龚龙飞

不久前，冯唐所译泰戈尔的《飞鸟集》下架一事，被吵得沸沸扬扬，理由是“亵渎”。先不说冯唐，或许在过去近百年来，中文的读者在很大程度上都误读了泰戈尔

2016年6月13日，在北京的一次中印文化交流论坛上，中方将一套《泰戈尔诗歌精选》作为礼物交到了诗人泰戈尔的侄重孙萨拉尼德拉·纳特·泰戈尔手上，他也是泰戈尔家族唯一的后人。

这套诗歌精选从泰戈尔9万多行诗歌中遴选出的2万行，全部由孟加拉语直译成汉语，根据主题，编辑成6册，现在收录到《泰戈尔作品全集》中。

79岁的董友忱也坐在席间，交接的那一刻，他望向萨拉尼德拉·纳特·泰戈尔，似乎想从他身上寻找什么。这套《泰戈尔作品全集》由他主编带领翻译团队完成。

全集包括泰戈尔65部诗集的9万多诗行，84部剧本，15部中长篇小说，96篇短篇小说和400多万字的散文，以及各种论文，回忆录、游记、书简、日记等，共计1600万余字。

《泰戈尔作品全集》。（资料图）

翻译团队共18人，历时7年完成。

中国社科院南亚研究专家刘建向《中国新闻周刊》介绍，“这是除了孟加拉和印度以外，全世界第一个完成了泰戈尔全集翻译的团队，集结了当下国内最权威的老中青三代孟加拉文翻译家的心血，为泰戈尔研究者以及喜爱泰戈尔的读者提供了一套完整的、可靠的作品集，是中国翻译泰戈尔作品百年来的标志性事件，将成为中印文化交流史上的大事。”

仿佛，这位逝世75年之久的世界诗人泰戈尔，又重新穿上过膝的古尔达长衫游走在印度的庙堂与阡陌之间。

董友忱提醒，“论及泰戈尔，我们首先要明白，他主要是孟加拉语作家。”

泰戈尔，1861年生人，一生的作品极为丰厚。在51岁以前，他从未用英文发表过作品，却已被冠以“孟加拉的雪莱”之称。

1911年，他的短篇小说就被译成英文在当地的《现代评论》上发表，引起了在印度游历的英国画家罗森斯坦的注意。之后，泰戈尔选译了自己的作品，译成英文后的诗集，经罗森斯坦之手，转给了诗人叶芝，叶芝又转给庞德，1912 年 11 月 1 日，英国的印度学会在伦敦推出了泰戈尔的诗集《吉檀迦利》。

1912年年末，英国诗人穆尔经皇家学会将《吉檀迦利》推荐给瑞典的诺贝尔奖评选委员会。1913年，泰戈尔凭借该诗集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成为亚洲首位获得该奖的作家。

从此，他让一直处于失语状态的东方话语受到了西方世界的尊重。

经由西方，泰戈尔的作品回传到邻居中国

1915年，陈独秀在他创办的《青年杂志》上首次翻译了《吉檀迦利》的四首诗，成为有据可查的泰戈尔中文首译者，此后，泰戈尔在中国的翻译进入热潮。

1923年，北京文化界成立新月社，社名是徐志摩依据泰戈尔诗集《新月集》而起的，意在以“它那纤弱的一弯分明暗示着，怀抱着未来的圆满”，参加者有梁启超、胡适、徐志摩、余上沅、丁西林、林徽因等人。他们也以此等待着泰戈尔的首次访华。

一时间，各大报纸、杂志纷纷刊登欢迎泰戈尔的专号，文学青年们竟相翻译、介绍泰戈尔的诗歌、小说、戏剧，还有一些团体排演了泰戈尔的剧本，掀起了中国的“泰戈尔热”。

当时有文章如此表述，“有人统计，从 1920 年到 1925 年的短短 5 年间，泰戈尔的主要作品几乎都有了中译本，而且有好几种译本和译文。 ”

