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庆市产业结构、城镇化对城镇居民消费结构的影响*<br/>——基于VAR模型的实证分析

重庆市产业结构、城镇化对城镇居民消费结构的影响*
——基于VAR模型的实证分析

2016-10-28丁忠民，姜上湖

西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6年5期

关键词：消费结构城镇居民产业结构

丁忠民，姜上湖

(西南大学经济管理学院，重庆市 400715)

重庆市产业结构、城镇化对城镇居民消费结构的影响*
——基于VAR模型的实证分析

丁忠民1，姜上湖2

(西南大学经济管理学院，重庆市 400715)

文章以重庆市城镇居民消费结构、产业结构与城镇化为研究对象，基于VAR模型，实证研究了重庆市产业结构与城镇化对城镇居民消费结构及各项消费的影响效应。结果表明，产业结构对城镇居民消费结构及各项消费的影响不明显，城镇化对城镇居民消费结构影响显著，对各项消费的影响效应差异较大。通过向量误差修正模型、方差分解的结果表明城镇化对城镇居民消费结构的升级具有短期和长期的正向促进作用。

产业结构；消费结构；城镇化；VAR模型；重庆市

一、引　言

重庆直辖到2015年已经有18年了，在这18年里重庆的经济社会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2002-2015年重庆的GDP始终保持在10%以上的增速，重庆的产业结构也在不断优化。1997年，重庆的第二、三产业占GDP比重为79.7%，上升到2015年的92.7%。随着经济的发展，居民收入也有巨大的提高，1997年城市居民家庭平均每人可支配收入为5 322.6元，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1 692.36元；2015年重庆城镇常住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27 239元，农村常住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10 505元。随着居民收入水平的提高，居民的消费也有了显著变化，城镇居民非食品消费支出占总消费支出比由1997年的53.3%上升到2015年的66%，农村居民非食品消费支出占总消费支出比由1997年的34.2%上升到2015年的62.3%，这说明重庆居民的生活水平得到了较大的提高，消费结构得到了改善。在城镇化方面，1997年重庆的城镇化率为31%，上升到2015年的60.94%。以上数据说明重庆直辖18年以来产业结构、居民消费结构、城镇化水平都有了显著的变化，在此背景下，研究这三者之间的相关关系，对提升重庆产业结构升级、改善居民生活及更好地促进城镇化建设，有着一定的理论及现实意义。

二、文献综述

对消费结构、产业结构和城镇化，国内外学者基于不同视角与方法，对它们进行了大量的理论与实证研究。国外的相关研究大概始于20世纪50年代。从消费结构与产业结构视角，Leontief实证研究了消费结构与产业结构关系，利用投入产出模型分析了政府政策与经济的关系[1]。Kalecki曾十分肯定地指出消费结构的变化能影响产业结构的升级[2]。Chenery通过对不同国家进行研究发现，随着工业化加深，消费需求的改变对工业结构的演进和转换起着积极地推动作用[3]。从产业结构与城镇化视角，Glaeser认为城镇化进程必须与产业结构的调整相适应，也就是说它们应同步发展[4]。Kolko指出城镇化加快了现代服务业的发展，同时促进了产业优化升级[5]。从消费结构与城镇化视角，RobertO. Herrmann发现城镇化程度与居民消费水平具有显著的关系[6]。

国内对消费结构、产业结构、城镇化的相关研究大概始于20世纪90年代。从消费结构与产业结构视角，文启湘、冉净斐利用和谐理论与和谐分析模型，建立了一个由消费结构和产业结构组成的和谐矩阵，检测和评述了它们的和谐度[7]。刘海云基于多变量的向量自回归模型，实证了我国城乡居民消费结构、产业升级、经济增长三者之间的关系，结果表明我国产业结构的升级没能使得居民消费结构升级优化，是由第三产业内部结构不合理，第二产业的重工业化进程导致的[8]。王志华等运用DEA模型分析了消费结构与产业结构的协调关系，发现消费结构与产业结构的互相协调呈现出倒“U”型势态[9]。从产业结构与城镇化视角，苏雪串认为目前我国的城市化滞后，对产业结构升级形成制约，应加速城市化，促进产业结构升级，并提出建设现代化的城市和使农村实现城镇化[10]。王小鲁对中国城市化路径与城市规模进行了研究，认为既要形成城市规模效应，带动产业结构升级和资源优化配置，又要防止粗鲁的人口、面积上的扩张[11]。从消费结构与城镇化视角，潘明清、高文亮研究分析了我国城镇化对居民消费效应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我国城镇化的规模效应大于外部效应，使得城镇化能够促进居民消费的增长[12]。

