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伟宏　李惠娟

(1.广东外语外贸大学金融学院，广东广州510006；2.广州大学旅游学院，广东广州510006)



服务贸易出口技术复杂度升级对经济增长的影响
——基于跨国面板数据的实证分析

蔡伟宏1李惠娟2

(1.广东外语外贸大学金融学院，广东广州510006；2.广州大学旅游学院，广东广州510006)

运用2000-2014年40个国家或地区的跨国面板数据，实证分析了服务贸易出口技术复杂度升级对一国经济增长的影响，同时比较不同技术密集度服务贸易出口技术复杂度升级对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经济增长的影响程度的差异。研究结果显示，服务贸易出口技术复杂度提升对各国经济增长均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对发展中国家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大于对发达国家。高技术和低技术密集度服务贸易出口技术提升对发展中国家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大于对发达国家，中技术密集度服务贸易出口技术进步对发达国家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大于对发展中国家。

服务贸易；出口技术复杂度；经济增长

一、引言

目前我国经济下行压力不断增大，经济增速放缓，产业结构升级遇到瓶颈，过去粗放式的经济增长模式难以为继，经济增长的动力由过去的要素驱动、投资驱动转向技术驱动。在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出口技术进步决定了一国在全球价值链中的分工地位，也决定了一国获得的贸易利益的能力和经济发展水平。越来越多学者发现一国贸易比较优势的获得主要来源于出口技术复杂度的提高，如Krugman(1991)[1]的水平产业内贸易理论强调规模经济、技术溢出和产品多样化对于经济发展和贸易利益获得的重要影响。Helpman(1987)[2]的垂直产业内贸易理论以及新贸易理论强调经济发展和贸易利益更多来源于出口产品质量的提升，而出口产品质量的提升关键在于出口技术复杂度升级。出口技术复杂度反映了一国在国际分工中的地位和获取贸易利益的能力，一国出口技术复杂度的提升意味着该国对外贸易在国际分工中地位上升，获取更多的产品附加值，进而促使该国经济发展。

20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现代信息通讯手段的多样化和广泛应用，各国服务贸易迅速发展，全球贸易结构逐步向服务贸易倾斜。根据WTO的统计数据，全球服务贸易出口额从1980年的3 650亿美元上升到2014年的49 404亿美元。1980年—2014年期间，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服务贸易出口额年均增长率分别高达8.12%和10.32%。服务贸易日益成为衡量一国贸易国际竞争力的重要指标。中国服务贸易虽然起步较晚，但发展迅速，服务贸易出口额从1993年的111.9亿美元上升到2014年的2 222.1亿美元，年均增长速度高达15.3%。然而，中国服务贸易实际出口技术含量不高，仍处于全球价值链的低端环节(Jarreau等，2009)[3]。Boccardo(2007)[4]认为出口技术复杂度的升级是发展中国家经济实现“蛙跳" 的最重要途径之一。既有的文献大多数强调服务贸易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较少关注服务贸易出口技术进步对经济增长的作用。基于此，本文选取2000—2014年40个国家或地区的跨国面板数据，对服务贸易出口技术复杂度升级与经济增长的关系进行实证分析，试图找出服务贸易出口技术复杂度与经济增长的内在关联，为我国利用出口技术复杂度升级来优化贸易结构，改变对外贸易发展方式，进而促进经济增长提供理论指导。

二、文献综述

国内外学者对服务贸易与经济增长的关系进行了大量的理论分析和实证研究。从现有文献来看，大部分侧重于分析服务贸易自由化、服务贸易技术溢出效应、特定服务部门贸易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专门从出口技术复杂度的角度研究的文献相对较少。

