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博

艺术表现中的山西楼阁建筑

□李博

楼阁建筑是我国古代建筑中的重要类型之一。楼阁建筑不仅限于建筑本体，还与艺术息息相关。本文通过出土文物、石质文物、绘画、小木作、建筑模型、雕塑、文学等表现形式描述出不同楼阁建筑。

山西楼阁建筑艺术造型

楼阁建筑是我国古代建筑中的重要类型之一，其建造技术非常精巧，并且集中表现了中国木结构建筑的多种结构形制和技艺手法，代表了我国木结构建筑技术的最高发展水平，展示了我国古代建筑的独特魅力。楼阁除本身功能外，往往形成一个区域或组群建筑的重要标志。如古城中的城门楼、市楼、钟楼、鼓楼等；庙宇寺院中的戏楼、藏经楼（藏经阁）、钟鼓楼等；古村落中的门楼阁、魁星阁、望楼、风水楼等；宅邸民居中的院门楼、正楼、藏书楼、绣楼等，均形成为建筑环境的视觉中心。古代楼与阁是有区别的，在战国早期为高台上搭建的建筑，就称之为楼，但其自身结构不一定是多层的。秦汉时期楼的概念也发生了转变，从以前台上建屋的高台建筑，变成了“重屋”形式。“阁”字最早记载于《说文解字》，这里的“阁”是指古代放在门上用来防止门自合的长木桩。到春秋时期的“阁”虽然拥有上层空间，但并不一定是“重屋”，这种建筑结构底层用支柱架空，支柱上搭设木结构平台，故称之为“平坐”，也就是说楼与阁主要区别在于“阁”有平座层。随着时间的推移，楼与阁界限越发模糊，到了宋代，楼和阁已经没有什么区别了，现在逐渐将这种建筑形式统称“楼阁”，可谓楼、阁建筑既有联系，也有区别。

山西楼阁建筑经历了一个漫长而丰富的过程。从战国时期的出现，到魏晋南北朝的发展，隋唐时期的成熟，再到宋辽金元的繁荣，直到明清的鼎盛。在这个过程中，楼阁建筑从简单“叠屋”结构形式开始，发展到复杂平座层结构，再到后来简化的构架形制，使楼阁建筑的结构更加完善。楼阁建筑不仅限于建筑本体，还与艺术息息相关。艺术的表现形态有很多，像绘画、雕塑、文学、建筑构件等，它们既相对独立又相互关联。艺术是一种特殊的社会意识形态和特殊的精神生产形态，是人类审美意识或审美观念的一种表现形态。楼阁建筑在这些艺术形态中都有不同的表现。

一、山西出土文物中的楼阁艺术造型

在长治市分水岭12号墓，1955年出土一块鎏金残铜匜片，上镌刻着一幅贵族楼阁式居室建筑的图案，这些图案是春秋战国时期晋国贵族现实生活的真实反映。图案中的楼阁建筑一层为平台，二、三层出檐之间建平座层，其建筑形式为明三暗四构架，有庑殿式屋顶，屋柱上端硕大，这种建筑表现我们看出为“阁”。而且每根柱子柱头都有类似斗栱的图形，这可能就是斗栱的雏形。铜匜楼阁图案反映了春秋战国时期山西境内已出现复杂壮丽的木构楼阁建筑，折射出当时人们已将建筑纳入审美视野，并为之自豪的社会现象（图一）。