可当时人不知道的是，泰戈尔是孟加拉语作家，他的成名作《吉檀迦利》，在他自己将其翻译成英文时，有二次创作行为，对不少诗有减缩和改动，泰戈尔舍弃了韵脚，采用了散文诗的形式。其中既有考虑到英美读者的阅读习惯，也受到泰戈尔使用非母语创作、驾驭英诗的韵律水平的限制。到1925年，大多数中国读者还误以为泰戈尔是英语作家。

泰戈尔以诗人的身份访华，但很少谈诗，他大谈印度文化中的重精神反科学的宗教理性，并宣扬用非暴力的和平手段去对待暴力的殖民统治，加上高层官员、外国使节和清朝废帝的加入，使原本纯粹的访问变得复杂起来。旋即卷入了张君劢引起的“科学与玄学”的论争。泰戈尔的宗教哲学和玄学思想一方面受到了玄学阵营中梁启超、张君劢等人的称赞;另一方面却遭到了科学派陈独秀、丁文江、郭沫若、茅盾等人的尖锐批评。

1924年4月20日，泰戈尔在南京和北京的大学讲演时，招引“许多青年的误解，以及如雪片般的反对传单”。大量青年学生围攻他，他们将泰戈尔思想视为和孔教伦理、旧礼教相近的思想，一概加以鞭挞，甚至将泰戈尔称为“玄学鬼”。

彼时的中国，学术的政治化倾向严重，强调学术要为政治服务，为民族救亡事业呐喊。

其实，泰戈尔并不反对科学，他所著的科普读物《我们的宇宙》至今还在出版，《人的宗教》开篇即表进化论。在1920年，冯友兰访问他时，泰戈尔说过：“现在西方对我们是采取攻势，我们也该取攻势。我只有一句话劝中国，就是：‘快学科学！东方所缺而急需的，就是科学。”然而因为泰戈尔作品由英文转译的作品有限，当时的中国并未完整地理解泰戈尔的思想。

在泰戈尔的许多作品可以看到，他是一个清醒的现实主义者，深刻地揭露了印度殖民地和半封建社会的种种弊端;另一方面，他又写了许多神秘主义色彩的文学作品，缺乏对现实矛盾的有力回应。

当时新文化领袖对泰戈尔的评价像极了列宁对托尔斯泰的评价，“一方面，无情地批判了资本主义的剥削，揭露了政府的暴虐以及法庭和国家管理机关的滑稽剧，暴露了财富的增加和文明的成就同工人群众的穷困、野蛮和痛苦的加剧之间的深刻矛盾;另一方面，狂信地鼓吹‘不用暴力抵抗邪恶。一方面，是最清醒的现实主义，撕下一切假面具;另一方面，鼓吹世界上最讨厌的东西之一，即宗教。”

但不可忽视的事实是，这次访华之旅，泰戈尔对中国现当代文学仍产生了不小的影响，他的三大主题中关于“爱”的福音、“梵”的现实以及“我”的尊严，极大地影响了一批中国作家，再由他们直接或间接地影响了中国现当代文学的整体生态。

谢冰心不论在“五四”前后的问题小说还是后来扬名《繁星》《春水》，密集地歌颂母爱、自然和童心，受泰戈尔“爱的哲学”的影响至深。

泰戈尔的“爱的理想主义”，对徐志摩的诗歌也产生了明显的影响;郑振铎与郭沫若的爱情诗则吸收了泰戈尔情诗的清澈与神圣;泰戈尔作品中浓郁的宗教气息又指引了许地山。

1925年之后，战火纷飞的年代，很少有人再去研究泰戈尔神秘、静谧的文学作品，大量的文学爱好者将目光转向激荡的苏俄文学，泰戈尔研究转入了低谷。

学者徐贲在相关文章中评价道，“泰戈尔的思想在中国正是经历了一个选择、移植、鉴别、吸收、批判和扬弃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经过了传播者各自的理解和输出，每一种泰戈尔观，都是将泰戈尔的思想形态加以变形。因此，我们必须注意每一个批评者都不是手里握着知识或‘真理神鞭（它可以当棍子使用）的仲裁，他也是一个有局限的，‘不完全的文本。”