现有文献对产业结构、消费结构、城镇化的研究大多是两两进行的，很少将这三者结合起来，而且现有文献对他们的研究大多是单独的关系研究。鉴于此，本文将这三者结合起来，从分类消费视角，主要研究产业结构、城镇化对总体消费结构和各项消费的效应。

三、实证分析

(一)数据说明与变量选取

本文数据的区间为1979-2014年，数据均来源于《重庆市统计年鉴(1989-2015)》。

变量选取：

(1)产业结构。本文的产业结构选取第二产业比重(SP)和第三产业比重(TP)作为产业结构的替代变量。

(2)城镇居民消费结构(CS)。根据《重庆市统计年鉴》，城镇居民消费支出(UCi)主要由食品(FOOD)、衣着(CLOTH)、家庭设备及用品(EQUIP)、医疗保健(HEALTH)、交通通信(TRAFFIC)、文教娱乐(EDUCATE)、居住(HOUSE)、其他杂项(OTHER)等8项构成，各项支出占总消费支出的比例就是消费结构。在国内学者的实证文献中，总体上消费结构的指标选取主要有两种：一种是用恩格尔系数代替，例如刘海云[8]、王志华[9]等；另一种则是用居民非食品支出占总支出比例作为居民消费结构，例如陈德华[13]、蒋勇[14]、李玲玲[15]等。考虑到城镇化、产业结构、消费结构可能存在着相互作用的关系，为了正面反映出它们对消费结构的影响，本文选取第二种作为总体消费结构的衡量指标，该指标越大，说明消费结构层次越高。

(3)城镇化。本文选用城镇人口占总人口比重的城镇化率(UR)来表示。

(4)由于对变量进行对数处理不影响各变量关系，还能减弱数据异方差问题，所以对原数列取自然对数后变为：LSP、LTP、LCS、LUR、LCLOTH、LFOOD、LEQUIP、LHEALTH、LTRAFFIC、LEDUCATE、LHOUSE、LOTHER。实证部分全部利用Eviews8.0实现。

(二)模型简介

本文采用非结构化的向量自回归模型(VAR)来分析内生变量之间的长期均衡和短期波动。由于本文不考虑外生变量的影响，故模型初步设定为：

其中，p，g，m，k为内生变量的滞后阶数，υt，εt为扰动项。

(三)模型检验

1.时间序列及模型的稳定性检验

本文采用ADF检验法对各变量时间序列进行单位根检验。检验结果如表1所示：

表1　各变量的平稳性检验结果

图1

为了后续的脉冲响应和方差分解，必须要保证模型的稳定性，检验结果如图1。由图1可以看出，所有特征根的模的倒数都在单位圆中，说明模型满足稳定性条件，可以继续检验。

2.协整关系检验

为了揭示变量之间可能存在的长期均衡关系，本文对VAR模型采用Johansen协整检验法。首先要确定差分项的最优滞后阶数，因为它关系到估计参数的多少和自由度问题，利用AIC和SIC信息准则，确定最优滞后阶数为2阶。然后对VAR(2)模型采用Johansen协整检验法，设定在协整方程中有确定性趋势且包含截距，但在VAR(2)模型中没有截距。我们将产业结构、城镇化分别与总的消费结构和分类消费结构进行协整检验，结果如表2所示：

表2　Johansen协整向量检验结果

由表2可知，通过迹检验显示产业结构、城镇化与总的消费结构和分类消费结构变量之间都至少有1个协整向量，存在协整关系，说明它们之间存在长期均衡关系，具有经济意义，不存在伪回归现象。