图一　战国铜匜线刻的楼阁建筑图案

陶楼是我国汉墓中常见的一种明器，这些明器展示出汉代豪族的强大权力。从目前的考古发现来看，楼阁式陶楼主要出土于黄河流域，其他地区少见，而作为住宅楼和贮存粮食仓楼式陶楼，在我国广大地域都有出土。山西博物院保存着三座汉代绿釉陶楼，分别为西汉绿釉陶楼、汉代绿釉三层庑殿顶禽鸟御人陶楼和汉代绿釉三层武卫人物陶楼，三座陶楼各有特色。运城市侯村出土的西汉绿釉陶楼，此楼有明暗层合计六层，三檐，斗栱12攒，符合《说文解字》中楼的解释：“楼，重屋也。”楼一层底部插于圆形底座，底座内有鸭、蛇、蛙、鱼状动物俑8只。二、三层各挑出平台（下称“挑台”）用栏杆来围合，二层为暗层。三层下部角处有45°斗栱四攒，楼内有四人相对而坐。三层与四层之间设腰檐，四层与五层之间设挑台用栏杆来围合，下部角处有45°斗栱四攒。五层有二人，五层与六层之间有腰檐，屋面为方形攒尖顶，檐下有45°斗栱四攒。绿釉三层庑殿顶禽鸟御人陶楼出土于山西省平陆县，楼共分三层，通体施釉，呈黄绿色，斗栱共计24攒。一层为高样式，四面开门，高台底部插入圆形底座，底座内有鸭状动物俑11只。高台上部为挑台，挑台下侧四面各有斗栱两攒，斗栱座于平梁，平梁下有斜撑。二层四面有挑台并用栏杆来围合，屋面有斗栱支撑，挑台四角各有一站立人俑手持弩弓，向每角的45°方向瞄准，似守卫状态。二层楼内有大、小案各一座，旁有二人对面席坐，小案长旁有一人席坐。三层屋顶为庑殿顶，平面有一挑台栏杆围合，楼内置一案，旁有二人，其姿势与面向均与二楼对坐者相同。而汉代绿釉三层武卫人物陶楼不同于其他两座。楼共三层，一层为高台四面开门，无底座。二层与三层建筑造型相同，腰檐下部为檐，无斗栱，上部为平座，挑台用栏杆来围合，挑台四角各有一手持弩弓守卫蹲于每角的45°方向瞄准。顶层为方形攒尖顶，檐下四面各有两攒斗栱。从这些出土文物可看出，山西汉代时期楼阁建筑可从两层建至六层，且带有不同形式的挑台，斗栱形制均为一斗三升，并出现翼角及翼角斗栱。这些陶楼属于三维空间的雕塑艺术形式，直观形象地表现了汉代楼建筑设计巧妙，也充分展现了汉代楼建筑的艺术之美（图二）。

图二　运城市侯村出土的西汉陶楼

二、山西石质文物中的楼阁艺术造型

石质文物一般分为石雕和石刻两种，在山西现存石雕文物有楼阁形制表现应属大同市北魏时期的云冈石窟了。石窟中楼阁建筑形象多数是以塔表现。例如，第1窟中央雕出两层方形楼阁式塔柱，下层塔檐为仿木构屋顶形，瓦垄、兽头斗栱及四臂天神像，塔顶雕刻须弥山状。窟顶浮雕彩绘。第2窟的中心塔柱平面为方形，三重檐至顶部，并且看出当时佛教用楼阁建筑是以塔型为主，斗栱层有一斗三升和人字栱出现。还有第6窟中后室中心雕凿直通窟顶的方形塔柱，由基座、塔身两部分组成。塔身两层，下层四壁开龛，四角为千佛方柱，为盝形帷幕和圆拱重龛。塔柱上层的每角雕成楼阁式塔柱共计九层，四面各雕佛像1尊，四壁布列上、下两层列龛，并且石壁上多处雕刻楼阁式塔图形。云冈石窟是我国三大石窟之一，规模宏大，雕凿技艺高超，其造像艺术融合了西域与汉族文化的艺术风格，同时也反映出从这个时期开始在佛教建筑群中出现楼阁式木塔的建筑形制，在中国石窟和楼阁建筑发展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

晋城青莲寺下院保存的《硖石寺大随远法师遗迹记碑》，为唐宝历元年（825年）遗物，是山西现存最早线刻唐代佛寺的碑刻。碑首刻着佛寺图案一副，在主佛背后有一座二层带平座层的“阁”。图案中间阁未刻画出斗栱样式，但在两侧可看出斗栱样式为一斗三升，鸱吻样式清晰可见，说明这个时期“阁”的营造技术逐渐成熟。至此时，顶层屋面尚未出现重檐结构。

三、山西古代绘画中的楼阁艺术造型

我们在古代绘画中，经常发现一些作品中出现建筑的描绘，这些楼阁建筑因为其高耸的形象，优美的构图，心理的需求，成为众多建筑绘画中的主角。目前留存最早建筑描绘的绘画，可追溯于春秋末期，其后历代有之，成为中国古代建筑画史乃至建筑史研究的珍贵资料。古代绘画的表现形式有很多，像有在纸张和卷轴绘制的古画，还有在墙壁和梁架中绘制的壁画或彩画，还有在石碑上线刻等等。

（一）壁画

壁画总体可分为建筑壁画和墓葬壁画，山西是我国现保存古代建筑壁画最为集中，也最为丰富的地区。山西古建筑类型丰富，年代久远，保存了大量的建筑壁画。山西保存目前发现最早的寺观壁画是佛光寺东大殿的唐代壁画，从唐至清保存着各个时期的壁画，其中不乏描绘楼阁建筑的精品。

