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七月廿七我从西雅图登机回北京探望90岁的母亲。到京时已是廿八的晚上。出了机场，北京湿度、温度皆高的空气“热情地拥抱”了我，使我想起四十年前的那个晚上。1976年的七月廿七，北京的天气也是这么湿热。那时母亲干校结束后下放到湖北十堰市的二汽，把姐姐也迁到了那里。父亲的“问题”还没有“解决”，待遇却已有所改善。“文革”初起时我们一家五口无奈中迁出北师大宽敞明亮且还算现代化的教授宿舍，搬到贫民聚居的德胜门内孝友胡同，住进一间破旧潮湿的南屋，大约17平方米。1976年父亲待遇好转，得以在北师大校园内的西斋北楼（简称西北楼）借到一间学生宿舍，理由是需要就近看管劳动工具，方便工农兵大学生参加学工、学农的劳动。不过我曾看到在那间宿舍里一些工农兵学员拿着鲁迅的《说鈤》请他讲解。所谓看管工具似乎只是个幌子，其实是父亲非正式地重新讲课了。因为是工作需要的宿舍，父亲讲原则，不让我或哥哥住在那里，所以我们兄弟二人依旧住在德胜门内的蜗居里。

哥哥是因病从插队的山西农村“退”回北京的，分配到西城区客运摩托车公司，相当于现在的“的哥”，只不过他开的是三轮摩托车，俗称“小蹦蹦儿”，一天到晚颠得骨软筋麻。我则在北京市西城区长安街房管所做瓦工学徒，还要一年才可出师，体力劳动相当辛苦。那天晚上由于潮热难当，我们兄弟二人翻腾到后半夜才入睡，但睡得很沉。突然间我被惊醒，发现床板正在做垂直的上下运动，把我们颠得腾空离床一寸有余。由于我们有1966年两次邢台地震的经验，马上猜到地震又来了。我们急忙蹿到屋外，此时仿佛大地变成了水平运动，使我们前后摇摆，迈不开步子，在院中“扭起秧歌”来。好不容易适应了被动的“摇滚”步法，我们想奔出四合院的院门，没想到门楼垮了下来，险些砸伤我们，吓得我们赶紧跑回院内，发现街坊们动作不如我们快，反而毫发无伤。大姑娘、小伙子都光着膀子，站在院中面面相觑。

父亲虽然精通旧学，但骨子里是一个新式的知识分子，从来不曾用忠孝等概念教育我们。但是亲恩是人性中的本能，所以我们不等惊魂稍定，天没亮就急忙骑自行车赶到北太平庄去看父亲。到了西北楼，发现早已人去楼空，倒是大操场上聚着不少教工、学员。仿佛没费多大力气就在西看台上找到了父亲。他见我们无恙，也觉得心安，转而训斥我们：“你们好糊涂呀！我住的西北楼有钢筋水泥，不会有问题。你们还不赶紧去看看陆阿公和启大爷去？他们住在校外，房子破旧，比我危险得多！快去，快去，天马上就亮了。”

陆阿公指的是父亲的老师、黄季刚（讳侃）先生的亲传弟子陆颖明（讳宗达）先生。我猜想是母亲这个湖南人的意思，使得我们没按北京人的习惯称他“陆爷爷”，反而用了“阿公”这个南方称呼。陆老住在宣武门外前青厂。我们从当时北京的北郊赶到南郊，天早已大亮。他家独门独院，是那时北京少见的自有住房。陆老在1949年以前就暗中支持共产党的地下工作，他的儿子陆敬本身就是地下党员。后来陆老当上了北京市政协的副主席，“文革”时受到的冲击不算大，所以保住了自己的独门四合院。他的房子并不像父亲说的那么旧，我这个二把刀“内行”看了看，没有发现什么结构性的问题。陆家上下人等也都平安无事。只是陆家阿婆抱怨房子漏雨，找房管所几次，也没见有人来修。凑巧她家的房子是在我们长安街所的管辖之下。她想通过我打听一下内情。我心里明白，实际情况是房管所管理、修缮公家的房子尚且忙不过来，少数私有住房的问题自然就放在了后头。我这个小徒工根本没有管理权，但是我有一帮要好的师兄弟和一个特别“护犊子”的师傅。因此，我劝她别急，我自有办法把她的房子修好。