学者最初关注服务贸易自由化与经济增长的关系。Rathindran等(2001)[5]通过构建贸易开放度指标，发现服务部门贸易自由化对经济增长的影响较显著。Rutherford(2004)[6]利用一般均衡模型对俄罗斯服务贸易进行分析，表明降低服务业FDI的市场准入壁垒，有助于服务贸易自由化的发展，也有助于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Chien-ChiangLee(2008)[7]认为发展中国家应考虑逐步去除贸易壁垒，发展服务贸易出口，进而促进经济增长。王绍媛(2010)[8]利用中国1997年至2008年的统计数据进行实证分析，发现中国的服务贸易和国内生产总值之间呈正相关。姜巍(2011)[9]认为服务贸易自由化对澳门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达到75%，远远超过资本和劳动投入对澳门经济增长的12%和9%的贡献率。Agyekum(2015)[10]指出了服务贸易自由化对西非加纳的经济增长的重要影响。近年来，有部分学者开始从服务贸易技术溢出的角度来论证服务贸易对经济增长的推动作用。Sherman Robinson(2002)[11]利用12个国家15个服务部门的截面数据进行研究，发现服务贸易通过产业关联和技术溢出效应来促进东道国的全要素生产率提高，进而推动东道国经济增长。Ramessur(2007)[12]研究发现服务贸易产生的技术外溢效应可以推动周边国家经济增长。Bosworth等(2007)[13]指出印度服务贸易的快速发展，产生技术溢出，促使印度技术进步。 还有学者关注特定服务部门贸易与经济增长的关系。Uerikios(2001)[14]以19个国家和地区的电讯和金融服务作为对象，研究发现电讯和金融服务贸易的自由化拉动了大约2%的全球经济增长。Deardorff(2000)[15]运用19个国家数据和一般均衡模型，研究发现金融、电讯的贸易自由化对全球的经济增长具有显著促进作用。Ramkishen(2002)[16]、Fixler(1999)[17]、Weiss John(2010)[18]等研究特定部门服务贸易自由化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

随着我国服务贸易的快速发展，国内出现了大量研究服务贸易与经济增长关系的文献，并且大多数以实证分析和经验分析为主。危旭芳和郑志国(2004)[19]利用最小二乘法研究服务贸易与中国经济增长关系，研究结果表明，中国服务贸易额与国内生产总值正相关。李平(2007)[20]使用1981-2005年的服务贸易相关数据，进行协整分析和向量自回归，研究发现服务贸易进出口额与国内生产总值之间存在长期的稳定关系。蒋昭乙(2008)[21]研究发现服务贸易通过增加人均资本和加快制度改革来促进人均GDP的增长。王海兰(2011)[22]基于VAR模型，运用1982-2010年的我国服务贸易数据和经济增长数据进行实证分析，研究发现我国服务贸易出口对经济增长有正向驱动作用。部分学者试图探讨服务贸易促进经济增长的原因，如陈文玲(2007)[23]认为服务贸易的发展有助于改变我国外贸发展方式，增强我国贸易国际竞争力，进而促进我国经济发展；唐保庆等(2009)[24]认为服务贸易通过物质资本积累和技术进步来促进经济增长，还通过人力资本积累和提高市场化程度来促进经济增长，同时指出技术与知识密集型服务贸易比劳动密集型、资本密集型服务贸易更加有利于经济增长。专门针对服务贸易出口复杂度与经济增长关系的文献较少。戴翔(2011)[25]利用1997-2009年间的跨国面板数据，验证了服务贸易出口技术复杂度对经济增长的积极影响。杨玲(2013)[26]以美、日、欧为代表的发达国家和以金砖国家为代表的发展中国家为研究对象，分析生产性服务贸易出口复杂度对包容性增长的影响效应，研究发现高技术密集度服务贸易出口复杂度提升可以促进一国包容性增长，而低技术密集度服务贸易出口复杂度升级的经济增长效应为负。戴翔的研究没有区分经济发展水平不同的国家和不同技术密集度的服务贸易出口技术复杂度提升的经济增长效应，而杨玲的研究虽然区分了国别和行业出口技术复杂度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但是只关注生产性服务贸易，忽视了传统服务贸易出口技术复杂度升级的经济增长效应。

学者们运用多种指标来量化出口技术复杂度(Michaely，1984；Hausmann，2007；杜修立，2007；姚洋，2008；Xu，2009)[27-31]，分别有：产品技术复杂度指数TSI、技术附加值指标TV和复杂度指数SI、产品收入水平指标PRODY、显示性技术附加值RTV、出口技术含量指数TEC、技术含量指标TC、国内技术含量指数DTC。TSI、TV和SI以一国出口额占世界总出口额的比重作为权重，忽视了各国经济和出口规模不同的问题；PRODY、RTV、TEC和TC没有剔除进口中间产品投入对出口品的技术含量的影响，有可能导致高估一国出口产品的技术复杂度；国内技术含量指数DTC借助投入占用产出表，把进口中间产品对出口技术含量的贡献份额分离出来，从而得到真实的出口品技术含量。

综上所述，以往的文献研究存在以下两个方面不足：(1)主要侧重于服务贸易与经济增长的关系，较少关注服务贸易出口技术复杂度提升对经济增长的积极作用；(2)大多数学者运用产品技术复杂度指数TSI或者产品收入水平指标PRODY来测量出口技术复杂度，这两个指标均没有剔除进口中间产品投入对出口技术复杂度的影响。

