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亦凡

（南京师范大学，江苏 南京　210023）

中英两国媒体对天津港爆炸事故的报道框架分析
——以新华社和路透社的报道为例

徐亦凡

（南京师范大学，江苏 南京210023）

新闻是被建构出来的事实，因此不同媒体对于同一新闻事件的报道存在不同的建构框架。在天津港爆炸事故中，新华社和路透社作为中英两国的媒体代表，可以从文本分析、框架建构、语境分析等角度发现二者报道的差异，并且其各自建构的新闻框架都存在一定倾向。

天津港爆炸事故；框架分析；文本分析；语境分析

2015年8月12日23时30分左右，天津滨海新区开发区周边的瑞海危险品仓库发生爆炸，这次事故的遇难总人数为165人，受伤人数逾500人。这不仅是生产事故的一次血泪教训，也是对政府执政能力的考验，引发了 中外媒体的广泛关注。这一带有强烈人祸色彩的灾难事故在中外媒体的报道中所体现出的差异性则是由于媒体报道框架的约束所造成的。因此本文通过天津爆炸事故报道的具体分析来探讨这种新闻框架的区别。

一、研究背景综述

（一）研究方法

天津爆炸事故迄今已有1年左右，其间有不少新闻传播领域的研究，大多从舆论、突发报道、政府舆情应对、互联网传播等视角进行探讨，但鲜有从框架理论入手进行报道文本的分析，也没有中外媒体的对比研究。而伴有人祸因素的灾难通常具备更多政治敏感因素，有助于分析政治建构与新闻建构之间的关联性。

本文借助的框架理论起源于贝特森，其后被戈夫曼引入了社会学领域，并逐渐成为传播学领域定性研究的重要理论。戈夫曼将框架定义为“个人组织时间的心理原则与主观过程”，而新闻制造的过程就是“将日常生活的现实图景纳入框架之中，以便于对社会情境进行理解和反映”。［1］而塔奇曼认为社会意义在社会互动交往中形成并慢慢成为一种共识，这种共识可以被转化为制度化、组织化的规则和程序，并理所当然地被用来作为判断行动或组织生产的资源。［2］

（二）样本选择及原因

本文以路透社和新华社为研究对象并加以对比。国际媒体对于天津港事故都给予了广泛关注，总体来看，路透社报道最为丰富，且其善于报道经济类新闻，新闻专业主义程度较高。相应的国内媒体就定位到新华社，后者在国内享受最多的采访资源，对爆炸事故现场的接触和报道更有优势；是大部分媒体的转引对象，且作为党办媒体有更强烈的政治属性，这在框架建构中是可以观察到的重要倾向。

事故发生于2015年8月12日夜间11点30分左右，路透社在英国，比北京时间晚8个小时（夏令时），但两家媒体都是从8月13日开始有报道。因此，时间点选择从8月13日开始。在路透社和新华社的官方网站以“天津”为关键词，以8月13日为起始日期查询，可以搜索到大量关于爆炸事故的新闻报道。为了研究的可行性以及可操作性，将新闻发布的时间区间定为8月13日～8月15日的3天时间，无论灭火还是对被困人员的救助都在前三天较有进展。

出于文本分析的考虑，剔除了图片新闻、数据新闻、一句话短消息等缺少足够文字内容的新闻。因此，最终采样数量分别为新华社86篇、路透社32篇。

二、话语分析

新闻作为以文字形式固定下来的物理呈现，能够传递信息与意义，因此新闻具有话语属性，报道的话语可以折射出媒体对知识规则和社会认知的运用，描摹出报道语言的系统性和清晰程度，这种描摹可以从文本视角和语境视角进行分析。文本分析是对各个层次上的话语结构进行描述；语境分析则把对这些结构的描述与语境的各种特征如认知过程、再现、社会文化因素等联系起来加以考察。［3］

通过对路透社和新华社在天津港爆炸事故报道的文本分析，本文试图探索其语言运用的特点与倾向性，从而印证其建构新闻框架的事实。

（一）文本分析

1.报道主题。在对天津港爆炸事故的报道中，尽管事实主体都与爆炸本身有关，但每篇报道都有一个或多个主题，涉及爆炸后的现场状况、救援情况、原因分析等。在对路透社和新华社的样本稿件进行总体考察后，发现它们存在不同的报道集中区域。

