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绍良



巍山关于古城的记忆

●刘绍良

阳光从云间洒下，穿过老街道上的银杏树梢，穿过古城文庙檐下叮铃不止的风铎，直至停留在黛色瓦顶上。这是古城的清晨，也是属于我心中萦绕不去的乡情和记忆。

老银铺

银匠阿甲在老宅对面开了个银器铺，让我眼睛一亮。

巍山县城已经很古老了。古老的县城里，应该孕育过很多与银器有关的故事。小时候，在我听到的故事中，与银器有关的却很少。

半个世纪前，我就知道阿甲家有祖传的银匠手艺，但他家打制出些什么样的银器，销往何处，我无从知晓。

银器是贵重物品，我家很穷，没有如此物件便是情理中的事情。相比之下，有着很多银器的阿甲家仍然很穷，他们只靠挣点手工费养家糊口。那么，他家的银子从何而来？这对我来说是个谜。

在上世纪中叶以后漫长的日子里，县城古老得像个佝偻老人，透着怆然，无奈而又自卑。这是一种贫穷、落后、闭塞的客观存在，是一个与中国大地上日益发展着的现代城市文明极不协调的古韵音符。不过，既为古韵音符，是应该有三五间银器铺的，好让四围的山民、村民，让南来北往的过客，有着惊奇，有着因纯银的光亮而更加明亮的眼睛。

然而，正因为没有，阿甲家古老的大门深宅里，才会透出更多的神秘。阿甲家处在最热闹的十字街上段的后所街，我从他家门前经过的时候，不时会看见陌生人从他家进出，行色匆匆。这是一道在古城里极为普通的大门。阿甲有个姐姐是我的同学，这让我在过路时会忍不住多看几眼。

古城古老又安详。我在这独有的静谧中走出又走进，行色匆匆，倏忽间穿越了几十年的人生光景。如此，对于那道神秘的大门，以及那可能的与银器有关的故事，早已淡忘并失去了探究的兴趣。

上个世纪末，古老的县城突然时髦起来了，时髦在一个古字上。不过，古城仍然古老而安详，只在远古的遗梦中，睁开了一缝惺松的眼睛，漠然地打量着一群群南来北往的过客。

渐渐地，古城的遗传基因活跃起来了，让居民们摆出了更多的摊点，以美食为最。接着，无数散发着稻草气息的草墩也从乡村涌进城里，让一拨又一拔的外地人带走。因为，这些草墩被放进豪华轿车的车厢，进而进入城市居家豪华的客厅里，置于主人臀下的时候，他们在坐的触觉中，心灵会沉醉在古城传统文化的氛围里。

这是一种传统文化的妙不可言的浸润。然而，阿甲是看不起也在街头摆一个卖草墩的摊点的。他在关闭了敲打了十余年的五金铁皮铺子之后，销声匿迹了一段时间，突然地，就在离草墩摊点不远处，在已经名声显赫的美食苏老三一根面的近旁，开了个琳琅满目、银光四射的银器铺。

我第一次走过银器铺的时候，对阿甲笑笑，说了声：“恭喜，恭喜”，离去之时，心里却有一种莫名的愉悦。第二次走近的时候，双腿便将我带进了店里。此时，半个世纪之后，我才第一次把玩阿甲家的银器，第一次知道了这位银匠阿甲，是有证可寻的银匠何家的第四代传人。如此际遇，激活了我早年的记忆，以及那份对神秘银器的好奇。

我走进了阿甲家那道古老的大门，沿着曲径通幽的院内走道，落坐在一个洒满古老阳光的古老小院里。这是一个地道的手工作坊，显得乱和脏，而且，许多工具和器物，都与房屋相一致，陈旧而昏暗。思维习惯使然，对那些置于铺面柜台里的精雅的银光闪亮的物件，诞生在这样的母体环境，便有了丑和美的美学分界，让人惊讶。我平生第一次拿起了一根沉甸甸的银棒，方形的，并无光亮色彩。这便是阿甲购入的原料，他说银纯度很高，国家标准，打制后稍一打磨或擦拭，便会出现纯银的原色了。

打制银器需要两类工具，一种是加热用的，那必然是火炉和风箱，燃料是本地产的木炭。小时候我拉过风箱，那种就地取材、手工做的，很好玩。但那是铁匠铺里的，需要用力拉，出大火、猛火，烧的是铁件、钢材。阿甲说加热的道理都一样，不同的是纯银的温度火候尤其需要斟酌，一切都在微妙之中。而且，若用电、用气、用煤加热，打造出的产品总有区别。