针对现有研究的不足，本文的贡献在于以下3个方面:(1)对服务贸易出口技术复杂度提升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提出理论假设；(2)本文运用40个国家2000—2014年的面板数据，深入细致分析不同技术密集度服务贸易出口技术复杂度提升对不同类型国家经济增长的影响的差异性；(3)剔除进口中间产品技术含量，运用国内技术含量指数DTC指数来测算服务产品出口技术复杂度。

三、理论分析

在综合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结合国际贸易和产业经济学理论，提出以下三个理论假设

假说一服务贸易出口技术复杂度的提升对一国(或地区)经济增长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

服务贸易出口技术复杂度的提升通过直接效应和间接效应来达到促进一国经济发展水平的目的。首先，服务贸易出口技术复杂度的提升，会增强服务产品在国际市场中的竞争力，有利于服务贸易出口额的增加，从而拉动经济增长；其次，服务贸易出口技术含量的提升会导致以服务产品为中间投入的产业出口技术含量的提高，进而促使这些产业出口额的增多，有利于加快经济发展；再次，服务贸易出口技术复杂度的提升会产生技术溢出，在产业关联效应作用下，带动产业出口技术复杂度的提高，间接促进经济增长；最后，服务贸易出口技术复杂度的提升导致该国服务贸易在国际分工中获得更多的附加值和利润，从而吸引更多的高技能劳动力流入服务企业，促进服务业研发水平的提高和人力资本增多，通过信息知识的传播、劳动力在不同产业之间的流动，服务产业获得大量的知识技术、人才，为服务产业技术进步提供了充足的技术支持，进而推动国民经济增长。伍华佳(2009)[32]指出服务贸易对产业结构和经济增长的推动作用主要是通过物资资本积累、人力资本积累及技术进步等中介效应来实现的。Boccardo(2007)[14]认为出口技术复杂度的升级是发展中国家经济实现“蛙跳" 的最重要途径之一。

假说二高技术密集度服务贸易出口技术复杂度的提升比中低技术密集度服务贸易出口技术复杂度的提升更能推动一国经济增长。

一国经济发展水平取决于高技术密集度服务贸易所占比例，一国经济越往全球价值链高端攀升，越需要发展专业化程度高和知识密集型的高技术密集度服务贸易。与其他行业相比，高技术密集度服务贸易作为产业的粘合剂，柔性的生产方式，具有较强的产业关联和知识技术溢出特性。首先，高技术密集度服务贸易出口技术复杂度的提升产生知识技术溢出，通过与上下游企业的产业技术关联，促进了技术进步和自主创新，提高国民经济发展水平；其次，高技术密集度服务贸易出口技术复杂度提升为本国产业提供技术含量更高的中间服务投入，有利于提高本国产品的质量和技术含量，促使本国经济增长加快；最后，随着高技术密集度服务贸易出口技术复杂度的提升，导致本国企业“干中学”机会也随之增多，为本国企业自主提供了足够的知识积累，从而突破关键性技术瓶颈，产生自主创新，甚至实现跨越式的发展，导致经济发展水平迅速提升。朱福林(2010)[33]、江波和李美云(2012)[34]先后实证检验了服务出口技术复杂度与创新互动对生产率提升的作用机制。

假说三发达国家服务贸易出口技术复杂度提升的经济增长效应强于发展中国家服务贸易出口技术复杂度提升的经济增长效应。

高技术被认为主要来源于高收入国家(Lall，2006；樊纲等，2006)[35][36]。主要的原因在于发达国家拥有更充裕的人力资本、更健全的制度、更强的产业关联性。首先，发达国家的人力资本积累充足，能熟练掌握和运用服务贸易企业新发明的技术，导致服务贸易企业出口技术复杂度进一步提升，从而推动经济增长；其次，发达国家有健全的法律制度，有利于催生各种创造发明，也有利于把新发明转化为实际生产力，加快经济增长；最后，发达国家各产业之间具有紧密的关联，一旦某一服务业出口技术提升，必然引起其他产业出口技术的提高，导致整体经济技术进步，从而促进经济增长。Bhagwati(1984)[37]指出发达国家的资本和知识密集型服务贸易具有比较优势，而发展中国家的劳动密集型服务贸易具有比较优势。根据比较优势原理，发达国家出口更多的资本和知识密集型服务产品，而发展中国家主要出口劳动密集型服务产品。杨玲(2013)[26]研究发现瑞士、美国、英国、日本、德国等传统发达国家拥有较高的高技术密度服务贸易出口技术复杂度，印度、俄罗斯等金砖国家拥有明显优势的中技术密度服务贸易出口技术复杂度。周昕(2014)[38]发现发达国家生产者服务贸易的技术结构明显优于发展中国家。马鹏、肖宇(2014)[39]也发现美、英、法具有较高的出口技术复杂度，而印度、中国和印尼等发展中国家出口技术复杂度较低。刘慧(2015)[40]发现经济增长与出口技术复杂度之间呈现双向促进作用，发达国家的双向促进作用明显大于发展中国家的双向促进作用。

