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早

“自己背着因袭的重担，肩住了黑暗的闸门，放他们到宽阔光明的地方去；此后幸福的度日，合理的做人。”

世间有些人，在还没有做父亲之前，就敢于对“怎样做父亲”发言。比如鲁迅。1919年10月，鲁迅写下《我们现在怎样做父亲》。这一年，鲁迅38岁，但是还没有做父亲。他的儿子要十年后，方会在上海出生。

我手里的这套《鲁迅全集》是家父购用的，《我们现在怎样做父亲》收在第一卷的《坟》里。这套书陪着父亲，从读研究生到教书廿五载到退休，相信这篇文章已是读得烂熟入味。父亲一直很佩服鲁迅“怎样做父亲”的观念。

来看父亲在哪些地方，划了代表重点的波浪线：

“自己背着因袭的重担，肩住了黑暗的闸门，放他们到宽阔光明的地方去；此后幸福的度日，合理的做人。”

“独有对于孩子，却威严十足。”

“本位应在幼者，却反在长者；置重应在将来，却反在过去。”

“只是有了子女，即天然相爱，愿他生存；更进一步的，便还要愿他比自己更好，就是进化。”

“开宗第一，便是理解……第二，便是指导……第三，便是解放。”

鲁迅这篇文章，代表了五四诸贤的观点：爱护儿童，尊重儿童的特殊性，保护他们不受自然与社会的伤害。这里面有些话当然是不易的真理，比如父母于子女，“愿他生存”，“愿他比自己更好”。我们自己在电梯里碰到陌生人，除非对方是老外，不然一般都是眼光看着脚尖，或掏出化妆镜或手机，总之很尴尬地盼着赶紧到站走散。但如果其中一人携了孩子，似乎自然就会教他/她打招呼，喊叔叔喊阿姨，旁人也就配合地逗一逗孩子。说明我们知道什么样的态度更友善，什么样的相处更和谐，只是自己做不到，却希望孩子能做得更好。

有意思的是，五四诸贤发起新文化运动时，大都还没有子女。他们主张“儿童的发现”，主要来自西方传来的现代教育观念，自觉真理在手，虽无实践经验，说话的时候也能斩钉截铁，第一第二第三。也是在1919年，胡适长子胡祖望出生，胡适写了一首《我的儿子》，里面说：

树本无心结子，

我也无恩于你。

但是你既来了，

我不能不养你教你，

那是我对人道的义务，

并不是我待你的恩谊。

将来你长大时，

这是我所期望于你：

我要你做一个堂堂的人，不要做我的孝顺儿子。

这都是很让人耳目一新的话，完全打破主流社会亲子关系“施-报”的模式。我自己在儿子出生后，也在博客上抄过这首诗，但抄写时心中滋味，并不像五四诸贤那么理直气壮，而是多少有些迷茫，也有一点儿恐慌。

五四诸贤对传统父子关系的批判，就是鲁迅所说“革命要革到老子身上”，之所以有效，是因为传统中国对亲子关系的定位，经常显得强横且偏执。有句话叫“天下无不是的父母”，又说“父要子亡，子不得不亡”。当然父对子的义务也是一管到底，只要没有分家，学业、工作、嫁娶、日用，都是父亲包办。中国传统的大家庭，其实有点像计划经济时代的单位。好处是事事有人替你安排，坏处也是事事有人替你安排。

比如朱自清的名文《背影》，写于1925年，记叙的是1917冬在浦口与父亲分手的情景。这一年朱自清虚岁20，刚从北京大学预科考入哲学系。朱自清父亲朱鸿钧48岁。

从《背影》的叙述中，也可以从中窥见父子两代的理念冲突。按说19、20岁的儿子，“北京已来往过两三次”，但父亲无法陪伴则已，一旦在侧，事事都不放心：本来说好让熟识茶房送站，也已“再三嘱咐，甚是仔细”，终于还是不放心，自己要去。到了车站，儿子买票，父亲照看行李，又忙着跟脚夫讲价钱，上车了，帮儿子拣定座位，嘱咐完儿子又嘱托茶房。然后，就是著名的“买橘子”场景——虽然是父亲坚持这样做，但20岁的小伙子坐在车上，中年肥胖的父亲穿着厚厚棉袍与大褂，“跳下去又爬上去”地穿过铁道又穿回来。这幅图景，实在也让人有些不舒服。舐犊之情固然动人，无理由的事事包办，受者未必真能坦然欣然。