高平开化寺大雄宝殿保存着宋绍圣三年（1096年）郭发等民间画师所绘的壁画，可以说是现存寺院壁画中最早绘出楼阁建筑形象的。例如，西壁“大方便佛报恩经”正中的释迦摩尼下方绘制一座三层五重檐楼阁式建筑形象，仔细观察可看出此建筑为八角式楼阁塔。此楼阁式塔一层为重檐顶上建平座层，二层外出围栏围合，二层屋檐上有平座层，三层屋顶为重檐八角攒尖顶。北壁东部的“观世音法会”描绘观世音菩萨在普陀山设法会的情景，画面上寺院重叠，有两座楼阁相对而建，此楼阁建筑为二层，一层前廊基础建于水池内。还有东壁绘“普光法堂会”、“善事太子本生”等等都绘有楼阁建筑，许多内容反映当时社会生活的真实场面，在画面的构图上具有鲜明的特色，这些楼阁建筑，均可反映出北宋时期的真实形象及建筑特征（图三）。

图三　高平开化寺大雄宝殿《观世音法会》

繁峙岩山寺文殊殿内的金代壁画是以宗教题材为主，同时又反映了当时社会生活。据西壁墨书题记所示“大定七年□□二十八日画了灵岩院普□画匠王逵年陆拾捌”，同时根据寺内金代石碑记载“御前承应画匠王逵，同画人王遵”，可知岩山寺壁画完成于金大定七年（1167年），由宫廷画师王逵六十八岁完成。寺内壁画采取“工笔界画”完成的绘画作品，画中建筑图案几乎占据整个壁画面积的二分之一，其中楼阁式塔和楼阁建筑随处可见。在壁画中，北壁的“海市蜃楼”（图四）可谓是最有代表性，画面用白描墨线绘成，其中部分平面形制和总体样式与山西介休玄神楼较为相像；东壁正面绘有开三间歇山顶城门楼和角楼；东壁北侧在云雾中绘有殿堂楼阁、中心绘有二层重檐歇山顶楼阁；北壁绘有塔院一处，中心位置绘出八角形七级楼阁式宝塔一座，其塔底层四面出抱厦，塔身各层之间施平座；西壁绘有大量城门楼、宫殿楼阁等等非常之多。繁峙岩山寺金代壁画在我国古代建筑史和美术绘画史上占据重要地位。

图四　繁峙岩山寺文殊殿“海市蜃楼”

芮城永乐宫是元代道教建筑群，而更为珍贵的是殿宇内均绘制精美元代壁画。殿宇内墙面和栱眼壁上绘制壁画总面积达1005.68平方米。这些壁画中多处绘有楼阁建筑，在纯阳殿《纯阳帝君神游化显之图》五十二幅壁画中，“武昌货墨”、“神化赴千道会”、“度孙卖鱼”都有楼阁建筑样式，其中“武昌货墨”画面描绘了武昌黄鹤楼的楼阁建筑形象。图中的楼阁高耸，飞梁与崇台相连，画家用楼阁来突出当地景观，并将景观与人文事迹巧妙地结合起来。“度孙卖鱼”中的楼阁和“武昌货墨”中的黄鹤楼形制基本相同，两座楼阁造型均为一层平面显方形，面阔三间，进深三间，屋檐上建有平座层，二层面阔三间，进深一间，重檐十字歇山顶。画中建筑造型与陵川崇安寺的元代楼阁西插花楼相近，通过壁画和实物相互呼应，我们可看出元代楼阁建筑的基本形态特征（图五）。

（二）纸卷古画

图五　芮城永乐宫纯阳殿“武昌货墨”

在纸卷古画中，楼阁建筑相当多见，但由于山西地区是中国历史上出入边关要塞且不断出现长年战火，所以保存此类的古画较为稀少。我们可从国内现存一些名画中看到楼阁建筑的表现。古画中的楼阁建筑多数为宋代绘画，也许和当时建筑营造技术的成熟和广泛的使用有着密切关系，还可能是画家亲自参与建筑的营造活动，熟悉建筑环境氛围的营造，参与绘画手法在建筑环境经营中运用等等诸多原因，所以能对绘画中楼阁建筑的真实描绘和忠实表现，这些是宋代绘画写实画风的一种重要体现。

宋代有些画家可能直接参与建筑设计或施工。例如，北宋初年的郭忠恕，就是一位精通建筑营造技术的大画家，他曾经做过工程监督，亲自参与工程营造。众多文献表明，画家在绘画的同时也担任了建筑设计师的职责，所以说楼阁建筑的绘画直接反映出了当时的建筑形式，是研究当时楼阁建筑的重要参考资料。

四、山西小木作中的楼阁艺术造型

山西很多建筑中遗留有小木作，多数是以楼阁建筑的形式表现的，这些小木作建筑形式与造型十分精美，有些制作构思超越了当时建造技术。大致上可分为装饰性和实用性小木作。装饰性小木作，包括有神龛、藻井等，而实用性小木作是存放物品所用。现存的小木作多为神龛，有的为整个神龛是楼阁形式，有的在神龛上装饰楼阁建筑。

