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磊

杨绛先生辞世，民间一片哀悼的声音。有媒体因此开出标题，称其为“最贤的妻，最才的女”。我感觉，这标题似乎特别符合中国人或者说东方人的口味。但要我说，杨绛的可贵，还在于她是“最隐的士”。

杨绛曾经挂在嘴边的一些话，长期被人传颂。她说，“我和谁都不争，和谁争我都不屑。”骨子里透露出来的，是一种绝世的不俗。当年，贝多芬曾经写信给李希诺夫斯基公爵：“公爵，你所以成为一个公爵，只是由于偶然出生;而我之所以成为贝多芬，完全是靠我自己，公爵现在有的是，将来也有的是，而贝多芬只有一个。”

贝多芬的倔强，与杨绛的“不争”其实是一回事。在更为久远的历史长河里来看，或许杨绛老人算不上“伟大的”或者“×××”的作家学者。但是，在一个红尘滚滚、喧嚣尘上的重商重利又讲究实惠的时代，她的存在就是一壶凉茶、一针清醒剂的存在。她的处世哲学，让人禁不住想起老子的一句话：“夫唯不争，故天下莫能与之争。”

朱小棣在文章中说，杨绛曾屡屡被孤立和边缘化。《堂·吉诃德》译完之后，《世界文学》杂志要求连载。对此，有人说，“此非新书，译的很多，不用登了。”出版社要求译者写序，据杨绛说，有人体谅她“下笔即错”没让她写，以至于这本书出版的时候成为整个丛书中“唯一的例外”。

这种种文化圈子里的小事，几十年之后来看或许真的不值一提。但是，在具体时间段和具体环境中，对当事人来讲则是一种极深的伤害。不过，这种事情遇到的多了，也就和“今天天气哈哈哈”一样，成为一种读书生活中的边角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