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墨色寻芳花卉题材徽墨赏鉴

2016-10-25欢故宫博物院器物部馆员

紫禁城 2016年6期
关键词:制墨徽墨牡丹

林 欢故宫博物院器物部馆员

墨色寻芳花卉题材徽墨赏鉴

林 欢故宫博物院器物部馆员

目前所能见到的以花卉为主题的徽墨传世墨品大约有四种,在故宫博物院藏品中皆有标本可参看,它们分别是:大富贵亦寿考墨(四锭、五锭、十锭装)、富贵图墨(四锭、五锭装)、名花十友墨(十锭装)和乾隆御咏花卉图诗墨(四十八锭装)。历代制墨名家们充分发挥高超的书法、绘画、金石、雕刻艺术水平,融诸多艺术成果于一体,制作了大量的名墨佳品,这使得它们已从单纯的实用品转变为文人雅士所珍爱的艺术品。

传世墨品一览

大富贵亦寿考墨

胡开文制大富贵亦寿考十色套墨制于清光绪年间,为休宁派徽墨的代表作品之一。套墨十锭,为彩色绘画用墨,分红、黄、绿、白、藕荷等十色。其形状、规格、图案完全相同,墨均长方形。正面题阳文隶书填金「大富贵亦寿考」六字,墨面下方钤「仿易水法造」填金印款。墨背面浮雕牡丹异石图,寓富贵寿考之意。套墨装于黑漆描金彩色双龙戏珠的两只漆盒内,漆盒盖面中央描金隶书「大富贵亦寿考」字样,另配木匣一。墨质精良,色彩艳丽纯正。

「易水」是指制墨大师奚超的家乡。南北朝时,易水流域(今属河北省)的广大居民经过长期的制墨实践,摸索总结出一套独具规范的制墨法,世称「易水法」。「大富贵亦寿考」的典故出于唐将郭子仪。郭子仪,华州郑县(今陕西省华县)人,唐大将,以武举累官至天德军使兼九原太守。安禄山叛乱时,任朔方节度使,在河北击败史思明,收复长安、洛阳,因功升中书令,后又进封汾阳王。戏剧传说郭子仪有七子、八婿,都在朝做官,其中有个儿子郭暧更是当朝驸马。郭子仪寿活八十四岁,人们羡慕其官高位显,又长寿且子孙满堂,称颂为「大富贵亦寿考」。「胡开文」是中国历史上经营规模最大的制墨企业,也是徽州制墨历史上最悠久的老字号之一。所谓胡开文徽墨,是指在清乾隆三十年(一七六五年)由徽州人胡天注草创,前后共七代传人发扬光大的以「胡开文」为名号的休宁派制墨家族所生产的系列墨品,其堂号为「苍珮室」,为清代四大制墨名家之一。创始人胡天注,名在丰,字柱臣,清徽州府绩溪县上庄人(今安徽省宣城市绩溪县上庄镇上庄村),少年时期即赴休宁县城海阳镇,在「汪启茂」墨店当学徒以谋生,后出师自立。由于他潜心钻研历代墨法,博采众长,又有所创新,既重经济效益,更重质量保障,终于成为休宁乃至徽州制墨业的后起之秀。胡开文原先只有海阳(休城)、屯溪(屯镇)两店,但其后人依靠广泛的官场人脉和出色的营销手段,顺应了洋务运动背景下的社会大变革,最终使得胡开文墨业走出徽州,不断发扬光大,并最终垄断了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的中高档徽墨市场。

袁昶大富贵亦寿考墨,墨呈长方形,清同治甲子年造。正面有「大富贵亦寿考」六字阳识,凹入地作金色,字面涂漆,背面篆书「芳郭钝椎监制」,亦阳识涂漆。墨的一侧镌「同治甲子冬」,另一侧镌「歙州胡开文造」,顶镌「顶烟」,俱楷书阳识。

「芳郭钝椎」为浙江桐庐袁昶的别号。袁昶,清末大臣,学者,《清史稿》卷四六六有其传:

袁昶,字爽秋,桐庐人。从刘熙载读,博通掌故。光绪二年进士,授户部主事,充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章京。十八年,以员外郎出任徽宁池太广道。……二十四年,迁陕西按察使,未到官,擢江宁布政使,调直隶。未几,内召,以三品京堂在总理衙门行走,授光禄寺卿,转太常寺卿。……二十六年,擢户部尚书。

后因政治斗争,袁昶死于义和团运动时期。

富贵图墨

胡开文造陈士绶谨呈富贵图墨,亦称大富贵亦寿考墨,同样为休宁派徽墨的代表作品之一。墨为五锭一套,形状均作长方形。面刻牡丹山石,填金银,绿色,背刻各式「寿」字,每锭二十字,共一百字,俱篆书阴识填金。其中一锭有隶书填绿「大富贵亦寿考」五字,旁有楷书阴文「椒生夫子钧赏」六字。一侧镌「徽州胡开文造」,顶镌「顶烟」二字,俱楷书阳款。陈士绶,为清末地方官员,任知州,故于光绪年间。