（1）新华社。新华社报道以消息、通讯、特写等体裁为主，篇幅都相对较短，因此报道的主题都很集中。对其86篇报道进行梳理后，总结出：第一，事故现场与伤亡损失类（21篇，占比24.4%）。这类报道集中关注事实层面的内容，以爆炸现场的描述、死伤人数的报告、经济损失等为主。第二，指挥救援与政府工作类（41篇，占比47.7%）。这类报道着眼于对爆炸现场的救援状况进行描写，强调政府各机构力量的参与与协调，覆盖了消防部队、解放军、武警、环保部门、工信部门、医疗卫生部门、气象部门等国家机构。第三，社会救助类（12篇，占比14.0%）。这类报道突出表现社会各界对于爆炸遇难者与受伤者的自发救助行为。第四，个体特写类（7篇，占比8.1%）。这类报道从个体视角出发，选取了具有代表性的消防员战士、爆炸事故亲历者、幸存者等进行较为细致地采访报道。第五，其他类（5篇，占比5.8%）。涵盖了评论、爆炸事故衍生的社会新闻、知识普及性的文章等无法被准确归类到以上4种类别的报道。

从统计结果可以看出，新华社最关注政府救援工作以及各部门之间的协调，共计41篇，占据了报道总量近一半的比重。对于救援力量不断增加的报道尤其显著，如“国家级核生化应急救援队赴津参与滨海爆炸事故救援工作”“解放军、武警消防官兵驰援爆炸事故一线”等。这种报道注重救援行动和政府执政能力的展现，希望达到稳定社会情绪、减少恐慌的效果。

在社会救助这一类主题的报道中，不太寻常的几篇涉及台湾组织的援助信息。毋庸置疑，此次突发事故后不仅有来自台湾的捐助，其他国家、地区或国际组织都必然有所表示，然而新华社格外着墨于台湾，“海基会、国民党中央对天津滨海爆炸事故表达关心与慰问”等报道在社会救助类中占比很高。显而易见，这背后有政治因素的影响，两岸关系血浓于水的讯息，在灾难中体现显然是最好的。

个体特写类的报道数量并不是很多，但格外具有人情味，侧重于描摹消防员工作状态的高危险与高强度，具有人文关怀。对于事故亲历者的报道也具体且微，通过对个人或者一个家庭在爆炸后短短时间内的遭遇，以小见大地展现普通居民在突发灾难中的反应和无助。对新华社这类惯用宏大叙事的媒体而言，能够关注到普通人的体验正是对其报道固有风格的完善，有利于塑造亲民的媒体形象。

其他类别的报道并无过多特色，其中让人意外的是一则评论文章，这是新华社在前三天的报道中的唯一一篇评论性报道，带有很强的批判色彩。这篇题为“塘沽大爆炸 天津依然是座没有新闻的城市”的评论，虽然是新华网地方频道所发，但同样属于新华网的“领地”范畴，应该被视为其态度表达。这则意在批评天津当地媒体不作为、缺乏新闻报道的文章在与政府其他部门尽力救灾的对比中格外醒目，强烈的负面报道主题也是对新华社以往报道框架的一种突破。

（2）路透社。路透社的报道总体数量不及新华社，但其中许多报道篇幅很长，因此主题并不局限于某一类或者能被新闻标题完全概括，长报道通常会出现2～3个主题。通过对路透社32篇报道主题的归纳，大致可以分为以下几类：

第一，事故现场与伤亡事实类（8篇，占比25.0%）。这类报道以事实信息为主，描述爆炸事故现场。第二，救援进展与政府作为类（13篇，占比40.6%）。这一类报道着眼于爆炸事故的救援工作展开如何，同时关注政府部门或领导人的行为表现。第三，经济损失及经济运行类（14篇，占比43.8%）。这一类报道集中关注爆炸事故带来的经济损失情况，以及天津港码头的运行现状，中国经济与股市与天津大爆炸相关的变动。第四，归因究责类（6篇，占比18.8%）。这一类报道试图探讨导致爆炸的责任主体是哪些、导致二次爆炸的原因又在哪里等等。第五，个体特写类（1篇，占比3.1%）。与新华社的主题基本一致，通过对爆炸事故亲历者、消防救援人员的采访，完成对爆炸事故牵涉主体的群体描摹。

从统计结果可以看出，路透社对天津港爆炸事故造成的经济损失以及中国政府的救援行动报道最多。其本身就长于报道经济类新闻，而经济损失在新华社报道中少见，但路透社格外关注。例如，着眼爆炸导致的附近企业车辆损毁、相关企业估算经济损失、保险公司受理相关理赔，如“Allianz， Zurich receive damages claims from firms affected by Tianjin blasts”，并关注天津港码头货物灭失以及货运状况、企业营业状况，如“China port blast hits iron ore deliveries， tanker operations”。受天津港爆炸影响，股市产生的变动也是路透社报道的主题。