几天以后，我在师傅曹士元的“纵容”之下，趁中午休息的时候，和师兄叶家义偷偷地蹬上一辆人力三轮车，把一车青灰膏和少量蔴刀运到了陆家。“走你们的。”曹师傅说，“反正都是民房，反正都是抗震救灾。出事儿我顶着。听说还有大学问？”我和小叶听了相对挤了挤眼睛——谁让我们摊上好师傅了呢？就是牛！就是有底气！

陆家独苗孙子陆昕和我是发小，当时发配去了东北的生产建设兵团。我实在记不清那一次探望陆宅是否也见到了他，但是不久后修缮他家房屋的时候他确在家中。虽然“文革”动乱，大家天各一方，再次相遇却觉得格外亲热。师兄叶家义帮我运来灰膏。参与施工的却是我、我哥哥、第三建筑公司的青年工人刘士励。陆家小昕体弱，不能上房，只能在下面打打下手。我们三个人虽然已经位列工人阶级，但正在悄悄地自学英语，而小昕在跟他爷爷钻研国学。大家因劳动而聚在一起，正是互相切磋的好机会。记得我曾大喊：“大刘，把我的trowel （抹子）递过来。”大刘又对小昕喊：“把那个brush（刷子）扔上来。” 我哥也说：“Watch out！ Here comes the mortar（小心点，灰浆来了）。”小昕在下面看得心里痒痒，也想上房参与我们的热闹。但是他祖母坚决不同意，只得作罢。他事后感慨地说：“你们真是新时代的工人阶级。有技能，也有知识。”说来事情也巧，十年以后，大刘、我哥和我到美国留学，进了同一所大学。大刘很快成了环境保护学科的博士，我哥获得经济学博士学位。我的道路最古怪，1993年获得英美文学博士学位，之后到美国一所州立大学里教授美国文学和西方文论直到今日。陆昕没出国，但十年之后也成为政法大学的国学教授。工程完毕，陆老先生亲自请我们吃晋阳秋的名菜过油肉。我们当时感觉到的，是亲密朋友在一起劳动的快乐压倒了对灾难的恐惧和无助感 。

地震当天我们去看望的第二家，是启大爷在西直门南草场内小乘巷的居所。我父亲说的启大爷，就是后来大名鼎鼎的启功先生。他的住房和我家在德胜门内的一样，是一间两方丈的南屋。我们之所以舍近求远，先出南城看望陆老先生一家，是因为我对启功先生的起居情况太了解了，所以心里有数，不是十分担心。“文革”期间，我父亲因为需要“交代问题”，被隔离在校内“学习班”的次数相当多，所以和我离多聚少。我常年泡在启功先生家里，熟悉他房屋的状况。

1973年夏天北京雨水多于往年，致使启功先生的东墙受潮，发生“离骨”现象，行将圮坏。我们向房管所打了报告，可是雨季坏屋较多，修缮队忙不过来，要等几天才能过来修理。我们把床和书箱等怕潮的东西移到西墙根，把桌椅等物靠东墙摆放。一来是这些东西不怕潮，二来是万一墙垮下来，它们能挡一挡。房屋坏了，甚至有一点危险，他老人家并不沮丧，反而作诗自嘲：“东墙受雨朝西鼓，我床正在墙之肚。坦腹多年学右军，而今将做王夷甫。”（凭记忆。可能不准，但大意不错。）那时我已经和他相处了几年，说话越发“没规矩”，胆大妄言：“您跟王羲之学的是书法，不是东床择婿。坦腹应该改成弄笔。还有，王夷甫是谁呀？”他说：“嘿嘿，瞧把你能的！你倒教起我作诗来了。王夷甫就是王衍，挥麈清谈的那个。他是西晋重臣，后来惹恼了石勒。石勒命人推倒坏墙把他压死了。咱们这东墙一倒，我不就成他了吗？”说完一边咳嗽一边笑。

