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耜

对于旧式儿童教育，作为亲历者的鲁迅，虽曾有过辛辣的嘲讽和严厉的抨击，但一种无法切割的文化血缘，还是让其内心深处保留了若干温馨与眷恋。关于这点，我们只要细读先生的某些作品，如《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怀旧》等，便不难有所体悟。正是基于这样的情感储存，1933年夏日，当鲁迅看到报端有人谈论当年私塾中使用的描红口诀时，不禁浮想联翩，泚笔呼吁：“倘有人作一部历史，将中国历来教育儿童的方法，用书，作一个明确的记录，给人明白我们的古人以至我们，是怎样的被熏陶下来的，则其功德，当不在禹下。”

文苑名家王充闾先生，出生于鲁迅逝世的前一年。在他的少年时代，学校体制早已确立。他原本应该和许多同龄人一样，背起书包上学校，坐进教室听新知。然而，命运赐予他的一方故土，偏偏环境荒僻，土匪横行，阻碍了学校的兴办。为此，年幼的他，只好结结实实地读了8年私塾，成了和鲁迅一样的旧式儿童教育的亲历者。按说，在实际生活中，充闾这段机缘错位的私塾生活，未必没有寂寞与苦涩，然而，六十多年过去，当他以一卷散文《青灯有味忆儿时》（现代出版社出版），作“朝花夕拾”时，不但当年的诸般场景因时光的淘洗和过滤而滋蔓出隽永的诗意；更重要的是，这场景中原本承载的更深一层的精神内涵和文化密码，亦在日趋成熟的时代意识的烛照下，得以清晰呈现。所有这些正暗合了鲁迅当年希望关注儿童教育史的呼吁，从而成就了一桩有功德的事情。……