四、计量模型、变量与数据说明

(一) 模型设定

本文借鉴Hausmann等(2007)[28]和Jarreau等(2009)[3]的研究，以经济增长为被解释变量，解释变量包括服务贸易出口技术复杂度、物资资本、研发投入、人力资本、基础设施、外商直接投资等。运用动态面板GMM估计法，通过差分或虚拟变量控制住未观察到的时间和个体效应，用前期的解释变量和滞后的被解释变量作为工具变量来克服内生性问题，建立以下计量模型

LnYi,t=α1LnYi,t-1+α2DTCi,t+α3Ki,t+α4RDi,t+α5HUi,t+α6LnINFRi,t+α7LnFDIi,t+μt+vi+εi,t

(1)

μt是时间虚拟变量，vi是国家(或地区)个体变量，εi,t是随个体和时间而改变的扰动项，方程左边的Y代表经济增长，采用人均GDP来表示；DTC代表服务贸易出口技术复杂度，采用国内技术含量指数DTC表示。由于人均GDP的增长受到期初水平的影响，因此将人均GDP的上一期值作为解释变量纳入方程。控制变量包括物质资本(K)、研发投入(RD)、人力资本(HU)、基础设施(INFR)、外商直接投资(FDI)。下标i代表国别，t代表年份。

(二) 变量说明

1.出口技术复杂度(DTC)。借鉴姚洋、张晔测度出口技术复杂度方法，在Hausmann等的基础上构建出口技术复杂度计算公式[30]

(2)

xkj表示k国j产品的出口额，xk表示k国所有产品的出口额，Yk表示k国的人均GDP。

(3)

θij表示产品j产品对i中间品的直接消耗系数，i≠j，式(3)表示一个产品的技术含量包含中间品的技术含量和国内生产环节创造的技术含量。

(4)

βij表示中间品i投入到产品j中的进口中间品的比例。式(4)表示产品j的国内技术含量包括中间品i中来源于国内中间品的技术含量以及国内生产环节创造的技术含量。

可得国内技术含量指数DTC为

(5)

根据服务内部各行业出口技术含量TSI指数的大小，本文把金融保险业、商务服务业归类为高技术密集度服务业；把运输通讯、政府服务、个人文化娱乐服务归类为中技术密集度服务业；把旅游业、建筑业归类为低技术密集度服务业。TSI指数表示包含国内创造和国外创造的出口技术含量。

为了避免由于进口中间产品技术含量高从而导致本国出口产品技术含量的“虚高”，本文在计算各服务行业出口技术复杂度时，剔除了进口中间产品价值，计算出口技术复杂度(DTC)指数，DTC指数表示出口产品的国内技术含量。

表1　不同类型国家服务贸易出口技术复杂度DTC指数表

数据来源：根据联合国服务贸易数据库、世界投入产出数据库(WIOD)的数据计算得出。注：HTS、MTS、LTS分别表示高技术密集度服务贸易、中技术密集度服务贸易、低技术密集度服务贸易。

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服务贸易出口技术复杂度均呈上升趋势，并且发达国家服务贸易出口技术升级的速度高于发展中国家，这反映随着各国经济发展，科学技术水平的提高，服务生产更加迂回，分工和专业化程度上升，导致出口服务包含的技术含量大大提升，发达国家由于具备悠久的服务贸易历史，其技术升级速度更快。从不同技术密集度服务贸易来看，发达国家高技术密集度服务贸易出口技术复杂度增长速度最高，其次是低技术密集度服务贸易，最后是中技术密集度服务贸易；而发展中国家高技术密集度服务贸易出口技术复杂度增长速度超过中技术密集度服务贸易，中技术密集度服务贸易出口技术升级速度高于低技术密集度服务贸易，可能是因为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均重视高技术密集度服务业的技术创新，对其给予较多的资金和政策扶持，导致高技术密集度服务贸易的出口技术升级较快；对于中技术密集度服务贸易，发达国家把部分中技术密集度服务转移到发展中国家，失去本国深厚的人力资本积累环境，发达国家的中技术密集度服务贸易出口技术升级相对缓慢，而发展中国家利用后发优势，充分吸收来自发达国家直接投资和中间品进口所产生的技术溢出，从而促进本国中技术密集度服务业出口技术升级较快；由于大部分低技术密集度服务业需要与顾客面对面接触，因此低技术密集度服务贸易根植性较强，发达国家较高的经济发展水平决定了低技术密集度服务业发展速度较快，从而有利于低技术密集度服务贸易出口技术升级，发展中国家则相反。

