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莲霞

【壹】

西夏（1038—1227年），国号大夏，又称邦泥定国（此属西夏语音译，西夏语意译为“大白高国”）或白高大夏国等。宋宝元元年（1038），党项首领李元昊称帝，一个以独立王朝身份卓然而立的西北少数民族政权——神秘的西夏王朝出现在中国古代的“丝绸之路”上。西夏最强盛时，地域辽阔，其版图包括今宁夏回族自治区全境、甘肃兰州以西、陕西省北部、青海省东北部、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和蒙古国一小部，以及内蒙古自治区中、西部广大地区，可以说是地覆西北广袤腹地。神秘的西夏王朝存在了近两个世纪，绚丽多彩的西夏文化在这里生根、发展并与其他文化交融，成为中国西北民族文化发展史上一颗璀璨的明珠。

西夏王朝先后与北宋、辽朝和南宋、金朝相抗衡，创造了独特的民族辉煌和历史文化，占据重要而特殊的地位，对当时历史发展及人们的生产生活产生了不容忽视的影响。有史可考的西夏文物、文献的著述，最早在与西夏同时代的南宋金石学家洪遵的《泉志》中就已有著录；清代著名敦煌学家张澍在凉州发现西夏重修护国寺感通塔碑，因其文物价值巨大，1961年被列为首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之一；清代学者鹤龄从绥远城（今内蒙古呼和浩特市）一古庙中得西夏文泥金写《妙法莲华经》八册并对其做过诠释。

近代以降，国力衰微，一些列强打着“探险队”的旗号在中国大肆掘掠文物、文献，其中以西部地区遭受损失最为严重，位于古“丝绸之路”上的西夏王朝的文物则首当其冲。1908年、1909年，俄国以科兹洛夫（П.К.Козлов）为首的探险队先后两次到达中国黑水城遗址（今属内蒙古额济纳旗），掘走大量西夏文物、文献，其中仅西夏古籍文献就达近万卷（件），其他可移动文物数百件。这些被掘走的西夏学史料被列为中国20世纪“四大文献考古发现”之一。1908年，法国人伯希和（P.Pelliot）在敦煌掘获大批文物，其中包括一批西夏文物。1914年，英国人斯坦因（M.A.Stein）步科兹洛夫后尘，从黑水城寻找发掘西夏文物、文献亦不在少数，仅西夏文献就有近4000号，另有其他可移动文物约300件。1927—1935年，瑞典人斯文赫定（Sven Anders Hedin）与中国学术团体联合会共同组成“西北科学考察团”。考察团在黑水城以及甘肃等地也寻获不少西夏文物、文献，现大部分藏于瑞典斯德哥尔摩民族学博物馆，少量藏于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20世纪40年代初，张大千在莫高窟北区发现一批西夏文献，后分藏于日本天理图书馆和美国普林斯顿大学葛斯德图书馆。这些流失海外的西夏文物、文献所造成的难以弥补的重大损失，是中国文物考古工作者、古文献研究者、西夏研究者的切肤之痛。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西夏文献的整理、研究及出版，成果颇为丰硕，对国际西夏学的研究发挥了极大的助推器的作用。无论是海外西夏文献的回归和整理，还是国内西夏文献的整理与研究均不乏可圈可点的成就。

【贰】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西夏文物考古事业在相关部门的重视下也是有组织、有计划地进行着，逐渐扩大视野，深化内涵。西夏文物考古工作从文物遗址调查、考古发掘、文物搜集、文物修复、文物保护、文物记录、文物研究、文物展览等诸多方面取得进展，但仍存在不少问题，主要有：

一、很多文物未能刊布。过去出土和新发现的西夏文物有的至今仍存于库庋，未予报道、刊布。有的虽有报道，但介绍简略，仅凭当时认识程度介绍部分出土文物，不免遗漏，造成很多西夏文物，甚至不少有重要价值的文物始终不为学术界所知，更谈不上用以研究。

二、对文物遗址重视不够。文物遗址不仅本身就是重要文物，而且负载着出土文物的背景、环境等重要元素。在过去有关西夏文物的著述中，有的仅报道出土文物，未介绍文物所在遗址，或有介绍也简略粗疏，造成信息不全，难以形成对文物整体、全面的理解。

三、文物图版缺失、简陋。有的文物虽予以报道，但未附图版；有的虽附图版，但版面不清；有的立体文物仅一幅图版，难以反映文物全貌。

四、文物数据和特色缺载。过去已刊布的西夏文物有的记有比较翔实、准确的数据，描绘了文物的特点，但也有相当多的西夏文物基本数据缺载或数据不全，如整体和主要部位的尺寸、可称量文物的重量，以及质料、色泽、完残程度、特殊标识等。这种状况不便于对文物的利用、研究，难以对文物做出准确的认识，也难以对文物的价值做深层次的开掘。

