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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交决策中的信息沟通与决策——“紫石英”号事件处理失败原因之分析

2016-10-26张尔葭

学海 2016年5期
关键词:信息沟通谈判决策

张尔葭



外交决策中的信息沟通与决策
——“紫石英”号事件处理失败原因之分析

张尔葭

内容提要“紫石英”号事件是英国和中国共产党在二战后的第一次正面接触,双方对事件都采取了低调的处理方式。这本可以成为彼此通过协商或谈判进而开启正式交往关系的一个契机,但由于种种原因,该事件最终以“紫石英”号的被迫撤退结束。其原因是英国政府在事件发生前、发生时以及谈判中未能与中国共产党和英国远东分支机构达成有效的信息沟通,导致下情未通上,上令难下行,与中国共产党产生了不必要的误会和矛盾,作出了错误的决策。

紫石英号事件信息沟通失败原因

大英帝国装备先进的军舰,“紫石英”号被中共在没有穿甲炮的情况下重创,实在是一件不光彩的事。中方的当务之急是渡江,不愿在这件事情上牵扯过多精力,中国人民解放军镇江前线总司令在谈判过程中奉命做出过让步。但是为何最终事件仍以暴力结束,双方难以达成共识呢?笔者认为信息问题是造成这一结果的原因之一。具体来说,是英国外交决策中信息积累不足、信息沟通不畅和信息传递效率不高三方面的问题。这些问题,一方面是英国决策体制和结构性问题引起的,另一方面是由双方意识形态对立的特定环境决定的。

决策前期:信息积累不足

英国对中国共产党的了解过程漫长而不理想。二战时期,布朗基、威廉·邦林、李约瑟等人对延安和中共边区建设的报道是英国驻华使馆了解中国共产党的情报起源。1942年2月至1946年7月,担任英国驻华大使的薛穆爵士建议英国政府制定对中国共产党政策。之后,乔治·扬等人陆续向英国外交部汇报了中国共产党思想建设、组织建设、经济建设的情况。英国外交部对中国共产党的认识,从消极相信斯大林等人对中国共产党的评价,到开始主动、有远见地认识中国共产党。①这一时期,主要负责情报搜集工作的是前往延安的记者,负责汇报工作的是英国政治家。整个过程缺少有中国学背景的理论家,认识并不深刻,更不足以说服英国本土以丘吉尔为代表的反共政治家们。许多错误一直延续到“紫石英”号事件发生前,产生了负面影响:

(1)错误认识中国共产党与苏联的关系

早在1945年11月,薛穆在致英国外交大臣贝文的信中说,“在目前,中国共产党是自成一类的政党”,“中国共产党应该属于中国内部政治活动中的反对派或造反派,而非服从或与苏联有联系的受莫斯科只会的政党。”②但这一观点未得到英国外交部的官方认同。1948年6月,在《中国局势》备忘录中,英国外交部认为,“中国共产党毫无疑问在事实上首先是共产主义者。他们正在做我们所熟知的欧洲共产党所做的一切:不仅竭力在整个中国灌输共产主义的思想,还在中国以外的一些地区,结合当地的情况,以同样的方式进行宣传以获得对这些地区的支配权。”③

在“紫石英”号事件前,英国已开始讨论与中国共产党建立关系的必要性并谨慎地与中国共产党接触。但因犹豫不决失去了与中国共产党建立官方关系的先机。直到1949年初,英国政府仍然认为:“华北人民政府必须被看作阶段性的政权……还不知道目前的中央政府与中国共产党之间能否组成某种形式的联合政府。”“根据总的原则,我们不愿意在不适当的时候承认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政府,因为这会被人们误以为英国因为在华利益处于危险之中而不顾原则的承认中国共产党政权。”④故承认华北人民政府,与中国共产党建立官方联系的时机尚未成熟。

(2)错误认识中国共产党对英国的态度

关于国共内战,英国一直强调自己的对华立场,坚持《莫斯科宣言》中的“中立”、“不干涉”。这一决定不仅是因为“财政和经济状况阻止对战后的中国做出任何实质性的行动”(Viscount Swinton,1949)⑤,也因为形势未定,英国希望尽可能两手准备、利益均沾。“紫石英”号事件前,英国乐观地估计了英国在中国的地位和中国共产党对英国的态度。直到“紫石英”号事件后,仍有人认为从“中共在3月第二次全体大会发表的声明可以看出毛泽东对英国没有敌视态度,他在某种程度上还同情英国。”“中共是农村发家的,他们充分意识到自己管理城市工业的能力有限。中共欢迎民主党派和外国人帮他们顺利过渡……与中共建立良好关系的工作只能英国而不是美国来做”⑥。事实上,中国共产党确实没有将英国当作主要的敌人。当中国人民解放军渡江会议第一时间获悉英舰与中国人民解放军交火的消息,在场的将领都表示惊讶,甚至怀疑士兵认错了国旗。⑦但这并不表明中国共产党对英国毫无戒备之心,不会将英国干涉的可能性完全排除。更何况,从现有材料上看,英舰选择的时间段中国共双方曾出现了猛烈的战舰战事。⑧