而在过去100年间，中国也一直在追求那个完整的文本。

译泰戈尔百年史

翻译界有言：译即失，诗歌更为甚。

以孟加拉文的《吉檀迦利》为例，该诗集不但有韵，而且还有不少配乐诗，但译为英文后都丧失了，使得孟英双语兼通的人相当不满。而在印度与孟加拉国，泰戈尔的母语诗歌对人民具有永久的魅力，形式既丰富，韵律又便于记诵。在印度文学院推出的《印度现代文学史》中，“孟加拉语文学”一章谈到泰戈尔的有近三页，而“英语文学”一章仅半页，这里就包含了他们的取舍和评判。

从1915年，陈独秀首译泰戈尔诗歌至今，中国翻译泰戈尔作品已有101年之久。

董友忱告诉《中国新闻周刊》，按照翻译界的普遍说法，“迄今为止中国经历了三次泰戈尔翻译的热潮：1920年前后的10年、新中国成立后的十余年以及改革开放以来。”

第一次泰戈尔热期间的译者都不懂孟加拉文，因而完全依靠英文本，且以诗歌为重。到第二次泰戈尔热时，作家已经去世，留下三千首诗和歌词，总计 10 万行诗句。

在这一阶段，诗歌方面出版了冰心的《吉檀迦利》、郑振铎的《新月集》、吴岩的《园丁集》、汤永宽的《游思集》;小说则有黄石雨的《沉船》、黄杲炘的《戈拉》;戏剧则有《泰戈尔剧作集》4卷。

此外，在1961年，为了纪念泰戈尔诞辰百年，在季羡林和孙胜武的主持下，人民文学出版社推出了《泰戈尔作品集》，共10卷，143 万字，涉及诗歌、小说和剧作。

在这次作品集的译者中，出现了第一个从孟加拉文直译中文的译者石真。她在民国年间留学印度，有4年的孟加拉语学习经历，翻译的《故事诗》流传甚广，可惜后续不多。由于纳入了国家计划，译者和译作的件数虽然不如20年代，却出现了上乘之作。石真克服了孟加拉的韵律诗，翻译成英文成了散文诗，再转译成中文也成散文诗的缺点。但这次翻译被随之而来的文革打断了。

到1979年，先后有两篇关于泰戈尔研究的重要文章发表，分别是季羡林的《泰戈尔与中国》和黄心川的论文《略论泰戈尔的哲学和社会思想》，这两篇论文引起学界巨大关注，又一次激发了翻译泰戈尔的热情。

80年代，出版各类文选10部，翻译过来的评传4部，中国研究者写出的评传3部，十年间共出现了研究文章48篇。进入90年代，出版的泰戈尔的作品集共计74种次，约占同时期印度文学作品翻译出版总量的三分之一。

研究泰戈尔的学者颜治强认为，“以泰戈尔双语翻译为节点，百年译泰有两个阶段，前 70年，为英译汉阶段，后30年为孟译汉阶段，从前者的喧宾夺主到后者的返璞归真。”

最为广为人知的译作是教育部推荐的《泰戈尔诗选》，但这只是8个英文本中的极小部分，只是泰戈尔作品的冰山一角。

80年代开始，留学归来的孟加拉语学者虽然大都在从事时事翻译，但因为热爱文学，已经出现了研治泰戈尔的小团体。其中，黄志坤和白开元主要着力于诗，董友忱主要专注于文，分别发表了数量不等的译著，最后汇聚于2000年出版的《泰戈尔全集》。

这套书的出版历时6年。1994年年初，外国文学作品市场整体趋冷，但河北教育出版社颇有气魄地决定出版10位世界著名文学巨匠的全集，其中就包括《泰戈尔全集》。

在北京大学终身教授刘安武牵头下，组建孟加拉语专家10人，董友忱就是主力之一。另找懂印地语的专家有18人，还有懂英语的专家4人。之所以需要印地语和英语专家，和当时的孟加拉语专家人数不足有关。

1959年，董友忱被幸运地选为留苏学生，原本专攻高精尖技术，但求学期间，中苏关系破裂，苏联对中国进行技术封锁，本来要学高精技术的董友忱，只好转学孟加拉语，也阴差阳错地成为新中国第一批学习孟加拉语的留学生。这批学生一共只有4人。