（一）实用性小木作

现存最早的楼阁式神龛应该是泽州县东南村二仙庙，据正殿台明所立的宋政和七年《新修二仙庙碑记》载：“庙自绍圣四年五月下手至政和七年秋方竣工。”佐证创建于宋绍圣四年（1097年），其殿内木雕神龛下部砖雕神台正面中央镶嵌宋崇宁五年（1106年）《二仙铭记》石碣，结合实物断定，神龛为宋崇宁五年遗物，龛平面呈“凹”字型，以后向两龛为主，前向左右对称附龛，附龛二层二檐腰缠平座九脊顶山面向外，附龛间栱形廊桥联结，中设九脊顶亭阁，形成天宫楼阁，此神龛是一座典型的佳作（图六）。

图六　泽州县东南村二仙庙神龛

忻州市金洞寺内的转角殿神龛，两层楼阁式，平面为凹字形，全部用木料制作，座底木雕须弥座，底层雕刻为云形，束腰为海棠瓣，上枋雕成竹节形，十分精美。须弥座上建面阔五间阁楼，下部三间中间座像，两侧各一间，上层为重檐歇山顶，上下两层之间设平座层。神龛依后内柱制成，柱为方形，柱头有卷刹。普、阑构件齐全，转角处阑额不出头。下层周置铺作32朵，为七铺作双抄双下昂铺作；平座层周置铺作18朵，为七铺作四杪；上层下檐周置铺作26朵，上檐周置铺作16朵，下层檐及上层上檐明间补间设45°斜栱铺作，其铺作形制为宋代遗物。神龛明、次、梢间以小栅栏封护，左右各留一门可入阁内。山面与后面均置直棂窗。彩绘亦为青绿。神龛上层正中挂有“先师佑民之阁”牌。神龛雕工细致，柱子、额枋、铺作、梁架和瓦顶，均成比例，是宋代小木作遗物中的珍品。

大同市下华严寺薄伽教藏殿内壁藏是实用性小木作的代表。殿内侧沿壁排列壁藏，木构38间，辽重熙七年（1038年）遗物。内藏佛经1700余函，计1.8万册。木柜下层为藏经的经橱并设门，上层为龛。上、下檐及平座设计有18种之多，其中上、下檐七铺作双杪双下昂，平座六铺作三杪，壁藏上、下檐设有木制瓦顶，脊兽和鸱吻。平座勾栏栏板全为剔透雕刻，花纹图案达30余种。后檐明间与门楣之上做成拱桥与天宫楼阁，使两侧壁藏浑然一体，整个壁藏和天宫楼阁是国内唯一保存完好的辽代壁藏。曾经被著名古建筑学家梁思成称其为“海内孤品”（图七）。

图七　大同市下华严寺薄伽教藏殿内壁藏

还有泽州县府城玉皇庙的成汤殿神龛，此神龛为元至元二年（1336年）遗物。殿内神坛上建神龛，上施三座二层二檐腰缠平座九脊顶楼阁式小木作神龛，平座设勾栏望柱，平座及檐下均设铺作，上、下檐为七铺作单杪三下昂、平座为七铺作四杪，屋面木雕筒板瓦。元代神龛小木作原真表现出元代建筑造型及部件用材比例（图八）。

图八　泽州县府城玉皇庙成汤殿神龛

（二）装饰性小木作

有些楼阁形象作为装饰出现。例如，洪洞县净石宫大殿的神龛，其神龛为明代所做，从神龛前柱至顶上施帐幔，人物悬塑共计40余尊。人物悬塑后正中为二层楼阁，两侧为重檐歇山建筑两座。楼阁建筑一层面阔三间，明间出抱厦，二层面阔一间，十字歇山顶，建筑檐下均设斗栱。神龛内人物、建筑在民间匠人的手下表现得淋漓尽致。

楼阁形象装饰不只在神龛上表现，还在藻井上。例如，应县净土寺大雄宝殿，殿内天花藻井，属“八门九星”之天宫楼阁，与大雄宝殿同期建造于金大定二十四年（1184年），在覆斗形的天花板上，以梁架划为九格，形成九个藻井，每个藻井中心为一个红色圆心。顶部正中的斗八藻井最大，藻井下用上万块小木条与小木块饰以天宫楼阁，作混金彩画，下层四周置平座，设栏杆，四面隔开一门。其上，四周天宫楼阁，廊屋庄严雅致，阁内壁板上绘佛像；上层藻井内岔角、梁、栿及平棋绘龙凤，中间背版雕刻两条龙。另外八个藻井、正六、长六角、菱形等，平棋绘龙凤，这八门九星、天宫楼阁，皆为木质雕作。从屋檐、斗栱到兽吻、栏杆，都是按照建筑物的比例雕成的。八角形藻井每面置七铺作双杪双下昂铺作三攒。藻井四面雕歇山式天宫楼阁，先起平座，上设栏板、望柱及平台，平座和檐柱均设铺作，平座铺作六铺作三杪，檐下铺作多为六铺作或七铺作。屋顶瓦垄、脊兽齐备，表层覆以沥粉贴金和油饰彩画，与黑、红、黄、绿四色彩饰的藻井相互辉映。其藻井与泽州县东南村二仙庙宋代天宫神龛、大同市下华严寺薄迦教藏殿辽代天宫楼阁壁藏为国内外同类建筑中罕见。著名古建筑学家梁思成先生称“构思精巧，妙微入神，玲珑细致，超类绝伦，是国宝一绝”（图九）。

