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芹，朱丽平，朱敏

（安徽大学a.经济学院；b.商学院，合肥230601）

政企关系影响民营企业发展作用机制研究
——基于交易成本视角

汪芹a，朱丽平a，朱敏b

（安徽大学a.经济学院；b.商学院，合肥230601）

构建良性政企关系是民营企业的一项重要决策。作为重要的政治资源，良好的政企关系可通过信息效应和资源效应有效降低民营企业的融资活动和投资活动的交易成本。在中国当前评级机制仍不健全、资源配置尚未完全实现市场化的环境下，民营企业发展备受制约。良好的政企关系是民营企业质量的传递器和地区资源的连接器，有助于减少融资约束和打破行业壁垒，使民营企业获得公平的发展机会。

政企关系；交易成本；信息效应；资源效应；民营企业

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下，民营经济得到了快速发展。随着民营经济在国民经济总量中占的比重越来越大，其在促进经济增长、增加就业、创造税收等方面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民营企业的发展成为影响国民经济增长的重要因素。在中国当前以银行为主导的金融制度下，国有商业银行在融资体系中占据重要地位，国有企业凭借其与政府的血缘联系，在融资投资等各方面具有很大的优势，民营企业则备受约束。而民营企业与国有企业的最大不同在于所有制不同而导致的政治资源的不同。与此同时，我们注意到经济领域赫赫有名的民营企业家大多在政治领域也占有一席之地，如当选省人大代表、全国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和工商联主席等。民营企业的发展与其政治资源的获得是否有直接关系？如果有，那么其作用机制是什么样的？

2000年以来，中外很多著名学者对政企关系与民营企业的发展给予了高度关注。Faccio［1］研究发现政企关系影响民营企业发展是世界上普遍存在的现象，在产权保护较弱的国家和地区，政企关系对民营企业的发展尤为重要。Johnson和Mitton［2］对1997—1998年东南亚危机期间政治关联企业和Fisman［3］对印度尼西亚独裁统治者苏哈托执政期间与苏皇有关系的企业在市场中的表现的研究，证明政治关联是企业的重要价值资源。关于作用机制，Faccio等［4］研究发现政治关联企业通常有更高的负债率、更少的赋税和更多的资源，同时，遭遇财务困境时，会更容易获得救助。胡旭阳［5］认为民营企业的政治身份通过传递企业的质量信号，帮助民营企业进入受政府管制的金融业，获得资本市场准入资格和稀缺的金融许可证，从而为民营企业在融资时获得融资便利。余蔚［6］以“规模扩张效应-效率减损效应”为分析视角，说明政治关联通过规模扩张效应帮助企业进入到高利润行业，且为企业提供资金保障，有利于企业扩大投资和规模，从而增加企业价值；而建立和维持政治关联会挤占企业家用于生产性活动的时间和精力，还会抑制企业创新并加重企业的政策性负担，有损于企业的生产经营效率，从而降低企业的价值。政治关联对民营企业的最终价值取决于规模扩张效应和效率减损效应的大小。薛有志等［7］认为转型经济制度背景的特殊性要求民营企业要实施积极的政治策略以减少制度不确定性对企业战略实施的负面影响，民营企业通过实施政治策略改善多元化战略实施环境，提高多元化经营业绩。本文则从交易成本角度，以企业的融资活动和投资活动为线索，分析政企关系影响企业发展的作用机制。政企关系通过信息效应和资源效应影响企业的融资活动和投资活动，从而影响融资成本和投资成本，影响企业的竞争力，最终影响企业经营和发展。

图1　政企关系影响民营企业发展的作用机制

1　政企关系与民营企业发展：作用机制解读

1.1交易成本角度的政企关系与民营企业发展

交易成本的内涵和外延十分丰富，不同学派的认识也不尽相同。本文的交易成本是指为促成交易发生所产生的搜寻、谈判与交易等成本。根据Dahlman［8］的观点，交易成本包含：搜寻信息的成本、协商和决策成本、契约成本、监督成本、执行成本和转换成本。