值得注意的是，发达国家的高技术密集度服务贸易出口技术复杂度小于发展中国家，中技术和低技术密集度服务贸易出口技术复杂度大于发展中国家。主要的原因是，高技术密集度服务业的生产模块化程度较高，其生产过程可以被分割成不同环节，由不同国家完成价值创造，因此发达国家的高技术密集度服务产品的技术含量包含较多国外中间产品的技术，导致发达国家高技术密集度服务出口产品的国内技术含量DTC指数较低，甚至比低技术密集度服务贸易出口技术水平还要低；而发展中国家承接了来自发达国家的高技术密集度服务外包，导致发展中国家的高技术密集度服务出口技术含量DTC较高，如果剔除离岸服务外包部分，发展中国家本土的高技术密集度服务贸易出口技术复杂度并不高。对于中技术和低技术密集度服务贸易而言，发达国家凭借着较高的人均国民收入、充裕的高素质人才积累和较强的研发能力，推动着中技术和低技术密集度服务贸易的出口技术升级，因此发达国家中技术和低技术密集度服务贸出口技术水平高于发展中国家。

2.物资资本(K)。根据道格拉斯生产函数，影响一国产出水平的要素除了技术进步、劳动力投入数量以外，物资资本是影响一国产出的重要要素，是一国经济发展物质基础。本文选取固定投资额占GDP比重代表物资资本。固定资产投资额数据来源于世界经济发展指标统计数据库。预期符号为正。

3.人力资本(HU)和研发投入(RD)。内生增长理论认为技术进步是经济增长的源泉，而充足的人力资本和研发投入是一国技术进步的核心要素。人力资本和研发投入越多的国家，其经济生产效率也较高，为经济增长提供坚实的技术支撑。本文选取高等教育入学率代表人力资本，研究和发展经费占GDP比例代表研发投入。预期符号为正。

4.基础设施(INFR)。良好更利的基础设施可以使国内外服务企业之间的沟通更加顺畅，并且降低服务企业的沟通成本和信息成本，有利于提高服务企业的利润水平和生产效率，提高经济发展水平。本文选取世界银行公布的货柜码头吞吐量来代表基础设施指数。预期符号为正。

5.外商直接投资(FDI)。外商直接投资增多不仅使一国获得经济发展的物资条件，更重要是接触到国外先进的知识技术和管理经验，可以模仿、消化和吸收国外先进技术，从而提高本国企业的生产率，促进经济加快发展。本文选取外商实际投资额来代表外商直接投资。预期符号为正。

(三) 数据说明

中国服务产品的出口数据来源于联合国贸易发展委员会(UNCTAD)的服务贸易数据库2000—2014年的数据，中间产品进口数据来源于世界投入产出数据库(WIOD)，2012—2014年中间产品进口数据来源于各国投入产出表。通过把联合国贸易发展委员会关于服务业的SITC(REV.2.0)分类标准和世界投入产出数据库关于服务业的分类标准进行对比合并，得出7个服务行业的出口技术复杂度，分别是建筑业、旅游业、运输通讯、金融保险业、商务服务业、政府服务业、个人文化娱乐服务。其中，建筑业包含建筑业、房地产业；旅游业包含住宿餐饮业、旅游业；运输通讯业由内陆运输业、水上运输业、航空运输业、其他辅助运输旅行社活动和通讯业组成；金融保险业包含保险业、金融业；商务服务业包含计算机与信息服务、专有权使用费与特许费、其他商业服务、租赁与商务、批发零售业；政府服务业包含公共管理和社会组织、教育、卫生和社会工作；个人文化娱乐服务包含其他社区社会及个人服务。

人均国民收入(Y)、物资资本(K)、人力资本(HU)、研发投入(RD)、基础设施(INFR)、外商直接投资(FDI)指标数据来源于世界银行的世界经济发展指标统计数据库(World Bank World Development Indicator Database)。人均国民收入、物资资本、外商直接投资均以2000年为基期并按购买力平价指数转化成不变价格。

