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文瑞

北宋初年有一位绝顶聪明的文人陶谷，博通经史，文章过人。从五代后晋开始，陶谷就在朝中起草文书，历仕后汉、后周，到宋代依然在翰林院当老资格学士。宋人称其“自五代至国初，文翰为一时之冠”，然而他却在赵匡胤那里碰了钉子。

北宋建立后，陶谷仗着自己对赵匡胤当上皇帝有功，希望能够当宰辅大臣。按说，论他的能力和资历，都能排在赵匡胤的其他宰辅前面。后晋时，陶谷的文辞就是一流的，内外制命都归他一手掌管。而陶谷随机应变、察言观色的本事，常人更遠远不及。

陈桥兵变时，赵匡胤黄袍加身，返回开封，在众将簇拥下准备受禅。事出突然，周恭帝不知所措，禅让仪式需要正式文告，然而当时并未事先准备，一帮武将吵吵着找人写。

就在这紧要关头，陶谷不慌不忙从袖筒里拿出早就写好的禅让文告，得意地对赵匡胤说：“已成矣”。陶谷并未参与兵变密谋，只是通过自己的观察，就事先起草好了后周的禅让文告。这股聪明机灵劲儿，让谁都得惊讶。正因为有这样的功劳，所以，陶谷一心想上位也在情理之中。

但是，赵匡胤对陶谷却另有看法，只让他继续担任翰林承旨，却没有提拔他的动向。陶谷坐不住了，就让自己的关系户在赵匡胤面前当说客，结果赵匡胤笑道：“颇闻翰林草制，皆检前人旧本，改换词语，此乃俗所谓依样画葫芦耳，何宣力之有？”

说客强调陶谷的文字贡献，而皇帝却认为那些文字不过是依样画葫芦而已。这个话传到陶谷耳中，对他的打击委实不小，眼看升迁无望，就在墙上题打油诗一首：“官职须由生处有，才能不管用时无。堪笑翰林陶学士，年年依样画葫芦。”（《东轩笔录》卷一）

赵匡胤不但看不起陶谷，还波及他的子弟。乾德三年，陶谷的儿子陶邴参加科举，名列上第。赵匡胤毫不客气地说：“谷不能训子，安得登第？”（《宋史·选举志》）并由此下诏在科举中对高级官员子弟一律另行复试。他的另一个儿子陶鄑，也因在品官子弟考试中作弊而受到处罚。陶谷不但升官梦彻底破灭，还连累了自己的后代。

赵匡胤为何不用陶谷？这是值得深思的一个问题。按理，陶谷对赵匡胤是有功的，从陶谷的角度考虑，我为你登上帝位费尽心机，在禅让仪式最尴尬的时候给你救了场子，现在你皇帝坐稳当了就把我撂在一边，也未免太薄情了吧！那首打油诗就是这种心境的表露。

对于赵匡胤来说，当陶谷从袖筒中拿出禅位诏书来时，相信他被“惊呆了”。一次绝密的政变，竟然被一个局外的文人猜中，而且还想到了政变发起人没有想到的细节，事先安排了预案，这需要绞多少脑汁啊。但是，这种“惊呆了”是双面的。一个前朝的大臣，当政权易手之时，不是去想着怎样辅佐幼主，而是提前窥测风向卖身投靠，这需要多么无耻的心态啊。所以，赵匡胤对陶谷的看法，很有可能是大脑沟回太多而全无心肝。

如果赵匡胤是一个没有底线的厚黑之徒，那么他会对陶谷绝不信任但又委以重用；如果赵匡胤是一个讲求报恩的厚道君子，那么，他会对陶谷予以优待但敬而远之。

然而，赵匡胤却保留陶谷原位不动，且看不上陶谷的为人。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在于赵匡胤是考虑到用人的示范作用。五代之乱后北宋需要重建士风。战乱期间，士人苟活于世，斯文扫地。赵匡胤建立北宋，是要新开一个时代。而陶谷则把陈桥兵变看作当时骄兵悍将的一次寻常易位。所以，他的政治投机充分展示了自己的能力，却也同时展示了自己的无耻。陶谷没想到赵匡胤把气节看得那么重，所以碰壁在所难免。

那么，所谓气节，在君臣关系上是不是要求“从一而终”？也不尽然。陶谷的问题，在于前朝待他不薄。传统儒家倡导的君臣关系，从来都是双方面的，而且君居于主导位置。孟子所言“君之视臣如手足，则臣视君如腹心；君之视臣如犬马，则臣视君如国人；君之视臣如土芥，则臣视君如寇雠”，可以说是儒家关于君臣关系的正解。陶谷过于聪明，却只想到背叛前主为新主立功，而没想到这种行为会让新主看不起他的人品，这也可能是利令智昏的一种表现吧。

赵匡胤不提拔陶谷，说到底，既是陶谷自找的，也与赵匡胤对人性的深刻认识以及对社稷的责任感不无关系。

（摘自《各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