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亚非

近年来，中国提出了途经数条经济大走廊、连接东亚和欧洲两大经济圈和两大文明的“一带一路”倡议，并推动建立了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AIIB）、丝路基金等配套的新型国际金融机构，得到包括欧洲国家在内60多个沿线国家的广泛欢迎和支持。

欧洲一体化是人类区域和全球一体化的先驱，是欧洲文明进步的体现。尽管欧洲一体化包括欧元区的实践现在遇到财政政策难以协调、难民潮冲击、经济严重下滑等许多意想不到的困难，欧盟内部也有不少矛盾，英国还将于近期举行是否退出欧盟的公投（Brexit），这些都对欧盟的凝聚力构成了很大的考验，但是总体来看，欧洲各国依然能坚守一体化的信念，“遇水搭桥、逢山开路”，一步一个脚印地努力前行。

从人类利益共同体和命运共同体的高度来看，“一带一路”倡议与欧洲一体化进程有很多共同理念和实践，可以相互借鉴、相互学习。

目前世界政治经济格局的现实是，发展中国家整体力量不断上升，正在改变世界的面貌和全球治理体系的现状。可以不夸张地说，全球治理体系正在经历从“西方治理”向“东西方共同治理”的历史性转变，这一大趋势是不会改变的。中国作为发展中国家的代表和先行者，与以发达国家为主体的欧洲开展跨区域、跨意识形态、跨领域的全面合作，既有利于“一带一路”倡议的落地，也将帮助欧洲克服当前的种种困难，继续推进欧洲政治经济一体化进程，同时为世界的顺利转型和国际秩序朝着更加公平、合理的方向发展创造必要条件。

在“一带一路”倡议和欧洲一体化的连接和推动下，中欧关系将进一步深入发展，这将在三个方面促进世界大格局的转型。

一是推动国际权力结构做出适当积极调整。

首先，西方自1500年以来数百年的传统优势正在走弱，新兴经济体国家集体崛起，发展势头强劲。这种力量变化态势导致国际体系结构的深刻演变，原有大国和新兴大国在心理上和实践中均需要做出相当大幅度的调整和适应。在发达国家中，欧洲在这方面调适的脚步走得较快、较稳，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的份额调整主要就是从欧洲国家的份额里调拨给中国等发展中国家的。

其次，世界权力重心向亚太转移对欧洲也有不小的冲击。二战至冷战结束，世界权力重心一直在大西洋两岸。近年来，随着经济实力消长，国际体系重心向亚太转移日趋明显，世界权力结构发生战略板块转移性变化，欧洲失落感增大。“一带一路”倡议的落实以中欧文明对话和政策沟通为先导，加深两大经济圈在各领域的合作，相信可以为消除和减少相互隔阂和误解铺平道路，催生欧亚大陆的重新崛起。

二是推动国际制度作为国际体系和全球治理的重要工具做出必要的调整。现代国际体系的建立、国际制度的制定和实施、全球治理体系的形成和发展，一直是以欧洲为中心。二战结束后，美国崛起为西方的领头羊，国际体系和全球治理体系变成由美国主导、欧洲予以支持和配合。这种“西方治理”的局面延续到2008年，才有所改变。那年，二十国集团（G20）升格为峰会机制，吸纳了中国、印度、巴西、南非、印尼、土耳其、沙特阿拉伯等参与世界经济事务的管理和规则的制定，全球治理开始向“东西方共同治理”转变。

欧洲从2003年由法国倡议成立七国/八国集团加五国（8+5）机制以来，始终支持国际制度的改革与调整，2008年G20的兴起与欧洲的支持也是分不开的。尽管美国公开反对，欧洲大国如德国、法国、英国、意大利等对中国的“一带一路”倡议和与此配套的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AIIB）始终持支持态度，并主动参与AIIB的筹建。这与欧洲在全球治理体系中发挥着重要的引领作用有很大关系。欧洲较早洞察到国际制度变化的必然性和改革的必要性，因此很多时候可以克服困难和心理障碍，与时俱进。

三是推动世界多元文化和多元话语体系的发育和进步。世界要进步，需要不同文明和文化的相互融合和交相辉映。中国提出的“一带一路”倡议实质上是以建立全球伙伴关系、人类利益共同体和命运共同体为目标的，而这一目标的实现光靠经济、贸易和投资是无法完成的。

进入21世纪以来，世界转型加速，文明和文化的冲突同时也在扩大。这种冲突部分反映在全球化与“去全球化”的力量同步增长，博弈加剧。美国和欧洲大国等许多西方国家内部民粹主义思潮风起云涌，在大选和政治制度改革中发挥了过去难以想象的作用。西方精英总是认为文化和文明是难以相互融合和借鉴的，于是发展中国家所代表的文化和文明开始在全球治理和国际体系中提供公共思想产品时，就遇到了西方文化的抵触张力。

在“一带一路”的倡议中，各国的文化交流和人民之间的交往与联系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在文化融合和人民交流方面，中国与欧洲可以走在其他国家的前面，结合“一带一路”倡议和欧洲一体化相互对接的实践，给全球伙伴关系建设、世界顺利转型和国际秩序重塑创造有利的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