一个政府与另一个政府的最大不同在于市场取代政府的程度或者政府取代市场的程度。［9］在当前市场经济制度下，政府是市场的守夜人。因而，市场与政府并不是相互取代的关系，而是政府如何更好地发挥职能服务企业的关系。良好的政府组织行为会有效降低企业的交易成本，使企业在竞争环境中获得优势。但是政府的资源和精力是有限的，由于国有企业与政府的天然联系，很多资源和优惠可能就只有国有企业才拥有，民营企业处于先天劣势。民营企业可以通过改善政企关系，积极构建政治资源，弥补由于所有制不同而导致的成本劣势。

良好的政企关系通过信息效应和资源效应帮助企业获得融资便利和降低进入管制行业的壁垒，有效降低融资和投资活动的成本。政企关系是企业质量的传递器，也是地区资源的连接器。优质的企业形象和具有竞争力的资源获得能力是企业在市场经济中生存的重要保证。作为企业质量的传递器，良好的政企关系相当于政府的隐性背书，在信息不对称的情况下，银行的贷款利率更低，融资成本更低，在同类企业中竞争力更强；作为资源的连接器，良好的政企关系作为稀缺的政治资源能帮助企业以更低的成本进入受管制的行业，实行多元化战略。企业领导人的参政议政使民营企业尽快知悉政策变化，减少政治风险，同时可以有效监督政府行为，使企业免受地方政府的侵害，又能直接参与地方经济产业政策的制定，直接为企业发展发声。

1.2政企关系的信息效应

所谓信息效应是指政企关系可以作为传递企业质量的信号。中国自古就有“士农工商”的认知，政企关系好，民营企业的董事长、总经理或高管才有可能参政议政。这一行为本身就传递出企业经营良好、信誉保证的信号。［10］政企关系良好，一方面，从政府层面，政府机关人员比较了解企业的经营状况，在有关政策公布实施时，面对普遍存在的信息不对称，政府会选择相对熟悉的企业；另一方面，在银行贷款或者市场竞争中企业更具话语权，良好的政企关系能有效降低搜寻成本、协商和决策成本。

信息不对称是普遍存在的。在向银行贷款时或者是在资本市场筹集资金时，很多资质不好的企业经常伪装成经营良好有市场前景的公司骗取银行贷款或者投资者投资。［10］当前中国信用评级仍处于初步阶段，评级机构参差不齐，评级技术落后，评级人员专业素质不高，使得中国评级结论缺乏公信力。商业银行和资本市场难以获知企业的信用状况，为规避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只能选择相对熟悉的国有企业或者政企关系好的企业。

通常企业与政府建立政治关联有两种途径：一是地方政府为了鼓励企业积极创收、潜心生产，选择经销良好、纳税贡献大的优质企业的领导人担任地方人大代表、政协委员等；二是企业聘任政治关联人物比如退休官员担任公司高管。能够建立政治关联的通常都是信誉良好、经营高效的优质企业。地方政府为树立典型，鼓励优质企业领导人出任地方人大代表或政协委员等；出于维护个人声誉和利益的考虑，政治人物选择去经营效率高、盈利性好的企业就职。政治关联的获取机制决定了相比于非政治关联企业，政企关系好的企业更有可能是经营效率更高的企业。因而，在信息不对称和市场评级不充分的情况下，政企关系实际上是作为评级机制的替代机制而发挥作用的。