图九　应县净土寺大雄宝殿明间藻井

五、山西建筑模型中的楼阁艺术造型

建筑模型是介于平面图纸与建成实物之间，把两者有机地联系在一起，是一种三维立体形式的展现。古人将建筑模型叫做烫样，制作精巧、颇具匠心的烫样，就是楼阁建筑艺术成就的体现，它显示了匠人的智慧与技艺，本身作为艺术品来欣赏，具有一定的艺术价值。在古建筑设计中，建筑模型的作用至关重要，大约是在隋朝时期出现，用百分之一比例的图样制作模型，到明、清时期达到了巅峰。建筑模型在材质上也有不同，一般为纯木制，还有少数为砖石雕刻而成。山西因为历史原因现存的建筑模型并不多，所知道的有三座。

孝义市中阳楼模型，现保存于孝义市博物馆内，博物馆记载其建筑模型为明代制作。建筑模型与现存实物造型有所不同，根据中阳楼内保存的民国5年所立《建筑中阳楼并永安市场记》碑记载，建于汉魏时期，元大德七年（1303年）毁于地震，明代重建，清同治七年（1868年）又遭雷火冲击，清宣统元年（1909年）重建，因多次重建对楼阁结构改变。通过清乾隆三十五年（1770年）《孝义县志》中的地图及文字记载：“中阳楼，北门内，属悦礼坊楼。二层。”描述与模型基本相同。据模型可看出，平面为方形，中开十字通道，二层三重檐，十字歇山顶。楼身构架为永定柱造，二层带平座层。各层檐下均设斗栱。二层四面于永定柱间设隔扇门装修。模型结构清楚，斗栱雕刻细致，形象生动（图一○）。

图一○　孝义市中阳楼模型

大同华严寺上寺保存的“乾楼”模型，是清末著名雕刻家李彦贵依原样所做。乾楼原建于大同城西北角，曾被列入大同八景之一，有“镇楼秋爽”之称，其楼建于明初，清末毁于兵燹。据模型可看出，四层四重檐，面阔五间，一层设围廊，一至四层明间、次间出抱厦，平面现凸十字形。三层带平座层，十字歇山顶。建筑模型制作精细，完美表现出斗栱、吻、兽甚至勾头滴水等细节（图一一）。

图一一　大同市上华严寺“乾楼”模型

有些模型并不是作为烫样，而是作为建筑单体存在的。例如，交城县玄中寺中的韦驮楼，单独竖立于院中，下部以须弥座样式为高台，上部建有重檐歇山砖雕建筑。须弥座由六层组成，束腰部分雕刻有神兽与花草。长层面阔三间、进深三间（中间柱距大于两间），檐下设有砖雕斗栱，其包含柱头、补间和转角斗栱。吻兽雕刻细腻，略带彩绘（图一二）。

图一二　交城县玄中寺韦驮楼

六、山西悬塑中的楼阁艺术造型

悬塑又可称之为壁塑、影塑，是古代彩塑中的一种特殊样式分支，也是美术作品中的一种重要类型。山西由于历史等多方面原因，保存古代建筑居全国之首，其相应保存的彩塑、悬塑数量也相当多。山西从金元以后在寺院道观壁上作悬塑已经蔚然成风。以全国来看，明清时期，因当时人们对宗教信仰的减弱，彩塑、悬塑艺术也逐渐衰退，然而山西境内的明清彩塑、悬塑不仅数量惊人，而且有不少作品出乎意料得精美，将封建社会晚期彩塑、悬塑艺术推向一个新的高峰。