另一种工具多为铁件、铜件，数量和品种繁多。其中，最珍贵的是数十根粗约1厘米，长约10厘米的造型别致的铜件，有凿有錾，或者说是特定花纹图案的模具，靠敲打成形。

阿甲说，这几样工具是文物了，他爷爷告诉他是祖上传下的珍宝，就靠它，延续了何家的手艺和血脉。

铺面里的银器制品已有上百个品种，这让我联想到四山彝族妇女服饰上的许多银器，它是让古城里的银匠手艺保存至今的一个重要因素。果然，阿甲说古城过去没有银器铺面，是由于销量太小和时代的原因。

一九五六年以前，城里的各类手艺人都以自产自销为主，入社以后，银器生产也持续了一段时间。银子由领导到银行按指标取回，加工成成品后交州民贸或县百货公司，量小，银匠们的收入就很低。如此，便从永建回族商人那里买点银子，偷偷摸摸地在家里制作，然后，又偷偷摸摸地卖给以彝族山民为主的本地人。

巍山星拱楼

我是从书本里知道银子的，银子是钱的代名词。如此，银子的性质首先是钱的性质。我从小没有摸过银子，是因为钱已经变成了纸币。但是，并不等于这座古城里历来缺少银子或没有银子。

小时候，在古城的一座老宅里，在老宅深处的厕所的土墙上，有一首打油诗让我记忆犹新。它不仅诙谐幽默，富含哲理，还让我感觉到在岁月深处的古城里，一定有过无数银子。那银子固有的光泽，一定让古城繁华而辉煌。那首诗是这样说的：“屋里白银多，半夜睡不着，忽被贼偷去，心里反快活。”试想，主人指望白银被贼偷去，心里反而会快活，这已从追求白银得到满足，而后，升华到失去白银的快活了。

这是一种大境界，也许，它曾经真实地在古城里演绎过传奇而感人的故事。

银子从纯经济性质的物质而成为了工艺性的饰品，这便附着了一种文化性质的审美现象，而且，是一种民族的传统的美。同时，银子从直接充任货币时的银两到银元的过程中，部分原银，因有了银制品的工艺因素而有了附加值。有的品种，进而成为经济的文物的艺术的几种综合元素交织在一起的收藏品。阿甲家祖辈手上产出的银器，借助了茶马古道重镇的便利，曾经远销云南境内，北面西藏，南面和西面的东南亚国家。那些因小银锁而成就的传奇人生，因银手镯而演绎的浪漫爱情，因一件小银器而发迹的跌宕起伏的故事，很难说源头就从今天尚在的这道古老的大门里。

巍山古城建于明朝洪武二十三年。洪武是开国皇帝朱元璋的年号。明朝之前，由于南诏与唐朝的关系，货币类的银两及饰品类的银饰，必然又给这一地区带来了明亮的色彩。应该还有一种偶然，这就是离南京不远的水乡周庄，有一个富可敌国的财神叫沈万三，他不仅献巨银给朝廷修建南京城墙，还进一步要用巨银犒赏军队，惹得朱皇帝大怒，欲杀之。其后，沈万三经朝廷重臣求情，保住生命，流放云南。不日前，偶读一篇文章，让我深信沈万三的坟墓，确实就在苍山西面，海拔三千二百米处的一块被本地人叫做“湖广坟”的风水宝地上。如是，巍山古城修建之时，正是财神沈万三流放云南之时，保不准沈万三的部分银两，也进入了巍山银匠们的手中。

今天的银匠阿甲只知道三代人以内的与银子银器有关的事情，尽管他已继承了何记银匠的手艺真传，但他并不知道很多与此有关的历史事件和真实故事，让我失望。不过，从他讲述的他家买进银子和卖出饰品的去来中，我已感觉到了在一百多年内的以古城为中心的经济和文化的脉络。肯定的是，这条由银子发出的光亮，一直与外部世界有着或明或暗，或强或弱的辉映。

阿甲的银铺开张半月，隔壁又开张了一家，一问，是鹤庆人。历史上，鹤庆人更穷，便三三两两结伴，挑着风箱到处闯荡。一门手艺，让他们的足迹踏遍了西藏的雪域高原。即便在今天的香格里拉，鹤庆人的银器也随处可见。我最看好的是一把刀把、刀鞘镶银的长刀，那刀很长很宽很厚很沉，抽出来舞一圈，自觉阳刚之气尚有阴柔之美陪衬，有一种雪域高原的风格。

