傅雷先生是中国现当代杰出的翻译家、文艺评论家，在文学、音乐、美术理论、美学批评等领域亦多有建树。1929年，傅雷开始翻译试笔，至1966年逝世，翻译生涯共三十七年，译著三十余部，多为法国作家作品。前期以罗曼·罗兰的浪漫主义作品为主，后期转向巴尔扎克的批判现实主义作品，其中包括世界名著《贝姨》《高老头》《欧也妮·葛朗台》《约翰·克利斯朵夫》等。这些优秀的译著一版再版，成为青少年的必读经典。同时，他本人著有《傅雷家书》《世界美术名作二十讲》《贝多芬的作品及其精神》《法行通信》等作品。傅雷早期的翻译生涯以罗曼·罗兰的作品为主，主要有“巨人三传”和《约翰·克利斯朵夫》等。熊婧博士斯文，介绍了傅雷先生的翻译少作《夏洛外传》，是先生翻译生涯的重要前史。傅雷先生墓地的纪念碑上，刻着从《傅雷家书》中选录的一句名言：“赤子孤独了，会创造一个世界。”仅以此文纪念翻译家、文艺评论家、美学家傅雷先生逝世五十周年。

提起傅雷的译作，则不能不想到罗曼·罗兰和巴尔扎克。与许多作家一样，译者的风格和趣味也不会骤然形成、一成不变，尽管如此，看到傅雷出版的第一部译作是《夏洛外传》时，也不禁会好奇，傅雷与卓别林，这两个画风截然不同的人如何结缘？

《夏洛外传》出版本事

《夏洛外传》全名《卓别麟创造的英雄——夏洛外传》，主角是卓别林电影中流浪汉的原型，但此书的作者其实是法国作家菲利普·苏波（Philippe Soupault）。苏波是法国超现实主义作家，与布勒东一起创立了法国超现实主义流派，而有着“小说的体裁，童话的情趣”（《夏洛外传》译者序）的《夏洛外传》，似乎也是作者“风格”之外的产物。1933年9月，《夏洛外传》由傅雷自费排印2000册出版。事实上《夏洛外传》并不是傅雷的第一部译作，除去他在巴黎求学时的练习作不提，早在1932年，傅雷已经译完罗曼·罗兰的《贝多芬传》并寄给商务印书馆，但遭退稿。那么，《夏洛外传》这部非代表作的作品为何值得傅雷自掏腰包？

和大部分初闯文坛的人一样，1931年刚从法国留学归来的傅雷也是一路坎坷，遭遇了数次碰壁，译作《贝多芬传》和《恋爱与牺牲》相继被退稿，译本无人问津，直到1934年商务印书馆才出版了他翻译的罗曼·罗兰名著《托尔斯泰传》。在屡遭碰壁的情况下，傅雷也许会在翻译对象上做出别样的考虑。1932年10月开始连载、1933年9月出版的《夏洛外传》，其主人公夏洛是卓别林作品中的经典流浪汉形象，而卓别林在中国早就大受欢迎，1931年卓别林的电影《城市之光》在美国热映后不久，上海各大影院就以高价竞相争夺开映权，热闹空前，影片上映后，各大报刊的介绍和评论也是铺天盖地。加之卓别林1932年6月20日来上海参观，更是成为一时无两的饭后谈资。流行电影和早就为国人熟知的影星，这在30年代初的上海无疑是绝佳的营销噱头，故傅雷说，“夏洛曾使卓别麟致富，一定也会替我挣几个钱。”可饶是如此，《夏洛外传》依旧备受冷落，“已经碰了几家书店经理底钉子”（《夏洛外传》卷头语）。决定自费出版这本小书时，傅雷将其归入“自己出版社”印行的“自己丛书之一”，其间的失落与不甘隐约可见。

对一个初入文坛的译者来说，作品无人问津再正常不过，晚清民国时期出版界僧多粥少的情况导致文人之间的竞争异常激烈，哪怕是30年代集中了全国近百分之九十出版资源的上海也不例外。据统计，1902—1949年间，我国作家可分享的稿酬总额约915万元，按当时的生活标准计算，平均每年仅供养活529位职业作家，可仅从这48年间出版的14000种文学书籍统计出来的作者翻译家就有4528人（邓集田《中国现代文学出版平台》）。文学出版界的激烈竞争，在现实生存的层面成为现代文学史上“意气之争”频发、文学社团林立的重要因素。一个无甚惊人才华又无特殊人际关系网络的新人，初入文坛，若无幸获得前辈的赏识提携，想获得出版机会推广自己的作品，只有自立山头，自办刊物和出版机构，赚取利润。在这种情况下，在艺术趣味接近的基础上，参加文学社团逐渐扩大影响，提高自己的名声以便获得更多出版资源，就无疑是一种可行的办法，正因如此，现代文学史上百分之八十的社团都创办过自己的刊物。毫不例外，《夏洛外传》在单独出版前，也是先在“摩社”编辑的刊物《艺术旬刊》上连载。1932年9月“摩社”创办的《艺术旬刊》并不是一个文学刊物，“摩社”同人倪贻德、庞薰琴、刘海粟、傅雷等，当时都是上海美术专科学校的老师，1931年傅雷回国后，在刘海粟的邀请下在这所学校教美术史和法语，《艺术旬刊》的最主要内容也是美术知识，傅雷后来的著作《世界美术名作二十讲》，最初便是以《美术史讲座》为题，在这个刊物上连载的。在一本探讨现代美术的刊物上，连载以卓别林电影角色为主角的翻译小说，这是只有刊物的编辑和同人才能获得的“特权”，由此也可见，当时可供傅雷选择的出版平台实在不多。