曹素功六世孙德酬监制富贵图墨,四锭一套,附黑漆描金盒一,盒盖正中上题「富贵图」隶文三字。每锭墨均作长方形,正面所绘牡丹风格清雅脱俗,虽纹饰不一,但可同中求异,连成一幅「山石牡丹」连环图案。墨背面分别以篆、隶、行、楷体文字书牡丹诗句,其中篆书《题画牡丹》诗为元人李祁所作:「国色名花生盛唐,画图留得一枝芳,珠帘不动微风起,犹带开元粉腻香。」隶书《题二色牡丹二首(之一)》为明人王衡所作:「宫云朵朵映朝霞,百宝栏前斗丽华。卯酒未消红玉面,薄施檀粉伴梅花。」行书《画牡丹》为明人文徵明所作:「粉香云暖露华新,晓日浓薰富贵春。好似沉香亭上看,东风依约可怜人。」楷书《题牡丹》为明人沈周所作:「名牌新样紫芽刊,露重烟轻正好看。却怪锦云低亚树,带风扶上玉栏杆。」四诗俱阴识填金。墨的一侧镌有「乾隆壬寅年」及「歙曹素功六世孙德酬监制」,顶镌「贡烟」,俱楷书阳款。此套墨模具雕刻极为细致,显示了清代歙派徽墨的高超技艺。

名花十友墨

清人徐康《前尘梦影录》中记载过其友王味隒所藏墨:

……余所见充贡巨挺「名花十友」而御制咏花诗,隶书阴文,背折枝花,阳文,约五两余一挺,漆边长方形……

由此可见,名花十友墨到清末仍是徽州制墨业的经典范例之一,并一度列于贡品之列,被徽州当地官员进奉于朝廷之中。目前较为典型的,有汪节庵仿制名花十友墨。墨为十锭一套,盛放于黑漆描金木盒之中,盒面中央隶书「名花十友」,饰云龙纹。墨均作长方形,墨面各雕名花一种,并分别加以「十友」题识名之,分别为「仙友(桂花)」、「佳友(菊花)」、「清友(梅花)」、「浮友(荷花)」、「名友(海棠)」、「韵友(荼蘼)」、「雅友(茉莉)」、「殊友(瑞香)」、「艳友(芍药)」、「禅友(栀子花)」,纹饰与题名涂金。墨背面均题「名花十友」,有楷、行、隶、篆四种书体,阴文填金。墨侧均有阳文楷书「歙汪节庵仿制」款。墨上花卉运用阳线与浅浮雕相结合的表现形式,展现出花卉的俏丽,描金又增其华贵。此墨墨色深沉,金色鲜丽,工艺考究。

清光绪 胡开文制大富贵亦寿考十色墨每锭墨长一六·三厘米 宽三·六厘米 厚一·二厘米故宫博物院藏

清同治 胡开文造芳郭钝椎监制大富贵亦寿考墨故宫博物院藏

清 胡开文造陈士绶谨呈富贵图墨每锭墨长九·七厘米宽二·四厘米 厚一厘米故宫博物院藏

清 曹素功六世孙德酬监制富贵图墨每锭墨长九·七厘米 宽二·四厘米 厚一厘米故宫博物院藏

据考证,这套集锦墨系仿自方于鲁的式样。「十友」、「十二客」之说在明代已出现,并被明代著名版画雕刻家丁云鹏(南羽)改编设计进明代制墨家方于鲁所录《方氏墨谱》中。其卷三「名花十友墨」并叙曰:

昔宋曾端伯以十花为十友,谓桂仙友、菊佳友、梅清友、荷浮友、海棠名友、荼■友、茉莉雅友、瑞香殊友、芍药艳友、薝禅友,各为之词。张敏叔又以十二花为十二客,各赋以诗。余因戏辑为诸墨,一曰名花十友,一曰名花十二客。

又「名花十二客墨」并叙:

昔宋曾端伯以十花为十友,各为之词。张敏叔又以十二花为十二客,谓桂仙客、梅清客、菊寿客、兰幽客、莲静客、牡丹赏客、瑞香佳客、丁香素客、荼■雅客、蔷薇野客、茉莉远客、芍药近客,各赋以诗。余因戏辑为诸墨,一曰名花十友,一曰名花十二客。