3.Granger因果关系检验

通过以上的一系列检验，我们知道了原序列是不平稳的，但其一阶差分序列都是平稳的。我们也证明了差分项的最优滞后阶数为1，且模型VAR(1)满足稳定性条件，变量之间存在协整关系和长期的均衡关系，但变量之间的短期关系还要进一步验证，所以我们对产业结构、城镇化与总的消费结构和分类消费结构变量之间进行Granger因果关系检验。检验结果如表3所示：

表3　Granger因果检验结果

注：*、**、***分别表示在10%、5%、1%的显著性水平下拒绝原假设。

表3的检验结果显示，重庆市城镇居民消费结构与产业结构和城镇化水平只存在单向的Granger原因。重庆市产业结构的变化不是城镇居民消费结构变化的Granger原因，但在5%的显著性水平下，重庆市城镇居民消费结构的变化是产业结构变化Granger原因，说明短期内城镇居民消费结构对产业结构具有显著的影响。在5%的显著性水平下，重庆市城镇化水平是城镇居民消费结构的单向Granger原因，说明短期内城镇化水平是影响镇居民消费结构的显著因素。

具体来看，在5%的显著性水平下，重庆市城镇化水平是城镇居民衣着消费、医疗保健消费、家庭设备用品消费、交通信息消费、教育娱乐消费和居住消费的单向Granger原因，第三产业是家庭设备用品消费的单向Granger原因。在10%的显著性水平下，衣着消费与第三产业互为Granger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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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向量误差修正模型(VEMC)

协整检验结果说明重庆市产业结构、城镇化与总的消费结构和分类消费结构变量之间存在长期稳定的均衡关系，Granger因果关系检验说明了变量之间存在的短期因果关系，为了更清晰地反应短期与长期的综合效应，构造向量误差修正模型。结合Granger因果关系检验结果和回归结果，我们选取了整体估计效果较好的几个回归模型：

由VEMC模型可以看出，从重庆市城镇居民消费结构方程来看，滞后1期的城镇化率对其影响较为显著，有较大的正的影响，系数为0.77，表明城镇化的提高有助于居民消费结构的升级。具体来看，滞后1期的城镇化率对城镇居民的教育娱乐支出影响最大，系数为1.2；滞后2期的城镇化率对城镇居民的医疗保健支出影响最大，系数为2.35。

5.方差分解

方差分解通过分析每一个结构冲击对内生变量变化(通常用方差来度量)的贡献度，进一步评价不同结构冲击的重要性。因此，方差分解可以给出对VAR模型中的变量产生影响的每个信息的相对重要性的信息。表4分别是第二产业、第三产业、城镇化对城镇居民消费结构和各项消费波动的贡献度。

表4　相关方差分解

从检验结果来看，重庆市城镇居民消费结构和各项消费的波动主要来自于城镇化水平，来自第二、第三产业的冲击较小，城镇化水平对城镇居民消费结构变化的方差贡献率从第二期3.17%到第十期的46.92，自第4期增加趋势加快。具体来看，重庆市城镇化对各项消费变化的贡献度存在较大差异，对衣着消费、医疗保健消费、交通信息消费、教育娱乐消费的波动影响程度较大，这也与前面的误差修正模型得到相互印证。其中对医疗保健消费波动的贡献率最大，到第十期达到50%左右，对食品消费波动的贡献率最小，只停留在3%左右。第三产业对家庭设备及用品波动的方差贡献率最大，稳定在28%左右。

从理论上讲，居民消费结构的改变主要来自于收入，而且随着居民越来越富裕，第三产业对消费结构的影响会越来越大。但实证结果显示重庆市产业结构的升级对城镇居民消费结构升级影响甚微，但城镇居民消费结构的改变却对产业结构升级有显著影响，这表明重庆市的产业发展是消费导向型。重庆市城镇化对城镇居民消费结构影响显著。随着城镇化水平提高，城镇居民越来越多，城市越来越大，交通也变得拥挤，城镇居民的消费需求激增等，对城镇居民的出行、通信、医疗及衣着成本增加影响较大。