救援进展与政府行动类报道是路透社另一个关注点，报道意图却与新华社不同。新华社着重渲染政府负责任、有担当的执政者形象，路透社却反其道而行之。在救援报道中，路透社最关心消防员伤亡，如“Authorities lose contact with 36 firefighters at China blast site：”，虽然中方也报道消防员死伤人数，但避免过多谈及，因为消防员大量伤亡意味着对爆炸扑救方法的否定。路透社未规避这一问题，甚至将中国官方媒体关于消防员的死伤报道进行集纳，组成这一主题的报道。

此外，新华社对于救援进程的报道并不直接，通常以不断投入消防力量来弥补，避免提及火势难以扑救，对于爆炸的状况往往报喜不报忧，大多报道“明火基本扑灭”。路透社则指出救援过程不断受挫，消防员对于爆炸物完全不了解，某种程度上是在以性命做赌博，路透社在对消防员的采访中对这一主题也有所涉及：“The lack of awareness about the chemicals as well as the safety protocols in dealing with them illustrate how illprepared the fire fighters were”，并提到了不仅仓库存在诸多危险，还没有任何监管。

在归因方面路透社报道得更多、更充分，新华社在极少报道中提到“企业负责人被控制”“原因仍在调查”，或转述国家主席习近平的要求时提到“坚决落实安全生产责任制……失职追责”等，并没有深入思考造成爆炸事故的原因。路透社则将问责对象明确化，转引安监部门官员对于瑞海违反安全生产规定的言论，指出瑞海公司在2013年就违反了相关仓储安全测试，不具有运营资质，“The report said it had inspected more than 14，000 containers in total and found that 29 from the five firms had failed the packaging checks， with the main problem being inappropriate ‘danger’ labeling”，并关注到政府部门的监管漏洞。对于二次爆炸的发生，路透社更是直接地将矛头对准组织扑救的机构，虽然以“China defends initial response to chemical fires after port blasts”为标题，却在文中予以了来自专业人士的反驳，实则将归因对象直指救援组织者和该说法的维护者。

2.消息来源。新华社86篇样本稿件全部为自采新闻，没有转引其他媒体的报道。只在少量报道中援引来自《新京报》的部分事实信息，如“另有权威渠道向新京报记者证实，事故中有2名战士牺牲”，不涉及观点信息的转载。

路透社作为国际性的通讯社，其报道也均为自采新闻。在报道中的消息引用基本来自中国媒体，尤以新华社居多，约20%的稿件中有内容来自新华社，此外还引用了来自CCTV、《人民日报》、北京电视台、天津港或环保部门的官方微博。路透社的报道通常引用1～2个消息源的报道，且一定都会有自己的表述。

但路透社对消息的引用非常谨慎，每一条非自采获得的消息都注明了来源，表明自己并非以完全赞同的姿态进行转引，只作为报道中可供参考的内容。并且很注重对于中国媒体机构的属性界定，如在引用央视的报道时会加上前置定语“official”，新华社定语则为“state-run”，指明其是国营媒体，而《人民日报》被加上后置定语“the ruling Communist Party’s official newspaper”，强调该报党媒属性。可见路透社尤其警惕中国媒体的政治属性，且自己的新闻框架建构与中国媒体存在显著差异，这种差异与政治框架的构建存在紧密相关性。

3.词频分析。两家通讯社对天津港爆炸事故的报道有一些使用频率较高的词汇，这些词汇折射了媒体的报道风格偏向，也反映了其框架建构的思路。本文对这两家媒体的样本报道进行了实词词频统计，并将属于同一单词的不同变形如复数形式、第三人称、过去式等归为一类，选取排位前20的词汇，结果如表1、表2。

两家媒体前20个高频词汇部分较为一致，主要针对爆炸现场事实信息的描述，如天津、爆炸、消防、仓库、安全等，说明提供事实都是媒体报道重点。

而在新华社的高频词中，救援、事故、官兵、消防员、安全、搜救等词反映其更关注救援工作和力量投入，强调政府部门的领导力。而路透社的高频词还有official（官方）、chemical（化学物质）、area（地区）、city（城市）、safety（安全），显然从更宏观的层面来报道，人们、安全、城市等词说明了在路透社的框架建构中有更多人文关怀的因素，强调对环境的关注。国有、媒体、新华也是路透社的关键词，说明其新闻报道的信息源构成，主要来自中国官方媒体和官方机构。