考察的国家或地区有40个，其中，发达国家有30个，包括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日本、韩国、法国、德国、英国、意大利、西班牙、瑞典、奥地利、葡萄牙、比利时、卢森堡、保加利亚、塞浦路斯、捷克、丹麦、爱沙尼亚、芬兰、希腊、匈牙利、拉脱维亚、立陶宛、马耳他、荷兰、罗马尼亚、斯洛文尼亚、爱尔兰；发展中国家或地区有10个，包括中国、巴西、印度、墨西哥、土耳其、印度尼西亚、俄罗斯、波兰、斯洛伐克、台湾(省)。

各回归变量的统计量如下表所示。

表2　回归变量主要指标统计量

五、实证结果分析

(一)服务贸易出口技术复杂度提升对经济增长的影响

对面板数据进行计量分析需选择固定效应或随机效应模型，根据Hausman检验结果，拒绝原假设，选择固定效应模型。采用Arellano和Bond(1991)提出的广义矩估计(GMM)方法来对模型进行回归分析。结果如下表所示。

表3的回归结果显示，人均国民收入的滞后项的回归系数显著为正，反映前一期人均国民收入对当期人均国民收入有较大的促进作用。无论在所有国家样本数据中，还是在发达国家或者发展中国家样本数据中，服务贸易出口技术复杂度(DTC)的回归系数显著为正，这反映服务贸易出口技术复杂度的提升对所有国家经济增长均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这验证了本文的经验假说1。具体来说，服务贸易出口技术复杂度提升1%，所有国家人均国民收入增长0.659 4%，发达国家人均国民收入提高0.226 1%，发展中国家人均国民收入提高1.552 9%。服务贸易出口技术复杂度提升对发展中国家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大于对发达国家，这与本文的经验假说3相悖。究其原因，在于发达国家的服务贸易结构以高技术密集度服务为核心，而高技术密集度服务的价值链分割程度较高，导致发达国家高技术密集度服务贸易包含较多的国外中间产品的技术含量，其国内技术含量偏低，因此发达国家以高技术密集度服务为核心的贸易出口技术进步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较弱；而发展中国家以中低技术密集度服务为核心的贸易结构，决定了其对国外先进中间产品的依赖程度较低，其国内技术升级相对较快，对经济增长有较强的促进作用。

表3　服务贸易出口技术复杂度提升对经济增长的影响的回归结果

数据说明：表中括号内数字为回归系数的标准差，***、**、*分别表示回归系数通过1%、5%、10%显著性检验。

物质资本(K)在三组回归中的系数均为正数，且通过了1%的显著性水平检验，这表明物资资本对各国经济增长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即物资资本每增长1%，所有国家、发达国家、发展中国家人均国民收入分别提高0.788 0%、0.749 1%、2.204 4%，物资资本对发展中国家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大于对发达国家，反映了发展中国家经济增长对物资资本投入的依赖较高，对知识技术的依赖较少，其工业化程度低于发达国家；基础设施(INFR)对各国经济增长均具有显著的正向促进作用，其中，对发展中国家的经济促进效应更强，这可能与发展中国家目前基础设施配套不足有关，发展中国家增加基础设施投入，会产生较高的边际产出，相反，发达国家基础设施配套完备而成熟，基础设施投入的边际产出较低，因此发展中国家的基础设施投入的经济效应大于发达国家；外商直接投资(FDI)仅与发达国家的经济增长呈显著的正相关关系，与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增长的相关性较弱，主要的原因是，发达国家凭借着丰富的人力资本积累，吸收和学习外商直接投资带来的技术溢出，因此外商直接投资有利于促进发达国家的经济增长，而发展中国家由于人力资本积累较少，其技术吸收能力较弱，因此外商直接投资对经济增长的推动力较弱；研发投入(RD)与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增长具有显著的正相关关系，与发达国家的经济增长的相关性不显著，这可能是因为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速度相对较快，有利于催生企业自主创新行为，另一方面，发展中国家的研发投入与资本投入、劳动力投入严重不匹配，研发投入的边际产出处于递增阶段，因此研发投入对发展中国家的经济促进效应较大；对于发达国家而言，研发投入超过资本投入和劳动力投入，研究投入的边际产出呈递减趋势，对经济增长的作用较弱。

(二)不同技术密集型服务贸易出口技术复杂度对经济增长的影响

上述讨论证实了服务贸易出口技术复杂度提升对各国经济增长具有正向影响，但由于不同技术密集度的服务贸易出口技术升级的经济效应可能存在较大差异，因此，接下来本文就不同技术密集度的服务贸易出口技术的经济效应进行实证研究，实证结果见表4。