尽管无人问津，但傅雷还是执意自费出版《夏洛外传》，其中不乏现实因素的考虑。1933年9月傅雷在自费出版《夏洛外传》时自嘲道：“在这个哭笑不得的时代，‘幽默成了文坛底风气；利用这空气，赶快把‘夏洛出版。这自然是投机。适应时代叫做思想前进，投机却是偷鸡，却是取巧了。然而只要取巧而与人无损与己有益，即是投机又有何妨？”这种自嘲既有其缘由，却也不尽如此。1932年上海淞沪战争结束后，商务印书馆毁于战火，文学研究会赖以发表作品的阵地《小说月报》也被迫停刊，上海的文学出版界重新洗牌，其中就有异军突起的《现代》和《论语》。1932年9月林语堂等人编辑的《论语》创刊后，其提倡的“幽默闲适”“性灵嬉笑”“暴露讽世”风格大受欢迎，每期的发行量高达三四万册，使得幽默刊物纷纷亮相，1933年更被称为“幽默年”。故尽管有卓别林热、“幽默年”的有利条件，傅雷的译笔也算简明流畅，《夏洛外传》却不仅未曾受到出版商的青睐，就是傅雷自费出版2000册后，销售情况也十分惨烈：“托开明书店代售，三年后结账，只售去数十册。旋即全部称斤做废纸出售”（傅雷答《大公报》问）。卓别林确是幽默讽刺大师，但《夏洛外传》的作者苏波却并不是；读者喜欢幽默闲适的小品文，《夏洛外传》却是不怎么幽默，甚至颇为严肃的小说。加之是自费出版仅在书店寄售，没有广告宣传和名人效应，商业上的失败在所难免，傅雷的“夏洛”并没有像卓别林的夏洛那样让他致富。可是自始至终，卓别林也好，幽默也好，都不是傅雷选择翻译《夏洛外传》的唯一原因。

傅雷先生的翻译动机

当时卓别林在中国的热度对傅雷翻译和解读《夏洛外传》显然有重要影响，傅雷将《夏洛外传》中的“夏洛”形象和卓别林直接对接，使得他不管在理解卓别林还是在理解《夏洛外传》时，都发生了一定程度上的“错位”，产生了典型的文本在跨语际、跨文化“旅行”时造成的“误读”。傅雷在《译者序》中说：“大家都知道有卓别麟而不知有夏洛，可是没有夏洛（Chalot），也就没有卓别麟了”，“大家都知道卓别麟是世界上最著名的电影明星之一，而不知他是现代最大的艺术家之一”。一般译作的序跋，除介绍作品的内容、人物特点、思想倾向之外，还需重点介绍的就是作者，以及翻译作者本人写的序。而傅雷在此书的序言里，除了分析夏洛的人物特征外，强调最多的却是夏洛和卓别林的关系：“夏洛是卓别麟造出来的，故夏洛的微贱就是卓别麟的微贱，夏洛的伟大也就是卓别麟的伟大。”对于该书的作者、超现实主义流派的创始人之一苏波，傅雷只介绍他是“法国文人兼新闻记者”，而《夏洛外传》很可能是苏波对卓别林创造的这一经典人物的改写，毕竟离开卓别林的表演，此书不仅没有卓别林式的幽默和讽刺，故事情节比起电影也近乎流水账。比起对工业城市的讽刺和幽默情节，苏波不断强调的，是主人公夏洛内心的孤独和骄傲，这位流浪汉除了对大城市有既渴望又惧怕的复杂心情外，也有对大自然的敬畏，对乡村生活的憧憬。因此，如果说卓别林镜头下的夏洛是工业资本发达背景下大城市的流浪汉，那么苏波笔下的夏洛则更像是中世纪富有英雄气质的流浪汉，也无怪傅雷会说，夏洛是现代的堂吉诃德。傅雷在序跋里引用了卓别林宣传电影《城市之光》时对夏洛的评价：“我把这可怜的小流浪人，这怯弱、不安、挨饿的生物诞生到世上来的时候，原想有他造成一部悲怆的哲学（philosophie pathetique），造成一个讽刺的、幽默的人物。手杖代表尊严，胡须表示骄傲，而一对破靴是象征世间沉重的烦恼！”只不过，苏波笔下的夏洛，沉重有之，悲怆有之，尊严和骄傲有之，讽刺和幽默却稀有。至于超现实主义流派的作者苏波缘何创作这个颇为“现实主义”的作品，对夏洛又有何见解，这在傅雷看来却是无关紧要之事了。

