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路遥的小说坚持“农民式”的书写姿态，推崇一种个人精神世界的崇高美，在其文学作品中身体被看作是一种高度的道德伦理的象征性表达，忽视个体身体的价值，在道德理想主义与个体身体的取舍中，他将身体看作是个体身份认同的奋进工具，他关注特殊历史变迁对真实的个体身体的具体改变，在其小说中身体书写具有不同的方式与文化意义。

关键词：路遥小说；道德理想主义；身体

中图分类号：I207.4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

1978-1990年是路遥文学创作中的关键时期，这一时间段正是中国社会经历文化大革命到改革开放的历史时期，对于社会来讲“变革”是其关键词，正如路遥作品中描述的那样“这是一个奇特的生存部落。先进与落后，文明与野蛮，高尚与卑俗，新的与旧的，全部混杂并存，交织在一起。”[1]125同时中国现代文学主流叙事也经历了纷繁的迭起，伤痕文学、反思文学、改革文学、寻根文学、先锋文学、新写实文学、新历史文学等纷纷登场，文学理论批评与创作实践无疑也形成了一种称之为主流话语的规则。相较于紧跟时代主流话语前进的作家来讲，路遥似乎是落伍的，在中国现代文坛开始着力引进探讨西方现代主义文学思想、反思重建中国现代文学的大潮中逆流而行。路遥曾说“作家的劳动绝不仅是为了取悦当代，而更重要的是给历史一个深厚的交代。”[2]248我们不妨把它看作是文学中踽踽独行者的文学宣言。

在《平凡的世界》中田福军与著名作家黑老的一段对话，侧面地展现了路遥的写作态度，“黑老，有一点是肯定的，以后的人们绝对不会怀疑你当年的讴歌完全出于真诚。至于你当时的认识和判断，那不可能超越时代的局限性。……”[3]195路遥的作品之所以在中国现当代文学史上不时沉浮、不断阐释，也是由其作品所秉持的文学品格所决定的，可以说现实主义精神是路遥现实态度的真实写照。在一个充满“变革”的时代，最现实的问题就是生存问题，路遥紧紧抓住时代的核心词，正面迎视人生。他一方面认同农村城市化进程中人的价值的实现渠道、实现路向，从文化、社会、历史角度关注农村的变迁和农民的命运，在揭示农民现实生存方面他无疑坚守了现实主义的文学品格。另一方面他洞悉到由历史变迁、地理环境、经济条件等因素合力制约而形成的城乡身份差异，更深层次上讲是城乡精神层面难以跨越的精神空间的疏离。他直面现实却给不出答案，但他决绝不愿意走向虚无，因此在探寻中国农民城市化进程中身份差异引发的精神出口时又表现出一种深深地无力感。路遥对中国农民现实生存的价值意义进行执着地追问，对高扬的精神世界和沉重的肉身的越轨笔执，对农民在城乡身份差异中显露出的现实困境与精神困境的深省，构成了路遥小说独特的审美价值。路遥的小说是悲天悯人的作家情怀在历史性转折时期心灵震颤的最强音，他向往崇高精神和血性刚毅的个体人格，在特定历史时期具有十分积极的价值，但理想信仰中道德理想主义的倾向，又使得他的作品像是喃喃自语，注定孤独。

一、路遥小说书写的关键词：道德理想主义；身体

路遥是一个坚持农民立场写作的底层作家，他的创作来源于他生存过的那片土地和他自身在艰苦环境中切肤的肉身体验，亦如他的长篇巨著《平凡的世界》扉页语“谨以此书献给我生活过的土地和岁月”。他将文学创作看作是一种类似农民耕作一样的劳动，他自己则是文学天地里辛勤耕耘的“农民”。路遥以这样一种沉潜的低姿态为他所熟悉的农民、农村干部、农民知识分子立传，呈现了农民群像的肉身化体验，这种写作立场与写作姿态都是“农民式的”。既然是农民式的书写，就要立足于坚实的土地上，重视农民与土地的关系、农民与劳动的关系。而土地是农民肉身化的生活场域，对农民而言吃饭生存是人生的根本问题，土地对于农民来讲就是命脉，路遥在《平凡的世界》指出农民对祖辈生息的土地有一种宗教般神圣的感情，土地就是他们生命的根。