表4　不同技术密集型的服务贸易出口技术复杂度提升对经济增长的影响的回归结果

注：HTSDTC、MTSDTC、LTSDTC分别表示高技术密集度服务贸易出口技术复杂度、中技术密集型服务贸易出口技术复杂度、低技术密集型服务贸易出口技术复杂度。

表4的回归结果显示，前一期人均国民收入对当期人均国民收入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在所有国家、发达国家的样本数据中，高技术密集度服务贸易出口技术复杂度DTC的回归系数为负，并且没有通过显著性检验，中技术密集度服务贸易出口技术复杂度DTC的回归系数显著为正，低技术密集度服务贸易出口技术复杂度DTC的回归系数不显著，这反映高技术密集度服务贸易出口技术提升对一国尤其是发达国家经济增长产生负面的影响，而中技术密集度服务贸易出口技术进步对一国经济增长具有显著的正向促进作用，低技术密集度服务贸易出口技术提升的经济促进效应不明确。这个结论与本文的经验假说2相悖，产生这一结果的主要原因在于，随着经济全球化发展，高技术密集度服务业的全球价值链分工越细化，知识和技术跨国扩散加快，发达国家在高技术密集度服务贸易上的技术优势越来越小，甚至需要借助进口国外中间产品来完成生产，外来技术投入所占的比重趋于上升，国内技术投入所占的比重趋于下降，发达国家经济增长越来越依靠国外中间产品和技术，因此发达国家高技术密集度服务贸易国内技术含量指数DTC的经济促进效应为负；对于中技术密集度服务贸易而言，其生产全球分割程度相对较低，知识和技术的跨散速度相对较慢，发达国家仍然掌握着核心的技术，可以有效地提高各企业的生产效率，进而促进发达国家的经济发展；对于低技术密集度服务贸易，由于其出口产品技术含量较低，因此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较弱。

在发展中国家样本数据中，高技术密集度服务贸易出口技术复杂度DTC的回归系数为正，没有通过显著性检验，中技术密集度服务贸易出口技术复杂度DTC的回归系数为负且不显著，低技术密集度服务贸易出口技术复杂度DTC的回归系数显著为正，这反映低技术密集度服务贸易出口技术提升对发展中国家经济增长产生较大的促进作用，而高技术密集度服务贸易出口技术进步对发展中国家经济增长也有一定促进作用，中技术密集度服务贸易出口技术提升会产生负向经济效应。这个结论也违背了本文的经验假说2。主要的原因是，发展中国家拥有廉价的劳动力资源，低技术密集度服务贸易具有比较优势和国际竞争力，其出口技术升级对发展中国家经济增长产生较大的推动力；发展中国家承接来自发达国家的高技术密集度服务外包，获得一定的技术溢出，有利于提高本国生产效率，进而促进经济增长；与发达国家相比，发展中国家的中技术密集度服务贸易不具有比较优势，在全球价值链分工中扮演组装加工者的角色，获得较少的技术溢出，面临“低端化”的风险，因此发展中国家的中技术密集度服务贸易出口技术进步对经济增长产生负向的影响。

从国家类型的横向比较来看，高技术和低技术密集度服务贸易出口技术提升对发展中国家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大于对发达国家，中技术密集度服务贸易出口技术进步对发达国家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大于对发展中国家。

六、结论及政策建议

(一)结论

本文运用2000—2014年40个国家或地区的跨国面板数据，实证分析了服务贸易出口技术复杂度升级对一国经济增长的影响，同时比较不同技术密集度服务贸易出口技术复杂度升级对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经济增长的影响程度的差异，试图找出服务贸易出口技术复杂度与经济增长的内在关联。研究结果显示：(1)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服务贸易出口技术复杂度均呈上升趋势，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高技术密集度服务贸易出口技术复杂度增长速度高于中低技术密集度服务贸易。(2)如果不考虑承接的高技术密集度生产性服务外包，发展中国家的高技术、中技术、低技术密集度生产性服务贸易出口技术复杂度均小于发达国家。(3)服务贸易出口技术复杂度的提升对各国经济增长均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对发展中国家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大于对发达国家。中技术密集度服务贸易出口技术进步对发达国家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较强，低技术密集度服务贸易出口技术提升对发展中国家经济增长产生较大的正向推动作用。总的来说，高技术密集度和低技术密集度服务贸易出口技术提升对发展中国家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大于对发达国家，中技术密集度服务贸易出口技术进步对发达国家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大于对发展中国家。(4)物资资本、基础设施对各国经济增长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对发展中国家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大于对发达国家；外商直接投资增加有利于促进发达国家经济增长；研发投入增多对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增长具有积极的正向影响。