1.3政企关系的资源效应

在我国长期存在的以国有商业银行为主体的金融制度下，国有企业在信贷、税收、政策优惠等方面具有不可比拟的优势。民营企业通过实施政治策略，积极建立与政府的联系，可部分消除政策歧视，在税收、信贷和市场准入等方面获得和国有企业相似的地位，从而保持市场竞争力，这就是政企关系的资源效应。［10］民营企业积极构建政治资源的最直接的原因之一在于获得行业准入资格。民营百强企业大多是多元化集团，通常很少有经营单一业务或产品的企业处于民营企业鳌头。换言之，多元化也成为衡量企业经营成果的一个指标。但是企业尤其民营企业要从专营一项业务转向多元化经营，本身就有资本实力的要求，何况很多产业是受到严格限制的。民营企业具备多元化经营的实力时，也需要政府许可。良好的政企关系作为民营企业的资源连接器，凭借民营企业与政府合法的密切联系，民营企业突破行业壁垒的成本大大降低，包括企业的等待成本、适应成本以及可能存在的失败成本。

政企关系的资源效应可以分为直接的和间接的。［10］直接资源效应主要包括在向银行贷款时获得的贷款便利和优惠利率以及在当前我国上市指标仍未完全市场化的情况下，具有政治资源的企业更易获得上市指标而在资本市场获得融资。政企关系的间接资源效应通过以下机制发挥作用：

第一，良好的政企关系是一种谈判筹码，凭借政治关联，企业可以获得谈判的主动权，以低于市场的价格获得各种生产要素和资源。我国仍未完全形成市场化的资源配置方式，行业准入限制也未完全放开，政府仍掌握很多稀缺资源和行政审批权。即使在市场竞争性的谈判中，企业如果政治资源雄厚，也具有更大的议价能力和话语权，企业通常的成本更低。

第二，良好的政企关系可以帮助企业很好地规避政策风险。我国仍处于探索改革阶段，产业政策十分不稳定。企业根据政府政策做出适应性改变。但若市场表现与预期不符，政府为大局考虑也可能废止该项政策，企业的沉没成本和政策风险会很大。但是如果企业拥有良好的政企关系，有机会参政议政，有机会参与政治、经济政策改革，一方面由于企业深耕产业发展，可以从产业发展的角度为行业发展建言发声，增强政策的合理性；另一方面企业可以及时获知政府政策改革的方向和内容，有效降低政策风险，保障企业利益。

第三，良好的政企关系作为替代性的产权保护机制保护民营企业。当前我国并未完全消除民营企业成分歧视，民营企业产权保护机制也不健全，民营企业甚至受到政府的侵害。良好的政企关系作为一种社会资本，一方面从人际和人情的角度加强了企业与政府的联系，减少来自政府的侵害；另一方面，企业参政议政，可以有效监督政府职权的执行，谨防政府权力越位，减少政府的侵害，保障自己的合法权益。

政企关系通过信息效应和资源效应，能够极大地影响企业的交易成本。从公司金融的角度来说，企业的活动可以分成筹资活动、经营活动与投资活动。良好的政企关系的“政府背书”的隐性担保和地方资源连接作用有助于减少融资约束、获得低于市场的要素价格以及打破行业限制壁垒，从而降低企业的筹资成本、经营成本与投资成本。

2　政企关系与民营企业发展案例分析

本文通过研究万向集团的发展扩张与其创始人鲁冠球个人成长经历的关系和首家民营公交企业——十堰市公交集团有限公司从进入公用交通领域至发展至退出的经典案例，从正反两个方面分析政企关系对民营企业发展的影响，充分验证政企关系是民营企业发展的生命线：政企关系好，民营企业如虎添翼；而失去政府支持，民营企业步履维艰，备受制约。

2.1万向集团案例分析［11］

万向集团以1969年的4 000元资本金的农机修配厂起步，以年均递增25.89%的高速发展，2015年万向集团的营业收入超1 400亿，多年来营收一直位于浙商500强企业前三甲。万向集团的发展史也是创始人鲁冠球的成长史，企业的发展与鲁冠球本人的成长紧密相关。

1961年，鲁冠球初次创业——创办米加工厂。因为“资本主义尾巴”而很快被政府取缔，机器被廉价处理，鲁冠球不得不以祖父留下的三间旧房还债。之后开始第二次创业——创办铁匠铺。在计划经济时代，民营企业经营困难重重。用电无法保障，企业不得不七次迁移；告贷无门，企业经常捡国企扔掉的废料、废渣；不被承认，无法获得应有的奖励和荣誉，企业发展也迟缓。