朱自清写《背影》时，已经8年过去了。中间父子失和，睽违经年。回忆前事，字里行间满满都是歉疚与感恩。但若是往日重来，年少气盛的儿子是否就能意识到自己“聪明过分”，不笑父亲“迂腐”呢？未必。有了时间的间隔，叙事的过滤，“终于忘却我的不好，只是惦记着我”的，又何尝只是父亲这一方？

上次写完《重建被养娃毁掉的三观》后，读李泽厚《回应桑德尔及其他》，书中提到孟子所谓“父子之间不责善”，李泽厚解道，这是因为父子之间倘以理念上的“善”互相要求，则容易破坏家庭间的和谐关系。儒家文化强调纲常，讲“父父子子”，也不能完全视为只要求子一方尽义务，“亲亲相隐”便是双方之间的情感优先考虑。所以“虎毒不食儿”是普遍现象，“大义灭亲”倒往往来自子一代，比如《归来》中的女儿举报逃犯父亲，又或是前些年新闻里的女儿举报父亲包二奶。“我要你做一个堂堂的人，不要做我的孝顺儿子”，那么，为了一些“好名词”，如理想、事业、爱情、自由，是否就该牺牲掉父子之间来之不易的感情？

以此返观五四诸贤的亲子观念，也就看出过犹不及的偏颇之处。胡适与鲁迅，主张的都是绝无回报要求的无私的爱，理由是后代延续了生命，就已经完成了养育的目的，所以要求子女“孝”只是一种利己思想，要不得。这种思潮从东汉孔融的父母无恩说，一直到五四时期施存统的《非孝》，也是余韵不绝的“传统”，只不过并非主流。在批评者如汪长禄等看来，他们是在主张儿子们“白吃不回账”，也不是道理。

问题是，无论传统中国或现代社会，父子之间的天伦之情，并不是能够一二三四算得清清爽爽的，因此也就很难要求一方只付出，而不求任何回报（至少是情感上的回报）。无私奉献，劳而无怨，是圣贤的境界，以之要求普通人，则未免太过苛求。

鲁迅后来有了自己的儿子海婴，他还能不能坚持自己十年前的理念？有些是做到了的，如“无恩”，他在1931年儿子一岁半时致信友人，说“我不信人死而魂存，亦无求于后嗣，虽无子女，素不介怀。后顾无忧，反以为快。今则多此一累，与几只书箱，同觉举重，每当迁徙之际，大加擘画之劳。但既已生之，必须育之，尚何言哉”。既已生之，必须育之，这就是胡适所说“但是你既来了/我不能不养你教你”。

虽然说来无奈，“养你教你”却不是苟且敷衍的事。鲁迅对海婴，跟时下无数父母一样，对于孩子的愿望总是尽力满足，比如玩具，比如不强迫他做不喜欢的事，比如不介意他弄乱自己的书桌，海婴批评“这种爸爸，什么爸爸”，鲁迅也不以为忤。在鲁迅看来，或许是践行自己的教育理念，但在有些人眼里，不过是老来得子的溺爱罢了。这样说的人有之，这样想的人怕更多，以致鲁迅要专门写一首《答客诮》，为自己爱子之情辩解：

无情未必真豪杰，怜子如何不丈夫。

知否兴风狂啸者，回眸时看小於菟。

在其时社会主流观念里，为儿子包办一切是父亲的职责，但太亲近儿子，顺从儿子，又容易丧失父亲的权威与尊严。为儿子放弃自己的时间与事业，更谈不上明智。鲁迅在这一点上，虽无直接的文章论述，所思当异于常人。

我们应该记得《朝花夕拾》里有一篇《五猖会》（1925）。明媚的早晨，定好的大船泊在埠头，60多里水路外，盛大无匹的东关五猖会在向人招手，少年鲁迅“笑着跳着，催他们要搬得快”。就在这个时候，严厉的父亲出现了。他让鲁迅去拿平时读的《鉴略》，教鲁迅读了二三十行：“粤自盘古，生于太荒……”然后是：“给我读熟。背不出，就不准去看会。”