(二)政策建议

随着中国服务业参与全球价值链分工，在承接来自发达国家的服务外包中，学习和吸收西方先进生产技术和管理制度、经营理念，促使中国服务贸易出口技术复杂度迅速提升，进而加快中国经济增长。目前推动我国经济增长的技术动因主要来自于低技术密集度服务贸易出口技术进步，高技术和中技术密集度服务贸易出口技术升级对我国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尚未发挥，长此以往，中国服务贸易将出现“低端化”、“下游化”趋势，被长期锁定于全球价值链的低端位置；另一方面，我国没有充分发挥优质人才和外商直接投资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这也阻碍了我国经济进一步发展。基于此，为了提高我国服务贸易出口技术复杂度，加快经济增长速度，应该采取以下的措施。

(1)注重培育高素质劳动力和自主研发能力，努力提升中高技术密集度服务贸易出口技术水平。

目前，中高技术密集度服务贸易出口技术升级对我国经济增长的作用较小，其中主要的原因在于我国没有充足的人力资本积累和自主研发能力，因此无法吸收国外先进技术，并把它转化为国内生产技术，带动本国自主创新效率的提高。为此，我国应该注重高素质人才培养，提高优质劳动力的利用率，充分挖掘高素质人才的研发能力和创新能力，培养自主创新能力和高技术人力资源，激发中国企业的企业家精神和创新潜能，优化完善公共基础设施，健全医疗保健服务体系，吸引国内外高端人才回国发展；同时增加对国内研发活动的支持力度，鼓励企业自主创新行为，重点解决技术创新的融资瓶颈问题，建立公共技术平台，促进技术交流，努力提升中高技术密集度服务贸易出口技术水平，从而推动我国经济增长。

(2)优化服务贸易结构，提高中高技术密集度服务贸易在我国服务出口贸易中的比例。

优化和调整服务贸易结构，并不是意味着忽视低技术密集度服务贸易发展，而是在保持低技术密集度服务贸易的竞争优势的同时，大力发展中高技术密集度服务贸易，提高其国际竞争力。一方面，培育中高技术密集度服务基地，加快制造业与中高技术密集度服务业的融合，以货物出口带动中高技术密集度服务出口，进而提升中高技术密集度服务贸易出口技术；另一方面，构建高端服务外包中心，主动承接国外中高技术密集度服务外包，吸收国外先进技术，带动我国中高技术密集度服务贸易出口技术水平的提升。

(3)完善基础设施，引导外商直接投资FDI流入中高技术密集度服务贸易领域。

交通、信息、通信等基础设施的快速发展及其广泛应用，有利于服务贸易效率的提升，也有利于改善外商投资环境，吸引更多的外国资金投入。目前各国服务生产呈现越来越“碎片化”的发展趋势，发达国家跨国公司基于全球战略的需要，将以服务外包和FDI形式把高端服务业、部分服务业生产环节进行国际转移，我们应该利用这一有利背景，发展高端服务业外包，引导FDI流入中高技术密集度服务业领域，以推动我国服务贸易结构升级和出口技术含量的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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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应育松

The Impact of Upgrading of Export Technological Sophistication of Service Trade on Economic Growth——Empirical Analysis Based on Cross-country Panel Data

CAI Wei-hong1, LI Hui-juan2

(1. School of Finance, Guangdong University of Foreign Studies, Guangzhou 510006, China;2. School of Tourism, Guangzhou University, Guangzhou 510006, China)

By using cross-country panel data of 40 countries or regions in 2000—2014, this paper empirically analyses the effect of upgrading of export technological sophistication of service trade on economic growth, and compares the effect of upgrading of export technological sophistication of different technology-intensive service trade on economic growth in developed countries with that in developing countries. The results show that upgrading of export technological sophistication of service trade has a great effect on economic growth of various countries, particularly in developing countries. In the developing countries, upgrading of export technological sophistication of high-tech and low-tech service trade plays a bigger part in economic growth than developed countries. But in the developed countries, upgrading of export technological sophistication of medium-tech service trade plays a bigger part in economic growth than developing countries.

service trade; export technological sophistication; economic growth

2016-01-26

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项目(15YJC790002)；广东省自然科学基金项目(2015A030310256)；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项目(14YJC790062)；广东省自然科学基金项目(2015A030310145)

蔡伟宏，男，经济学博士，广东外语外贸大学金融学院讲师，主要从事数量经济和金融学研究；李惠娟，女，经济学博士，广州大学旅游学院副教授，主要从事产业经济学和服务贸易研究。

F746.18

A

1005-1007(2016)-05-0089-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