表1　新华社报道高频词汇统计

表2　路透社报道高频词汇统计

总体而言，两家媒体都较注重对于天津港爆炸事故的事实框架建构，同时新华社偏重于救援框架的搭建，而路透社则更注重人情味，二者都不存在明显的意识形态色彩，这也与事故本身的性质有一定关联。

（二）语境分析

1.口头反应。在两家媒体的报道中，除了各自引用一部分来自其他媒体的报道，还有各自采写稿件中的采访对象选择存在一定差异性。

新华社采访对象以官方工作人员为主。例如，在环境监测中，以“北京市气象台高级工程师张明英”为采访对象，周边海域的水质监测只选择“国家海洋局”。事实上，不论水体还是空气污染都与普通市民息息相关，但新华社回避了对普通人的采访。显然因为水质、有毒物质等问题都容易引发恐慌，出于维稳目的，新华社会选择官方机构和专家，保证其回答不易引发骚乱，这些机构的权威性身份也能安抚普通市民的情绪。对于不敏感的话题，新华社会选择普通人作为采访对象。在一篇失联人员家属的报道中，就以小人物为切口进行采访，引用了当事人的许多原话。

不同于新华社大量选择政府部门或官方人员作为采访对象，路透社着眼点通常在刚刚经历过爆炸的普通人。例如，在关于空气质量的采访中，路透社选择了一个49岁的建筑工人Li Shulan，他说自己有点害怕，并告诉记者被老板要求戴口罩，“I do feel a bit afraid. It definitely doesn’t feel good. As you can see our boss is making us wear masks”。在空气质量问题上，路透社报道为“官方拒绝谈论污染问题”，显然与新华社的报道出现矛盾，可见路透社在这种问题上并不信任中国的“权威机构”，普通人的正常反应更值得他们采访，而对幸存者处境的关怀，也暗含着要求中国政府问责处理责任主体的意图。［4］

2.互文性。互文性这一特点基本只在路透社的报道中出现过，新华社并未涉及。互文性首先体现在路透社对中国媒体属性的描述，强调中国媒体的国有化特质和政府背景，这在前文已经提及过。

互文性的第二点则体现在路透社对于类似天津港爆炸事故的过往爆炸事故的提及。这种情况的出现不是很多，但路透社在至少3篇报道中都反复提及“Industrial accidents are not uncommon in China following three decades of fast growth. A blast at an auto parts factory killed 75 people a year ago”，没有明确指出是哪一起爆炸，但大多数读者都可以回忆起2014年8月江苏昆山的粉尘爆炸事故，也造成了重大伤亡，然而不出一年时间，天津再次发生类似爆炸。这种叙事策略明显在提示读者中国的快速工业化进程并不平稳，屡屡发生严重灾难性事故，将天津爆炸的发生背景扩大化到社会进程的层面，一定意义上也是对于事件责任和冲突框架的建构。

3.评论与预测。纵观新华社的86篇报道，除了一篇评论文章，没有其他带评论色彩和预测性质的文章，基本都是对特定事实的表述。而路透社的报道中，间或有数篇文章会以带有一定评论性质的语言掺杂其中，或是直接评价、给出对某问题的未来走向判断，辅助对于某些事实信息的理解。

对第一次救援过程中消防队员被要求用水灭火的报道，路透社采访参与救援的消防队员、化学安全方面的专家、引用新华社等媒体的报道后，认为“But even the inspections by government agencies would not address a fundamental problem— the fact that extremely dangerous materials should not be stored together”，相当于对用水灭火究竟是否正确的问题给出了一锤定音的回答。

路透社还有许多预测性的话语不会直接表述，而借受访者之口表达，保持自己的相对中立，避免预测失败。例如，在“中国坚持港口爆炸后化学品着火的初始扑救措施”报道中，援引了国务院和相关部委回应，“The lessons are extremelyprofound”，至于这个教训是否真的足够深刻，路透社不置可否。

三、框架选择

通过以上的文本分析与语境分析，可以窥测到新华社与路透社在报道天津爆炸事故中的框架建构倾向。在对各自的报道样本进行数量上的统计后，可以大致看出两家媒体在框架选择上的比重差异：

表3　新华社报道的框架选择比重分布

表4　路透社报道的框架选择比重分布

从表3、表4可以看出，事实框架都是两家媒体着力建构的框架，不论是爆炸现场、救援状况、伤亡数量、天气情况等都是重要内容，但对于事实框架的侧重差异显著。路透社的事实框架比重更高，而新华社的比重只有路透社的一半左右。