1969年，宁围公社选中鲁冠球，由其接管乡镇企业“宁围公社农机修配厂”。一直游离在体制外、饱尝创业艰辛的鲁冠球变卖了所有家当，把资金和命运押在修配厂上，万向创业史由此开始。

20世纪80年代，响应国家号召，发起“承包制”，鲁冠球个人成绩骄人，按照1983年的年终结算，他个人赢得奖励8.7万元。但因有人状告承包制不合理，要求撕毁承包合同；虽然省里领导都认为合同应当兑现，但为免政府为难，鲁冠球主动将奖金交还企业用于扩大再生产。自此，鲁冠球与地方政府结下良好的政治联系。鲁冠球获得与青春宝集团董事长冯根生同样的优待，有事可以直接找杭州市委市政府，可以参加市里召开的各项工作会议，并可以在会上发表意见建议，且可以同各部门领导直接对话。政企关系开始成为鲁冠球创业过程中的重要资源，帮助企业快速发展。

1983年，万向成为杭州市乡镇企业改革的唯一试点，获得包括供电和供原材料等种种支持。美国舍勒公司想考察万向公司时，时任杭州市委书记厉德馨当场拍板，特事特办，为万向初次打开国际市场。十年后，万向成功收购舍勒公司。

1984年，时任国务院副总理兼国家经济体制改革委员会第一副主任、党组书记薄一波听到浙江省委提到鲁冠球和其事迹时，当即指示新华社报道。

1986年4月，人民日报发表长篇通讯《乡土奇葩》，并根据薄一波的意思配发了编者按，高度赞扬鲁冠球和他的近千名员工虎虎有生气，用实际行动证明了“通往共产主义的道路”就在脚下。鲁冠球成为全国学习的模范，成为“共同富裕”的楷模。这种政企联系的信息效应和资源效应为万向公司的发展带来极大的便利，大大降低了其交易成本，相比同类企业，竞争力大大加强。

1988年，鲁冠球与万向节厂所在的宁围乡政府谈判，以750万元人民币和平赎买，使乡政府的角色从企业产权完全代表者变为与厂集体平等的股东，获得企业的绝对控制权。此举实现了企业产权的和平过渡，避免了可能发生的产权争夺问题。因为一旦产生争夺，势必会与地方政府交恶。鲁冠球以短期利益换取企业的长期发展，有力地稳固了万向的政治资源，并获得万向的绝对控制权。此后，万向公司迈入以公司利益为先导的战略性发展的高峰期，企业高速发展。

2015年，鲁冠球陪同习近平主席访问美国。国际媒体普遍把习主席这次访问的重要性，比拟于1978年邓小平访美。而陪同出访的15家中国企业领袖中，以互联网（4家）、金融（2家）为主，汽车行业背景的，只有鲁冠球老先生一位，足以见得鲁冠球在中国企业家中的分量，其政治地位可见一斑。

如今创始人鲁冠球的政治身份更加煊赫，获得了包括全国优秀企业家、CCTV中国年度经济人物和国际优秀企业家等十多项殊荣，也担任中国企业联合会副会长、中国企业家协会副会长等多项经济组织的重要职务，更当选为党的十三大、十四大代表和九届全国人大代表、十届全国人大主席团成员和十一届全国人大代表，具有较高的政治身份和政治地位。万向集团也由专业化经营汽车零部件的公司发展成为多元化经营的跨国公司。值得注意的是，万向集团的经营范围扩展至严格受到限制的金融业，这与鲁冠球的政治身份不无联系。集团下属的万向钱潮（股票代码：000559）于1993年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是中国最早上市的民营企业之一。随后陆续成立万向租赁有限公司、通联期货前身万向期货、万向创业投资股份有限公司和万向财务公司。紧接着，万向又入股民生人寿，又进一步控股民生人寿，又参股浙商银行；2005年11月，万向集团成为首批获准发行企业债券的民营企业；2007年成为万向信托前身浙江省工商信托第一大股东；2008年，在上海参与组建通联支付；2010年参股浙商基金。万向已经取得银行、保险、基金、信托、期货、支付等国家严格控制的金融业牌照，逐渐完善万向金融王国。