这些悬塑也存有大量的建筑形象，为了营造出壮观和美轮美奂的神佛世界，其制作大量的楼阁造型悬塑来烘托氛围。一般情况下，悬塑在殿内围绕塑像两侧、背后、柱外侧塑造而成。其中运用楼阁造型悬塑最多的，应该是隰县千佛庵大雄宝殿内明代彩塑了。在此组中楼阁式悬塑约有31座，这些悬塑可分为三部分。第一部分是以金柱为主干，围绕四周布满悬塑（图一三）。整体形象为四层三檐楼阁，面宽一间，一层与二层之间存有平座暗层，二、三层用平座层连接，外形近似楼阁式塔，形制与大同云冈石窟中的塔柱极为相似。第二部分为柱间神龛上方的悬塑，殿内明间和两次间横跨两栿之间各塑有三座楼阁式悬塑，中心楼阁略凸出两侧，楼阁悬塑均为面宽三间二层建筑，一层与二层之间有平座层连接，顶层为十字歇山顶；殿内两尽间楼阁造型悬塑为面宽七间，三层二檐，明间与两次间突出于梢间和尽间，一层与二层之间建有平座层，顶部为十字歇山顶；两侧山墙上部神龛中间为楼阁样式悬塑，两边造型为六角形楼阁式塔悬塑。中间楼阁面宽三间，四层三檐，一、二层之间建有平座暗层，明间出厦，顶层为十字歇山顶。第三部分为在彩塑主像头部后方均建有楼阁造型悬塑，也是中间一座，两侧各建一座，造型均为三层楼阁式塔悬塑，有圆形和六角形样式。此处楼阁造型悬塑完成于明崇祯十七年（1644年），塑造比例适度，彩绘色泽如初，金碧辉煌，这种艺术的成就和魅力为世人仰慕，其为国内明代极品佳作。

图一三　隰县千佛庵大雄宝殿金柱楼阁悬塑

图一四　长治市观音堂观音殿金柱楼阁悬塑

长治市观音堂的观音殿内也存有楼阁造型悬塑，共有9座。明间神龛前两柱上分别塑有楼阁式塔。西柱平面现方形，五檐楼阁式塔；东柱平面现六角形，三檐楼阁式塔。明间观音彩塑头部后侧两面塑有楼阁各一座，两座楼阁结构大致相同，均为面阔三间，一层明间出垂花抱厦，次间外侧各塑一间，二层明间出厦，屋顶为十字歇山。西次间普贤菩萨像头部东侧塑有阁楼一座，此楼阁悬塑面阔三间，下层明间出垂花抱厦，下层上做平座层，上层为面阔三间，十字歇山顶。两侧山墙悬塑上部塑有多座建筑，而每壁各楼阁神龛两座，楼阁之间有栈道连接。西山墙两座楼阁悬塑结构基本相同，均为三开间，一层明间出厦，二层设栏杆，歇山顶；东山墙北面楼阁悬塑面阔三间，一层明间出垂花抱厦，二层一开间，歇山顶；东山墙南面阁上下两层均为三开间，两层之间设平座层，歇山顶脊饰完整。观音堂虽为佛教寺院，但彩塑中包含儒、释、道三教造像，不多见，楼阁悬塑手法细腻准确，精巧逼真，色彩艳丽，是山西明代经典之作（图一四、图一五）。

临汾市姑射山碧岩寺的观音阁内清代塑像，相对保存楼阁造型悬塑较少，仅有两座，分别在观音像身后东、西两侧。东侧为城门楼造型，下部为高台城门，中间开门，门上绘有门匾，上书“泗洲城”。上部为重檐十字歇山顶楼阁，面阔三间，中间开门。西侧为楼阁造型，下层面阔三间，中间开门。上下层之间有平座层，平座下设斗栱，上制栏板。上层面宽三间，十字歇山顶。这两座楼阁虽然造型简单，但是结构合理，装饰精美，悬塑艺术水平极高。

七、山西琉璃构件中的楼阁艺术造型

琉璃，是通过铅硝助熔烧制而成的陶胎铅釉制品，色泽多以绿、黄、蓝为主，还有黑、紫、褐黄、孔雀蓝等。中国的琉璃制作历史悠久，种类较多。山西是中国建筑琉璃最重要的产地。山西境内现存完整的建筑琉璃历史，最早出现于宋金，元代兴盛，到明代鼎盛，清代开始衰退。山西的琉璃烧造技艺源远流长，相承不衰，色彩斑斓的琉璃构件，将古代建筑装饰得富丽堂皇。在琉璃装饰构件中，也有形制类似于楼阁建筑。现保存的楼阁式琉璃装饰构件多数是以脊刹为主，还有一些为局部装饰构件。下面介绍几处楼阁样式脊刹。