阿甲的银器几乎都为女用，少了南诏金戈铁马时期银子必然闪烁其中的光泽。

不过，沉睡的古城已渐渐苏醒，踏梦其中，会有在静夜里传来的叮当声，把历史的断线重新绾结。

叮叮糖

两块小小的铁片敲击出清脆音响的时候，“核桃糖、花生糖”的叫卖声就会随之传来。

这是娃娃们最爱吃的食品。由于叫卖时的叮叮声，以及用铁片敲击核桃糖、花生糖的时候，所发出的声音也是“叮叮”，所以，名称就被娃娃们叫成了叮叮糖，继而被大人们接受。

叮叮糖最多最好吃最便宜的时候，是在一年一度的阴阳街上。阴历七月十五是一个特殊的节日，俗称鬼节。娃娃们是怕鬼的，但是，鬼只在大人们的嘴里存活着，谁也没有见过。

阴阳街在巍山古城西向一公里的西河桥上。桥是公路必经的通道；街只是临时借用而已，一年也就那么一次。

在这个节日的早晨，最先到达的是那些做生意的小贩。他们要尽早占一块好地盘，既可观看节日盛景，又可赚点小钱。同时，还为了在阴阳两界处尽可能地表现自己。因此，为了求得阳界买主的笑脸，这一天的原料最好、价钱最低；为了求得阴界亲友神灵的宽恕和保佑，还不时地把一些敲碎了的糖块抛到河里去。此时，随着卖主认真地大声地“张三来请，李四来用”的叫喊声，娃娃们的眼睛便会紧紧地盯住摊上的糖块了，手也会毫不犹豫地伸向大人。

我曾经是这些娃娃中的一个。一年一度的鬼节乡俗，以及长年叮叮糖的叫卖声，滋养着我的童年。

在这个日子里，娃娃们是很容易要到钱的。大人即使囊中羞涩，也会东筹西措，早早地有了这份心思。因此，钱递过去的时候，卖主手里的铁片就会在糖块上敲出清脆的声响。要么一下，刚好一块，钱物相符；那么两下三下，敲下很多碎块。这就有点麻烦：要么多给了你一点，要么你觉得有些扣勒。

核桃糖、花生糖是这块土地上的特产。据说，糖体是先用大麦浸泡催芽，晒干磨细后加白糖熬制，还要放上一点上好的香油，在滚烫着粘稠着的时候，臼到长方形的木托盘，或者四方形或者六角形的篾桌框里，风凉凝固，此时叫饴糖。稍许，又用红糖熬成糖稀，抓几把核桃仁或者花生仁撒在其中，又趁热臼出浇在饴糖表面，冷却后就可将就着木托盘或者篾桌上市。

上市时的糖块大而且厚，糖的色彩下层灰白上层紫红，坚脆无比。因此，不论是铁片敲击铁片，还是铁片敲击糖块，都会发出叮叮的声音。至于味道，甜是首要的，香是必然的。不同的是，当你把坚脆的糖块放进嘴里的时候，你要慢慢地轻轻地咀嚼。这是一个享受的过程，嚼着嚼着，糖就会变软粘牙，就会越嚼越甜。娃娃和娃娃之间，还会因心性急切的那一个，被糖粘住了牙齿而张不开嘴巴的样子，在一时间笑闹不休。

鬼节是送鬼的节日，又叫串桥，不叫赶街。活着的人为什么把阴界的人与水连在一起，这是有些说不清道不明的。只是，节日毕竟处在河水暴涨的季节。因此，就会因水而增加了些精彩的内容。

太阳普照的时候，街市早已形成，串桥的人群从四面八方渐渐地聚拢了，早来的带着纸火，便在桥头河边找个地方烧了起来。旁边，自然也会有专职法事的师傅，嘴里念着手里敲着。待这一场面稍事冷淡，便有那么一些青年男子或者中年男人，撇开了一年的藏藏掖掖，把衣裤脱得精光。当然，留下的，还得有一条形状各异的短裤。他们挤开人群，站在桥边的砖栏上，一副当今英雄的气慨，待聚拢了许多目光之后，纵身一跃，在浑浊的河水里游向下游。

入水之时，常常会由于水的反向作用，让有的人的短裤滑了下去，露出或圆或尖的屁股。此举让气氛达到高潮，男人们会笑骂着往下扔些东西；女人们会转过头去，仍然笑出也许一年来最响亮的笑声。我想参与其中，但我还小；我也想笑，但牙齿常常被叮叮糖粘牢。