少年鲁迅“似乎从头上浇了一盆冷水，但是，有什么法子呢”？当他终于背出了这二三十行书，母亲、工人、长妈妈都欢喜无限，抱着他一起开始了这场梦想已久的旅程。只是少年鲁迅“却并没有他们那么高兴”，“开船以后，水路中的风景，盒子里的点心，以及到了东关的五猖会的热闹，对于我似乎都没有什么大意思”。

30多年后写《五猖会》，鲁迅还在“诧异我的父亲何以在那时候叫我来背书”。以鲁迅自定三原则，背书这事，“理解”“解放”是谈不上，说是“指导”，却是在这样一个不恰当的时间，以这样一种不恰当的方式。

我们可以给鲁迅父亲的这一举动找出很多理由，比如适时地显示父亲的权威。中国有个故典叫“庭训”，就是孔子的儿子孔鲤从庭院走过时，孔子叫住他训了一番话。所以“庭训”特指父亲对儿女的教诲。我少时看到这一段，也曾恶毒地想，万一孔鲤是急着上厕所呢？长大后才懂得，如果儿子真是急着上厕所，父亲规训的效果会更好。现代血汗工厂往往由工头控制员工的大小便时间（从《包身工》到富士康都一样），是建立威权化管理的有效方式。

如果应用高大上的教育心理学，也能找到依据：这不就是育儿专家们常说的“延迟满足”吗？不要让孩子觉得可以轻易得到什么，而是要想方设法推迟他的满足。编剧六六就很喜欢这种搞法，伊给儿子的“庭训”是“比尔盖茨也有钱，你为什么不让他给你买”之类。

但我们衡之以“父子之间不责善”，就会觉得这是以效果飘渺难言的压制行为，来无端造成父子之间感情的破坏。父亲的权威，未免近于滥用。

所以成年后的鲁迅将《鉴略》内容与五猖盛会一齐忘怀，就只记得这件事对少儿内心愉悦的打击与减损，记得这种无来由的管束造成的伤害。他后来曾说，人应该从小备一个本子，上面记下自己的种种欲望。等到成人父母，遇孩子哭闹，比如想去公园玩耍，呵斥之前，翻开本子，看到一条“我想去公园玩”，或许就可以理解孩子的心情。

所以即使在五四一辈人里，鲁迅对孩子的关顾与放任，也不多见。民国时父子关系或已不再像从前那样紧张，但孩子去干扰父亲的工作（那既是养家糊口之源，也是经国致世之事），也是不太被允许的。海婴要和鲁迅玩，鲁迅总是放下手头工作陪他玩，以致母亲许广平很为难，如去将海婴拉开，恐怕伤及父子天伦之乐，如果放手让爷儿俩玩，过后鲁迅也会笑着抱怨：又有一两个钟点被浪费了。

这已是不太符合传统父子角色定位的镜头。至于周海婴在《我与鲁迅七十年》中回忆，鲁迅为了打破孩子对身体、性别的禁忌观念，特意与许广平在家里裸体走动，更是至今也难以企及的先锋行为。

可惜鲁迅故世之时，海婴才不过七岁。我们看不到当海婴长大，脱离封闭的家庭教育环境之后，鲁迅先生会教儿子怎样应对青面獠牙的现实、无视道德的社会，以及惨淡经营的人生？当孩子进入叛逆期，试图摆脱父亲的影响，鲁迅又能否放下传统父亲的威权身份，给予儿子真正的理解与解放？

同路人胡适在1940年代之后，多次自承教子失败。大体说来，他面对的育子困境，也是鲁迅五四时期提出的“娜拉走后怎样”的翻版：摧毁了旧的教育传统与教育理念，又用什么来代替之呢？事事包办的父亲，与放任不管的父亲，是两种极端，执两用中，怎样取得某种平衡？自由发展与溺爱放纵，严格要求与压抑天性，它们的界限又在哪里？教育理念与育儿实践，如何在生活中达成一致？

这些问题，读那些斩钉截铁的育儿书没用，父亲节这一天，买礼物收礼物之余，每位父亲，也不妨好好问问自己的内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