泽州县府城玉皇庙头道门、二道门和献殿正脊中央的脊刹为楼阁样式。献殿脊刹为明成化二年（1466年）制作，刹为二层楼阁样式，约1.7米高，一层下部为踏步高台，明间出厦。一、二层之间平座层连接，二层为重檐十字歇山顶。其虽为琉璃构件，但楼阁建筑结构真实，制造工艺精湛。头道门脊刹形象为高台式楼阁建筑，一层中间带门高台，高台下部为三开间平座，歇山顶。此处的楼阁式脊刹从立面来看，柱子较为突出，而且柱之间无连接，内部也无墙体。长治县琚寨玉皇庙正殿脊刹也为楼阁样式。脊刹由两部分组成，下部为吞口，中间部位书写“大明崇祯九年”（1636年）。上部为楼阁样式，一层为高台，其中间开门，门前两侧有梯，重檐歇山顶，二、三层之间有平座。这两处的脊刹整体看来结构简单，楼阁艺术造型逼真，为山西明代时期琉璃构件的代表作之一。

洪洞县碧霞圣母宫正殿的脊刹，在造型上接近于塔。脊刹整体由楼阁和吞口组成，楼阁共二层，一层为三开间十字歇山顶，明间柱为盘龙柱，一层屋顶上有平座层，四周有围合栏杆，二层为重檐十字歇山，屋顶部有。介休市的五岳庙正殿与后土庙三清殿的脊刹，在外形上类似。还有临猗县文庙大成殿的脊刹（图一六）、洪洞县净石宫正殿脊刹、洪洞县辛南梳妆楼脊刹等等，非常之多。

图一五　长治市观音堂观音殿金柱楼阁悬塑

图一六　临猗县文庙大成殿脊刹

这些艺术表现中的楼阁建筑作为现存实物楼阁的重要补充，再一次向我们展现了山西楼阁建筑逐渐繁荣的历史过程。其丰富的艺术表现形式也全面地反映出各时期楼阁建筑形制的发展。

战国时期，山西木结构技术已经发展到一个相当高的水平，长治市出土的战国鎏金残铜匜，已经开始出现结构为“重屋”的楼阁式建筑。汉代出土的陶楼，一般为三层至五层，多者可达六七层，同时出现简易的翼角斗栱形制。魏晋南北朝时期楼阁建筑发展迅速，根据云冈石窟中的中心塔柱等窟龛，可大致分析出这个时期佛教以塔式楼阁为主。至隋唐，大量碑刻、壁画的描绘可看出到隋唐时期楼阁建筑已经非常成熟。山西宋代建筑遗存虽多，可惜楼阁建筑实例无一留存，但大量壁画、纸卷古画、小木作等艺术表现，及《营造法式》的留存可见，此时期设平座层，以连接上下层的结构手法普遍施用于楼阁建筑。辽金元时期，楼阁建筑逐渐繁荣，现存实物辽代楼阁式塔1座（应县木塔）、金代楼阁建筑3座（大同市善化寺内普贤阁、陵川县西溪二仙庙梳妆楼、陵川县崔府君庙山门）和元代楼阁建筑6座（长治玉皇观五凤楼、平顺东禅牛王楼、天镇慈云寺钟鼓楼、襄汾陶寺关帝楼、新绛白台寺、陵川崇安寺西插花楼），小木作、壁画、彩塑等艺术表现与现存实物交相辉映。到明、清，现存实例体现出非凡的营造技术，琉璃、壁画、小木作、建筑模型、彩塑等各种类艺术形式更展现出精妙的制作技艺，从各方面都达到鼎盛。

山西楼阁建筑的发展经历了一个漫长而丰富的历史过程，历代丰富的艺术表现形式是除实物遗存以外的重要历史资料，具有重要的文化价值。这些艺术形式来源于历代匠师们在实践中的不断总结与提炼，同时又可佐证实物，具有重要的科学价值。同时，人们从欣赏这些艺术形式中得到多种美的感受和创造性的启迪，更具有重要的艺术价值。

八、山西古代诗词歌赋中的楼阁

古代诗词很多以楼阁建筑为审美的契机和抒怀的舞台，往往通过楼阁建筑“仰观”、“俯察"、“远望”，来抒发自己的情感。或通过楼阁的故事由古思今，发表感慨。它不仅是一般人栖身、生活的建筑空间，更是诗人们留连忘返的诗意处所。攀登高耸挺立的楼，人会感到视野扩大、胸襟开阔，会产生“穷千里目”、“见万里景”的美感，得到精神力量的提升和发现新天地的空间审美体验，产生超越世俗的力量。传统的天人合一观使得楼的建造决非孤立，而是与周围的山水融为一体，一旦登临极目，则青山碧水、蓝天白云俱来眼前，使人缘情之心油然而生。诗人们常凭栏远望、临风送目，在俯仰自得中，领悟人生，领悟自然，构建出一个个富有诗情画意的独特空间。