在巍山坝子里，叮叮糖的生命力经久不衰，有两种卖法，一是在街市上有固定的摊点，用篾桌；二是敲着铁片，走村串寨，用木托盘，拴一根绳子，吊在脖子上。

这些年来，阴阳街吸引了外地人的目光，叮叮糖也吸引了外地人的目光。但是，很不幸，叮叮糖的称呼，还被借用到另一个语言环境里。譬如，贬损某人做事没有气魄时，就会说：“敲叮叮糖！”

过年节

年，过年，一个又吉祥又热闹的节日，一场酬情醉心的空前盛宴，一次四季轮回的新旧交接。

植物中，野草最具代表性，是它们前生死亡的终结和今世新生的开始。我拥有的这一坡梨树，则是休眠的结束，枝头少数花苞，正欲睁开一缝睡眼。再过半月或者二十天，眼前就是一片雪白的梨花了，守着荒草和梨树，在山坡上，我且过年。

过年了，热闹的地方异常热闹，冷清的地方异常冷清。在城里，有乡村的群众耍龙，那龙长长的身躯有着以黄为主的几种颜色，纹络清晰。这龙是一种祈愿，意在风调雨顺，五谷丰登，六畜兴旺；同时，是一方百姓的精神象征，是耍龙者积蓄一年的精气神的释放。我小时候总追着龙跑，看一条龙扭曲腾挪，扬头欲飞的英姿。更重要的，是前后左右看龙头、龙身、龙尾的耍龙人，他们的腰身如何摆动，手臂如何挥舞，脚步如何移动，竟让一条布做的龙活了起来。这里，灵动而配合默契的活力，是一种集体的尊崇和精神，是一种共同的向往和追求。为此，我想成为一个耍龙的舞者，但那根木棒，却始终不得其手。龙在街上舞动前行的时候，它的身后，还有着一支以穿红戴绿的妇女为主的队伍。边走，她们会边唱着一会彝语，一会汉语的山歌，俗称打歌调。当龙舞进一个宽敞的院子，龙的舞动和人的打歌都有了展示的条件，在有序的热闹中进入高潮。

巍山古城多为明代建筑，棋盘式的格局中，有了大街，就有了小巷。在过年的热闹中，许多条龙从乡村舞进了古城，耍龙人因为张扬，因为太高兴，常常会随兴而舞，舞到哪里是哪里，因此，常常会有两条龙窄路相逢，避让不开的时候。龙者，勇也。在不能回头，难以避让的情况下，两条龙会亲热一下，挤身而过；有时，两条龙会战斗一番，勇者腾空，怯者贴地。但是，在千百年的龙的活动中，却从未引起过人与人之间的恶意械斗。过年，一般以初一、初二、初三为中心，初一尤甚。在这三天内，龙所到之处，处处礼遇。舞进大院，不论是公家还是私人，烟茶之外，必有红包相赠。过街面时，有的人家会请这条龙在自己的家门前多舞一会，然后，塞上红包。在我经历过的过去的若干春节，我是见过许许多多的龙进城的，常常，会有有心人细数报数：今年是十五条，比去年多了两条；前年是十八条，比去年多了五条。龙的数量，常常是以农村中的热心人的多少及努力来决定，几乎全是村民的自发行为。村民中，总会一村有一个歌头。歌头一般是一年一次耍龙活动，以及全年节日、婚丧嫁娶歌舞场面的组织者，甚至，会成为全村村民的精神领袖。

巍山古街

我在山坡上过年，但因母亲弟妹在城里，大年三十晚上和初一早晨，必得在城里团聚。母亲年事已高，但对过年尤其在意，特别是长长的一串鞭炮，每年都是由她准备好。我为长子，尽管也不再年轻，她却总把这件辞旧迎新的仪式交给我。如此，当看着春节联欢晚会的节目至大年三十夜里十二点的时候，总由我起身去放鞭炮，似乎，由我代表全家，迎来新一年正月初一凌晨的吉庆时光。我且过年，年年复年年，我在这过年的鞭炮声中，从童年走向少年，从少年走向成年，从成年，心存伤感地正走向暮年。这是一条每个人都正在经历的生命曲线。这是一组生命之歌的抑扬顿挫的音节。也许，每个人的感觉都会有不尽相同之处，如我，听到夜空里传来别家的鞭炮声的时候，心仍然沉静着；当我手中的鞭炮响起的时候，心里才会有如石子击破水面的般涟漪。这涟漪，一圈连着一圈，让我生命的时光回溯到遥远的童年。所以，过年对于我来说，伤感超过了喜悦，不如离开县城，独守一方宁静，在山坡上，我且过年。