表1　万向集团政企关系及企业发展情况表

金融业的进入是严格受到限制的，企业发行债券需要行政审批许可，上市要达到实质条件。设立金融机构需要牌照，而牌照的发放严格受限。万向集团涉足金融领域乃至在金融领域实现全面布局自是万向集团多年发展的成果，但与其创始人鲁冠球个人政治领域的成就也有分不开的关系。鲁冠球的政治身份可以为万向的企业信用背书，传递企业质量信息，其政治参与可以监督政府职权的行使，有效保护产权，并且使万向集团在与企业竞争的时候具有更多的资源优势，包括资源、原材料的获得、产品的流出。政企关系在万向集团的发展中发挥了举足轻重的作用。那么万向集团的政企关系与企业的发展的关系是否具有普适性？如果具有普适性，那么政企关系的资源效应和信息效应便是确实存在的。

笔者选择民营经济最为发达的浙江省2015年民营百强企业的相关数据作为样本集，收集整理了以下信息（见表2）。

企业的发展受到很多因素的影响，政企关系或许不是唯一的影响因素。但在中国这样特殊的土壤中，良好的政企关系是一项非常重要的资源，它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民营企业在所有制上的不足。通过浙江省2015年百强民营企业的排名情况可见，营业收入排名靠前的企业的董事长的政治地位相对较高，政治地位类型所代表的级别越高，进入金融业的可能性就越大。这在一定程度上能够印证政治地位与企业的发展具有一定的关系，而且政治地位的级别越高，政企关系所能带来的信息效应和资源效应就越大，越有可能因此进入受管制较严的金融业。

表2　浙江省2015年百强民营企业政治关系与金融业进入情况表

2.2十堰市公交集团有限公司案例研究［12］

据龚军姣［13］所述我国首家公交民营公司——十堰市公交集团有限公司，从2003年成立至2009年退出湖北十堰公交的6年，政企关系的改变极大影响了十堰公交集团的发展。

初期，张朝荣凭借自己胆大心细和敢闯敢想的精神引进适合温州地形的出租车，积累了市场和口碑，企业经营绩效的提高为其在地方政府建立了良好的形象。张朝荣因此当选为温州市政协委员和鹿城区人大代表。这是政企关系的初步建立，作为信号作用，传递出企业的质量信息。张朝荣创办的鹿城运输总公司与温州市公交总公司合资成立温州公交鹿城中巴有限公司，打破了温州国有公交企业的垄断局面。政企关系的信息效应极大降低了民营企业的等待成本和协商成本，管制行业的壁垒有效降低。

高速发展时，张朝荣抓住国企改革的机会，与十堰市政府建立合作意向，买断十堰公交的特许经营权，实现“公交事业民营化”。如果没有张朝荣前期政治联系的积累，外地企业很难获得这个机会，政企关系的资源效应由此显现。张朝荣从浙江温州到湖北十堰跨省获得首例城市公交整体民营化特许经营权，自是因为温州市五马汽车出租公司的实力和张朝荣的企业家精神和魄力，但不得不说张朝荣的温州市政协委员和鹿城人大代表的身份也是一种独特的信用背书，对其在获得十堰政府的信任、减少来自各部门阻力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极大地降低了进入管制行业的壁垒。