第二天他把这首诗拿给中华书局标点二十四史的同事们看。魏晋南北朝史专家唐长孺先生先是写了一首七律表示同情，几天之后还亲自登门慰问。我特意把椅子摆在紧挨着床，尽可能离东墙远一点，请他坐。然而他却把椅子挪回东墙根，坐在那里操着一口吴侬软语缓缓而谈，显得特别儒雅，大有超出晋人的风度。我一边听着二老谈话，一边心里忐忑不安：万一客人真成了王衍，我可怎么交代呢！ 幸而不久送客，照例是启功先生送到院门，我送出小乘巷西口，指给客人看，顺南草厂往北，出口就是西直门内大街。那里有27路公交车和5、7、11路无轨电车，以方便客人回家。送客回来，我抱怨这客人偏要靠着危墙坐，吓出我一身冷汗。启功先生说，唐先生虽然是标点旧史的协调人，但并无很大的行政权力，因此不能给同事解决实际困难。亲自来看望并故意坐在危墙之下，是想表达与朋友共患难的意愿。这样一解释，唐先生在我心中立刻高大起来，他坐在那里的音容笑貌我再也忘不了。

那天没有出事。次日房管所的师傅们就来了。有了1973年的那次修缮，东墙这次才没出问题。

启大爷的南墙和南边另一座房屋的北墙紧挨着，这正好和我家在德胜门内的情况一样。这在北京很常见，叫“对背房”，意思是两座房屋背靠背。不常见的是，南边那座房屋是煤厂的一部分，里面放着轧煤球的机器。机器一开，会发出很大的声响和震动。其效果之一，是启大爷那“何陋之有”的两间南屋也随之震动。他在那里居住多年，渐渐地已能安之若素。不过自从患了美尼尔之后经常头晕，在这个时候开动轧煤机器，会使他晕上加晕，实在难受，打针吃药都不管用。一天机响屋晃，他晕得厉害，只能靠着床上的被垛，半躺半坐，闭着眼睛，反复长吟诗句：

卓锥有地自逍遥，室比维摩已倍饶。

片瓦遮天裁薜荔，方床容膝卧僬侥。

蝇头榜字危梯写，棘刺榱题阔斧雕。

只怕筛煤邻店客，眼花撮起一齐摇。

起初语调平平如诵经状，渐渐地抑扬顿挫，音韵铿锵起来。我也慢慢听出字句，有懂的，有不懂的。心想，问问他，分散一下注意力，也许头晕程度会减轻。就说：这诗我听着耳熟。但是我记得最后一句是“连人撮起一齐摇”呀。今天怎么变了呢？启大爷不答而反问： “那你喜欢哪一个结尾？”我心想：哪个都不喜欢。它一摇，您就晕。您一晕，我就抓瞎。

唐山大地震来时，启大爷的房屋幸好在三年之前已经翻修加固过了。地震当天我去看他，他见我们兄弟二人入门，早已明白来意，摆着手说：“不要紧，不要紧。七三年刚修好，这次管了大用。要是七三年就地震，我就真成王夷甫了！”说完他哈哈大笑，仿佛得了便宜一般。我说：“也多亏了煤厂的对背墙。如果是单墙，恐怕就塌了。”他说：“是呀，是呀！什么叫‘祸兮，福所伏，什么叫‘坏事变好事。”我见他得意，便故意气他，“都是您写诗填词闹的！没事您非写什么‘天旋地转，这次真完蛋……这回真成了‘连人撮起一齐摇了吧？”他听了不但不生气，反而哈哈大笑，说：“你还记着哪？你背英语单词怎么没这么好的记性？” 现在回忆起来，我那几年跟启大爷学到的东西真不少。其中最珍贵的就是他苦中作乐的本事。

我在那次地震灾害中不仅仅是感受到高级知识分子在困境中的相濡以沫，基层民众人性中光明的一面被灾难激发出来，也深深地触动了我。四十年后的今天写出来时，双手还不由自主地在键盘上发抖。