“农民”这一称谓在中国自古有之，传统社会中它就含有社会阶层的区别含义。在现代中国社会中，它是一个地理空间维度、制度领域、经济领域、文化领域的多维性社会学概念。在历史发展中有一个动态的时间维度，不同历史时期农民生存形态各异。20世纪中国历史演变进程中农民是重要的主体，新中国成立之后围绕农民的革命、现代化运动风起云涌，中国农村的现代化进程，始终围绕着土地问题展开：合作化、大跃进、人民公社化、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等。对于农民而言，土地构成了他们生存的全部场域，劳动涉及到了人的肉体体验和精神领域。路遥是站在乡村审视城市的，城市是被想象和虚化的，现代城市被看作是集权利、经济、文化为中心的社会形态，它是独立于乡土的生活方式与存在形式。城市是新旧文化的冲突地带，农村意味着家乡，城市则意味着异己的差异空间，城市生活的舒适化、享乐化，使它更容易成为社会腐化现象泛滥密集之地。

路遥的小说创作受中国现代文学传统价值观念的影响极深，从地缘性来看，对他的文学创作产生最大影响的当属农村题材作家赵树理和柳青。1942年《毛泽东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精神中强调了文艺以黄土地为中心，立足于坚实的大地上，离开大地和人民，任何人都不会成功，农村对于文学而言，是写不尽的。《讲话》精神作为新的意识形态声音，它更强调乡土意识，也肯定了农村题材作品的价值意义。赵树理小说坚守淳朴的农村文化价值道德，笔下人物具有传统农民美德，柳青的农村题材小说中也不乏这类形象的刻画。而路遥是土生土长的陕北人，从生活经历上他了解农村，关注农民的命运，从文学背景上看，这两位文学家无疑为其开拓了“农民式”文学创作的实践范本。同样路遥小说中的农民也是本分克己、朴实守旧的，他们就像沉浮于社会变革中的一介浮萍。《在困难的日子里》饿得浮肿的乡亲分一升米供“我”上学。《卖猪》中六婶子自家小猪亏本出售，但不高价出售捡来的猪，这些情节都凸显出农民身上淳朴善良、本分朴实、贫穷却不贪财的乡村道德价值观。

不同于两位文学前辈的是路遥在赞扬农民道德价值观的同时，也警觉地意识到城市化进程中农村正在剧变，城市文明正在冲击着传统的乡村道德价值观。孙少安的砖厂再次盈利时，在胡永合的撺掇下，少安准备进省城用自己刚积攒下的那点钱去投资电视剧《三国演义》只为图个虚名时，路遥指出“人类史告诉我们，贫穷会引起一个社会的混乱、崩溃和革命，巨大的财富也会引起形式有别的相同的社会效应。”[1]375金俊文一家因盗窃罪涉刑，路遥痛惜农民贪图金钱，“从中我们深切地意识到，大时代的浪潮不仅改变物质世界，更重要的是，也在改变人。许多原来没出路甚至看来没出息的人，变得大有作为，并且迅速走上了广阔的生活大道；而可悲的是，有的好人却变坏了，渐渐向堕落的深渊滑落……”[1]165这种忧虑是非常具有现代性的，随着个体生活场域的置换，农民经历着不同的肉身化体验，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的疏离已经一步步走向中国广大的农民阶层。