决策中期:信息沟通不畅

这一时期,中国共产党尚未成立专门处理外交事务的部门。在官方交往渠道丧失的情况下,只有极个别英国外交官凭借个人与中国共产党上层领导的私人关系与中国共产党建立一定的联系。但他们的外交官身份又常是刁诡的——因为这种特殊身份,他们能够得到中国共产党的特别关注。但更多的时候,因为中国共产党不承认中国国民党政府与外国政府建立的一切关系,他们被挡在谈判之门外。英国驻华外交官们只能负责向英国本土政府传达中国共产党的意见,双方的谈判主动权完全掌握在中国共产党一方。

决策传达:信息传递效率不高

“紫石英”号事件发生以及谈判失败的一个重要原因,在于英国政府内部层级很多,实际操作中存在上层与下层、区域与区域之间、分支与总部信息传达的滞后。

层次多不仅使英国政府难以应付散布于世界的、庞大的分支机构,也造成了不少权力真空,为决策实施者提供了故意隐瞒信息、刚愎自用的可能。同为军方参加谈判,中国共产党的谈判策略、谈判进程却能事无巨细地向最高层汇报,毛泽东时刻掌握着“紫石英”号事件的最新动态。而英国则由远东舰队总司令布朗特作为英方谈判的指导者,他可以绕过驻华大使施谛文等人单独向谈判一线的克仁斯传达指令。而且,中国共产党方面的主要谈判代表有两人,而英方仅有克仁斯。这意味着,克仁斯的权力是没有受到监督和有效约束的。

这一事件反映了信息对外交决策的重要性。事件发生的重要原因,是英国对变化中的中国国情和中国共产党的不了解。不了解造成英国的盲目自信和对中国共产党力量的轻视,英国认为这种挑衅的行为可以被开脱,直到局面发展到不可收拾的地步才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在谈判过程中,信息沟通不畅令双方未注意到在尽快解决事件上的共识。中国共产党的东方式谈判策略让英方迷茫,英方未接到中方传达的让步之意,最终导致谈判陷入僵局。英国外交决策层次多,信息传递效率不高,加大了上层决策贯彻落实的难度。在这些因素的综合作用下,英国以逃离而非谈判结束事件。不仅损害了“日不落帝国”在亚洲的声誉,也丧失了一次中、英双方增进了解的机会。

①李世安等:《反法西斯战争时期的中国与世界研究》(第七卷),武汉大学出版社,2010年,第266-286页。

②FO371/47988,N15123/10674/38, Seymour to Bevin, 5 November 1945.

③FO371/69535,F8945/33/10,Foreign Office Memorandum, “Situation in China”, 24 June 1948.

④FO371/75810, F3305/1023/10, Minutes, 17 February 1949.

⑤Parliament debates, 19 January 1949. FOREIGN AFFAIRS. [Internet]. vol. 160 cc27-105. Available from:< http://hansard.millbanksystems.com/lords/1949/jan/19/foreign-affairs#S5LV0160P0_19490119_HOL_14> [Accessed 23 February 2011].

⑥Parliament debates, 05 May 1949. CHINA (BRITISH POLICY). [Internet]. vol .464 cc1224-349. Available from:[Accessed 6 March 2011].

⑦康矛召:《轰动一时的英舰长江事件(一)》,《世界知识》1988年第8期。

⑧路透社、《大陆报》等媒体曾在事件之前报道过南京附近国共发生了激烈冲突。如《大陆报》曾报道19日“午夜国军炮舰及炮兵猛烈攻击共军”,《1949年4月20日大陆报关于中国英国“紫石英号事件”的报道》,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档案馆馆藏档案,档案号:110-00045-04(1)。

⑨玮琪:《中国人民不可侮——回击英舰挑衅战斗纪实》,《党史天地》1998年第8期。

⑩Parliament debates, 26 April 1949. ATTACKS ON H.M. SHIPS. CHINA[Internet].vol.464 cc25-46 .Availablefrom: [Accessed 24 February 2011].

〔责任编辑:姜守明〕

张尔葭,中国人民大学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研究生,tvoxzhang@gmai.com。北京,1008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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