过年，这是县城、乡镇最热闹，山地郊野最冷清，一年之中，反差最明显的日子，有着浓浓的喜和甜，有着淡淡的酸和涩。

我对龙的记忆被今年的龙唤醒。初一上午，当我从今天有名的小吃街老家到小妹家吃午饭时，路过文化广场，见一条黄龙正休息着，做着猛烈腾跃的准备，藉此联想，记忆中的那许许多多的龙到哪里去了？也许，它们如过去一样，正肆意地在古城的大街小巷里舞动，正在传播着风调雨顺、新年吉祥的讯息。确实，去冬雨水非常好，满坝的金灿灿的油菜花开放了，让州府来的省城来的外省来的自驾车，停了长长的一串又一串。他们是从窒闷的钢筋水泥的与自然界隔离的环境中突围出来的人群，他们在这里找到了春天，因而情不自禁地去拥抱春天。对比之下，我们非常幸福，我们离春天不远，我们拥有春天。

不久前，州文联的巍山籍作家小左，采访了巍山仅存的一位“高台社火”的传承人，为其人其事写了长篇散文，之后不久，竟然复活了绝迹多年的此项传统的民俗艺术活动，让我在离那条黄龙的不远处，看见了“高台社火”。这是一种此地独有的民俗艺术表演，道具是可由八人、十六人抬起的木制台基，上面仍根据节目需要固定着几组木制器具，演员都由村民中选拔，有男有女，有老有少。演剧目都是本地群众喜闻乐见的传统经典，多以汉族文化为主。如此，高台就是一个被抬着行走的舞台。抬着它，走街串巷。要把节目看完，就得跟着它行走。高台社火只是所有节目中的一种，它的后面，还有高翘队组合。高翘，简单地说，就是把两根在一定位置上可蹬脚的木头绑在两条腿上行走，长短根据演员的功力及所表现内容而定。我对高翘十分喜爱，小时候，用两根栗木棒，约三尺长，取一尺五处打眼，插上两小块木头，用以脚踩。然后，需找个高坎坐在上面，两脚踩好了，用布条将其长出部位绑在腿上，慢慢站立起来。初学行走时，摔跤是难免的，伤得会比两腿立地跌倒时更甚。只是，对于少年而言，这才会有些冒险性的刺激，才会有兴奋和骄傲。眼前的高台社火是相对的空中舞蹈，节目虽远不如规范舞台上演出的精彩，但它的演员全来自乡村，它的方式符合民俗需要，他的乡野艺术趣味无可替代。由此，远远地，我向“高台社火”行了长长的注目礼。转身离去之时，心中有一份重拾旧梦的喜悦，有一份怅然若失的落寞。这一切，会给今天的儿童们一种启蒙，一种温馨，一种对传统乡俗的认可；只有这样，才能有效地酿出他们情，促发他们根，让他们不致于在朦胧中失去了自己。

年，过年，我且过年。我的十余个来自山村的雇工都走了，他们虽然都是中老年人了，但他们必须过年，必须回家去主持过年的一切。如此，山坡上，冷清得只有鸡的鸣叫和狗的长吠，当然，各色鸟也已经感受到春天的温暖了，一大早，它们就会从森林茂密处的巢里飞了出来，到我的土地上觅食。它们飞翔时的姿势，它们的歌声，不仅让我悦于耳，更悦于心，给了我一种温暖和力量。它们，也在过年。

我不喜欢做客，做各种各样的客，因为太吵太乱，同时，我的肠胃也不再需要那么多的鱼肉了。对此，我知道城里人担心我，他们明显地觉得我过年冷清，这就难免孤独，这就会收到一些略带怜悯的祝福。孤独是一种别人的自己的内心的主观感觉。如此，我坐在水塘边钓鱼的时候，会用我的方式和鱼对话；我在喂鸡的时候，会用鸡们认可的方式和鸡对话。特别那狗，它们知道你的喜怒哀乐，用它们才有的方式和你亲近。亲友呢，并不一定要在身旁，我会触景生情地编些短信发了出去。回信呢，却只有极少数人能理解我所表达的真情真义，给我理解和赞美。家人也常常会上山来看我，为我的日常生活做些操持。这就够了，在这平平淡淡的生活中，幸福无处不在。梨花就要盛开了，我会在那个时光里，杀鸡宰羊，酬谢四方。

年，过年，在山坡上，我且过年。你呢，同样地，也在过年。

编辑手记：

时空让古邑远逝，文字使记忆长留。刘绍良作为一个地地道道的的古城人，即使中间隔着几十年的沧桑岁月，脑海里依然无法抹去关于古城的记忆，阿甲和老银铺，年节和童年趣事，那些记忆里的琐记，读来依旧让人动容、动心和动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