在对其之前文学传统实践发展的同时，路遥推崇一种个人精神世界的崇高美，高扬道德的人而不是肉体的人，赞颂逆境中人的本质力量的彰显，环境越复杂艰苦，个体的这些道德品质就越发激扬勃发。崇高的道德理想成为社会价值系统的最高标准，他赞扬个体的舍我意识。柳青的革命文学中就为我们塑造了典型的“革命文学中的身体”，“历史发展的必然性”使得个体的身体血肉模糊，个体身体缺席，集体身体符号化，强调献身精神。路遥小说创作受到柳青的影响，在其文学作品中身体被看作是一种高度的道德伦理的象征性表达，无视个体身体的价值，在道德理想主义与个体身体的取舍中，身体是可以奉献出去，甚至精神可以完全地脱离肉体存在。《惊心动魄的一幕》中县委书记马延雄，在社会变得一反常态，城市、乡村处于动荡时，这位一心为民的好干部，成为严酷的派系争斗中的核心人物，他对政治有着一种近乎执迷地投入，个体生命为了政治事件牺牲，最终成为一个牺牲品。《平凡的世界》中也有类似的身体呈现，孙玉亭不顾家饿着肚子搞革命，精神上享受着一种无限的快活，他对政治的热衷，盲目地政治崇拜压倒性地战胜了身体的基本需求。田晓霞死后少平奇遇外星人虚景中有一段对话：“某些生命达到了高度完美精神就不再需要物质肉体，就好像是生活在纯粹的精神世界。”[1]273

路遥小说中不乏悲剧结局和悲剧命运的人生，但在很多艰难时刻他总是发出自己对公道社会的向往和信念，他鼓励人正视现实、不消沉、不自我消亡，而是坚信理性追求一种精神信仰以指导人生和现实活动，追求肯定性的理想。他标榜的道德理想指向理想化的社会，他所讲的道德是一种超越性的与理想化的道德，据此我们可以说路遥是一个道德理想主义者。

崇高的精神世界与苦难的身体并行，道德的高扬，引发了如何安放身体的问题，身体绝不是空洞的肉体躯壳，“身体”是肉体的存在，对于每个生命来说，生命主体精神就存在于自己的身体之中，将人理解为身体，将身体理解为主体，精神则是身体之功能。“尽管理性和欲望之间的激烈争夺会给肉体带来巨大的创痛，但这只会激发起身体对欲望的反抗并进一步向精神的世界飞翔。身体成了历史理性精神和个体原始欲望争夺的对象。”[4]11路遥一方面鼓励人们面对现实，敢于接受苦难，一方面又不无苦涩地认同主流价值观对人的现实意义的规定，实际上飞扬的精神也只是一种理想主义的化身。路遥是思想上的道德理想主义者，美学上的现实主义者。他是一个道德固守者，文化意义上的道德洁癖，奉行道德优先原则，高拔的自我人格道德信仰，道德理想投身于复杂的社会活动中，崇高理想置于个体生命之上，个体欲望被抽干。在特定的时代，高扬的道德理想固然有其积极地社会意义，但对社会规范性的认同依然显出无力感，缺少反叛精神和社会文化意义上的批判性。值得肯定的是路遥意识到这一问题的复杂性，他察觉到理想化的道德实践准则与现实生存的悖论性，将城乡精神空间的疏离、精神世界的失落这一沉重的话题抛出来，是值得后人醒觉的。

二、城市价值观对身体的改写

路遥小说中农民知识分子的精神困顿更为典型，任何一个精神高扬的时代，物质都是贫穷匮乏的。《平凡的世界》中孙少平在学校感受到城乡差异性，破旧的补丁衣着，吃着学校里身份标记的三等饭菜：丙菜与黑高粱面馍，学校劳动时两眼冒花，贫穷寒酸常感到自卑，对一切家境好的学生抱有内心变态的对立情绪。物质生活和精神世界的双重劣势，使得少平产生了对农民身份的否定和自我重建的觉醒。