然而，随着支持张朝荣和公交改制的市委书记赵斌调任湖北省副省长，继任者不支持公交民营化改革，原先政府承诺补贴的票价、油补和其他公益性义务支出都不能及时到位，“公交先行”的承诺不仅没有兑现，同期与公交车具有极高同质性的大巴车不减反增30%，十堰公交集团的经营成本极大提高，为了维持经营，公交公司将成本转嫁给公司职工，职工工资急剧下降，不能维持基本的生活所需，公司员工罢工，公交路线停运。因其社会影响极其恶劣，十堰市委、市政府做出决定，收回公交特许经营权，全面接管公交公司。至此，首家公交民营企业退出十堰市公用交通系统。民营企业的政企关系破裂，其资源效应随之消失，与国有企业融资相对简单和多渠道不同，民营企业失去政治资源，缺少政府背书，其融资能力会急剧下降，很容易面临资金链断裂的威胁，破产危险会大大增加。

表3　十堰市公交集团有限公司政企关系与企业发展情况表

十堰公交集团始于张朝荣与十堰政府的良性互动，终于失去当地政府的支持。公用事业经营常带有一定的公益性，巨额的社会义务成本原本应由地方政府的财政支出来承担，“公交私营化”后这种义务转嫁给以利润最大化为目标的现代企业，十堰公交集团的经营目标和其承担的社会责任极不相符，其经营负担更甚于国有企业承担公交运营业，亦甚于民营企业其他行业的经营，换句话说，十堰公交集团的竞争力相对削弱。当然，如果十堰公交集团始终保持与政府的良性互动，政府承诺的补贴能够及时到位，“公交先行”承诺能如期兑现，十堰公交集团扭亏为盈、持续盈利并非不可能。因为，在十堰公交集团运营初期，即政企关系尚未破裂时，2003年公司实现净利润从亏损760万元到盈利106万元的逆转，2004年继续赢利119万元。这证明“公交私营化”改革是能够被市场接受的。即使是在改革的适应期，十堰公交集团与当地其他替代运输工具的磨合期间，十堰公交都能维持一定的利润水平，这证明“公交私营化”是具有市场前景的改革措施。但随着政企关系恶化，政府承诺不能兑现，企业经营成本巨幅增加，后三年分别亏损500多万、900多万和700多万元，并有持续扩大的趋势，十堰公交集团不堪重负。因而，良好的政企关系有助于民营企业进入管制行业，但若失去政府的支持，企业会面临巨大的政策风险和经营风险，甚至会面临来自政府的阻碍，包括政策限制和资源限制等。

3　结论

政企关系对民营企业的发展至关重要，它通过信息效应和资源效应影响企业的筹资活动和投资活动，进而影响其交易成本，影响企业的盈利能力和竞争力。万向集团和十堰市公交集团有限公司的案例从正反两个方面论证了政企关系的信息效应和资源效应对企业发展的重要作用。政企关系好，民营企业可以获得与国有企业类似的地位和待遇，在市场竞争、行业准入和产权保护方面占据优势地位；缺乏政治资源，民营企业的品牌形象、行业准入及产权保护方面则相对弱势。在中国当前仍是以国有银行为主的金融机构主导的金融制度下，民营企业要想更好地发展，一方面要稳扎稳打，潜心挖掘企业优势，稳步增进企业实力，这样才有可能获得政治资源；另一方面要主动发展政治策略，积极构建正向的政企关系，从而为民营企业发展赢得更多的机会和空间。只有这样才能克服先天的所有制上的不足，民营企业才能大放异彩。

