经很严重了。

从自我剥夺的角度上看，如那海的儿子那样，一个人在贫困的家庭环境中长大，穷怕了，很容易具备一种“穷人思维”、“穷人心理”，比如，不懂得要去学习，要去“投资”自己的未来，要去获取可以改变处境的技能，要去具备改变自己和后代命运的素养，他们具有目光短浅的现实主义特征：无论干一件什么事，原则是不花钱或尽量少花钱—心理上，花一点钱就会陷入一种高度的不安全感中。这种自我剥夺，使贫困家庭的孩子，很难突破导致贫困的那个怪圈，而他们也很难意识到这一点。阶层的固化和传递，跟这一点是有关系的。

这种自我剥夺的危害还算是轻的，它只是剥夺了自己生存发展所需要的那些思维、心理、素养、技能。严重的自我剥夺，就是一个人对自我生命的剥夺。一些贫困地区的人因为生活陷入绝境而自杀，都在提醒我们，必须结束这种自我剥夺。

社会剥夺

任何一个社会学家，无论是否具有强烈的精英主义色彩，都会承认：贫困的背后有社会资源分配不公的因素。某种程度上，贫困正是它的一个结果。只有在相互隔离的小社会结构里，某一个地方的人的贫困，才算是“自然”因素，只跟当地的生产生活条件以及他们的劳动能力、素养有关，跟大的社会结构，另外的人，以及政府无关。

贫困是综合因素的产物。但很清楚的是，在大多数情况下，贫困者是因为置身于一个不利的自然地理环境、制度地位、市场地位等，才这样穷的。那海的穷或许可以用他的智力不够正常作为辩护（其实无法辩护，因为这种情况下他理应吃低保，但没有），可是到他儿子身上，智力正常，也很辛苦，穷更多是因为制度地位、市场地位太低（低到不会有人注意到，从而没有提供理应提供或应该公平对待的改变命运的待遇或条件）而导致的了。

社会剥夺不等于一个人对另一个人的直接损害或恶化其生存处境，所以看上去好像找不到为之负责的人，甚至像那海以及他儿子那样的人都不会意识到这一点。他们按照一个善良的人基本的本能那样接受着命运的无情蹂躏，只要还能生存下去，就会规规矩矩。

社会剥夺具有一种反噬的路径。它先是剥夺一部分人，导致这部分人的生存处境恶化，或无法改变恶劣的生存处境，进而，导致这部分人自我剥夺，危害到自己的思维、心理、性格、素养等，再进而，产生了两条路径，一条是被剥夺的那部分人，可能会选择认命或自我攻击，另一条是被剥夺的那部分人，选择的不是认命或自我攻击，而是对抽象的“社会”的攻击。所有那些因为生存处境较差或绝对贫穷而“报复社会”的人，走的是这条路径。即使他们并没有明确的攻击性行为，在精神上也具有一种破坏性，很容易就会变成一个失意者。失意者聚集的社会意味着对破坏性的一种蓄积。

贫困显然在客观上不仅仅是贫困者在埋单，也不仅仅是贫困地区在埋单。它会渗透到宏观的社会结构和微观的人群里，变成一种社会风险。而解决贫困问题因此具有了多重含义：以所有的力量去消除贫困的状态，去消除贫困产生的逻辑和社会土壤，去构造和维护一个不会导致很多人陷入被剥夺境地的社会结构和利益分配机制。

我想说，在党和国家以如此的担当，对贫困进行攻坚时，社会力量的参与并不仅仅是在各种资源的投入上。要消除贫困的土壤，就必须消除产生贫困的自我剥夺和社会剥夺，这涉及到这个社会上，似乎并不贫困的人如何对待贫困者的问题，是在市场地位上给予帮助或特殊的待遇，在情感、心理、观念上进行关爱、尊重，还是基于利益进行排斥、压榨？这不仅关乎自己的素质，而且直接关系到是否危害贫困的同胞生存处境和心理处境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