“他永远是这样一种人：既不懈地追求生活，又不敢奢望生活过多的酬报和宠爱，理智而清醒地面对着现实。这也许是所有从农村走出来的知识阶层所共有的一种心态”[1]122乡村与城市的二元结构的既成性，城乡物质生活鲜明的界限，农村是落后、陈旧、贫穷、文化的缺失、机遇的真空，而城市是文明、先进、富足、文化的象征、机遇的天堂。他们出生在农村却遥望着城市，身体与精神处于激烈的分裂中，使得这些农村知识分子在农村——城市二元空间中游离，展开了肉身化的体验，身体被城市暴力改写。进入城市的知识分子开始读书、看电影、刷牙、洗脸、洗澡、用香皂洗衣服。他们出生在乡村，却又试图摆脱农民身份，一旦进城，就意味着他们蒙昧的世界中打开了一扇城市文明的视窗。农民固守着土地，城市人乐足于繁华。置身于历史现实之中体验到差异性，心理倾斜，精神失重，他们遭遇到自我身份认同的危机。“知道我是谁就是了解我立于何处，我的认同是由承诺（commitments）和自我确认（identifications）所规定的，这些承诺和自我确认提供了一种框架和视界，在这种框架和视界之中，我能够在各种情境中尝试决定什么是善的，或有价值的，或应当做的，或者我支持的或反对的。换言之，在其中，我能够采取一种立场。”[5]37

路遥小说中现实问题与精神困境的碰撞，更多展现在城乡男女的爱情顿挫中。路遥坚持现实主义的爱情观：“爱情，应该真正建立在现实生活坚实的大地上，否则，它就是活生生的生活之树上盛开的一朵不结实的花……”[1]203婚姻不仅是现实的结合更重要的是精神世界的契合，城市对乡村的冲击，城市正在改写着乡村。我们可以重点解读小说中两对城乡男女的爱情关系：高加林与黄亚萍，孙少平与田晓霞。这里有一个模式化的呈现：女性来自城市，男性来自农村；黄亚萍与田晓霞都是城市文明的象征，而高加林和孙少平是城市文明的追随者，他们一方面摆脱不了农村的影响，另一方面，又不愿受农村的局限，既不纯粹是农村的状态，又非纯粹的城市，他们恰恰处在路遥所说的“交叉地带”。“路遥一再提到的‘交叉地带，主要不是一个空间概念，而是一个社会体制层面的概念，一个关乎个人命运的概念。简而言之，所谓的‘交叉地带其实是农村通往城市的道路，以及留在这条道路上的艰难和辛酸。”[6]229而个体身体在路遥小说中极具象征性，男性身体是精神高扬的旗帜式形象，女性血肉之躯不具有独立性，她们被定义、被象征，崇高的道德境界剥夺了个体身体的价值，个体的身体与欲望被抽干。

黄亚萍是世俗化城市文明的象征，她对于高加林而言是暴力改写者，她任性强势、骄纵霸道。面对爱情抉择选择了高加林，这是因为高加林成为了一个具有才学的公家人，即高加林在交叉地带通过招工实现了城乡身份的合理转化。表面上来看这对爱情关系似乎达成了某种平衡，而实际上当高加林以城市人的身份与黄亚萍恋爱时，黄亚萍作为有知识、敢于追求幸福、聪敏有魅力的“现代青年”，这种精神气质始终吸引着高加林。黄亚萍可以带着高加林去南方，她是未来的象征，而相反爱着高加林的农村姑娘巧珍是过去的象征。黄亚萍对高加林的改写，正是城市文明对乡村价值的冲击，这种冲击是裹挟式的。农民是一种文化身份，农民也是被启蒙的对象，当农民知识分子遭遇城市文明的时候，农民个体就处于被撕裂的状态，被动迷茫。这种城市文明对身体的改写又辐射在高加林与巧珍身上，巧珍是理想化乡村价值观的象征，巧珍对高加林的爱，是直白的、盲目追随的，她没上过学，仰慕高加林身上读书人的文明，学着高加林刷牙、迎合高加林换衣服。高加林虽然不是纯粹意义上的城市人，但城市的印记又使得他成为乡村姑娘巧珍的启蒙者。