新华社的报道中，领导力框架近乎和事实框架同等篇幅比例的内容，这可以说明新华社作为党办媒体，依然具有较强的意识形态色彩，必须强调灾难事故中的政府形象塑造与维护。这种维护不仅在增援部队、政府部门上做到面面俱到，而且国家领导人的形象极为重要。而路透社的报道中，并不会具体关注中国的政府部门做了哪些实际救灾工作，但国家主席是其着重点突出的，常常在标题中体现。

人情味框架也是新华社等国内媒体在报道灾难事故中的常用框架，社会对于受灾地域和民众的积极援助是良好社会环境和氛围的体现，也是展现人文关怀的内容。而责任与经济框架不是新华社关注的焦点，这一定程度上因为只搜集了前三天的报道，依然以事实和救援层面的报道为主体，还未深入探讨追责问题与经济损失，但这也不能完全为其辩护。《新京报》等媒体就在事故发生后的极短时间内就发表了非常深刻而有力的追责报道。

同样地，道德框架与冲突框架在天津港事故中的报道中也不多见，新华社理所当然地会规避负面报道，因此极为少见冲突框架，道德框架在这次事故中没有明显事件，仅有一个广西网民利用微博诈捐遭到了谴责的案例关联性较大。值得注意的是，新华社对政治框架的建构较多，尤其侧重于台湾的相关报道，明显是希望达成政治框架搭建，借此机会在一定程度上修复海峡两岸政治关系。

路透社的框架选择较新华社更少一些，基本不存在道德框架与政治框架。除了最关键的事实框架建构，重点就在于经济框架的搭建，爆炸事故会带来怎样的经济损失以及相关的国际贸易、中国股市都着墨很多，这也与其国际媒体的定位相关，中国的经济走向并不能独善其身，对国际环境的影响关联甚密。

路透社的另一个重点在于责任框架，这也是新华社短板。尽管在报道中没有非常尖锐地指明责任主体是谁，但路透社通过对瑞海公司的描述、对相关责任部门的作为描述，在一定程度上已经反映了其认为应当追责的对象，并详细分析了爆炸和二次爆炸的一些问题所在，更符合新闻专业主义的需求，满足公众的知情权。

此外，冲突框架是路透社涉及较多的框架之一。用水扑灭爆炸现场正确与否、消防员安危由谁负责、消防员家属诉求被政府部门漠视，以及相关部门对媒体采访的拒绝都是冲突框架的组成事件。这一框架的建构意在说明天津港爆炸事故的救援与善后工作并非顺利，有关部门也没能真正负起责任。尤其对消防员编制问题的追问凸显了更严重的问题，是对中国整个消防机制的诘问。这种冲突框架的建构，恰恰消解了新华社所希望建构出的领导力框架。

四、对比总结

新闻事实是媒体框架建构的呈现。不管是新华社笔下的中国政府全力救灾，还是路透社笔下的天津港救灾问题不断，媒体对于新闻事件的呈现方式都由其所选择的框架而限定。也正是这种新闻框架的不同，带来了不一样的社会建构，给公众创建了不一样的拟态环境。

而这种框架本身形成的偏向性，必然带来框架所建构出新闻事实的偏向性。尽管框架的选择并不存在标准答案，但不可否认以新闻专业主义为目标的框架建构可能更符合作为媒体所应当追求的目标。这就意味着，新华社在官方意识形态影响下的框架建构比起路透社的框架建构，恐怕更加偏离了客观性的要求。当然不可否认路透社在天津港爆炸事故的报道中无法剔除其固有的意识形态干扰与刻板成见。此外，如果说事实框架是可能处于中立的框架建构，那么冲突框架的建构则在很大程度上是对公民知情权的保障，尤其是在灾难事故中，如果事实框架之外的重心落到了归顺意识形态与政治框架的制约，那必然会对新闻真实性造成极大的损害。因此，冲突框架的建构以及责任框架的建构，都应当是灾难事故中不可忽略、不可被模糊化的报道内容。

［1］ 孙彩芹.框架理论发展35年文献综述——兼述内地框架理论发展11年的问题和建议［J］.国际新闻界，2010（9）：18.

［2］ 盖伊·塔奇曼（美）.做新闻［M］.麻争旗，等，译.北京：华夏出版社，2008：193.

［3］ 托伊恩·A.梵·迪克（荷）.作为话语的新闻［M］.曾庆香，译.北京：华夏出版社，2003：26.

［4］ 周岩.“7·23动车事故”报道的意识形态差异——以媒介框架理论为分析角度［J］.当代传播，2012（4）：45.

G212

A

1674-8883（2016）17-0033-04

徐亦凡，南京师范大学强化培养学院新闻系2013级本科在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