四、结论与建议

本文研究了重庆市产业结构、城镇化对城镇居民消费结构的影响效应，通过VAR模型实证了各变量之间的动态影响，得到如下结论：

(1)通过因果关系分析发现，重庆市城镇居民消费结构与产业结构互动性不明显，只与城镇化存在单向的Granger原因。具体来看，重庆市城镇化水平是城镇居民衣着消费、医疗保健消费、家庭设备用品消费、交通信息消费、教育娱乐消费和居住消费的单向Granger原因。

(2)通过对VEC模型的估计，可以看出短期内，重庆市的城镇化对城镇居民消费结构有显著正影响，说明短期内城镇化能促进居民消费结构的升级。相反产业结构对城镇居民消费结构影响不显著。具体来看，重庆市城镇化对城镇居民的教育娱乐和医疗保障支出效应大，居民的教育娱乐和医疗保障的成本加大。

(3)通过方差分解分析发现，城镇化水平对重庆市城镇居民消费结构和各项消费的波动贡献率巨大，来自第二、第三产业的冲击较小。具体来看，重庆市城镇化对医疗保健消费、教育娱乐消费的波动贡献率最大。

综上所述，要使得重庆市的产业结构、消费结构、城镇化协同发展，笔者提出以下建议：

第一，要促进产业结构优化升级。重庆市产业结构之所以对促进城镇居民消费结构影响甚微，原因在于产业结构优化升级没有更多地考虑居民消费，产业结构内部配置倾斜严重，重工业轻服务业。重庆市政府在招商引资时更多地是考虑其对GDP和税收的贡献，并不是特别在意其投资方向、公司类型、产品结构，企业的生产也没能很好的根据居民消费需求来优化配置资源。扩大内需不是喊口号，而是通过产业结构的调整，企业也应及时调整产品及其生产规模，创新产品和服务，挖掘居民消费潜力，引导居民消费方向，做到以创造创消费，让供给端来决定需求端。政府引进企业时，要更多地考虑该企业是否能增加人民的幸福指数。

第二，加快我市城镇化进程。鼓励农村人进城，成为城镇人口，完善城镇基础设施建设，提高城市容量，聚焦资源，形成城市规模经济。城镇化的规模积聚效应可以带动城镇居民消费，但是它的外部成本效应也会限制城镇居民消费的增长，所以一方面是加快城镇化进程，另一方面也要增加居民收入和就业、积极帮助城市的困难人群脱贫、加强居民的医疗教育保障等，这样城镇化对促进城镇居民消费结构的提升将会有更显著的效应。

第三，同时也要对城镇化后遗症进行“治疗”。比如，交通拥挤问题、污染问题、新增城镇居民的劳动力素质低下问题等。针对劳动力素质问题，政府应该加大对职业技术类教育的投入，培训新增城镇居民的一技之长，使他们能为产业发展做出更好的贡献，使他们的生活质量显著提高。

[1]LEONTIEF W. The structure of American economy[M]. New Y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51.

[2]KALECKI M. Selected Essays on the Economic Growth of the Socialist and the Mixed Economy[M]. 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72:66-71.

[3]ROBERT O. Herrmann. Interaction Effects and the Analysis of Household Food Expenditures[J]. Journal of Farm Economics，1967(4):16-17.

[4]KOLKO J. Urbanization，Agglomeration，and Coagglomeration of Service Industries[M].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2010.

[5]EDWARD L. Glaeser. Reinventing Boston:1630-2003[J]. Journal of Economic Geography，2005(5):119-153.

[6]钱纳里，等.工业化和经济增长的比较研究[M].上海：上海三联书店，1989.

[7]文启湘，冉净斐.消费结构与产业结构的和谐：和谐性及其测度[J].中国工业经济，2005(8)：14-20.

[8]刘海云.我国城乡居民消费结构与产业升级、经济增长[J].经济问题，2011：18-21.

[9]刘东皇，王志华，葛敏.基于DEA消费结构与产业结构协调升级研究：1978-2013[J].企业经济，2015(3)：50-53.

[10]苏雪串.促进产业结构升级的城市化战略[J].经济学动态，2003(7)：32-34.

[11]王小鲁.中国城市化路径与城市规模的经济学分析[J].经济研究，2010(10)：20-3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