田晓霞是理想化城市文明的象征，对于孙少平而言她是精神导师，是城市文明的指引者，更是少平理想化人生的象征。小说中的田晓霞性格大方，不拘小节，几次写到她的外貌特征也是英气十足，阴柔美的描写不多。田晓霞具有宽广的心胸、博学的见识、刚毅的奉献精神和冒险精神，令人崇敬尊重。田晓霞对于孙少平而言是性别模糊的，是超越世俗的精神性的圣神不可亵渎的。从现实层面来看，两人的处境并不平衡，田晓霞是记者而少平是煤矿工人，城市出生的田晓霞与农村出生的孙少平物质生活上差距很大，路遥刻意地淡化二人的物质鸿沟，拉近彼此的精神距离，精神上的二人更接近，少平的苦难不仅仅是来自贫穷和对生存现实的绝望，更多的是来源于对农民身份的否定和重建精神尊严的认知要求；肉体的苦难，虚化拔高了少平的人格形象，他是被田晓霞想象改写的少平，世俗的有血有肉的少平是被遮蔽的。

城乡空间的差异不仅仅是地理性的，空间具有多维性，地理和经济层面是显性的差异，精神和文化上却是隐性的，城乡差异深层上讲是由身份体现出来的精神的疏离。如果说《人生》中黄亚萍对高加林是暴力改写，那么在《平凡的世界》中田晓霞对孙少平则是淡化了现实鸿沟的虚化改写。小说结尾孙少平经历了肉体上极大的苦难，在矿井下作业时，为了救工友他的脸部受伤，身体的疮疤来自城市，一道疤表层的卑贱、丑陋，深层看是身体的溃败，它象征着城市对孙少平的拒斥、改写。

三、乡村价值观对身体的规训

城市是未来的象征，与乡村价值观冲突着，路遥的道德优先原则，使得他从道德的角度看待全部的人，谁的道德高尚，符合乡村价值体系，谁就能实现身份的合理性转化，而这种身份的合理置换中又包含着社会规范性的认同。农村知识分子是有自我认知的觉醒者，渴望摆脱农村，进入城市，扩展自身的生存空间和精神疆域。但由于社会历史原因，城市又选择性地、有限度地、试探性地接纳他们，或者拒斥这种路径，而这种路径在路遥看来不外乎通过高考、招工招干、参军，对于农村知识分子而言通过高考，接受高等教育，这才是最有效的路径，这正是路遥在现实世界中所经历和演示过的。懂事乖巧的孙兰香通过高考成为城里人，找到了城里男朋友，得到城里人的认可并且与其联姻。孙少安凭借劳动能力和对政策的敏感度，适时地为自己获得了财富，改变了贫穷的生活状况。

我们可以来解读两组有意味的命运归宿，《平凡的世界》中孙少平的返厂，田润叶的归家，这两个人物的结局是对乡村价值观的回归；而《人生》中高加林的返乡，《荒野在秋风中飘落》中刘丽英的归家则是具有惩戒意味的乡村价值观的拾取。孙少平把饥饿、寒冷、受辱、受苦当作是正常生活，为了挣脱现实，他闯城市先转户口，使自己通过制度领域置换农民身份。理性精神可以超越肉体，贫穷饥饿、城乡贫富差距等生理刺激内化出的心理病症，自卑、敏感、自强，成为追逐理想世界的内驱力。少平试图通过乡村身份的合理转化，开拓精神场域，这自然少不了身体的参与，拓展生存空间，置换肉身生存的地理环境与精神场域，塑造自己，空间的认知和拓展关乎人的精神生态和自由向度。少平经历的身体的苦难转化成了精神上的优越，这正使得孙少平与田晓霞达成了精神层面上的某种平衡。苦难亦是内在化的生命体验，战胜苦难的身体史，将少平塑造成为一个值得田晓霞仰慕的理想化的英雄。作为城乡二元之间的游离者，在对立转化的过程中，通过知识来实现身份的合理转化，差别中的身份认同会产生严重的倾斜，这种身份的转化与精神认同并不同步。田晓霞的死从根本上来讲是路遥心中那个扬起的道德理想主义的某种失落造成的，精神高扬在理想主义的天空，而肉体却深陷在现实主义的泥沼中，失落了必须妥协了，向往城市的孙少平拒绝了大学生金秀的爱意，退回到煤矿迎接他的是惠英嫂子，路遥最终选择了现实规范性，乡村道德价值观战胜了城市文明，身体被规训，重重地跌落在现实坚实的大地上。