董友忱1965年回国，后来成为中共中央党校的俄语教授。出于对泰戈尔的热爱，他开始自发地对泰戈尔进行研究和翻译，并完成了一系列作品。

由于泰戈尔作品数量太大，尽管翻译团队夜以继日工作，到2000年年末，翻译团队仅译出泰戈尔作品的四分之三，此时出版日期已经推迟了2年，出版社不想再等，于是匆忙推出了并不完整的《泰戈尔全集》。

这套书收录的作品要比从前的各种译本都多，是中国翻译泰戈尔著作的集大成的成果，24卷，共计有990多万字。随后，在这套全集基础之上，一批泰戈尔研究著作陆续问世，如唐仁虎、郁龙余、姜景奎、魏丽明合作的《泰戈尔作品研究》、孟昭毅的《泰戈尔与中国》、王向远的《泰戈尔的译介》、侯传文的专著《话语转型与诗学对话——泰戈尔诗学比较研究》、姜景奎教授的《论泰戈尔》、张朝柯的《人的宗教不是宗教》等等。

但作为主要翻译者的董友忱，在此后的几次泰戈尔研讨会中，都自曝家丑，“译名不准确的问题也普遍存在。”

他说，《全集》出版的时间仓促，根本来不及进行仔细的校对。以第22卷的《现实》为例，就找到了12个错译之处。

这套不全的全集中，收录了泰戈尔的57部诗集，与泰戈尔共创作了65部诗集相比，缺失近万行。84个剧本，《全集》只收录42个。96篇短小说，《全集》收入了84篇;散文约有近一半以上没有收录，缺失近400万字。

18人，7年，1600万字

董友忱认为，泰戈尔首先是民族的，因为上承梵文诗歌，下接活生生的民族语言，再经过其天才的改造， 孟加拉诗歌得以充满生机，达到了光辉的顶点，成为世代相传的经典。这种内容和形式高度统一的诗歌易于谱曲，得以传播开来，使诗人在人民中间获得了“诗哲”的地位。这样的泰戈尔，才得以与杜甫、但丁、莎士比亚、歌德、普希金并肩而立。

“由于语言隔阂，泰戈尔主要的一面却被次要的一面淹没了，久久不能来到我们中间，使我们对诗歌的内容和形式的关系产生了误解，对民族性和世界性的关系产生了误解。”董友忱说。

2000年之后，退休的董友忱开始全力介入泰戈尔研究，陆续出版了一些翻译作品，并得到了季羡林的支持。他开始重新了解印度国情和历史，宗教和神话，通读《罗摩衍那》《摩诃婆罗多》《往事书》等印度史诗。梳理了泰戈尔的家族历史，前往印度，走访了泰戈尔的所有故居，这个泰戈尔的拥趸决定全身心地走进诗人的内心世界。

2009年，北京外国语大学南亚研究中心、深圳大学印度研究中心开始策划一项宏大工程——依靠孟加拉语的原创文本，重新翻译出版一套《泰戈尔作品全集》，为中国的泰戈尔爱好者和研究者提供一部完整的高质量的泰戈尔作品汇集。

在翻译团队的碰头会上，确立了三个原则：首先是直接从孟加拉原文译出，不用印地语转译。其次是严格按照1986年，国际大学泰戈尔作品编辑委员会编辑出版的18卷普及本进行编排，最后是尽全力收录泰戈尔的全部作品。

为此，全集的体量将达到1600万字。董友忱说：“作为纯粹的学术著作，任何一家出版社想要出版，都要做好赔钱的准备。”总策划张西平找过几家出版社，出版社都提出了要80万到100万元，当时项目组却仅有30万到40万的经费，无法达成统一。几经辗转，终于人民出版社愿意承接项目，不但不收费用，还按照每千字70元的标准提供翻译费，这让董友忱兴奋不已。

这项工程于2010年开始启动，彼时，73岁的董友忱还担任国际孟加拉文化研究会会长，顺理成章成了主编。

2010年，在北京小汤山的第一次务虚会会上，董友忱做了两个表态：第一是团队里老同志居多，要欢迎年轻的译者挑毛病，找错误。因为翻译工作的特性就是永远有遗憾，但要将错误和遗憾降到最低。第二就是“超过一半都是七八十岁的人，要做好新老交接，半途死掉很正常的，但不能半途而废”。