乾隆御咏花卉图诗墨

乾隆御咏花卉图诗墨的具体纹样可见于清代制墨名家汪近圣及其子孙所辑录的《鉴古斋墨薮》中。两岸故宫博物院中皆藏有实物,此套墨分黑、白、绿、蓝、黄、朱六色,共四十八锭,皆为长方形,共盛于两只黑漆嵌螺钿锦盒内。具体内容包括:天竺、鱼儿牡丹、茶花、牵牛、长春、万寿菊、珍珠兰、迎春、玉簪、石榴、山丹、玫瑰、夹竹桃、枇杷花、杏花、蔷薇、百合、秋纱、紫藤、樱桃花、海棠、荼■茉莉、瑞香、水仙、梨花、玉兰、绣球花、兰、珍珠兰、石竹、凤仙、梅、芍药、凌霄、木芙蓉、罂粟、翠雀、菊、蝴蝶花、桂、腊梅、紫薇、荷、锦葵、鸡冠、牡丹、栀子。每锭墨正面为各种名花图形并阴文题记,背面则为阴文御制咏花诗。

该墨墨模雕刻精致,花叶交错,呈现出多个层次。花蕊、叶脉、树干纹理均细致清晰,刻痕仔细无瑕疵。其图案均为册页式小景,与清代宫廷画风一致,为乾隆时期宫廷御墨的代表作之一。

休宁派与集锦墨

集锦墨,是中国墨史上从实用向装饰发展的产物。人们一般认为其由明代制墨家汪中山始创。关于集锦墨的概念,尹润生先生在《明清两代的集锦墨》一文中指出:集锦墨是带有装饰的成套丛墨。尹润生先生详细列举了集锦墨的几个要素,即类型与特点、形制、功能等。据其论述,集锦墨按类别可分为三种:一、每锭墨形式各殊,图案各异;二、每锭墨形式相同,而绘图题识互异;三、选用不同的名品,聚集在一起,即所谓「豹囊丛赏」或「瑶函墨」,各墨的形式、图案、名称都不相同。同时,尹润生先生还指出集锦墨具有以下四个特点:

墨料坚细,制造技术相当熟练;镌模技巧精湛,造型多样;画家、书法家的艺术在墨上得到表现;墨囊匣装潢华丽考究,形式美观。

以上四点是组成集锦墨不可缺少的部分,同时也说明了集锦墨是多方面艺术的总汇。

清 汪节庵名花十友墨每锭墨长一〇·七厘米 宽四·四厘米 厚一厘米故宫博物院藏

明代方于鲁所著《方氏墨谱》卷三载“名花十友”

明代方于鲁所著《方氏墨谱》卷三载“名花十二客”

清代汪近圣所著《鉴古斋墨薮》中所载「御咏牡丹」

集锦墨是在明清徽州制墨产业化、商品化的激烈竞争过程中产生的,集中体现了徽墨制作流派中休宁派的艺术风格。休宁派又称休宁墨派,是明清时期徽州府休宁县一地由制墨风格极其近似的制墨手工艺团体创立的徽墨艺术形式。其制墨特点为华丽精致,多以金银彩色装饰墨体本身,给略微单一的徽墨增添了些许丰富的表现形式。不仅如此,此类墨品式样繁多,多以套墨形式出现,进而成为供人欣赏的工艺美术品。徽州墨派之中,歙派以隽雅大方、雍容华贵见长,多服务于宫廷权贵,婺源派则多为「市斋名世」墨,以满足社会底层市井、未及第书生生活学习之需,独休宁派推崇集锦系列,其墨样式繁杂、华丽精致,多受富豪喜爱。休宁派的创始人为明代中后期著名制墨家邵格之、汪中山等人,清代的代表人物则有叶玄卿、汪时茂、汪斗山、胡开文等。

据国家博物馆王俪阎先生《明清集锦墨》一文,休宁派的墨工和墨商们大多数是无权无势、普通手工业者出身,其政治地位、经济实力及人际关系都无法与歙派相比。他们要想在激烈的墨业竞争中占据一席之地,只依靠墨的质量是远远不够的。休宁派的优势是制墨经验丰富,技艺超群。更为难得的是,此时社会对于墨的需求正在发生着变化。从出土文物和文献资料显示的信息来看,明代中叶之前,文人多注重墨的品质,而在明晚期则多注重墨品的外形是否美观夺目,对实际品质高下的要求反而处于次要地位了。这种由实用向观赏的转变到明代中晚期尤为明显,特别是在民间墨品之中,墨锭上的装饰图纹题材骤然变得丰富多彩起来。例如明万历年间,山川风物、天文星宿、历史典故、神话传说、佛道古贤、墨林逸事、诗文佳句、祥瑞吉兆等等,全都成为了装饰题材。此时,在墨锭表面进行各类图案装饰,似乎已为当时所有徽州墨工所热衷。休宁派墨工在此大趋势下,为了争取用户,除了在产品质量上精益求精之外,还特意在装饰上下工夫,将实用性和装饰性有机结合了起来。其品牌墨包括「太极」、「玄香太守」、「客卿」等。

