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G20杭州峰会前夕，中央决定，在辽宁省、浙江省、河南省、湖北省、重庆市、四川省、陕西省新设立7个自贸试验区。这一举措既是向世界各国表明开放姿态，也是我国改革开放的实际需要。

新获批的7个自贸区分布在中东西部，与原有上海等4个自贸区一起，各具特色、各有侧重，它们将涉及下一步国民经济的主要领域的发展与改革命题：

上海自贸区将探索金融改革，与国际金融市场接轨，为人民币出海铺平道路，注重推进投资贸易便利化、货币兑换自由、市场准入、商事制度改革和海关通关便利化改革。

广东自贸区更注重优化市场化、法治化营商环境、推进粤港澳服务贸易自由化增强自贸试验区辐射带动功能等。

天津自贸区则强调推动实施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推动京津冀地区外向型经济发展，构建全方位、多层次、宽领域的区域开放型经济新格局。

福建自贸区突出率先推进与台湾地区投资贸易自由，更加注重两岸人员往来和经贸关系。

辽宁自贸区着力打造提升东北老工业基地发展整体竞争力和对外开放水平的新引擎。

浙江自贸区就推动大宗商品贸易自由化，提升大宗商品全球配置能力进行探索。

河南自贸区着力建设服务于“一带一路”建设的现代综合交通枢纽，辐射全国以至欧亚。

湖北自贸区发挥其在实施中部崛起战略和推进长江经济带建设中的示范作用，打造中部崛起样本。

重庆自贸区将带动西部大开发战略深入实施，是振兴西部的重要着眼点。

四川自贸区将打造内陆开放型经济高地，实现内陆与沿海沿边沿江协同开放。

陕西自贸区将对西部大开发起带动作用，加大西部地区门户城市开放力度，打造内陆型改革开放新高地，探索内陆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经济合作和人文交流新模式。

我国自贸区的再次扩容，无疑向G20国家和整个世界释放出了明确信号，中国经济变得更加开放：我们支持贸易自由化，反对贸易保护主义；我们主张协同发展、包容式发展，力争将更多国家和地区纳入合作阵营、分享发展红利。

就国内改革紧迫性而言，自贸区扩容至内陆省份，还将成为改革转型的一块新试验田，改革向纵深推进的新举措。

通常而言，自贸区有两层含义：一是指两个独立的经济体之间相互建立的货物自由流动的大市场，例如，中国东盟自贸区、北美自由贸易区等；二是指在一国“境内、关外”所设立的特殊地区，在此企业可以从事各类免税商业活动和离岸金融业务，也被称作“自由港”。为实现以上国际间合作，各国必须在合作规则和贸易协定上作更多妥协与让步，并倒逼其国内的改革进程。

必须看到，自贸区最根本的精神，不是向中央争取到政策的倾斜和财政的扶持，更不是借由自贸区来重新炒作房价楼市，在土地财政上大捞一笔，而是把这一机遇当作变革的机会，将自贸区的开放自由包容转化为地方发展的新动力来源。

应该看到，自贸区本身的开放性质会对地方行政和市场化水平形成倒逼机制，会要求地方行政尽快形成能够与国际接轨的模式，也要求区域地方的市场化水平提升。

当前，中国经济要打造“升级版”，从提高经济数量向提高经济质量转变，进行产业结构转型和高级化，实现综合竞争力的升级爬坡，在此过程中，自贸区有着重要战略意义。国内外经验表明，通过推进自贸区试验区利率市场化，通过离岸金融发现货币的价格，为金融改革提供经验；通过自贸区试验区建设，让中国经济进一步有效参与世界经济，通过与国际经济规则的接轨，推动政府职能转变等。

而推动政府职能转变也是至关重要的一步。2015年4月，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在福建自贸区厦门片区考察时说，创立自贸区，简政放权和对外开放相辅相成，两个“轮子”要一起转。

自贸区按设计将成为“改革开放高地”：从争取优惠政策转向开展制度创新，从一般制造业为主导转向现代服务业为主导，从地方改革到自觉服从于国家重大战略，从以引进为主转向“进出并重”。自贸区建设各方要摆脱“抢蛋糕”（政策红利）的思维，发挥“做蛋糕”（制度红利）的智慧，自贸区不是政策洼地，而是要为全面深化改革积累经验。

未来几年将是全面深化改革的关键时期，对于中国经济而言，仍需在多个领域“啃硬骨头”。我们寄希望于自贸区能率先垂范、勇破坚冰，为下一步全国性改革提供可行的样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