18人的翻译团队集中了目前中国孟加拉语研究最精锐的专家，董友忱除了统领全集，负责通稿校对，因为精于泰戈尔散文，他还负责散文部分。国际广播电台孟加拉语部的石景武，做过三代国家领导人的孟加拉语口译翻译，鉴于他口译的特长，负责剧本部分。同在孟加拉语部的于广悦负责小说部分。白开元负责最为重头的诗歌部分，白开元现年已经71岁了， 1965 年被派往巴基斯坦达卡，通过英语学习孟加拉语，他是国内少有的既对中国诗歌有研究，又对泰戈尔的孟加拉诗歌有研究的学者。

同时，白开元也具有高超的比较翻译技巧，他发现，泰戈尔信奉梵教，但却把自己原作中的创造大神“梵天”译成“GOD”，而没有直译为“BRAHMA”。白开元认为，“梵天”是与“GOD”完全不同的宗教概念，译成“GOD”，是游离了原义的。可如果译成“BRAHMA”，就必须加注，否则，一般西方读者不懂。

因此，白开元在翻译中，多了一层考虑，并规避了这个问题。“如果从英译本把‘GOD译为‘上帝，是无可厚非的，但已游离了诗人的宗教信仰。或许会使得读者误认为诗人信仰上帝。”于是，白开元把不同篇目中的“GOD”译为“天帝”或“天神”，比较符合印度的实际情况。

在《泰戈尔作品全集》的 60 种诗集中，董友忱说：“白开元译的诗，恐怕占了80%。”

此外，翻译团队还包括82岁的前中国驻印度大使馆参赞刘运智，76岁的前新华社驻印度记者，以及来自北大和北外的青年学者。

在翻译中，如果有约定俗成的译名则遵照既有的译名，译名不统一的按照地区语言发音来翻。而这一次，翻译团队还要解决多语翻译造成的译名不统一的通病，董友忱花费了大量时间统一了泰戈尔全集中的人名，地名、神名、植物花草名。

比如泰戈尔的著名剧本《牺牲》是根据他的长篇历史小说《贤哲王》改编的。小说的是孟加拉原文翻译的，而剧本的译文是依据印地语翻译的。小说与剧本中的相同人物却成了两套人马。在这次的翻译中都一一统一了。

2015年9月份，在校稿的最后阶段，泰戈尔神秘主义的哲思中仍然有部分“梵语”词义不能确认，这是一种被称为“死去的语言”。于是，团队先通过印度的梵语学者完成梵语对孟加拉语的校对，再由北京外国语大学的梵语学者周利群二次校对，10月底收稿。

这次翻译，对于董友忱的个人来说，令他想起第一次读泰戈尔时的初心。

那是1963年的列宁格勒（现名：圣彼得堡），在剑拔弩张的政治空气中，26的青年董友忱是当时留苏4人小组的党支部书记，按照“小心谨慎，刻苦学习，保持斗争”的原则，他们取消了一切外出活动，唯一能做的就是读书。他学习孟加拉语的第3年，刚刚能够读懂孟加拉的文字，而第一次使用孟加拉文通读的就是泰戈尔的长篇小说《沉船》。

小说描述了一对年轻夫妻悲欢离合的故事，泰戈尔用如椽巨笔描绘了一个好人世界，那些缓慢、恬静的句子，在遥远而寒冷的列宁格勒冬夜，给予这个深处不安之中的年轻人以极大心灵熨帖。

他当时就有一个愿望，不论以后干什么工作，一定要译出这本小说来，让更多的中国人看到，世界还有许多的可能性。兜兜转转50年，他成了泰戈尔1600万字全集出版的见证人，这是他此前从没有想过的。

在他摆满了泰戈尔作品的书房里，最大部头的这套书摆放在书房的高架上，有2米多宽。过去7年来，董友忱和他的队友们没有一夜能在12点以前入睡，而他们大多都年过七旬。

而今，苏联已成为了冷战终结的一声叹息，董友忱也已白发苍苍，而泰戈尔却历久弥新，“这就是文学的意义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