田润叶，村支书田福堂的女儿，县中学毕业后在城关小学教书的公家人，德行好：每次回村看望户族里傻瓜田二叔，注重乡土社会的宗亲礼仪，可以说这是乡土中国的道德化身。田润叶深爱着孙少安，对与李向前的政治联姻几经抵抗后，听从徐国强的劝说，为了缓和叔叔田福军与自己政见不合的李登云之间关系，答应嫁给李向前，放弃了自己对爱情的追求。田润叶的这种献身精神，非常值得解读，两人婚后，田润叶一直与李向前分居，但当李向前车祸截肢后，田润叶回到家中扮演起妻子的角色，田润叶对李向前的回归，是乡村价值观对城市价值观在道德衡量上的胜利。道德战胜了情感欲望，活生生的个体欲求被熄灭，道德理想主义取代了身体无法逾越的鸿沟，强烈的道德力量规训了身体。

高加林的返乡结局是极富规训意味的。高加林的个人悲剧是令人唏嘘的。但我们又可以不无嘲讽地来看，这似乎更像是自作自受式的。高加林背弃了巧珍对他的爱，否定了自己的农民身份；高加林被人顶替和成为公家人都是人为因素造成的，乡村世俗规约对个体的禁锢、威压，在他身上体现得很充分，但路遥认同的是合理转化的路向。刘丽英嫌弃丈夫窝囊无能，爱上卢若琴的哥哥教育局的副局长卢若华，与丈夫离婚抛下年幼的儿子，嫁给了卢若华，成为城里人，但是刘丽英并未获得她向往的幸福生活，未获得城市认同的刘丽英离婚后又返乡，憨厚善良的丈夫重新接纳了她。路遥的小说中对女性身体的塑造，不是欲望化的身体书写，更多的是符号化的象征性书写。《平凡的世界》中寡妇、金俊斌的老婆王彩娥偷情，不检点的女性身体的欲望强烈，这与田润叶那种忽略身体欲望之追求理性道德的女性俨然两极。

身体在路遥的小说中是个体身份认同的奋进工具，孙少平通过劳动成为公家人，高加林背叛乡村价值观的结局却是返乡，乡村游民王满银溜达不劳动，倒卖假老鼠药、不抚养儿女、耍赌、欠债，在兰花的懵懂的坚守中，逛鬼王满银最终幡然醒悟，回归了家庭。这实际上并不是一个时代个体奋斗史的胜利而是乡村价值观的胜利。

尽管读者与评论界给予了路遥小说一定的毁誉与评鉴，理论界对路遥作品的研究也可以说道尽其详，但当我们再一次冷静地认真地审视路遥小说时，那种独特的审美价值依然值得我们再认识和再开掘。路遥如同一个不合时宜的“农民”，以农民的肉身化体验为切入点，站在乡村审视城市，对农民生存之痛进行深层省思，关注农民的呼唤与诉求。他以与生俱来的乡村情结，沉郁于城乡之间难以弥合的精神疏离感，构想着农民的光明现实与远景，尝试乡村作为被启蒙者精神暗角的延展与拓宽，顿挫于特殊历史变迁对真实的个体身体的具体改变，以身体书写的笔执诠释着农民精神苦痛与文化重构的意义。

参考文献：

[1]路遥.路遥文集（第3卷）[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

[2]路遥.路遥文集（第5卷）[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

[3]路遥.路遥文集（第2卷）[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

[4]石天强.断裂地带的精神流亡——路遥的文学实践及其文化意义[M].北京大学

出版社，2009.

[5]汪晖.个人观念的起源与中国的现代认同[M].南宁：广西师范大学出社，1997.

[6]黄曙光.当代小说中的乡村叙事[M].成都：巴蜀书社，2009.

作者简介：赵海燕（1983-），女，甘肃武威人，西北大学文学院博士研究生，宁夏师范学院人文学院讲师。

（责任编辑：李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