汪中山,明代中后期墨工,休宁派创始人,因制作「集锦墨」而著名。他凭借着在实践中摸索出的经验和不断大胆地推陈出新,独树一帜,进而创造出在激烈市场竞争中以奇巧取胜的名优产品。明代高濂《遵生八笺》「燕闲清赏笺·论墨」记载:

……前如汪中山翰史,初时制墨,质之佳美,不亚罗墨(明代歙派代表人物罗小华)。其精品,以豆瓣楠为匣,内用朱漆签,以中款表曰太极、两猊、三猿、四象、五雀、六马、七鹇、八仙、九鸶、十鹿,皆以鸟兽取义。又有玄香太守小长墨四种:一曰彘文,二曰卧蚕,三曰亚字,四曰玉阶。有客卿四种小元墨:曰太极,曰八卦,曰圆璧,曰琼楼。有松滋侯四种小方墨:一亚字,二维纹,三九云,四螭环。有墨挺墨柱。余先得其数种试之,质轻烟紫,可谓九玄三极矣,似在罗上,其神品也。

牡丹花卉文化的体现

牡丹是我国的传统名花,被誉为「国色天香」、「花中之王」,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有着极其重要的地位和价值。纵观清代牡丹文化在徽墨中的表现形式,我们可以发现以牡丹为代表的中国花卉经历了儒家美学意蕴的三个层次:

第一层,通过实际描绘来理解并得到审美。古代中国人在对各种植物的生物学特性和生态习性有所把握的前提下,常用拟人的手法,利用花的色、叶、香等植物特征,将花卉的各种自然属性与人性、品格、情操来进行类比,以花喻人,将花卉的自然属性与人相关联,进而形成一种普遍的社会观念。如利用牡丹花叶的「富贵」涵义,把牡丹与石头或梅花组成的图案寓意为「长命富贵」。

第二层,人们通过对自然界中各种花卉的了解,在欣赏者的心理上增加了对事物情感性质、特征的理解。牡丹花大色艳,层层叠叠,具有雍容华贵的丰腴之美,传达出磅礴的春天的气势,因而具有成为盛世精神的最好象征和载体的潜质。唐绥祖进御制乐善堂诗墨之苍松牡丹墨即是代表之一。此套墨二十四锭一套,为乾隆年间湖北巡抚唐绥祖所进,表达对乾隆盛世的赞颂。其中苍松牡丹墨为长方形,上端委角,饰以抽象螭纹。墨正面楷书「御制乐善堂诗」六字,填金,上嵌米珠一颗。背面为楷书阳文弘历作《苍松牡丹》诗一首,其中「苍松牡丹」四字为阴文填金,文曰:「锦绣堂中开画屏,牡丹红间老松青。日烘始识三春丽,岁暮犹看百尺亭。夭矫拏空欣得地,辉煌散彩正当庭。一般都是生生意,坐对从知笔有灵。」此文亦见于《御制乐善堂全集定本》卷二十四,内容集中体现盛世中古代文人高雅闲适、潇洒风流的艺术审美气质,传递着当时文化精英对文化发展方向与审美艺术理想的观念态度,更赋予了牡丹繁荣富贵、太平昌盛以及苍松万古长青的政治文化意蕴。

清乾隆 唐绥祖进御制乐善堂诗墨长八·八厘米 宽一·八厘米 故宫博物院藏

第三层,「比德说」是儒家的自然审美观,主张从伦理道德(善)的角度来体验自然美。中国文人在「花」的形象美以外,更多地将关注点聚焦于「花」的精神之美,在「立象以尽意」、「比德」等审美意识驱动下,对「花」的种种天然特质赋予人格化的体悟和阐释,使其成为理想人格的象征、精神风骨的化身。托物寄兴、因物喻志、借物讽喻、感物兴怀是古代中国文人重要的审美理想。

以牡丹题材墨品为代表的休宁派徽墨在设计理念上,更加贯彻了「雅俗共赏」这一原则。由于中国古代儒家文化传统的影响,导致明清时期各个社会阶层在审美心理上虽因生活环境、受教育程度等不同而有所差异,然而界限却并非特别分明。相对而言,徽墨中花卉类写实性题材摆脱了权贵与士绅们关于自我身份「高层次」定位的局限,而与整个社会共同的思想情感相互作用,这就促进了花卉类徽墨题材创作的无限丰富和普及化。即便其墨品题材的雷同频率相对较高,却仍然能为各个阶层所接受,进而备受推崇和喜爱。对「花」的眷恋,己深深地积淀于中华民族的深层心理结构之中,成为民族文化的一部分,至今仍发挥着极其重要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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