卓别林塑造的“怯弱、不安、挨饿”的小流浪人形象，和苏波笔下那个不停反顾内心、孤独又骄傲、在精神历程中不断成长的夏洛一起，使傅雷对夏洛有了不同的理解。傅雷说：“夏洛既曾予我以真切的感动，一定亦会予人以同样的感动。”那么使他感动的夏洛究竟是怎样的形象？傅雷在译者序中动情地写道：

“夏洛是一个现世所仅有的天真未凿、童心犹在的真人。他对于世间的冷嘲，热骂，侮辱，非但是不理，简直是不懂。他彻头彻尾地不了解人类倾轧凌轹的作用，所以他吃了亏也只知拖着笨重的破靴逃；他不识虚荣，故不知所谓胜利的骄傲：其不知抵抗者亦以此。

这微贱的流浪者，见了人——不分阶级地脱帽行礼，他懂得惟有这样才能免受白眼与恶打。

人们虽然待他不好，但夏洛并不憎恨他们，因为他不懂憎恨。他只知爱。

是的，他只知爱：他爱自然，爱动物，爱儿童，爱飘流，爱人类，只要不打他的人他都爱，打过了他的人他还是一样地爱。

因此，夏洛在美洲，在欧洲，在世界上到处博得普遍的同情，一切弱者都认他为唯一的知己与安慰者。

他是憨，傻，蠢，真，——其实这都是真的代名词——因此他一生做了不少又憨又傻而又真的事！

…………

他是一个孤独者。

夏洛脱一脱帽，做一个告别的姿势，反背着手踏着八字步式的步子又往不可知的世界里去了。

他永远在探险。他在举动上，精神上，都没有一刻儿的停滞。

夏洛又是一个大理想家，一直在做梦。”

放大夏洛“真”和“爱”的一面后，傅雷眼中的夏洛，就成了一个纯真的理想家，精神上没有一刻停滞的孤独英雄。于是在卓别林镜头下经由滑稽荒诞传达出的讽刺和批判被弱化，无奈却又充满尊严的悲怆的爱，在傅雷的理解里成了无差别的爱，甚至还有托尔斯泰式的“不抵抗”。从30年代对卓别林的电影《城市之光》的讨论来看，对现实的深刻理解、以喜剧手法展现出现实生活的悲剧、对社会的讽刺等，被认为是卓别林的特质，也是他为时人所赞赏的重要原因。当然也有如赵家璧等将其解读为宿命论、悲剧的“无尽期绵延”（《良友》第59期，赵家璧《悲剧的绵延》）；也有左翼知识分子如楼适夷，用阶级分析的方法解读，认为卓别林“意识，是不健全的”，“虽诅咒了现社会，但他还没有更进一步”（《文艺新闻》1931年第10期）。正如有人总结，“卓氏的戏所以能受全球各阶级——有产无产，智识非智识——所欢迎”，是因为“有产阶级和非智识阶级是娱乐；无产阶级爱观他是因为他始终是代表无产的被压迫者；至于智识阶级则喜欢他滑稽中深含的哲学”（《文艺新闻》1931年第10期），然而，很少有人将卓别林的流浪汉角色视为纯真的理想家、孤独的英雄。对比之下，傅雷对夏洛的理解，则不得不说是受苏波《夏洛外传》影响的结果。可是，种种影响最终都离不开解读者本人的精神气质和追求，于是我们不难发现，这样一个精神上不断成长的纯真的英雄，一次次或隐或现地出现在傅雷对自己译作的解读中，也许相比卓别林和幽默，这才是《夏洛外传》真正吸引傅雷的原因所在。

《夏洛外传》后与《贝多芬传》《米开朗琪罗传》《托尔斯泰传》《服尔都传》（今译《伏尔泰传》）一起，合为《傅译传记五种》出版。杨绛先生在为《传记五种》写的序中说，“这五部传记的译文里，渗透着译者的思想感情。他辅助传记作者‘打开窗子，让我们都来‘呼吸英雄气息”；傅雷在翻译这几部传记时，是在“阴霾遮蔽整个天空的时期”，故他是“要借伟人克服苦难的壮烈悲剧，帮我们担受残酷的命运。他要宣扬坚忍奋斗，敢于向神明挑战的大勇主义”。正是这“智慧和信念所点燃的一点光明”，克服苦难的英雄精神，始终流淌绵延于傅雷先生的一生。于是我们看到，在并非一成不变的人生轨迹里，看似偶然和意外的选择也不是无迹可寻。

（作者单位：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