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起马增蕙，不得不提到她的二位老师：白奉霖和石慧儒。

我和白奉霖老师接触，是“文革”后与李庆森商讨如何编好《中国曲艺音乐集成·北京卷》的时候，我以为要编书先得搜集资料，资料先行才能编好书。李庆森非常同意，只是他对曲艺界情况不熟。我听说白奉霖老师手里有从解放后参军开始就先后积累下的一批单弦牌子曲资料，是他在军中为办班讲课普及曲艺知识自编的教材，但是有人告诉我说他轻易不愿意示人。这我知道，很多想研究曲艺音乐的人，对此都特别感兴趣，其中不乏有人拿走之后就成了自己的研究成果。我到战友文工团，见到白老师，说明来意，看了他的资料，觉得太珍贵了，请他想一想这本书的署名：主编李庆森、作者白奉霖、责编包澄洁可不可以。书稿我没拿走，请他先想一下。我回来后找李庆森要钱，他同意了，但只能出版刻印本；再打电话给白老师他也欣然同意。我拿回书稿，做了编辑加工，白老师和北京市艺术研究所曲艺音乐集成编辑部，因此都有了一本名叫《单弦牌子曲》的资料汇编。之后，白老师成为《中国曲艺音乐集成·北京卷》的副主编。在十部文艺集成志书总编辑部工作会议上，听说北京有一位倔老头，一直和曲艺音乐集成总编辑部的编辑谈不拢。我想一定是他，我的白老师。他像一位战士守护军人的荣誉一样，守护着他的那些由他自己一个字一个字整理而成的单弦、梅花大鼓、京韵大鼓等来之不易的资料，以及各种在艺人中使用流传的名词术语，他认为“不能改，改了就不是那个意思了”，那是他生命的一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