五、文物分散，未能系统刊布。西夏文物主要分布于北京、宁夏、甘肃、内蒙古，以及陕西、新疆、青海等地，同时也涉及上海、天津、河北、河南、安徽、辽宁等共十几个省、市、自治区，地域广阔分散。有关西夏文物的著作由多家出版社出版，论文刊布于众多杂志，搜集不易。据前述可知，这些著述或时间较早，未及新的发现；或限于一时一地，未成系统；或囿于某一领域，难以全面。（以上详见《西夏文物·甘肃编·总序》）

要之，《西夏文物》出版前，学术界、出版界缺乏系统、全面、科学、细致的西夏文物的整理和刊布。可喜的是，历史又给了人们复原神秘西夏历史的努力以新的文献、文物资料。近代以来，大量西夏文物在西夏故地陆续出土了大量文献、文物，这些实物资料为人们了解西夏历史文化提供了一批又一批珍贵而鲜活的史学研究基础。而文物又是历史遗留下来具有历史、艺术、科学价值的遗物和遗迹。各类文物从不同的侧面反映了各个历史时期人类的社会活动、社会关系、意识形态以及利用自然、改造自然和当时生态环境的状况，是人类宝贵的历史文化遗产。文物的保护管理和科学研究，对于人们认识自己的历史和创造力量，揭示人类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认识并促进当代和未来社会的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它不仅是历史文化的表现形式，更可以作为形象性的史源用以研究历史，复原更为接近真实的历史。

【叁】

由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史金波先生主编的国家社会科学基金特别委托项目“西夏文献文物研究”之重大子课题，国家出版基金项目《西夏文物》（内蒙古编、甘肃编）日前已由天津古籍出版社和中华书局隆重推出。

2011年，全国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领导小组批准将“西夏文献文物研究”设立为国家社会科学基金特别委托项目。史金波先生领衔的项目组专家委员会经过认真考量，于当年将《西夏文物》的系统编纂出版列为项目中的重大课题，计划对存世西夏文物开展全面调查、系统梳理和专题研究，注重整体宏观把握，建立跨地区的完整的西夏文物资料体系和数据库，将西夏文物资料系统、科学、翔实地公之于世。 “这样不仅能汇集大量有关西夏的实物资料，还能突出地展现出西夏不同时代、不同地域实物资源的全面性和相互的关联性，扩大微观实物的宏观视野，增值西夏文物的学术价值，提升西夏文物的实用价值，更有利于利用西夏文物、复原西夏历史”。（史金波语）

《西夏文物》分为甘肃编、内蒙古编、宁夏编、石窟编和综合编（包括除宁夏、甘肃、内蒙古以外的其他各地区）共5编。甘肃编、内蒙古编、宁夏编已纳入2014年、2015年国家出版基金资助名录。

阅读一过，深感此书在学术成果、编辑出版方面均颇有可资借鉴之处，现简述如下：

一、主题鲜明，问题意识明确。本书是“将西夏文物资料系统、科学、翔实地公之于世”，目的是“扩大微观实物的宏观视野，增值西夏文物的学术价值，提升西夏文物的实用价值，更有利于利用西夏文物、复原西夏历史” （《西夏文物·甘肃编·总序》）。

二、结构合理，层次分明。项目总计五编（宁夏编、甘肃编、内蒙古编、石窟编、综合编），每编以卷、类为基础结构，项目有“总序”，各编有“概述”，分卷有“说明”。每编首册加设总目，方便读者查阅、检索。项目对每件文物都按出土地、类别、收藏机构、自定义编号等编排有由字母和数字组成的代码，读者可据此了解文物之所在，对专业的研究人员极有助益，方便读者从宏观上和微观上把握西夏文物的整体或各类和单一文物的各类信息。

三、全面收录、详尽介绍现存各类西夏文物。项目将所见西夏文物遗址资料一网打尽。各编下设遗址、金属器、陶瓷器、石刻石器、木漆器、造像绘画、织物、文献、建筑构件、其他等卷（石窟编体例另订）。各卷对所收文物多角度、全方位拍摄，并有细部线描。解说文字叙录周详全面，从出土地点、时间、质地、收藏单位、定级情况等诸多方面给读者提供详细信息。

四、注重文物数据和特质介绍。项目对每一件文物实体都从整体和主要部位的尺寸、可称量文物的重量，以及质料、色泽、完残程度、特殊标识等方面给予精准介绍，为研究者或文博工作者对文物的利用、研究提供准确信息，方便他们对文物价值做深层次的开掘。

相信具有开创性和基础性的公益性项目——《西夏文物》的出版，既能为方兴未艾的国际显学——西夏学的研究提供一份丰赡的学术资源，也能为强化西夏学科起到推动作用；既能为西夏乃至宋、辽、金、元学术研究提供新的系统资料，也能为中国文化遗产的保护、传承和利用做出自己的贡献。该项目是西夏研究标志性成果，将会产生重大的学术影响。

（本文写作过程中曾参考史金波先生、薛炎文先生的某些观点，在此深表谢意！）

（作者系南开大学历史学院博士研究生；《历史教学》主编，编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