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琦

一个没有强大基础和丰富性的文明，无法涵纳如此多的舶来品，也无法将如此琳琅满目的舶来品妥为安置在既有的物质文明框架中。

《撒马尔罕的金桃：唐代舶来品研究》

作者：[美]薛爱华

译者：吴玉贵

出版：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定价：98元

鉴真东渡，文成公主入藏，丝绸之路，这些穿越时空流传下来的历史镜像，让人们习惯了盛世大唐作为文化输出者的形象。因此当人们发现唐朝时的中国居然进口了那么多的物品时，还是颇感到耳目一新的。

据美国学者薛爱华在其《撒马尔罕的金桃：唐代舶来品研究》一书中考证，有唐一代中国共进口了二百多种外来物品，从飞禽走兽、毛皮羽毛、植物木材、香料药物，到金属宝石、宗教器物和书籍，物品之丰富，种类之繁复，令人大开眼界。其中最具颠覆性的是我们认为自古以来是中国本土的物品，居然有那么多都是舶来品。

人们曾经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习于在事件史观的影响下记录所谓历史的关键节点或推手，而对亘古涌动的日常生活的河流习焉不察。长期置身匮乏年代被反复洗脑所养成的“鄙薄物质”的思维倾向，又让人们过于重视所谓思想观念对历史的推动作用，而把那些散发着迷人的人文气息的物品视为腐朽无用之物。

中国近几十年改革开放的历程表明，物质符号对大众的观念有着超出人们想象的冲击力和影响力。麦当劳、彩电、冰箱和小汽车所承载的不仅仅是消费的欲望，而更多是先进的制造能力及其背后的制度和道路自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