山西最为出名的楼阁建筑当属鹳雀楼了。北宋大科学家沈括在《梦溪笔谈》中记道：“河中府鹳雀楼三层，前瞻中条，下瞰大河。唐人留诗者甚多，惟李益、王之涣、畅当三首能壮其观”。这三首中，李益的诗是一首七律；王之涣、畅当的诗则是五绝，均题作《登鹳雀楼》。其中以王之涣的《登鹳雀楼》最为脍炙人口，畅当的诗境也很壮阔，不失为一首名作，但有王之涣的这首诗在前，比较之下，终输一筹，不得不让王诗独步千古。李益《登鹳雀楼》：“鹳雀楼西百尺樯，汀洲云树共茫茫，汉家箫鼓空流水，魏国山河半夕阳。事去千年犹恨速，愁来一日即为长。风烟并起思乡望，远目非眷亦自伤”。畅当《登鹳雀楼》：“迥临飞鸟上，高出世尘间。天势围平野，河流入断山”。王之涣《登鹳雀楼》：“白日依山尽，黄河入海流。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这三首诗都是作者登临鹳雀楼借景抒情的杰作，还有李瀚的《河中鹳雀楼集序》、王恽《登鹳雀楼记》等等。王之涣的《登鹳雀楼》留给后世的是“更上一层楼”的永远的追求。如此通行于天下的诗文绝唱，是在具体楼阁上感兴而得，因而也就成了楼阁的有机构成，与楼阁不可分割。

山西有关隘楼阁建筑较多的特点，而这些关隘里的楼阁建筑又是许多历史事件、历史战役的标志，所以“思古”，虬陇今"等题材的关于楼阁建筑的诗词也不在少数。最著名的雁门关，关于其诗词近二十篇。其中最为出名要属唐朝李贺的《雁门太守行》：“黑云压城城欲摧，甲光向日金鳞开。角声满天秋色里，塞上燕脂凝夜紫。半卷红旗临易水，箱重鼓寒声不起。报君黄金台上意，提携玉龙为君死。”把雁门关的险要气势表现得淋漓尽致。

这些艺术表现中的楼阁建筑作为现存实物楼阁的重要补充，再一次向我们展现了山西楼阁建筑逐渐繁荣的历史过程。其丰富的艺术表现形式也全面的反映出各时期楼阁建筑形制的发展。

战国时期，山西木结构技术已经发展到一个相当高的水平，长治市出土的战国鎏金残铜匜，已经开始出现结构为“重屋”的楼阁式建筑。汉代出土的陶楼，一般为三层至五层，多者可达六、七层，同时出现简易的翼角斗栱形制。魏晋南北朝时期楼阁建筑发展迅速，根据云冈石窟中的中心塔柱等窟龛，可大致分析出这个时期佛教以塔式楼阁为主。至隋唐，大量碑刻、壁画的描绘可看出到隋唐时期楼阁建筑已经非常成熟。山西宋代建筑遗存虽多，可惜楼阁建筑实例无一留存，但大量壁画、纸卷古画、小木做等艺术表现，及《营造法式》的留存可见，此时期设平座层，以连接上下层的结构手法普遍施用于楼阁建筑。辽金元时期，楼阁建筑逐渐繁荣，现存实物辽代楼阁式塔1座（应县木塔）、金代楼阁建筑3座（大同市善化寺内普贤阁、陵川县西溪二仙庙梳妆楼、陵川县崔府君庙山门）和元代楼阁建筑6座（长治玉皇观五凤楼、平顺东禅牛王楼、天镇慈云寺钟鼓楼、襄汾陶寺关帝楼、新绛白台寺新绛县白台寺、陵川崇安寺西插花楼），小木作、壁画、彩塑等艺术表现与现存实物交相辉映。到明、清，现存实例体现出非凡的营造技术，琉璃、壁画、小木作、建筑模型、彩塑等各种类艺术形式更展现出精妙的制作技艺，从各方面都达到鼎盛。

山西楼阁建筑的发展经历了一个漫长而丰富的历史过程，历代丰富的艺术表现形式是除实物遗存以外的重要历史资料，具有重要的文化价值。这些艺术形式来源于历代匠师们在实践中的不断总结与提炼，同时又可佐证实物，具有重要的科学价值。同时，人们从欣赏这些艺术形式中得到多种美的感受和创造性的启迪，更具有重大的艺术价值。

1.李会智《山西现存早期木结构建筑区域特征浅探》，《文物世界》2004年第2期至第3期。

2.柴泽俊《山西寺观壁画》，文物出版社，1997年。

3.柴泽俊、柴玉梅《山西古代彩塑》，文物出版社，2008年。

4.柴泽俊《山西琉璃》，文物出版社，1991年。

5.李青《山西省博馆藏汉代绿釉陶楼》，《科技之友》2008年第5期，110～111页。

（作者工作单位：太原市文物考古研究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