我们那拨青年徒工名义上都是初中毕业生，但实际文化水平还停留在小学。我由于自学抓得较紧，显得文化略高于师兄弟们。修建队的领导为了给大家鼓劲，特意把我抽调上来，编写本队的《抗震救灾快报》。不知当时哪里来的一股牛劲，我自己采访，自己撰稿，自己编排，自己刻蜡版，自己连夜推油墨辊子，然后自己把一份份油印小报送到各班组的弟兄们手里，干得风风火火，忘了热，忘了累，更忘了危险。使我吃惊的是，我一早送小报到工地上，发现弟兄们干得正欢。第二天我提前去，大家依然是在我到达之前开了工。问他们几点来的，没人理我。改问谁来得最早，大家都说是小魏。小魏大概有一米九几，平时仗着身大力不亏，喜欢欺负别人。我嫌他太粗鲁，就不愿意搭理他。但这次我很好奇，这个平常劳动热情不高、身上毛病不少的大个子为什么现在干劲这么足。问他，他不理我。我心里明白，这是平日我有些看不上他的缘故。一个偶然的机会，帮我揭开了谜底。

领导大概看我一个人干得辛苦，就派了一个文文静静的女孩子给我做帮手。她心细，每次去工地之前总从医务室王大夫那里领出不少十滴水、藿香正气丸什么的，为防工地上有人中暑。有一天真的遇到一例中暑的，但不是我们的工人兄弟，而是住户的一位老太太。我们正在加固她家的房子，他们只好暂住在路旁的一个塑料薄膜搭成的抗震棚内。塑料布一晒就透，却不通风。一家人热得不轻，老太太体弱，首先中暑晕倒。我那个帮手连忙又掐人中又灌十滴水，暂时度过危机。那家人借用我们工地的人力三轮车，把病人送到医院去了。这时小魏走过来，指着渐行渐远的三轮车说：“你不是想知道我为什么早来吗？就为了让他们早点搬出防震棚，回家里去住。没想到，还是晚了一步！”我心有所悟，抬头看他，见他眼圈红红的。心想，这个破地震，居然让这大老粗有了细腻的心思。

我19岁参加工作，瓦工学徒。一进房管所的修建队就认识了我那个帮手。但因为她是油漆工，和我没有直接的工作关系，所以认识了两三年却没和她说过话。这次不同，天天早出串班组，晚归印小报，渐渐熟悉起来。先是觉得谈得来，后来竟产生了好感。抗震救灾工作一结束，她就带我回家见她的父母去了。和二老谈了几句，发现她的父亲是中华书局的老前辈傅惠时先生。他从30年代末期就在中华书局工作，50年代初为支援首都文化建设从上海迁到北京，一直把书局的经济运作管理得井井有条。那一刻起，我认识到了自己的宿命就是在高级知识分子堆里沉浮。我在社会基层的体力劳动者群中当了那么多年瓦工，还在那里交了个油漆工女朋友。而跟她回家，发现自己又转回到高级知识分子之中。难道这就是传说中的天意？

今年七月七日，在我于西雅图登上飞机的20天之前，我和我的那个终身“帮手”刚刚庆祝过结婚34年周年的纪念日。

唐山地震给我们带来灾难，同时也算得我们俩的媒人。启大爷说得对，“祸兮，福所伏！” 对我个人是如此，对我们的国家和民族，又何尝不是如此？

（作者简介：俞宁，1955年生于北京的一个书香之家。为走出长辈的学术荫庇，1978年高考时选英文系而弃中文系。1986年在北京外国语大学英美文学专业读研时，经导师周珏良、钱青、Willis Barnstone推荐赴美留学。1993年获博士学位并受聘于西华盛顿大学英文系，做助理教授，讲授美国文学和西方文论。1998年获终身职并提升为副教授。现在是终身职、正教授。近年来，为回报长辈培养，回归唐诗研究。2014年在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了《绿窗唐韵》；2015年在美国出版了《In Response to the Howling Monkeys of the Three Gorges》。现在致力于用西方文艺理论，特别是生态批评理论，解析唐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