诚然，民营企业可以通过构建良好的政企关系获得不逊于国有企业的市场地位，但不能因此免除政府构建公平的市场环境的主体责任。这一方面是因为民营企业由于年限、创始人背景以及企业发展规模等不同，构建政治关联的难度和成本都有很大差异，即使是在民营企业之间，构建良性政企关系的可能性也有很大不同。另一方面，因为缺乏有效的监督和明确的制度规定，政治策略很难界定和实施，稍有不当可能会触犯法律，这也是民营企业在构建正向的政企关系时的难点。况且，构建良性政企关系只是民营企业在当前的经济、政治环境下的适应性举措，并非治本之策。为了营造公平的市场环境，形成有助于民营企业发展的土壤，政府需要发挥牵头作用。当前政府行政审批事项多、范围广、行政审批随意性大等问题突出。政府要积极推行“负面清单”管理模式，革除不规范的行政审批制度，更多地依靠市场实现资源配置。在既有的必须实行行政审批的领域也要加强行政审批的制度化和法制化。同时，政府要积极推进信用评级制度的建立，依靠更加规范和科学的评价方式了解企业的信用情况，而不能仅仅依靠政企关系这种相对主观和难以量化的方式。只有政府能真正实现“服务型政府”的职能转型，民营企业才能获得更公平的发展机会，才能更专注地精于经营本身，民营企业才能健康快速发展。

［1］FACCIO M.The Characteristics of Politically Connected Firms［R］.Purdue University Working Paper，2007.

［2］JOHNSONS，MITTONT.Cronyismand Capital Controls：Evidence from Malaysia［J］.Journal of Financial Economics，2003，67（2）：351-382.

［3］FISMAN R.Estimating the Value of Political Connection［J］.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2001，91（4）：1095-1102.

［4］FACCIO M，MASULIS R W，McCONNELL J J.Political Connection and Corporate Bailouts［J］.Journal of Finance，2006，61（6）：2597-2635.

［5］胡旭阳.民营企业家的政治身份与民营企业的融资便利——以浙江省民营百强企业为例［J］.管理世界，2006（5）：107-113.

［6］于蔚.规模扩张和效率损失：政治关联对中国民营企业发展的影响研究［D］.杭州：浙江大学，2013.

［7］薛有志，张鲁彬，李国栋.民营企业多元化战略、政治资源与公司绩效［J］.商业经济与管理，2010（6）：18-25.

［8］DAHLMAN C J.The Problem of Externality［J］.The Journal of Law and Economics，1979，22（1）：141-162.

［9］查尔斯·林德布洛姆.政治与市场［M］.上海：上海三联书店，1992.

［10］于蔚，汪淼军，金祥荣.政治关联和融资约束：信息效应与资源效应［J］.经济研究，2012（9）：125-139.

［11］鲁冠球：弄潮儿向涛头立［EB/OL］.（2013-12-28）.http：//finance.ifeng.com/a/20131228/11359650_0.shtml.

［12］十堰公交全盘私营化因罢工失败终结［EB/OL］.（2008-09-13）.http：//news.qq.com/a/20080913/000750_1.htm.

［13］龚军姣.政治关联与城市公用事业民营企业成长——基于首家公交民营企业案例研究［J］.经济理论与经济管理，2013（3）：95-104.

Mechanism of Relationship Between Government and Enterprise Affecting the Development of Private Enterprise——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ransaction Cost

WANG Qina，ZHU Li-pinga，ZHU Minb
（a.School of Economics；b.School of Business，Anhui University，Hefei 230601，China）

It is an important decision for private enterprise to build the good relationship between government and enterprise.As important political resources，good relationship between government and enterprises will do good to reducing transaction cost of financing and investment of private enterprise by information effect and resources effect. Nowadays，the rating mechanism is still not perfect in China and the marketization of the allocation of resources has not been completed.Based on the realities，the development of private enterprise is extremely constrained.Good relationship between government and enterprise can serve as a mediator of quality and a connector of regional resources，which help to alleviate financing constraints and break trade barriers to offer more fair chances for private enterprise.

relationship between government and enterprise；transaction cost；information effect；resources effect；private enterprise

F276.6

A

1674-2362（2016）05-0047-07

（责任编辑丁平）

2016-05-30

汪芹（1963—），女，安徽芜湖人，副教授，经济学硕士，主要从事国际金融研究；朱丽平（1991—），女，安徽桐城人，硕士研究生，主要从事公司金融研究；朱敏（1995—），女，安徽桐城人，本科生，主要从事企业管理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